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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研究 2023-09-18 10:31 发表于新疆 收录于合集#吐鲁番学26个 来源：《西域研究》2023年第3期 《唐咸亨三年西州都督府下军团符》文书校读札记[1] 内容提要：《唐咸亨三年西州都督府下军团符》为一件下发给校尉团的符文，符有逐级下行的特点，西州都督府并不能下符给校尉团。州府司马有判理州、府事务的职能，在文书处理中职掌通判，也可行判文书，但并不参与文书处理过程中发付、检请、勾稽等环节。“下军团符”中司马负责签发文书，与州府司马职掌不符，而折冲府司马在文书处理中掌付勾稽和判理府务，可以造立签发文书。文书中钤盖的印章为三列布局的方印，与西州都督府之印的两列布局不同，首字为“左”，而咸亨三年西州仅有前庭府属左卫系统，印文应为“左领军卫前庭府之印”。下军团符实是一件前庭府下发给其辖下机构某校尉团的符文。 吐鲁番文书《唐咸亨三年（672）西州都督府下军团符》（后文简称“下军团符”，图一），1972年出土于阿斯塔那201号墓，该墓为女性个体单人葬，出土木碗、泥俑、剪纸、文书、木车牛等遗物，[2]所出文字资料除咸亨三年下军团符文书外，还包括张君行之母墓志一方及文书《唐咸亨五年（674）
图一 唐咸亨三年（672）西州都督府下军团符（图片版权归新疆博物馆所有）
整理者将本件文书定性为“符”，并判定其为西州都督府下发给军团的符。因文书前部残缺，文书保存信息也不丰富，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学界太多注意，近年来有赖文书行政研究的深入和推进，文书末尾的签署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从文书行政角度入手，该件文书的定名、定性问题也开始引起学人关注。达锬根据唐代符式认为该件文书并非西州都督府文书，而是折冲府下给军团的符，文书中的司马是折冲府司马，[4]其说有理。但达文论述重点在符文形态，并未深入解读文书内容，亦未揭示具体是哪一个折冲府下发的符。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辨别都督府司马与折冲府司马在文书处理方面职掌之不同，考订印文和发文机构，重新释读文书，希望能对文书的理解有所裨益。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唐咸亨三年西州都督府下军团符》文书第3～5行有府、史和司马的签署，这种文书末尾主管官员名字居中、府史分列左右的签署形式，多出现在唐代牒文、关文和符文中，而在唐代文书行政中，这种签署形式指明了文书的具体发出部门、发出官员和具体执行文书造立的书吏，本件文书就是由司马主管签发、府和史具体负责的。第6行为文书发出时间，一个“下”字，表明是下行文书，而唐代公文形式中结尾用“年月日下”的，只有符文。文书中又有“符到奉行”“下团”等符文用语，知此件为某机构行下某团的符文。 唐代司马一职在亲王府、都督府、都护府、州郡、行军、军镇等军、政、使职机构系统中广泛存在，但在咸亨三年的西州地区，设有司马的机构仅限于都督府、都护府和折冲府。显庆三年（658）安西都护府迁往龟兹，西州都督府与西州州司合署办公，司马也就仅在都督府和折冲府中有设。文书中司马命将家资车牛马等“送向府”，所指或为都督府或为折冲府。西州都督府为中都督府，唐制规定中都督府置都督一人、别驾一人，长史一人，司马一人。[5]别驾、长史、司马掌贰府州之事，“以纪纲众务，通判列曹，岁终则更入奏计”[6]。司马和别驾、长史都为都督上佐，掌府事，判列曹，属于都督府中事繁任重的官员。文书中见有司马通判府事的案例，《唐开元二十一年唐益谦、薛光泚、康大之请给过所案卷》[7]中司马在判官之后判谘连署：
该件处理过所事务的文书中判官、司马、长史、别驾、都督依次连署，从签署位置看，第63行名延桢者即为开元二十一年的西州都督府司马。延桢签署“依判。谘”，正是履行典制规定中“通判”的职权。不只是通判文书，司马还可以终判州、府事，即由司马直接判命所由执行其命令。日本宁乐美术馆藏蒲昌府文书中见有司马行判的记录，《唐开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西州都督府牒下蒲昌府为□守节年老改配仗身事》[8]中载：
文书中司马判命检验老弱，填配果毅仗身，折冲府司马无此职权，且文书上钤盖西州都督府印，故这里的司马只能是都督府司马，这也说明都督府司马确有番役调配的职能。桥本关雪藏蒲昌府文书中也有司马行判的记录：
此件文书中司马判差处月沙陀、都满两人往东界游弈，并将州槽中的官马配给二人，而能指挥游弈兵并能分配州槽官马的，只能是都督府司马。概而言之，州府司马有指挥辖下军马、调配府兵番役、通判文书乃至直接行判文书的职责和权力。本件咸亨三年下军团符中，司马负责文书签发，这与州府司马的职能存在不同。典制规定州、府文书判官由各曹参军事担任，都督府中六曹设置齐全，司马无法担任判官侵夺各曹职权，也就不会参与文书处理过程中发付、检请、勾稽等环节。下军团符中的司马负责该件文书的造立和签发，这与西州都督府中官员判署流程不符，其不应是都督府司马。 再从文书形式来说，“符”是唐代官司机构中常用的一种下行公文，《唐六典》载，“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10]，符有逐级下行的特性，即省只能下于州、府，州、府只能下于县，却不能越级而下。本件咸亨三年下军团符中，有“今以状下团”语，可知文书的收文机构为某团。团为唐代折冲府下的军事机构，《唐六典》“两唐书”等史籍均载卫士300人为团，有校尉领之，故团也称校尉团。折冲府的直属上级为中央诸卫，直接下级为校尉团，依据符逐级下行的特性，都督府不能下符给校尉团，能给校尉团下符的只有折冲府，即本件文书应为某折冲府下于团的符，而司马阳也就应是折冲府的司马。 折冲府司马，《唐六典》《通典》《旧唐书》无相关记载，只《新唐书·百官志》载折冲府“永徽中，废长史，置司马一人，总司兵、司骑二局……圣历元年，废司马，置长史、兵曹参军事”[11]。《新唐书》载折冲府司马置于永徽中，圣历元年曾废，出土文书《唐永隆元年（680）军团牒为记注所属卫士征镇样人及勋官签符诸色事》中见有司马签署：
此件为军团发给前庭府的文书，[14]第15～18行为前庭府受付及行判的记录。文书中的司马为前庭府司马，永隆元年前庭府设有司马，可证《新唐书》所记不误。除永隆元年外，开元二年蒲昌府文书中见有大量的“司马阙”的记载，虽司马阙职，但在文书处理中仍然保留司马签署的位置，说明开元二年西州折冲府中仍有司马的设置，此已为学界周知。由此观之，《新唐书》所记虽不误但存在疏漏。 由前庭府和蒲昌府文书知折冲府司马掌付事，唐代典制记载付事和勾稽往往由同一人担任，掌付事者往往即是勾官，西州各折冲府的文书勾稽很可能也由司马负责，至少在永隆二年和开元二年时如此。付事、勾稽之外，咸亨三年下军团符中司马在文书判官的位置上签署，说明折冲府司马可以签发文书，但唐典制规定折冲府中折冲都尉总判府事，左右果毅都尉掌通判，兵曹参军掌判府事和付事勾稽、监印、给纸笔之事，[15]即负责折冲府文书具体签发的应是兵曹参军，典籍记载和出土文书存在不同，可证典籍记载并不准确。前引文书是团上给折冲府的，文书中的司马付“兵”，即指将文书付给兵曹参军处理，此司马签署“传”与判官签署“传宝”之“传”字形、笔迹相似，很可能为同一人，即兵曹参军仍由司马来兼任，文书处理程序需要付兵的流程，传宝以司马的身份履行“付事”职责之后，又以兵曹长官的身份在文书上行判。 在咸亨三年下军团符中，司马担任判官签发了文书，也就是侵夺了兵曹参军的职掌，但折冲府中长史、司马、兵曹参军废置不定，咸亨三年司马掌判府务，很可能此时并未设置兵曹参军，或兵曹参军虽设却不在任，司马接管了判理府务的职能。西州折冲府中还见有折冲担任判官签发文书的现象，在《武周长寿二年（693）天山府残牒》中折冲庚[16]在文书末尾府、史之间签署。折冲尚且有文书签发之责，当折冲不在府中时，果毅、长史、司马等上佐自然也有签发文书的职责，下军团符文书中出现司马的签署，当属自然之事。 典制规定的折冲府文书处理程序，由兵曹参军担任判官，司马、长史、果毅都尉为通判，折冲为长官，[17]各职俱有所掌，但现实中折冲府官员的设置并非总能四角齐全。折冲府长史和司马之间存在置废的互动关系，即往往设长史则废司马，有司马则无长史，[18]兵曹参军也屡有置废。[19]折冲府的主要职能是训练卫士、为镇戍、行军等提供番上、出征的兵源，也就是主要负责府兵征发和镇行之事，而唐制规定“凡发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若全府发，则折冲都尉以下皆行；不尽，则果毅行；少则别将行”[20]。府兵被点检出征，别将、果毅常要随行。唐朝从贞观年间始经略西域，到武周乃至开元时期西域仍在频繁用兵，府兵和兵募征发成为常态，别将、果毅尤其是别将带兵出征也成为常态。折冲府中虽有不少职官，但大多不在府中，或是频有阙职，折冲府很难实现典制规定中的文书处理的理想模式。在府兵制度由盛转衰的历史背景下，面对官员出阙的现实，文书处理相应也变得比较灵活，折冲和上佐在文书处理中往往简化程序，或直接由长官行判，而不付司，或虽批示“付司”实际仍由折冲自己全程负责行判，乃至有折冲、司马等亲自签发文书之事。概而言之，折冲府司马与都督府司马职掌之间存在较多差别，在文书处理上前者可以充当判官签发文书，而后者未见有此职能。 文书整理者在“下军团符”的题解中写道：“本件有朱印三处，印文残损，细审首为'西’字，次行'府之印’三字依稀可辨”[21]，整理者盖据首字残笔及“府之印”三字认为当属“西州都督府之印”，并进而认为该文书为西州都督府符，但一则校尉团属于折冲府直接统摄之下，都督府不能直接下符给团，二则文书印文识读有可商榷处。三枚印章中两枚因文书残损只保留了部分边缘残迹，一枚外廓完整，钤盖于文书第6行符文下发时间之上（图二），但因沾染印泥过少，其首字只余上部，中间数字很难看到笔画。西州都督府之印多见于出土文书中，仅有明确纪年的就包括龙朔、垂拱、神龙、开元等年号的文书，在各个时期，西州都督府之印无一例外都为两列布局，第一列三字“西州都”，第二列四字“督府之印”（图三）。本件下军团符文书中的印章虽模糊不清，但从首字和末尾一列所占空间来看，中间还有一列，即为三列布局的方印，且最末一行为“府之印”而非四字“督府之印”，由此，已能排除所钤为西州都督府之印的可能。 细审印章，首字上部实为篆书左字头：
图二(左) 下军府团符所钤印 图三(中) 西州都督府之印[22] 前文已考证，西州下军团符文书的发出者当为某折冲府，文书上所钤盖的也就应是某折冲府之印。目前发现的折冲府印的布局基本都是每列三字，每印三列。如左玉钤卫前庭府之印（图五）第一列为“左玉钤”，第二列为“卫前庭”，第三列为“府之印”；大谷文书中开元十九年文书之上的“右领军卫岸头府之印”，第一列为“右领军”，第二列“卫岸头”，第三列“府之印”，均为左中右三列布局方印（图六），从出土的折冲府官印来看，正与下军团符文书中的印文布局相符。印文首字为左，则此折冲府当属左某卫某府之印。 唐朝在西州设有前庭府、岸头府、天山府、蒲昌府四个折冲府，名义上隶属中央十二卫中的左右领军卫、左右玉钤卫等，文书中见武周时期前庭府属左玉钤卫，天山府、蒲昌府属右玉钤卫（图七），开元十九年岸头府属右领军卫，也就是说西州只有前庭府属于左卫系统。《旧唐书》载龙朔中领军卫改为左右戎卫，光宅更名玉钤卫，神龙后复旧为领军卫。[24]《唐六典》记载更为具体：龙朔二年（662）改左右领军卫为左右戎卫，咸亨元年（670）十二月二十四日复旧。光宅元年（684）改为左右玉钤卫，神龙元年（705）复改为左右领军卫。[25]吐鲁番出土龙朔二年氾武欢墓志载“右戎卫岸头府队副氾武欢”[26]，出土文书中见有多件武周时期左右玉钤卫某某府的记载，所载折冲府名与史籍记载相合，可证《唐六典》所记较为准确可信。咸亨三年的折冲府应隶属左领军卫，又因只有前庭府属左卫，故“下军团符”中的印应为左领军卫前庭府之印。
图五(左) 左玉钤卫前庭府之印[27] 图七(右) 右玉钤卫天山府之印[29] “下军团符”同墓出土有张君行之母墓志，据墓志，张母于咸亨五年三月十二日去世，享年九十余，墓志载“……智任旧日中兵，男即当涂校尉。门传张室，邑号南平。咸亨五年三月廿二日，张君行之母，葬于高昌城西北五里斯墓”[30]，知张君行之父任职麹氏高昌朝“中兵”，大概早已亡故，张君行为校尉，其家族在南平城。张君行之母墓中仅有其一人，也就是并未与君行之父合葬，墓志中称“即欲停尸在室，恐异于凡人；今若埋在墓田，不忍离别。两仪愦闷，取殡为宜”[31]，墓志将其母没有葬在墓田的原因归结于不忍离别，其墓田与阿斯塔那相距可能较远，选择殡葬阿斯塔那，或为张君行在高昌城或其附近任职或居住。咸亨五年时张君行已为“当涂校尉”，按照唐人的习惯，张君行所在的校尉团大概也是以其名字命名，即张君行团。唐人习惯双名单称，张君行团可能会被简称为张君校尉团或张行校尉团，校尉二字也可能被省略，本件文书可能是前庭府下发给张君行校尉团的符文。 吐鲁番另出土有“大周西州天山县前天山府校尉上柱国张府君墓志”。墓志载“君讳诠，字君行，清河人也……父默，伪任中兵校郎……遂乃弥留痼疾，荏苒经年……以长安三年（703）岁次辛卯三月壬戌朔，卅日辛卯卒于州”[32]。由两方墓志可知，张君行和张诠都是校尉，其父都任麹朝中兵，张君行有可能就是张诠。但张诠为天山府校尉，天山府属右领军卫，本件文书中的印为左领军卫前庭府之印，与此墓志不合。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许有几种可能，第一种是张诠与张君行并非同一人，二人只是恰巧名字相同，恰巧其父都任职麹朝中兵。但如此解释恐有巧合过多之嫌；第二种情况是张君行居住于高昌城，任职于天山府，校尉官的身份让他取得了前庭府的文书，即下军团符是唐咸亨三年前庭府下发给其下属某团的符，只是被天山府校尉张君行用到了其母墓葬中。若确属此，则下军团符文书的命名当考虑为前庭府下某团符，而不能具体到张君行团；第三种可能是张君行曾为左玉钤卫前庭府校尉，后转迁至右玉钤卫天山府校尉团任职。不管是哪种可能，都改变不了本件文书为前庭府下给辖下校尉团的符文这一基本定性。张母去世后，按照西州当地习俗，需要利用废弃的官府文书制作丧葬用具，张君行为校尉团官员，这一身份也方便他取得军府文书，大概也因为这一身份，咸亨三年折冲府下发给校尉团的符文在咸亨五年，即文书还未到法定废弃时间就被制作成随葬器物埋入了墓葬。 《唐咸亨三年都督府下军团符》文书形式为行下的官文书“符”，符有逐级下行的特征，文书的发出机构当为军团的上级，而都督府与团之间不是直接统属关系，其不能直接下符给校尉团。文书中司马负责文书签发，但西州都督府司马属州郡上佐，职掌文书通判、兵马部署、番役调配，必要时直接行判文书，却不参与文书发付、检请等环节，“下军团符”中的司马不应是都督府司马，而是折冲府司马。折冲府司马废置不定，在文书处理中主要职掌付事勾稽及文书签发、行判等。“下军团符”中所钤盖印章为三列布局方印，与西州都督府之印的两列布局不同，该印首字为“左”，只有前庭府属于左卫系统，故应是左领军卫前庭府之印。该文书由前庭府发出，收文机构为其直接下属某校尉团。一言以蔽之，《唐咸亨三年都督府下军团符》实为一件前庭府下发给其辖下某校尉团的符。 “下军团符”只余文书末尾部分，大意是前庭府令校尉团将家资、车牛马等，连同武贞父一同送到折冲府。武贞父应是人名，被校尉团解送到府，其身份大约是府兵或校尉团的军官之类。唐朝府兵需要自备装备，如驮马、横刀、弓矢、粮食、甲胄等，上交折冲府统一保管，但家资、车等并不属府兵装备，因何送府不得而知。又或许武贞父身为军团官员，因升迁改任等原因离开军团，故折冲府特意下符命校尉团护送其家资车牛马等到府。“下军团符”文书残损，很多信息无法确认，但其反映的历史信息却非常丰富，该文书的价值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
（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博士生） 编校：杨春红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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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阿婆录在生及亡没所修功德牒》《唐残牒》，功德牒中提及的阿婆应即张君行之母。该件文书仅存6行，40余字，为方便理解，兹引《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录文如下：
。唐代折冲府官印见有左金吾卫黄龙府之印（图四），其左字作：
，与本件文书左字头写法相同。《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见有“左玉钤卫前庭府之印”，也可辨左字头起笔向左，写法与本件同（图五）。而西州都督府之印篆书“西”字作：
，首笔横起笔向右弯曲回旋，与本件文书中印文不符。从印文角度看，下军团符文书中的印章不是西州都督府之印，而可能是以“左”字开头的某折冲府之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