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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孙科政府的困境 蒋介石下野后，宁粤双方中委于12月22日至29日在南京举行四届一中全会。全会基本上依据上海和谈原则，通过了《中央政治改革案》等重要决议。会议推选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三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推举蒋中正、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叶楚伧、顾孟余、居正、孙科、陈果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长。会议还决议以李文范为内政部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黄汉樑署理财政部长，何应钦任军政部长、陈铭枢兼交通部长、朱培德任参谋总长、李济深任训练总监、唐生智任军事参议院长等。1932年1月1日，孙科政府正式宣誓就职。然而，孙科政府在成立之初就面临着严重困难。 首先，孙科政府未能获得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三人的有力支持，基础不固。按理说，孙科政府是蒋、胡、汪三派系争斗妥协的产物，又得到蒋、胡、汪三人的一致同意，应该有很好的基础，然而事实却不尽然。依照四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并以中央政治会议为政务最高决策机关，凡对内对外各项施政方针，均须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政府方能施行。四届一中全会推选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三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轮流主席，但蒋、胡、汪三人均不入京，致使各项政务无法推行，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 孙科政府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蒋介石被逼下野，孙科为最得力者之一，故蒋介石对其痛恨难消。早在蒋介石决心辞职前夕，就对吴铁城表示不愿将政权交给孙科，其曰：“哲生不肖，总理之一生为其所卖，彼到结果，不惟卖党，而且卖国，余为总理情义计，良心上实不敢主张哲生当政，乃爱之也。”12月18日，孙科入京拜见蒋介石，蒋对孙说：“兄任行政院长，欲用陈友仁为外交部长，不如用伍朝枢，可免国民之反对也。”但孙科不以为然，“且以为干涉其职权”。由于遭受孙科的怀疑，蒋介石更为不满，并决心离京返奉。其在日记中云：“余本无留京之必要，徒以为党国存亡关系，不能不有良心与道德上之协助。”19日，蒋介石出席四届一中全会谈话会后再次“决心退出，不可再事犹豫矣。”随即命陈布雷草拟致大会函，表示：“为尊重约法与党纪，不能再参加党务矣。”22日，四届一中全会开幕式结束后，蒋介石即返回奉化老家。蒋介石将出席此次开幕式视为奇耻大辱，其在日记中云：“此种争权夺利之政客，毫无革命精神”，“ 明日开一中会全，腐化恶化鏖集一堂，诚所谓一丘之貉也。余亦不能不忍痛参加，视为奇耻之一，是会诚为亡国开始之纪念也”。1月1日，孙科致电蒋介石，声称：“新政府虽已产生，以先生及展堂、季新两兄均不来京，党国失却重心，弟等何克负荷？苟不幸而颠踬，弟个人焦头烂额，固不足惜，其如国事不易收拾何？以先生平昔爱国爱党，逾于恒人，想不忍袖手而坐视也。务恳莅京坐镇，则中枢有主，人心自安。” 然而，蒋介石置之不理，只请其兄蒋锡候代为复电。他说：“哲生非任艰巨之才，吾早已一再忠告之矣。彼乃自知不明，易被人惑，恐今日尚未能彻底觉悟也。吾复何能为力哉！”可见，蒋介石对孙科政府是不会赞助。 孙科组织政府，对胡汉民显然更为有利，胡汉民也理应入京襄助。然而，胡汉民却表示“以在野之身，随时献替一切”，坚不入京。胡汉民之所以不愿入京，一方面是由于蒋、胡、汪三人貌合神离，胡汉民为了阻止蒋介石入京，自己也坚持不入京。另一方面则是胡汉民一向自视甚高，表示“既不代表粤方，又不代表京方”，而以国民党元老自居，因此不愿降尊屈就。而汪精卫与胡汉民在上海和谈时早有“进退一致”的约定，胡不入京，汪也不便入京。于是，出现一个归隐山林，两个称病不来，导致孙科政府在其成立之初就缺乏牢固基础。 其次，孙科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自蒋介石下野后，财政部长宋子文也请求辞职，声明对财政部事务维持至12月22日止。自宋子文辞职后，国库一空如洗。正如孙科所言：“以言财政，几年来债台高筑，罗掘已空，中央收入每年本有四万万，但除还债外，能用之款不及一万万。欲再发债则抵押已尽，且市面债券价格，不过二三成，即强发债，于事何补？最近财政、税收，每月不过600万，而支出方面，只军费一项，每月仍需1800万。”其实，早在新政府成立前夕，外界就评论：“财长无论属谁氏，（财政）来源均无办法，新政府之最难问题，亦在此一点。”果然，上海的金融、银行界不信任孙科政府，新政府根本借不到钱。对此，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陈铭枢说：“自宋子文下台时，黄汉梁派员接收国库，未得分文现金，而宋还拖欠了银行界1000万。因蒋、宋事先各种布置，银行界人物又多老奸巨猾，拒不与政府合作。” 其三，孙科政府面临严峻的外交形势。在孙科政府成立之时，日军就向锦州发动进攻。12月2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并以国民政府名义电令张学良：“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12月26日，张学良复电国民政府，声称：“日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州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否则空言固守，实际有所为难”，并要求政府迅速派兵支援。30日，国民政府再次电令张学良：“陈述困难各节，均所深悉。惟日军攻锦州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各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应尽之责，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但东北军稍作抵抗即借“给养弹药，均受日飞机妨碍，不能供给，未克持久抵抗”而撤退。12月31日，陈友仁发表讲话，声称：“锦州驻军退入关内一事，过渡政府不负责任，应由张学良负责。”而东北将领则宣言：“此次失东三省之责，须邹鲁、陈友仁负之责。陈等种种勾结日人事实昭然。陈等以此陷害东北，反以此责。”1932年1月3日，锦州失陷，民情愤激。1月5日，孙科不得不发表讲话，声称： 关于外交问题，一般国民对暴日之蔑弃一切公理道义，侵占我国领土，破坏世界和平，莫不主张以国家武力，积极与之抵抗。前此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要求国联依据盟约速以有效方法严行制止，现日方仍悍然不顾。我国锦州又告失守，国民心理愈形愤激，对国内军政当局之责望益切，欲立时下令全国总动员以收复失土，几为一致之要求。国民有此表示是国民尚有生气，此种重大觉悟，必须永久保持，不必因一时之挫折而即灰心，果人人发愤为雄，抱定奋斗决心，终有战胜强权之一日。惟政府所处地位之困难，在国民方面亦应明了。二十年内战频仍，疏于建设，国防上之准备向不充分，是必须全国人民与政府一致合作，政府本身亦能一德一心，应付当前大难，庶于事乃能有济。现在外交情形，如此紧急，政府对此重大问题，亦必须由中央政治会议共同研究，或和或战取决国民公意。确定大体方针，在汪、胡、蒋三常委未到京以前，政治尚少中心，故未能率尔决定。 在内忧外患之际，孙科政府实际接手的是一个烫手山芋。在没有蒋、胡、汪支持的情况下，孙科政府为了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处理形势更趋严峻的外交难题，唯有寻求新的破解之道，而陈友仁提出的对日绝交方案就是其中之一。 二、对日绝交方案 锦州失陷，因为当时处于过渡政府时期，孙科政府尚可推卸责任。但锦州失陷后，日军不仅没有停止军事行动，反而在上海示威挑衅。如何有效地阻止日军扩大侵略，就成了孙科政府最紧迫的任务。为此，孙科政府在外交部长陈友仁的极力主张下，拟采取对日绝交的方案。孙科政府之所以拟采取对日绝交的方案，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关于外交问题，粤方一向以革命外交批评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1年10月17日，胡汉民发表重要谈话，声称：“我人之对日外交，应确定一坚强之原则，其原则即'绝对不屈服于任何暴力之下’与'绝对不能丧失国家之权利’是也。故此时全国上下，不能不抱有拼命的决心与准备。10月28日，胡汉民在接见首都各界抗日救国会代表时，再次强调：“我国目前唯有厉行革命外交方有办法。”蒋介石下野后，孙科等粤方中委相继入京，并于12月17日发表共同谈话：“目前之外交问题，同人等已屡次宣言，必以不丧权、不辱国之精神，坚忍不拔之毅力，达到恢复领土主权之目的，以副国人之期望，为吾人之职志矣。统一政府成立后，同人等相信，必能尊重民众与人民，同心合力发挥革命外交之精神，选用革命外交之策略，以恢复东三省之领土主权。至不得已时，同人等相信新政府亦必下最大之决心，绝不至有负国民之期望也。至此次丧失东三省，则凡直接负守土之军政当局，实应负其责，而受国之公判。”对日绝交方案的提出，正是粤方革命外交政策的继承与发展。 其二，民众要求对日绝交的呼声日益强烈。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纷纷要求政府武力收复失地。10月2日，湘省各将领通电对日宣战，声称：“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其传统一贯之大陆政策，自巧日起，出兵东北，强占我领土，残杀我同胞，焚毁我官署，事体之严重，绝非寻常外交问题可比，对付之法，除正式宣战外，无可以救亡者。”上海市商会致电国民政府要求：“速谋自卫，以武力接受防地” 各地学生更是热血沸腾，纷纷要求政府出兵收复失地。11月24日，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举行全国学生对日作战示威大运动，请求政府“严办张学良，出兵援助马占山，抗拒日兵。”26日，上海各大学组织督促政府对日出兵团2千余人，到国府请愿，高呼“督促政府出兵；惩办张学良；武力收复失地；实行革命外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锦州失陷后，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事端，进行武力威胁。于是，各界抗日民众运动更加高涨，要求对日宣战的浪潮更是甚嚣尘上，而孙科政府也因对日外交一筹莫展而备受指责。1月11日《申报》发表时评，批评新政府在外交上毫无办法：“新政府成立，新外交当局曰打破国难当用外交手段。手段则如何？人民引领以望，锦州又陷落，热河又告急，手段仍不可闻，不可见。如曰有之，亦不过为以夷制夷，拒前门虎引后门狼之一贯之外交政策，是则又一亡国之道也。”在民众的压力下，孙科政府企图采取对日绝交的激进方式获得民众的支持。 其三，对日绝交方案获得冯玉祥、陈铭枢、李济深等人的支持。冯玉祥早在1931年9月底就表示：“此时欲谋救亡，确有介石即日通电认罪，即行解职听候国民公判，始能统一革命力量，一致对外，先行对日绝交，准备对日决战，表现人民之真意。”陈铭枢身兼行政院副院长和京沪警备总司令等职，其在孙科政府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事实上，陈铭枢本来是作为蒋介石的亲信而安插在孙科政府，但其激于义愤，对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三人袖手旁观至为不满，从而转变成为孙科的重要支持者。1932年1月12日，孙科会同陈铭枢约集李文范、陈友仁、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吴铁城等人会商，决定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不能入京时，设立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重建政治中心，以处理财政和外交等问题。并推选于右任、张静江、居正、孙科、陈铭枢、朱培德、何应钦、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陈友仁、顾孟余等为特务委员会委员。1月15日，特委员会就对日绝交方案进行讨论，决议如蒋、汪、胡三人均不入京则实施对日绝交方案。 其四，为引起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1月3日，日本违反国联12月10日关于中日双方不得再有挑衅军事行动的决议，出兵占领锦州，再次暴露其无意遵守国联决议，坚持侵略扩张之本质。日本占领锦州，令美国非常震惊。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日两国，称：“凡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表订立之条约协定，足以损害美国或其人民在华之条约权利，或损及中国主权独立及领土主权完整，或违反华门户开放政策者，美国政府均无意承认。又，凡违反1928年中日美三国于巴黎签字之非战公约之方法而造成之情势、条约协定，美国政府亦无意承认。”此即著名的“史汀生主义”。美国对日态度的强硬，令孙科政府看到了新的希望，陈友仁企图通过宣布对日绝交引起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其在1月16日特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反复说明，“对日绝交并非与日开战，乃一种引起国际间同情之手段而已。” 三、外界的反应 陈友仁在特委会提出的对日绝交方案经报端披露后，立即引起了外界的震动，支持或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对日绝交是对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否定，也是在日军不断扩大侵略，国联干涉无效的情形下，采取的一种积极应对方针，一定程度顺应了民众的抗日要求，因此也获得众多民众的支持。1月26日，有人给国民政府上书，支持政府的对日绝交政策。他在书中写道： 日本侵占东省原系吞并我国之第一步，然我国尊重公约，不肯宣战，或以为我国现在战备未充实，与日作战难期胜利，故不如暂时容忍，即东三省一时为日占据，我国期以十年备战，将来总有夺回之日。我国政府人民每遇外侮，皆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为苟且偷安之口实，其实则徒费时日。二十一条创巨痛深，济南惨案仇深似海，当时虽有积极备战之意，而时过境迁，则又忘之。 国民今日可谓愤激极矣，唯一希冀政府对日宣战。本党兴师北伐，以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相号召，故人民望风响应，三年而统一中国。若此时不对日宣战，人民之信仰已失，而反动之徒乘机煽惑，以救国相号召，则我党苦心所恃之大局将瓦解矣。故今日欲免内乱，惟有对日宣战。对日非战即亡，对内不主战则乱，除战之外，殊无可以自存之道。 该言论虽不免偏激，但却较为真实地反映了陈友仁等人对日绝交的想法。然而，对日绝交的支持者虽然很多，但批评与质疑声音也不少。其中，尤以1月18日《申报》所发表的时评更具代表性，时评声称： 当局新外交方案要点有三：一、对日绝交；二、请美国召开第二次华盛顿会议；三、向国联提盟约第十六条。 国联之不足恃，吾人已屡次论及早成洞穿之纸虎，无从再戳。盟约十六条，望文生义，殊为严重。然所谓经济绝交与武力准备，国联实无强施之能力，故十六条第二段对此两点，已说明国联行政院之责任，仅在向诸盟员国“建议”。在理论上已知其万难实行，况国联三次决议，皆足以证明各国绝无用断然手段之决心。故今日即提出十六条，结果亦决无希望。至多于国际间多造一种空气，延挨时日而已。 请美国召集第二次华盛顿会议，其意义在希望美国提警告之后，作进一步之表现。此进一步之表现，关键不在美国而在列强。列强对此次照会态度几一致冷淡，而日复美牒，内容尤为滑稽。在此情形下，而欲美国召集第二次华盛顿会议，有所不能亦已可知。 新方案中，对日绝交一点最为严重。“绝交”之意义在一般国际公法学者之主张，实为“两国入于正式交战状态之当然结果”。其宣布可在战前，或在战争中。故原则上绝交与开战互为表里，不可强分。若有人主张仅绝交而不战，是昧于国际法之常理，更昧于国际关系之史实也。 我人对于绝交一点，在原则上无可非议，因为：（一）今日中日虽未宣战，而日军之行动早已是交战状态。仍各驻使节，互相周旋，实为国际间鲜有之怪例。（二）日本利用此项奇异之状态，在国际间始终扬言中日问题决非战争，直接交涉希望未绝，东北问题尤为局部问题，我方实无以自解。（三）自国人对日经济绝交以后，全国民众挣扎支持，声嘶力竭，若不再继以政治绝交，则上下不能一贯，何能团结对外。（四）宣布绝交对于国际亦可予列强以强烈之刺激。 惟我人认为，实行此绝交之方针，有三大前提，须切实解决：（一）政府至诚告全体国民，政府已下绝大之决心，激励国民奋起。（二）政府须立即召集全国在役之军人，决定非常时期之国防，并在关外前线，先与敌人挣扎。（三）国民须与政府痛切合作，对作战之费用、军需之接济、地方秩序之维持、救国运动之扩大等须在最短期间解决实行。 孙科政府的对日绝交方案，也遭到了外交委员会委员顾维钧的反对。1月21日，顾维钧在上海对记者发表谈话，从国际形势的角度，反对与日绝交： 观察最近国内各方态度，似颇趋对日绝交途径，斯固办法之一种。不过予意，如果对日绝交，事先当充分准备为先决问题。所谓准备者：对内如关于军事上之如何配备，财政上之如何筹划，一切实力之补充，莫不应加以郑重之考虑；对外如国际方面之联络与接洽，尤为急要之图。若斯二者有办法，固无不可宣告绝交。否则，徒凭一时愤懑，存万一之希望，则绝交后之利害得失，有非所敢涉想者。益隐忍屈辱故不可，以国族为孤注一掷尤不可。国家体面应顾到，而国家生命尤应保留也。 或谓我国对日宣告绝交后，国际情势，势必一变，是亦固有相当理由。殊不知当今欧美列强，自身难题方兴未艾，未必有余心余力，甘愿挺身而出，作仗义抑弱之举，充其量不过口头上表示同情而已。譬如邻舍突遭盗劫，而本宅正肇焚如，斯其舍自身危险而不救，以援助他人，事理上乌乎可得。国联对于九一八案，过去表示之力量，已为我人认识，固不应再存幸望。但国联为本身威信计，势不能以自身缺乏实力，遂置正义公道于不顾。盖国联而果能议决公平之处置办法，则无论日本是否服从，可不必顾虑，因国联对自身之责任已尽。日本如仍悍然不服，是日本对国联不尽义务，甘愿违反正义，破坏和平。世界舆论力量，亦将有以抑伏之。 毫无疑问，上述的质疑与批评是较为冷静和客观的，他们所指出的也正是陈友仁对日绝交方案制命弱点之所在。除了质疑与批评外，也有人向政府当局提供积极的建议。就在蒋介石与汪精卫联手否决对日绝交方案时，有人上书政府，提出应对方略，认为“（1）抵抗主义大胜于宣战。以我各海口要塞各驻重兵，如日奴来侵，即迎头痛击，虽我方必受极大损失，但彼亦必受创痛。至国际间亦当谅我为自卫而抵抗，非我欲之战，实彼来扰，而我拒之。如此，日奴或不敢不顾一切倾举国之力以与我战，以启世界大战。斯则有战而不宣之利。（2）国民自动经济绝交优于政府绝交。两国一言绝交，即为敌国，一切均可自由行动。惟政府不与之绝交，事事尚可诉之国联，纵国联无力制止日奴之暴行，但日奴犹不敢公然致最后之通牒者，尚有顾虑于各国之责难也。我国洞观利害，对日暂不绝交，一面听国联之调处，一面唤起全国民众自动的与之经济绝交，如此坚持5年，日奴经济必受重伤。（3）政府必须秘密接济东北义勇军之抗日，使其为义勇军所牵制。”毫无疑问，这种建设性的意见比单纯的质疑与批评有着更加积极的意义。 客观而言，孙科政府主张的对日绝交，是在日军不断扩大侵略，国联干涉无效的情形下，采取的一种积极的应对方针，一定程度顺应了民众的抗日要求，是对以往不抵抗政策的否定。然而，孙科政府主张的对日绝交，明显存在两个致命弱点：一是其主张的对日绝交并非与日宣战，而是所谓的政治绝交。这显然与民众所主张的对日宣战有着本质区别，必然会招致民众更加强烈的反对。二是在日本蓄意挑衅，不断扩大侵略，并事实上已实施了军事行为的情况下，宣布对日绝交，必然给日本以侵略的借口，并造成事实的战争。而孙科政府由于得不到蒋介石的合作，也就无法获得军方的支持，必然再现锦州之尴尬局面，即政府主战而军队不战。可见，孙科政府主张的对日绝交，并非是一个成熟的选项，既没有与日作战的实力，又没有宁为玉碎的决心，而唯一可能达到的目的是引起“国际间同情”。而国际间的同情，恰恰已被证明不是制止日军侵略的有效办法。 四、蒋介石应对与日绝交 下野避居老家奉化的蒋介石虽然拒绝入京，却时刻关注时局，等待复出时机。当其获知孙科政府准备组织特委会商讨对日绝交方案的消息时，内心极为不安，深感对日绝交后果严重。为阻止这一方案付诸实施，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首先，蒋介石向当局传递消息，表明自己坚决反对与日绝交的态度。1月10日，南京方面发来电报，声称“陈友仁初与日本有约，自觉颇有把握。迨上台后，日本尽翻前议，致无办法。近因美国干涉，故亦改变态度，主张与日本断绝国交，以冀引起欧美注意，外交上或有转机，且得多数人之同意。孙科似亦同情，惟尚未决定耳。”蒋介石得到报告后极为吃惊，他说：“内无准备，遽尔绝交，此大危之事也。”乃立即致电何应钦、朱培德、陈果夫等人，告以“对日绝交即不能不对俄复交。陈友仁提此案，众者不察，且多数赞同绝交，是诚国家最大危机。此时，我国地位若战而不宣，尚犹可言，如绝交即为宣而不战，则国必危亡。若对俄复交，则列强对我，不但不助，且将反而助日本。故在东三省问题未决之前，遽尔对俄复交，则不止断送满蒙，是乃断送全国也。此等政策须注意。”11日，蒋介石在奉化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详细阐述其对日方针，批判与日绝交的论调。 民族之具有独立基础独立精神者，在政治上必有独立之方针，对外交亦必有独立之政策；而此政治方针外交政策之确定，完全依本国之利害，以本国之环境与立场决定，绝不受任何外力之影响，亦不为任何影响所变迁，斯乃可以保持独立国家之地位。故外交政策，有以进攻为有利者，当毅然进攻；有以退守为有利者，当毅然退守；有以战争为有利者，当决然战争；有以和平为有利者，当决然和平，无所顾忌。切不可应进不进，应退不退，应战不战，应和不和，更不可应进反而退，应退反而进，应战反而和，不应战反而战。是尽在谋国者本爱国之至诚，洞瞻利害，沈谋熟虑而决定之，不为任何浮言所摇动，亦不因一已之利害关系而变更其决心。人民之对于政府，如确认执政者之公忠体国，不致有卖国丧权之行为，则亦当对政府竭诚信任，俾得以全力应付，不受牵掣。不然，筑室道谋，众论纷歧，势必莫所适从，以致愤事，因而嚣然责难于负责之人，负责者因获咎蒙谤，而事已败坏，被其害者，且为整个之国家，则又何及矣。…… 自东北问题发生以来，一股激于悲愤，不暇审择，或不顾事实，徒逞快意之论者；不曰对日宣战，即日对日绝交；不知中国若有适当之国防实力，则当朝鲜之惨杀华人，及万宝山之案发生，皆可为绝交宣战之理由，不必暴日铁蹄蹂躏沈阳之时也。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总理孙先生所谓：“中国若与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此乃事实如此，并非我总理故为危辞耸听也。故忠于谋国者，必就实际之力量而谋适当之措置，不能效不负责任之辈，不审察实际之利害，逞为快意之谈，徒博一时之同情，而置国家于孤注一掷也。且以日本帝国主义之暴悍无人理，犹不敢显然对中国绝交宣战，而犹是出于战而不宣之行为者，盖欲避免宣战之责任，以减轻国际之责难也。今我明明尚无可战之实力，而贸然为暴日所不敢为之绝交宣战，则适于暴日加责任于我之机会，而益得以恣行无忌矣。何也？以中国已对之宣战，而彼可以一切自由行动也。即不宣战而绝交，亦暴日所求之不得者？以绝交不论用何种方式，或用何种宣言，以解释其与宣战不同之理由，然而国交既经断绝，则对方即可不受任何之限制，两国绝交即为敌国，为敌国则一切可以恣行无忌也。故曰：彼不度国力，不明利害，不负责任，而徒为快意之言者，盖未之思也。 很显然，蒋介石的电报和讲演是用正式和非正式途径向孙科政府传递其反对与日绝交方案的态度。并提出以中国国防力之薄弱，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日本可在三日内占领我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 其次，试图釜底抽薪，阻止孙科组织特别委员会讨论对日绝交问题。蒋介石的公开反对，不仅没有阻止孙科政府对与日绝交的问题的讨论，孙科等人还决定成立特委会，重建政治重心，负责处理外交财政问题。12日，孙科、陈铭枢、邹鲁、李文范、陈友仁、冯玉祥、李宗仁、李济深、吴铁城等人在沪开会决定，在中央政治会议之下成立特别委员会，处理国难期内一切政务。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上午决定到杭，拟与哲生相晤。到杭始知哲生在沪决定另设特种委员会，决定对日绝交与停付公债本息。其计划以胡恐哲生与余相晤，故为哲生谋此倒行逆施之策，仍本其借外侮之名先扫除其所谓蒋派势力，北方则由冯主持以倒张，南方则由粤桂出兵两湖，以除蒋也。而对于国家存亡，民族生死，则不顾，最低限度必欲捣毁长江财政，破坏全国外交，使余不能继起收拾也。胡逆之计是诚丧心病狂，孙辈不察，愿为民族万世之罪人，非将总理之历史根本推翻而不止。胡逆之肉其足食乎？ 为了阻止孙科组织特委会，蒋介石于1月14日致电朱培德等人表示“特种委员会极不赞成，应积极反对”。在蒋介石的指令下，蒋派人员曾多方研究，原拟从根本上打消孙科组织特委会，但由于孙科在反蒋派的支持下以辞职并要宁方承担责任相威胁，因此蒋派人员对此“毫无办法”，被迫同意。14日，孙科召集中央政治会议，正式决议设立特别委会员会，并通过了特别委员会大纲，规定特别委员会作为汪、胡、蒋三常委未到时之过渡机关，大计仍由政委会决定。但在宁方的要求下，规定特别委员会为在常委未来负责时之临时性组织，如有一常委来负责即应取消。蒋介石认为，孙科组织特委会“其意实乘三常委未到时决定对日绝交与停付公债本息。”15日，特委会讨论对日绝交及停付公债本息案，并决定“明日如有一常委到京，该会所决定对日绝交者即不发生效力。”孙科组织的特委会一旦成功有效运作，内外政策必将发生变化，蒋介石也不一定能左右政局。为此，蒋介石决心亲自出马制止事态的发展。他在日记中表示： 李、冯、陈、李文范等包围哲生，卖空买空，受故指使，必欲对日绝交，停还内债，使中国破产灭亡。余为公为私，对国对友，对总理对旧部，皆不能不出而往救，以尽良知，故决赴京一行。 其三，与汪精卫合作，否决与日绝交方案。早在宁粤对峙期间，蒋介石就一直试图拉拢汪精卫。汪精卫在蒋的拉拢下，也表现了一定的合作诚意，在上海和会上放弃逼蒋立即发引咎的通电。为此，汪精卫与粤方产生裂痕，并单独在上海召开汪派“四大”，在宁粤之间形成第三势力。蒋介石下野后，于12月22日对汪派人物之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说：“本党现值存亡之际，急需得一各方信仰之领袖，主持一切，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难。前在沪时，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气，希望请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莫属。”这次谈话再次为蒋、汪合作埋下了伏笔。 孙科组织特委会后，蒋介石再也按捺不住，于1月16日亲书一函由陈铭枢转送上海的汪精卫，“约来杭一叙”。一直称病的汪精卫收到蒋介石的信函后，立即出院赴杭。次日，蒋、汪会晤，密谈合作。蒋介石声称自己是披肝沥胆，对汪精卫精诚相待，“汪颇为感动。”在蒋、汪密商合作之际，孙科政府在冯玉祥等人的推动下，急欲通过对日绝交方案。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昨夜与今日形势甚急，胡派与冯、李等急欲通过绝交案，以为撒烂污下台之地。各友心急连电呼救，余急电请孙来杭，勿使开会通过也。” 为了阻止对日绝交方案的通过，蒋、汪联名致电胡汉民，邀其“一同入京协助哲生暨同志以共支危局。”又联名致电孙科，表示“弟等愿竭其心力协助我兄支此危局”，“关于一切大计，亦俟商得展兄同意，始行决定。” 18日下午，孙科由南京飞抵杭州。当日，蒋介石在烟霞洞与汪精卫、孙科等会谈，并在外交、财政、军事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19日，胡汉民复电蒋、汪，表示反对蒋、汪入京，其曰：“此时救国救民，惟有抗日、剿共两大事。弟虽在病中，已叠电为京沪诸同志切言之，惟有各矢忠诚，俾哲生兄等得行使责任政府之职权，贯彻其政策，而我人以在野之身，竭诚赞助，则对内对外必获有生机，慰国人之期望，尊电所谓共支危局者，当亦无逾于此也。” 收到胡汉民的复电后，蒋介石不以为然，他说：“展堂不止自不来京而欲阻吾人入京。其处心积虑，必欲使国亡民困，不恤总理且陷哲生，诡计阴谋，昭然若揭。吾人不可为彼所惑，又何可与之同流合污哉。”于是，蒋介石不顾胡汉民反对，决计入京，并在晚宴上对汪、孙说：“余不入京则必贸然与日绝交。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故余不顾一切，决计入京，以助林主席挽救危机，本我良心，尽我天职而已。”汪精卫随即表示愿一同入京。胡汉民毕竟书生意气，他试图以自己的不复出以阻止对手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复出。可他高估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政治操守，其结果不仅未能阻止蒋、汪的复出，反而使自己失去了复出的机会，永远沦为在野之人了。 1月20日，汪精卫与孙科等人由沪入京，而蒋介石则于次日由杭州飞抵南京。22日，蒋介石、汪精卫在励志社召集会议，讨论对日绝交问题。陈友仁向蒋、汪陈述绝交之必要，但遭到邵元冲、张继等人的质难。最后会议决定，“对日问题，决定缓和”。24日，蒋、汪召集中政会特别委员会，再次讨论对日外交。蒋、汪均认为：“陈的外交政策，是不懂国情，徒作孤注之一掷”，并正式否决了陈友仁的对日绝交方案。25日，汪精卫在励志社发表谈话，表示对日问题中央意见已趋一致，无论如何困难，决以不丧国土，不辱主权为原则。此次日侨在沪暴动，中央已有应付办法，如日方竟实施强暴行为，我国当局应抱定最大决心，与之周旋。 由于外交政策被否定，陈友仁、孙科相继离京赴沪，并于25日通电辞职。 对于孙科的辞职，蒋介石其实心理早有准备。2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下午访哲生，恐其离京逃跑，及至励志社见汪，果然以藉口往邀友仁回任，实则自己脱逃也。”孙科出走上海并通电辞职后，国民党中央一面去电挽留，一面派居正、张继、张静江等人赴沪劝驾，但孙科拒而不见。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指责孙科“形甚于逃脱，置党国于不顾，是诚不惟无人格，党国之人格与总理之历史亦为其所毁灭矣。”孙科的出走与辞职，一定程度扫除了蒋、汪合作的障碍，但也进一步激化了宁粤之间的矛盾。 27日，中政会函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撤销特委会，决定成立外交委员会，推陈铭枢、宋子文、邵元冲、张群、伍朝枢、顾孟余、孔祥熙、蒋作宾、程天放、罗文干、顾维钧、王正廷、郭泰祺、戴季陶、陈公博为委员，外交部长、参谋总长、军政部长、海军部长、均为当然委员，蒋作宾为主席兼常务委员，顾孟余、顾维钧、王正廷、罗文干为常委。28日，蒋介石与汪精卫会商外交方针，“确定一积极抵抗，一预备交涉，彼即赞同。”随后，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及中央常务会议，决定对上海日领事的无理要求，“委曲接受，以避免事变，如仍来侵扰，当决积极抵抗”，会议还决议准孙科辞去行政院长职，以汪精卫继任，孙科改任立法院长，罗文干为外交部长。此次会议意味着孙科政府组织的特务委员会被取消，对日绝交方案被正式否决，孙科政府宣告结束，蒋、汪合作的政治局面初步形成。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部仍然四分五裂，政争不已，各派系为了争夺权力，往往将外交政策与派系斗争相纠葛，外交演变为政争之工具。面对日军的侵略，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孙科政府则试图实施对日绝交。然而，在内忧外患之际，面对强敌入侵，不抵抗显然不行，但对日绝交亦非最佳选择。为了寻求新的对日政策，蒋介石在修正不抵抗政策的同时，与汪精卫逐渐走向合作，并联手否决了对日绝交方案，孙科政府垮台。自此，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进入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的时代。 1、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9月至12月，第510-511页。 2、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至3月，第5页。 3、《孙科报告新政府之情况》，《申报》1932年1月7日。 4、《日记蒋介石》1931年12月13日。 5、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9至12月，第467页。 6、《日记蒋介石》1931年12月18日。 7、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9至12月，第468-469页。 8、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9至12月，第476页。 9、《日记蒋介石》1931年12月18日、21日。 10、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至3月，第9-10页。 11、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至3月，第10页。 12、《宋子文辞呈送达行政院》，《申报》1931年12月22日。 13、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90页。 14、《中央财政艰窘》，《申报》1931年12月20日。 15、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90页。 16、《国民政府令张学良对日军攻锦州应积极抵抗电二件》，《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13页。 17、李云汉：《九一八事变史料》，台北中正书局，1977年，第276页。 18、《国民政府令张学良对日军攻锦州应积极抵抗电二件》，《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13页。 19、《张学良报告日军进犯锦州情形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14页。 20、任泽全：《九一八到一二八大事记》，《民国档案》1985年第1、2期。 21、蒋作宾：《蒋作宾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98页。 22、《孙科报告新政府之情况》，《申报》1932年1月7日。 23、《胡汉民之重要谈话对日应确定坚强之原则》，《申报》1931年10月17日。 24、《汪胡对代表谈话》，《申报》1931年10月29日。 25、《粤方委员到京》，《申报》1931年12月18日。 26、《湘省各将领通电对日宣战》，《申报》1931年10月5日。 27、《上海市商会上国民政府电》，《申报》1931年11月21日。 28、《全国民气沸腾》，《申报》1931年11月24日。 29、《京沪学生昨日齐集国府请愿》，《申报》1931年11月27日。 30、《严重时期国人应有之觉醒》，《申报》，1932年1月11日。 31、《冯玉祥致孔祥熙电》，《孔祥熙档案》，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Box 2, Folder 11。 32、傅启学：《中国外交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435页。 33、《陈友仁所拟外交方案要点》，《申报》，1932年1月17日。 34、《友仁所拟外交方案要点》，《申报》，1932年1月17日。 35、《呈请国民政府对日绝交》，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1，案卷号42。 36、《所谓新的外交方案》，《申报》，1932年1月18日。 37、《顾维钧痛陈利害》，《申报》，1932年1月22日。 38、《马振安条陈抗日意见》（1932年1月26日），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1，案卷号42。 39、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至3月，第25页。 40、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至3月，第25页。 41、《蒋中正电何应钦朱培德等无论何人执政吾辈惟极力赞助决不持有异议》，1932年1月10日，《蒋中正总统文物》之革命文献，第14册，蒋介石下野与再起，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200014040。 42、《蒋主席辞职后在奉化故里讲：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15-317页；《蒋中正在武岭学校讲“独立外交”》，国民政府档案，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16142-016。 43、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至3月，第34页；《陈铭枢回忆录》第88页。 44、《日记蒋介石》1932年1月13日。 45、《蒋中正电朱培德特种委员会极不赞成应积极反对》，1932年1月1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筹笔，统一时期，第63册，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10200063031。 46、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至3月，第44页。 47、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至3月，第44页。 48、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至3月，第44页。 49、《日记蒋介石》1932年1月15日。 50、期间，蒋不仅多次致电汪，邀其入京合作，还派陈铭枢、宋子文、朱培德、戴季陶等人拉拢汪。详见《蒋介石欢迎汪精卫力排众议来沪共赴国难密电》、《宋子文、朱培德关于蒋介石愿与汪精卫合作并希汪早日到沪致黄蘅秋密电》、《陈铭枢为汪精卫决心赴沪致蒋介石密电》，《史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二），第775-782页。 51、《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九卷第1期，1932年1月1日，第7页。 52、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至3月，第46页。 53、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至3月，第50页。 54、《日记蒋介石》，1932年1月17日。 55、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至3月，第49-50页。 56、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至3月，第50页。 57、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至3月，第56页。 58、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至3月，第56页。 59、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至3月，第58页。 60、邵元冲：《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23页。 61、《蒋中正总统文物》文物图书，《困勉记》卷二十一，1932年1月-3月，台北“国史馆”藏，第483页。 62、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94页；《中央日报》1932年1月25日。蒋介石认为：“陈友仁之主张对日绝交即为对俄复交，以国家供其牺牲，其肉尚足食乎？”《蒋中正总统文物》文物图书，《困勉记初稿》卷二十一，第484页。 63、《汪精卫在励志社谈话》，《申报》1932年1月26日。 64、《孙科辞职电》，《申报》1932年1月26日。 65、《日记蒋介石》，1932年1月24日。 66、《日记蒋介石》，1932年1月27日。 67、《中政会成立外交委员会》，《申报》1932年1月28日。 68、《日记蒋介石》1932年1月28日。 69、邵元冲：《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24-82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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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顾国联决议，扩大侵略，致使中国民情激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