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去古旧书市场，淘到了一本巴金的《序跋集》，此书由花城出版社1982年3月初版，全书28.7万字。这本书我寻找了很久，苦寻几年之后，终于将其收入嚢中，心里似乎有一点喜悦感。巴金是我喜欢的文人之一，他是一位集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于一身的大文豪。 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穿越一个世纪，见证沧桑百年，刻画历史巨变，一个生命竟如此厚重。他在字里行间燃烧的，点亮多少人灵魂的灯塔；他在人生中真诚地行走，叩响多少人心灵的大门。他贯穿于文字和生命中的热情、忧患、良知，将在文学史册中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辉。”——感动中国2003颁奖词《后人评论巴金为中国的良心》，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一代文学大师巴金在上海逝世。随后没过几天，巴金的骨灰被徐徐撒入大海。巴金从此不能再对我们造成物质的印象，但是他的伟大风范，崇高品德，不朽著作，还会作为后代的灵魂滋养，长存在我们永恒的记忆中。吾辈喜欢阅读作者或者作家的序跋文字，这类文字本来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因为序跋是一种文体名。序与跋的合称。序也作“叙”，或称“引”。是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宗旨、编辑体例和作者情况的文章，也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及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序”一般置于书籍或文章前面，置于书后的称为“跋”，或“后序”。这类文章，按不同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分别属于说明文或议论文，描写编写目的、简介编写体例和内容的属于说明文。对作者作品进行评论或对问题进行阐发的属于议论文。总而言之，序跋不外乎就是说明一本书的命运，或者作者出书的经过，都是有关这本书的琐事，但是如果作者用心去写序跋的话，读者不仅可以知道作者著书的心声、内容的提示，甚至作者的写作目的等等，都可以一览无余。 一般来说，喜欢读书之人都会特别留意作者的序跋，一位比较关注读者的作者，也会比较重视自己所写之书的序跋。那些没有序跋文字的书，当然也不乏有佳作，但始终有一个缺陷，让读者花较多的时间去品读，才明白作者写此书的用意和目的。当然有序跋的书也不一定就是好书，因为有些作者写的序跋，实在是不敢恭维，乱写一通，读者读了半天，也是一头雾水，不知其写此本书的目的是什么。还有一些作者喜欢请名人写序跋，这样做也无可厚非，但鄙人认为自己的书籍序跋最好还是自己写，因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的事，而书的序跋不外乎是向读者作个交代或启示罢了。当然自己写了序跋之后，再请名人写一篇类似于序跋的文章，那就更好，给人以锦上添花的感觉。 在我国文坛和学界，有很多写序跋的高手，如文坛的鲁迅、周作人、巴金等，学术界的于光远、许涤新、吕淑湘等。他们每个人写序跋的手法都不同，各有自己的特点。以文坛的几位大文豪为例，鲁迅先生他的特点是重视写序，从鲁迅的各种不同的书中我们都可以读到各种不同的序，他的序最注重说明。周作人的序，除了点明编书出书的目的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解释给书本取名的原因，甚至还借题发挥，他的序写得有风格、有趣味。我比较欣赏的是巴金写的序跋，这位世纪作家一生中写了上千万字的作品，也喜欢写序跋，他一生中写了很多序跋，他的创作和译著很多，还时常帮别人编辑集子，一集结成，少不了一篇后记或前言，这样的话，他的序跋文章也就越来越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巴金的一本书，即《序跋集》，1982年3月初版，全书28.7万字，巴老在《序跋集》的《跋》中说，这是他“献给下一代或再下一代读者”的书。当时花城出版社的总编苏晨先生，还特地请广州美术学院的鸥洋教授专程去上海到巴金家，画了一幅巴金的油画半身速写像放在书前，巴金有信说他很满意。《序跋集》一书的由来，可见于《序跋集》的《序》。巴金说他为自己编选集子本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他一向就有这种感觉，可是当编辑这本《序跋集》时，他说感到了厌倦，曾经几乎无法完成这项工作。巴金说：“我从未想过要把过去写的那些前言、后记编成集子。去年我还在怀疑写这些东西“是不是徒劳”。今年年初有一位常住北京的朋友(指姜德明，当时他在编《人民日报》副刊，后为人民日报出版社总编辑。)来信动员我编辑这样一本《序跋集》，连书名他也想好了。他说明他这样建议和敦促(他后来还帮忙抄稿，他是一位现代中国文学资料的收藏者)，只是为了支持一位广州朋友(即苏晨)的工作，这位同志主持一家文艺出版社(指花城出版社)，不愿向钱看，却想认真出版书刊……我不曾拒绝，但我也没有答应。我还想慢慢地考虑。”当然，当时组织编辑巴金这本《序跋集》的同志也想到了他年纪较大，“衰老”精力有限影响了编书的兴趣，但是巴金有几个得力的助手，比如他的侄女就能帮他的忙，所以，他说的“厌倦”，我认为是有其他的含义。至于是什么含义可能只有巴金先生自己知道。 巴金的这本《序跋集》，初初如果只看书名的话，还以为是其所写的序跋全集。我仔细阅读了这本书，发现并不是巴金所写的序跋汇集，而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我看过的一些巴金的书，还有一些没有收集起来，也就是说还有一些巴金所写的序跋，在这本书里找不到。巴金在本书的一序和再序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后来我认真地阅读了跋文，方才知道巴金先生说在编辑这本书时，划定了一定的范围，即“只收文学著译的序跋，”而且还声明可能会有遗漏，收集不一定完全”。巴金给世人似乎留下一个谜，即为什么不将自己所写的序跋全部收集起来，既然是《序跋集》，按常规的理解，理应是序跋的汇集。当然，作为读者不应去深究这些问题，巴金老先生既然不要全部收集自己的序跋，理因有他的道理和用意，尊重作者的创作权和选择权，是一个文明社会、文明读者应遵守的基本公德。 巴金在编辑这本《序跋集》时，还是相当认真的，他在这本书里写了序、再序和跋。巴金说《序跋集》是他的真实历史他为自己的写作生活作了一个彻底的交代。他强调了他学习了卢骚讲真话的精神。巴金晚年，他反复强调要讲真话，在人们的映印像中，巴金晚年讲真话，是真的讲了真话，以至于他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但他常想起旧事，也难怪他要一再强调的话题：“这本书是我文学生活中各个时期的“思想汇报”，也是我在各个时期中写的“交代”。不论长或短，它们都是我向读者讲的真心话。”他所写的这些，绝对不是读者喜欢再看到的文字，巴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被世人公认，不必他自己说什么，也不怕别人批评他什么。 从文学的角度看巴金的《序跋集》，我认为巴金的《序跋集》除了语言风格特征继续是明显的热烈、明快、朴素之外，还把读者当成他的朋友，希望读者明白理解他的意图。他说“我过去写前言、后记有两个想法：一是向读者宣传甚至灌输我的思想，怕读者看不出我的用意，不惜一再提醒，反复说明；二是把读者当作朋友和熟人，在书上加一篇序或跋就象打开门招呼客人，让他们看见我家里究竟准备了些什么，他们可以考虑要不要进来坐坐。所以头几年我常常在序、跋上面花费功夫。”巴金先生的这番话，的确让人敬佩。纵观文学史，将读者当朋友的文人不多，像巴金这样的大文豪将读者当朋友的人就更少。巴金被后人称之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是实至名归的，也是名符其实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