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趣读·老城记》老北京06【9522】

诡秘藏书馆 2023-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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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趣读·老城记》——老北京

亲历老城风物，回忆市井街巷

寻觅舌尖文化，感受历史沧桑

第四辑

五行八作老北京人的老行当（上）

傅惠：老北京城外的野茶馆

“野茶馆”多设在城外四郊关厢附近的三岔路口或靠近大车道的地方。所谓“野”，是郊野的意思。村落中的人家，临街盖上三四间瓦房或草房，夏天在外面搭上简单的芦席凉棚、喝茶的茶座。不论屋内或凉棚下，大多是用砖砌的长方平台，这就是桌子，两边摆上两条长板凳，凉棚的一面围着矮的篱笆墙，这种上一些花草。房檐底下挂着几个鸟笼子。

行人下车下马走到茶馆前，掌柜的迎出递过一把布掸子，给客人掸身上和鞋上的泥土，或者由客人自己抽打干净再进屋找个座坐下。茶馆主人除准备开水、茶叶外，还有老白干烧酒和盐煮花生、豆腐干、暴腌鸡蛋等。喝茶的人同时可以买烧酒和酒菜，剥着盐煮花生或暴腌鸡蛋，边喝边和相熟或陌生的人攀谈。

长期住在城里的闲散人，城市生活过腻了，就想到城外走走，散散心解解闷。走累了碰上茶馆就进去歇歇，喝点茶或酒，领略这里的风光，同时也是和城外人相互交谈的机会。那时的公共场所全都贴有“莫谈国事”的条子，野茶馆也不例外，墙上柱上都贴着这样的字条。虽然都是陌生人，一聊天可以聊上一两个小时，然后进城回家。彼时还没有公共汽车，所以野茶馆之行，在夏秋季节只是偶一为之，换换空气而已。

刘半农：饭庄的买卖

北平本是个酒食征逐之地，故饭庄之发达，由来已久。自从首都南迁以后，各饭庄也倒了一两个月的霉。可是过了不久，各方的要人一批一批的到来，饭庄门口的汽车，又立时拥挤起来了。彼时的要人们，自然每一顿饭时，总有三五顿以至六七顿饭可吃，只恨肚皮太小，容不下许多。便是跟随要人们的次要人们，也无一不吃饱喝足。其理由如何，似乎可以不必细说。

后来要人们来得渐渐的稀少了，一般请吃饭先生们，或者已经找到了饭碗，找不到的，也都被襆而之他了，所以饭庄的买卖，又不免清淡了一些。但是，虽然清淡，比之其余三百五十九行，还强得许多。其原因是北平地方，已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若要邀集几位朋友或同事商量什么一件事，即使这件事是公事，并非私人的请托，似乎总得先请一顿饭，说起话来才便当些。

至于要同阔人先生们谈话，尤非请饭不可。因为阔人先生们是很忙的，今天西山，明天东山，要找也不容易找得着，只有送个帖子请吃饭，或者到了吃时，他不好意思来个电话说“谢谢”，却抽空来坐上三分五分钟。于是乎时机不可失！连忙将他拉至一旁，咬着耳朵说话。虽然这样的话说了不免变做耳边风，过上一年半载无消息，可是说总是说到的了。

邹祖川：东兴楼

东兴楼饭庄坐落在北京东安门大街路北，面积1000余平方米。其对面路南是后来兴建的东兴楼饭庄礼堂，面积1500余平方米。东兴楼西临东华门、南北池子，东临王府井，地势优越，距繁华街道虽近，却相当幽静。东兴楼饭庄有两个东家：一个姓刘，一个姓何。传说刘家是侍候宫内梳头的，绰号“梳刘”，其实这是讹传。因为刘家在清宫内廷是管理书籍的官，所以应该是“书刘”。刘家开有许多当铺、银号、绸缎庄和轿子铺，过去的香料店花汉冲（在珠宝市）也是刘家开的。就连他家的管事王少泉，也开了七家当铺。

刘家是当时有名的财主。开东兴楼时刘家拿出白银二万两，何家拿出一万两，请邹英臣、安树塘为经理，俗称领东掌柜。邹英臣年老，实际上由安树塘掌管。东兴楼本拟建楼，因为左邻右舍都是大官僚居住，不许盖楼，故东兴楼叫楼而无楼，直到1937年才在路南盖了楼（即东兴楼礼堂）。当时的大饭庄如东兴楼、福寿堂、福全馆等，都是清廷高官司们上下朝时歇脚休息吃点心用餐的地方。大饭庄的服务对象，也就是达官贵人。一般的商人或有钱的人，不是有重要的事请客，很少来这里用餐。当时皆以在东兴楼请客为荣。

进入民国以后，东兴楼的服务对象又转为军阀政客。当时军阀请客无不在东兴楼，故北洋政府时期是东兴楼最盛的时期。1932年，白崇禧请客要吃中餐份饭，银元14元一份，当时没有一家饭庄敢应，只有东兴楼敢应。东兴楼经营的风味菜肴属于山东省胶东菜系，特点是清、素、鲜、嫩，油而不腻。不论南方人或北方人，还是外国人，都非常喜欢吃。因此，开业以来业务一直兴旺，每年盈利四五万两白银。

王质如：张一元茶庄

崇文门外大街和花市大街一带，在清末民初虽然很繁华，但最繁华的还要属前门外一带。张文卿为了赚大钱，早就想在前外一带开一号买卖。后来终于在前外观音寺路南买了一座一间门面的店铺，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开办了他的第二个买卖张一元茶庄。“一元”是根据过去“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说法，用“一元”来象征他的买卖开市大吉，永远兴旺。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新中国成立前北京盛传张一元茶庄是张文卿用一元钱买下一张黄河奖券，巧中头彩发了大财办起来的。其实，不论从时间还是从事实来看，这种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黄河奖券是七七事变后在北京等地搞起来的，而张文卿的三个茶庄到这时已经营了二三十年之久，而且这时张文卿也早已不在人世了。产生这种说法的原因，不过是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张一元的店名，望文生义罢了。

张一元茶庄开办不久，就迁到观音寺街路北一处三间门面的宽大店铺营业。观音寺附近的朱茅胡同、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韩家潭、大李纱帽胡同等地是妓院聚居的八大胡同。这些地方每天需要大量中、高档的花、绿茶叶。张文卿在张一元茶庄的经营方针是，既努力做好门市买卖，又下功夫把八大胡同的买卖争过来。当时，八大胡同妓院大都买观音寺汪正大茶庄的茶叶。汪正大茶庄是个多年的老字号，要从它手中夺买卖是不容易的，但张文卿派人去八大胡同妓院，串院走访妓院管事和记账先生，送他们上好茶叶品尝，一送就够他们喝半个月的，到喝光时，又派人送去。这样，张一元就把八大胡同的买卖从汪正大手中夺了过来。

王永斌：便宜坊的由来

据原崇文门便宜坊的烹调老技师苏德海（他从1943年就在便宜坊工作）说，过去宣武门外米市胡同最早的便宜坊，具体的开办时间是清乾隆五十年（1785）左右，是一个南方人开设的，当时没有字号，只是个小作坊。这个作坊从市上买来活鸡活鸭，杀宰煺毛后，给饭庄或有钱大户送去。此外，还做焖炉烤鸭和桶子鸡等食品。虽然买卖小，但是由于对生鸡鸭拾掇得干净，烤鸭、桶子鸡做得味香适口，顾客越来越多，买卖很是兴隆。

到了清道光元年（1821），创业的老掌柜病故，他的儿子把作坊接了过来。少掌柜年轻能干，心路灵活，自他接手后，生意更是兴旺。家里人虽帮助他做些下手活，但上市买鸡鸭，回来杀鸡鸭，都是他一个人干。因为实在忙不过来，所以他想找个小伙计帮忙。恰好隔壁卖馒头的商贩——山东荣成人，他家中来了个找事做的十四五岁的小老乡，名叫孙子久。他来北京已两个月，正愁找不着事做。这样，一经介绍，孙子久便来到这鸡鸭小作坊当了小伙计。孙子久聪明伶俐，为人老实，干活勤快。他天天早起晚睡，生火、做饭、看孩子、喂鸡鸭、送货……家务活、作坊活，样样全干。因之，深得掌柜的喜欢。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是三年零一节，孙子久从杀鸡宰鸭到做桶子鸡、烤鸭，全套本领都学会了。虽然已学徒期满，但他没有走，依然为柜上卖力气。这个小作坊在孙子久的帮助下，生意越来越好。又过了六七年，掌柜的独生子得了重病，最后成了鼠疮。掌柜夫妇二人都已年近40，就守着这个独苗，急得不得了，今天求医，明天拜佛，就是不见好。后来请来一个顶香的巫婆，巫婆坐在炕头上装神弄鬼地唱着说：“孩子的鼠疮脖子不好，是因你们整天杀鸡宰鸭，这是老天报应你们。你们今后只要不再杀鸡宰鸭，他的病就会好啦。”掌柜两口子为了儿子的病，一狠心就不做这买卖了，把小作坊让给了孙子久。

孙子久接过作坊以后，积极扩大营业，特别是在提高鸡鸭的成色上、在贱卖多卖上下功夫。要扩大营业，没人是不行的，他很快从山东荣成老家找来四五个14岁的小学徒。这几个小学徒因为都是受苦人，在家里经常吃糠咽菜，来北京后都很安心，能吃苦，勤奋劳作。他们有的跟着上市趸货，有的学杀鸡鸭，有的挑着铁桶给顾客送货，有的帮助师母做饭。为了提高商品质量，孙子久不怕多花钱，从市上买回肥嫩的鸡鸭，精细加工。孙子久制作的生鸡鸭坯和桶子鸡等，尽管货色比别家好，但卖价却比别家低廉。日子一长，不管是王府大户，还是全城的大饭庄、大饭馆，都管孙子久的鸡鸭作坊叫便宜坊。一来二去，便宜坊的名字便传开了。

李彩萍、尚鸿：“瞎眼功”的荷包

清代的北京，对荷包的需要量很大，前门东边有条胡同，几乎家家都制作、销售荷包，因而得名“荷包巷”。此外，当时的女子们也都自己绣制荷包。因为“女红”是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心灵手巧，能否贤淑持家的重要标准，所以像《红楼梦》里的薛家，虽然在京城里开着几家当铺，堪称富豪，但是薛宝钗也要“每夜作（针线）活”。清代的荷包主要以绣工取胜，其中又以平金绣和打子绣最为珍贵。妇女们为了使自己的绣活能够争奇斗艳，从选料、配线到精工绣作，真是煞费苦心。

如果是为情郎所作，那更是不计工本，一针一线都饱含着对恋人的无限情意，人称为“瞎眼功”，意思是说在灯下行针，绣作细密，连眼睛都累坏了。这种绣品，当然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辛亥革命以后，人们的衣冠服饰发生了根本变化，西式服装渐成主流，荷包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渐渐在社会上消失了。“荷包巷”也成了历史上的地名。近年来，许多女子把移动电话放在一个小口袋里，挂在脖颈上，这个口袋，叫“手机套”，其实也可以称作“手机荷包”，也算是历史上的某些传统在新的生活时代的重生吧。

不同款式的荷包

邵宝元：北京饭店

从1901年到1903年，北京饭店就设在现时东单邮局西边的地方（解放后北京日报社曾设在那里）。西边有个三星饭店，是西班牙人开的。如今东单邮局的地方原是“小白楼”，是美国女人开的洋妓院。旁边是德国人开的宝珠饭店。这时候的北京饭店，是中国旧式的院落。前院是三合房，东厢房是酒柜，西厢房是客厅，北上房是大餐厅，后院有20多间客房，布置得半中半西，开北京的新纪元。那时还没有电灯，点的是石油灯，也没有专人管理燃熄。大门口有一口食用的井，记得洋兵们喝醉了有失足落井的事。

卖酒的利润最大，整桶的红白葡萄酒随了兵船而来，根本不上税。本钱不过70多元，一桶可灌作500瓶，最低价1瓶1.6元，500瓶就是800元，是本钱的十倍。更何况洋掌柜的叫把一桶酒灌三种瓶子，价钱不一，除1.6元的一种以外，有2.25元的、3.25元的，贴上不同的标签，欺蒙酒徒。那时饭店门前为旅客组织了洋车，有班头管理，车上都有号码片，为的是客人遗落东西，便于查找。所谓人力东洋车，拉外国人去万寿山，来回是15元现大洋车价。后来有了胶皮轮，定价1.5元一个钟头，再往后才有了四轮马车。

……

1917年，北京饭店再度扩充，向西发展，盖了五层大楼，每层21间，计105间，连前48间，计共153间了。这时已装用电灯，用东交民巷德国电灯房的电。另安设电话机中继线。又安了暖气管以及锅炉，并有20匹马力电滚子，两个水井，附设两水箱，一冷一热，直达屋顶。电梯也直达屋顶花园。屋顶花园有舞场、花厅、餐厅；周末有舞会，能容1000多人。这时饭店规定客房价单人每天15元，双人22元，带客厅的每天35元，东楼的48间较便宜。以上价格是连饭在内，每天三餐，下午4点茶点，吃不吃照样作价。住包月价钱有250元的，有300元的，有450元的。

饭店有大汽车两辆，能坐20多人，往来车站接送客人。还有自己的脚行，穿饭店衣服，编列号码，中外国籍均有。外国老板自然是不把中国劳动人民看在眼里的，时常对中国伙计和脚行打骂交加，嫌他们干活儿还不够出力。我有时和他们顶几句。他们是欺软怕硬的。饭店最兴盛的时期，是在民国时期。那时各派上台下台，寿命不过一年多、两年多。当政局变化或兵变的时候，中国阔老权贵们往往来住饭店，方能保险。房间住满以后，就是一块小走廊，也能租住。因为依照条约，外国人的营业中国政府无权干涉，就是警察和侦缉队也不能到北京饭店来捕人。

饭店还有规章，身穿制服的军人不能进入，大军阀的马弁也不能穿了制服跟随进入。英国的通济隆旅行社也在北京饭店租有房间，为旅客办理各国的客运货运，代办火车票轮船票，也能开流通英镑的旅行支票，还代办所要去的那个国家的食宿游览等事项。各国客人来到北京，他们就当向导，介绍游逛北京名胜，如万寿山、香山、潭柘寺、十三陵等处。法国书铺、古玩铺也在北京饭店内附设。也有花边地毯等货摊。

还有一个名叫柏东（Button）的美国女人，起先只在饭店进门处租了一块放一个桌子的地方，每月15元租金。她在小桌子上摆个摊子，卖些手提包，是她自己利用清朝蟒袍补褂的前后刺绣片子做成的，是些五光十色的孔雀虎豹鸟儿等飞禽走兽。她还用袍服腰带上的玉器别子零件做成手提环，配搭得十分华贵美丽。她的货品按美金定价，非常昂贵。她善作招徕，见到外国妇女，就宣扬自己的货品珍贵，然后送货到各房间兜售。

后来她赚了很多钱，就租三楼上301号房间开起店来，大卖其清朝贵族夫人服装以及戏装玉器等。她做的是不要本钱的生意，是代摊贩们卖的，照标价出售，不扣佣金。实际上她赚的比佣金多得多，因为她是照同样定价的美金出售的。这个美国女人柏东还进一步发展她的“事业”。她招揽了几个中国街坊的姑娘，才十三四岁，帮她工作，她教她们学点英语。有时知道有大帮洋人要从香港或上海来时，她便带了中国姑娘们去天津接船，自称是骆驼铃铛公司的，公司设在北京饭店，欢迎去北京游览。到了北京饭店，她又大事接待，最后是推销她的货品。她后来居然请了一位会计，买了两辆汽车，由一个穷女人变成了一个富商。

北京饭店内部照

海洪涛：驼户

北京过去有养骆驼的“驼户”，专以运煤、运灰为生。骆驼按“把”计算，八峰（骆驼以峰计数）为一大把，七峰为一小把，通常以六至七峰为一把。驼户中多的养三四把，少的养五六峰。七七事变那年，每峰骆驼价值大洋200元左右，所以那时养三把骆驼的驼户，可以说是个“活动财主”。我家只养骆驼12峰，生活也算不错。驼户的生意多在春、秋、冬三个季节。每到夏季，由于骆驼脱毛，又因夏季雨水大，那时的小煤窑一般不能出煤，所以驼户就歇夏了。

驼户大部住在门头沟一带山区村庄里，住的房屋跟一般住户不一样，有特砌的高耸、上窄、中宽的大肚子门，一般不装门扇，为了让骆驼进出。每户的骆驼脖子上都系着自制的铁铃铛，在拉出时，系有铃铛的骆驼走在行列的最后，这是因为怕最后一个骆驼失群。每当夕阳落山的时候，山下铃声悠扬传来，自家人远远一听，就能听出自家的铃声，知道是自家的骆驼回来了。那时有一位冀州姓郑的老修铃人，每年到门头沟山里来为各驼户修铃铛。只此一人，别人不会，也算是个专家。

城外的驼队

冯亦吾：什刹海晓市

什刹海晓市从外表看，除食品和水果外尽是些破旧东西，可其中却有宝贝。货源大约来自以下几方面：

一、由打小鼓的买来的。打小鼓是北京旧日的一种行业，原来叫“文武挑儿”，本是二人一伙，后来生意单薄，大多改为一人了。这些人每天走街串巷，手里拿着个小鼓敲打着，嘴里喊着：“有金银首饰拿来卖！”……他们专买零星旧货，无论什么珠宝玉器，金银铜锡器皿，买到几宗，就拿到晓市去卖，赚钱养家。倘或遇到京官宅眷回籍，笨重物件难以携带；或者起程有日，不得不贱价出售，打小鼓的赶上这种机会，也不放过。他们兜揽承包，再去转销，可以赚一笔钱。

譬如细瓷器皿经过刷洗，可以整旧如新，利市数倍。据说这些人多是从当铺散伙下来的，他们懂行识货，不会上当受骗。当然他们也会弄假骗人，利用别人不识货而高价卖出去。二、败落人家的旧有物品。有的人家由于罢了官，或者遭了天灾人祸，生活失了依靠，只好变卖家中存物度日。他们怕卖给打小鼓的吃亏，便自己拿到晓市上出售。这其中也有多年收藏的珍品，如名人字画、文物古董、图书碑帖之类。由于后人不善鉴定，往往将祖辈保存下来的贵重物品卖掉。

听说名书法家张伯英（勺圃）就在晓市上买到了王羲之的真迹《此事帖》。当时他住在后海南岸银锭桥附近，距离什刹海晓市不远。他做过北洋政府时期的国会秘书长，长于鉴赏。他得到《此事帖》后，经过考证，知其出自金源内府的收藏，乃海内最珍贵的墨迹。后来他把《此事帖》真迹和《十七帖》馆本，以及包世臣的《十七帖疏证》手稿，合印为《右军书范》，由商务印书馆于1927年出版。举此一例，可见对当时什刹海晓市，不可等闲视之。

三、来自做小买卖的制造商和摊贩。什刹海附近有个糖房胡同，住户多是制造糖果的商人。他们每天早上到晓市设摊出售自己制造的糖果。另外也有从外地贩运来的货物，多是些跑单帮的行商，把趸来的货物在晓市出售。买的人有的图方便，有的贪便宜。这类货物虽然大商店也有，可没晓市齐全，因此便容易销售出去。但有时买主也会上当受骗。所谓“漫天要价，立地还钱”，本来值一元的，他可以要十元，你可还至一毛。不懂市价的人，还了他个半数，结果还是吃了亏。有时买来的东西是冒牌货，是赝品，甚至不能使用，也就无从退换了。

另外，还有一些玩具之类的商品，大多为泥人、风车、口哨等等。这些商品都由赋闲的老年人制作，本钱不大，销路很广，大都趸给小贩去沿街叫卖。旧日挑担或推车的小贩，到处都有。他们从晓市趸来各种食品和玩具，便去街头巷尾零售。这种商品吸引不少玩童，也养活了不少病残老弱的人。上述种种，买的卖的各有他们的方式方法，所以每天早上，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因之卖早点的也就随之而来，把各种食品拿到晓市上出售。

侯凯：荣宝斋与名仕

民国以后，荣宝斋为扩大经营，除大力充实北京总店以外，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南京等大城市开设荣宝斋分号，从总店到各分店，都选派精通业务的干才担任经理。被选派的人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的在书画方面还小有名气。因此他们能经常对书画艺术界人士提供资料，帮助发掘、收藏珍品，以供研究。他们和许多知名书画界艺术家相处甚密，和文坛艺苑名流多有交往；一些艺坛后进诸生也多以荣宝斋为习艺的课堂，他们或前来观摩所陈列的古今字画与金石篆刻，或购买各种笺谱为习画的范本。荣宝斋提供的文房用品，为多方面人士所喜爱。

总之，荣宝斋与社会各界联系广泛，并给不少名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沈钧儒老先生生前就常来荣宝斋写字和欣赏书画，有一回他说：“荣宝斋一向享有盛名，我在读书的时候，使用的镇尺就是荣宝斋的，至今还保存着，我用的格纸，也是在荣宝斋买的。著名书画家启功先生，曾对荣宝斋的人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尚在刚刚识字的时候，看见习字用的铜镇尺上两行字之下有'荣宝斋’字样，问我的祖父，得知是一家南纸店的名字；约在14岁时，我自己第一次到琉璃厂买纸笔，看到荣宝斋墙上以及过道的较高处，都挂满了名人字画……

这些人当然不是专为卖钱，实在因为他们和这家文化商店打的交道太久了，感情太深了，并且以自己的笔迹能在这里挂出为荣。……我年轻时从上学到辍学，年长时过着边教书边卖画的生涯，直到今天，都从没有和这里断过联系。如果说，书店是我的'开架图书馆’，那么荣宝斋便是我的'艺术博物馆’。我从荣宝斋的墙上学到多少有关书画方面的技能，又在它的座位间见到多少前辈名家，受到他们多少教导和鼓励！我从当年在荣宝斋拿了几元卖画的所谓'润笔’，出门后又送给书店，抱着几本书回家去的情形，到亲眼看到我的笔迹赫然挂在荣宝斋的中堂之上。我得到这个荣誉，怎能不感谢这个起过导师作用的'艺术博物馆’！”

齐白石老先生也曾说：“荣宝斋好啊，过去我就好常来。”再早一些和荣宝斋往来关系密切的老一辈书画家还有于右任、陈树人、陈师曾、林琴南、张伯英、张大千、溥心畲、陈云诰等。总之，自民国初年以后，荣宝斋继松竹斋盛名，又树立起很好的社会声誉，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

20世纪20年代荣宝斋南纸店

李紫宸：四处飘香的花木业

新中国成立前，北京的花厂子很多，主要集中在东西两庙（即隆福寺和护国寺两处庙会）和哈德门（崇文门）等地。过去，护国寺有悦容、奇卉、前万升、后万升、丁记、袁记、义顺等八九家花厂子。此外，还有六七个摊贩。隆福寺的花厂子就更多了，有隆兴、万盛、同春、同乐、艺和、德圣源（我父亲开的）、永和、隆和、永和新、聚芳、利和（我开的）、松泉等十几家之多。哈德门一带的花厂子，因为靠近东交民巷，大都是洋花厂子，专养外国花和少量中国花卖给外国人。像郁金香、石竹等花，而且卖的也多是花篮、花把儿（即花束）、切花等，盆花很少。

当时洋花厂子有六七家，像世界、欧美、育英、胜新、万顺等等。从名字上也可看出其经营的对象和特点。另外，弓弦胡同有兴隆花厂；广安门牛街北边土地庙有三家花厂子；西单有两家花厂子；劝业场、王府井等地也都有花厂子。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摊贩和走街串巷卖鲜花的小贩。过去，一到晚上就有几百人在北京城里各处街道上，挑着担子卖晚香玉、夜来香等花，使古老的都城四处飘香。

过去北京为什么有这么多开花厂子的呢？这是因为明清以来，几百年间北京一直是国都所在地，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集中的地方。首先皇宫中就需要大量的名花异草、珍奇树木。其次，每逢婚丧嫁娶和年节之时，那些官宦人家也需要大量的名贵花草。例如，过旧历年时，他们要买松竹梅“岁寒三友”；要买“玉堂春富贵”（即将玉兰、迎春、牡丹三种花合种在一个大条盆内）；要买九番石榴花，取其“榴开百子”人丁兴旺之意。此外，很多有闲阶级的妇女，衣襟上平时要别上一串串的茉莉花、栀子花等。再就是妓院也要大量的鲜花。过去西珠市口大保吉巷有一个姓于的，大家都叫他“鲜花于”，就专门卖鲜花给妓院的妓女。

还有，各国驻京的外交使团和其他外国人，也都要买大量的鲜花。这些都是北京花木业发展的客观条件。此外，本小利大，也是花木业能在北京发展的一个原因。过去种花的大都兼种菜，花儿卖不出去可以卖菜，所以能有比较稳定的收入。开花厂子的向花农买花大多都是赊账，花儿卖出去后才给钱，所以需要的本钱不是太大。过去，每年秋分后，山东的花农都要到北京来卖牡丹。他们推着小车，步行1300多里，从菏泽把牡丹运到北京。每六十棵牡丹为一包，一车要推四五包，有几百斤重，是很辛苦的。每年花农来了以后，都住在右安门外三官庙，再把花拿到各个花厂子去卖。花厂子把花买下，当时不给钱，要到旧历年把牡丹花卖出去以后才付钱。这样，开花厂子的每年能赚不少钱，可是花农却受到很重的盘剥。

孙洵侯：北平的车夫

我们爱北平拉车的。我们自然应该是爱他们要的钱少（比哪儿都少），走的道远，又跑得快了。人多么古怪，十年前坐车，并不见人埋怨车贵，可是现在拉车的瘦成猴儿了，穿的褴褛得不堪了，抢买卖竞争得可怜了，价钱便宜得你难受了，然而他要价要了（譬如说）一毛之后，你决不会说“不对，应该两毛，拉来”。

我去年刚到北平的车站，北平满忘掉了。雇好洋车，坐到以后，才掏出钱来算好要给，拉车的突然说：“你收着吧。”我愕然以为敲竹杠。他接了钱又道谢，我才怨恨自己的心里是多么卑鄙。近来坐上洋车，老爱叫车慢跑，可是他们听了反跑得快。有次我又说：“哙，叫你慢慢地走！”“老先生你还嫌不快吗？都快过电车啦。”又有一次一个拉车的擦着满脸汗，掉过脸来：“……小得很，小得很，才六十七，腿还是二十几的腿，火车头，跑得快。”六十七，小得很，不是开你的心吗？不是，他的敬重而和悦的脸上说不是。可是，他们也并不是不要多钱的。

有天我从豫王府到王府井口，急忙得要在四分钟里赶。 “一毛洋。”后头紧跟的一个拉车说。 “两大枚。”我厌恶他的投机。我向旁边坐着的一个说：“口上，二十枚，快！”“两毛钱儿。”他向我瞧了一眼，似理不理，仍唧着他的旱烟。那种辛辣与侮辱的滋味，只有听的自己明白。你有什么理由斥责他，警告他？要价是他的自由。况且他代他的同伴报复，他听见了我的“两大枚”。他不与同道争夺，而且爱护他。他不慑于绅士的举止服饰，而且悠然自得。好可敬爱的北平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