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华丨宣仁门遗址时代辨析

寂寞红山 2023-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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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仁门是隋唐至北宋时期洛阳城东城的东门。东城位于隋唐洛阳城宫城和皇城之东，北接含嘉仓城，南临洛河，以东为洛北里坊，其性质与皇城相近。宣仁门是东城东垣唯一的门址，向东与郭城的上东门相对，之间为洛北里坊区的东西交通主干道。该门有明确文献记载，如《大业杂记》载：“东城东有宣仁门”。《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记载：“东城在皇城之东，东曰宣仁门，南曰承福门”。另在《河南志》中，隋、唐、宋不同时期的“城阙古迹”条下，均记载东城“东面一门，曰宣仁门”。可知自隋唐至宋，宣仁门的名称未发生变化。

1996～1997年，宣仁门遗址被发现并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者认为“其时代目前尚难做出确切的结论”、“从其建筑特点观察，既有唐代中期以前的建筑风格，同时又具有许多宋代城门建筑的因素，应当说，它是隋唐城门向宋元城门的过渡形式”[1]。该门址的特殊结构是以往发掘的唐代两京城门遗址所不见的，是研究洛阳城唐宋变革的重要实物资料。资料一经发表，就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本文拟从宣仁门考古发现的门道基础做法出发，利用《营造法式》和宋元绘画材料，结合东城考古发掘的衙署庭院遗址和宋代门址，对宣仁门遗址时代进行辨析。

一、宣仁门遗址的形制结构

经考古发掘确认，宣仁门遗址坐西朝东，是一门三道结构的木构过梁式城门，由墩台、门道、隔墙组成。但受发掘区域现代建筑的影响，仅揭露出墩台、南门道、隔墙和中门道。其中，墩台仅发掘了南侧局部，夯筑而成，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8.32米。南门道完整揭露，中门道仅局部清理，门道间有夯筑隔墙，宽2.9米。

南门道结构保存完整，宽5.36、进深18.32米（图一）。门道南北两侧对称铺砌土衬石，土衬石深埋在门道夯土中，其上面与门道砖铺路面基本齐平。土衬石之上直接铺地栿石，地栿石彼此相连无空隙，这是和以往唐代两京发掘的城门遗址不同之处。以地栿石外沿为界，土衬石外露0.16米。地栿石上凿有长方形榫窝，以立排叉柱。榫窝共17个，等距分布。排叉柱间砌砖为壁，砖壁外侧有草泥墙皮，墙皮上涂朱。排叉柱一半露于外，一半嵌入门洞壁之中。土衬石长0.58～1.03、宽0.48～0.7、厚0.22～0.25米。地栿石平面呈长方形，制作规整，长0.4～1.2、宽0.55、厚0.28～0.3米。

门道路面由两排铺石面与三排铺砖面相间构成。铺石路面应该是车道，由石板横向平铺，每排铺石宽0.85～0.95米，间距1.5米。铺砖路面位于铺石路面的两侧和中间，两侧各宽1.29米，中间宽0.53～0.67米。由长方形砖横向侧砌，砌砖有大小之分。铺砖路面东西两端有止车石。

门道中部保存有较好的石质门构件，包括门砧石、立颊石、门限石和将军石。门砧石和立颊石保存较好，结构完整。门砧石在门道中部南、北两侧对称设置，门砧石部分嵌入石地栿内，顶面凿有规整的凹槽，槽内嵌立颊石，旁边有方形榫眼，中有铁臼槽与铁鹅台。门限石与路面基本齐平，将军石系在门道中央、两侧门砧石之间设置的挡门石，嵌在门限石中间。另外还发现止扉石、止车石和撞石等门构件。止扉石位于门砧石西侧南北两壁下，由两块方石组成，止扉石的台面中心凿有圆形榫眼。撞石位于门道四角，为防止车撞而设，东西宽0.38、南北长0.43、高出地面0.78米。

中门道与南门道的形制基本相同，门道内也清理出土衬石、地栿石、撞石和铺石路面。从铺石位置推测中门道可能全部铺石。

二、宣仁门遗址的时代辨析

宣仁门遗址的门道基础做法、门道铺砖石路面是前所未见的，发掘者根据遗物特征初步推测其时代在唐代中期到宋初[2]。该遗址发掘简报一经发表，其时代成为讨论的热点，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宣仁门遗址的时代为隋唐至五代。隋唐时期宣仁门为一门三道，五代以后南北两个门道被封，仅留中门道以供出入，宣仁门变成单门道结构。此观点最早由陈良伟提出，与其在发掘简报中判断的“唐代中期到宋初”有明显变化[3]。徐龙国基本接受此观点，认为宣仁门隋唐时为一门三道，宋代时南北两个门道被封，仅存中门道，成为一门一道形制[4]。其观点只是在表述上有些变化，同样认为宣仁门遗址的时代为隋唐至五代。李鑫等按门道数量分型，依据门道内柱础石的排列及路面铺设等情况分式，也把宣仁门遗址的时代推断为唐晚期至五代[5]。

另一种观点认为宣仁门遗址为宋代门址，近年来此观点成为主流。在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的发掘报告中被首次提出，报告指出南门道砖石铺路的使用下限应该到宋代，同时认为南门道封堵的时代为宋代晚期[6]。石自社归纳总结了宣仁门遗址的结构特点，认为宣仁门遗址应为北宋时期使用的城门建筑结构[7]。该观点强调了“使用”时代，对于门址的建造年代并没有提及。汪盈、董新林根据傅熹年所列城门门道基础做法的三个类型分析，认为宋代洛阳城宣仁门遗址是其中Ⅲ型门道的代表[8]。傅熹年所列第Ⅲ型门道基础是“用土衬石，石上用石地栿，栿上立木柱”的做法，是宋、元以来《营造法式》规定的做法，在宋、元绘画中都有表现[9]。这个表述更明确了宣仁门的宋代特征。

以上两种观点中，认为宣仁门遗址属于宋代的观点是科学且稳妥的。该观点抓住了门道基础做法的时代特征这个关键。宣仁门为“一门三道”结构，其南门道做法为门道底部安置土衬石，土衬石之上直接放置地栿石，地栿石顶面凿有长方形榫眼，上立木排叉柱。在地栿石下面增加土衬石，这是与以往发掘的隋唐时期城门门道的不同之处。

关于土衬石，《营造法式》记载：“造城门石地栿之制：先于地面上安土衬石，上面露棱广五寸，下高四寸。其上施地栿，每段长五尺，广一尺五寸，厚一尺一寸；上外棱混二寸；混内一寸凿眼立排叉柱”[10]。可知“土衬石”是城门排叉柱基础所铺砌的条石，它与门道路面齐平。而土衬石的有无，是门道结构的变化，也是时代特征的反映。

地栿之制，《营造法式》中记载很详细，梁思成在对该书第三卷中“地栿”的注释内提到：“'城门石地栿’是在城门洞内两边，沿着洞壁脚敷设的……上立排叉柱以承上部梯形梁架”[11]。可见地栿石是城门两侧立排叉柱的础石，在宋代已经很普遍了。从考古发掘的唐代城门的方形石柱础上立排叉柱，到地栿石出现，最后到《营造法式》的“石地栿之制”，这暗含着技术工艺和设计理念的提高，而土衬石的出现为“石地栿之制”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保证，这也证明由唐到宋，技术与理念的革新。从《营造法式》已有记载来看，在其成书之前，作为建造城门构件的地栿石就已出现了。

傅熹年根据考古遗址，结合《营造法式》的规定，并参考宋、元绘画资料，曾对汉唐宋元都城城门“门道基础做法”进行了类型分析，指出“据现有材料，汉、唐以来至元代，这种门道下部作法可分三型。Ⅰ型：用石柱础，础上用木地栿，栿上立木柱。Ⅱ型：用方形石础，础上立柱。Ⅲ型：用土衬石，石上用石地栿，栿上立木柱。由历史发展上看，汉长安城门属于Ⅰ型。南北朝城门尚未发现实例，但与之同时而受其影响的朝鲜高句丽时代的平壤罗城城门属于Ⅱ型。据此，可能我国南北朝时也出现Ⅱ型。解放后发掘出的唐长安、洛阳城门均属Ⅱ型。但在敦煌发现的绢画中也有Ⅰ型的例子，说明唐代Ⅰ、Ⅱ型并行。宋、元以来，据《营造法式》规定及前引诸宋、元画所示，多属于Ⅲ型”[12]。宣仁门门道基础做法符合《营造法式》的规定，是典型的宋代城门。

隋唐时期洛阳城经考古发掘的城门遗址，像郭城永通门[13]、定鼎门[14]以及皇城右掖门[15]都是“一门三道”结构。其门道基础做法为，门道两侧安置排列整齐的方形或长方形石柱础，础石顶面中央凿有圆形榫眼，上立木排叉柱。础石之间有一定空隙。定鼎门以门道正中础石为中心，南北侧础石对称分布，且础石间空隙逐渐增大。这些城门门道基础做法都属于Ⅱ型，均未发现土衬石，柱础石彼此不相连，均有一定空隙，且门道路面没有铺石、铺砖的现象。

在宋、元绘画中表现城门的如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南宋萧照《中兴祯应图》（图二），描绘了门道基础细部，是研究宋代城门的重要参考资料。《清明上河图》所画的城门可能是北宋东京城上善门的写生，而《中兴祯应图》所画也是北宋东京城门。通过这些画作可以对宋代木构城门道的构造有具体的了解[16]。这两幅绘画中的城门，其门道构造基本相同，不是用方形柱础，而是在门道两侧的地栿上置排叉柱，也能看出地栿间没有空隙。不同的是《清明上河图》中的排叉柱全部是直立的，而《中兴祯应图》中的排叉柱最外一根排叉柱向内倾斜，斜度与城墩表面平行。《清明上河图》中还能看到城门道路的路面是由方形石板平铺。

山东泰安岱庙正阳门始建于宋代。1984年对正阳门的考古发掘，较为完整地反映了岱庙的历史延续。正阳门遗址平面呈长方形，为一门三道形制。三个门道两侧各排列一条对称的石地栿，地栿石下面通铺一层土衬石。门道中间各置一门砧石，门扉向内开启。从发掘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岱庙正阳门的筑基之制、门道构架、城墩形制、石地栿及门砧之制，还是在建筑结构的图案装饰方面，都基本符合《营造法式》所记载的规制。通过对正阳门的发掘，发现了三个不同时代的门道遗迹，而最下层保存比较完整，为宋代门址[17]。结合《宣和重修泰岳庙碑》记载，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宋徽宗降诏增葺岳庙（岱庙），“凡为殿、寝、堂、阁、门、亭、库、馆、楼、观、廊、庑，合八百一十有三楹”，竣工后，诏翰林学士宇文粹中撰《宣和重修泰岳庙碑》，确认正阳门应该是北宋徽宗时期修建。2005年发掘的岱庙西华门遗址，也是始建于徽宗时期[18]。岱庙正阳门的基本构架，是在城门道石地栿下有土衬石，与宣仁门的结构相同。

综上可知，考古发掘的宣仁门遗址是宋代门址。结合北宋洛阳城的城建史，可推知宣仁门遗址应该是北宋徽宗时大修洛阳城时，按照新颁布的《营造法式》规制而营建的城门新形制。

北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皇帝猝薨，哲宗无子嗣位，哲宗胞弟端王赵佶即位，开启北宋王朝的徽宗时代。为维护正统和提高皇帝权威，徽宗采取多项措施建设都城，展现繁荣景象。在东京开封城大兴土木，修建礼制建筑明堂、铸九鼎等，同时也建设延福宫、艮岳、景龙江等世俗设施。作为北宋西京的洛阳城，也得到大规模重修改建，文献记载从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十一月持续到政和六年，长达五年。“政和间，议朝谒诸陵，敕有司预为西幸之备，以蔡攸妻兄宋昪为京西都漕，修治西京大内，合屋数千间，尽以真漆为饰，工役甚大，为费不赀”[19]。文献仅记载了西京宫城的建设，工程规模和耗资巨大。

巧合的是，李诫的《营造法式》完成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是徽宗时代的开启之时。徽宗时代东京城的大规模营建，《营造法式》成为标准施工手册试推行，取得很好的效果。宋徽宗于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敕令刊印，正式推行到全国。

徽宗时代洛阳城的营建，作为重要官府衙署所在的东城，也得到大规模的营建，东城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该时代的遗址。1984年在洛阳市西大街中州医院发掘北宋门址一座[20]，1991～1992年在该门址北侧发掘了北宋衙署庭院遗址。庭院遗址位于东城宣仁门大街以北，在庭院东侧南端有砖铺道路与过厅踏步相接，过厅之南是1984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发掘的宋代门址，且同在南北一条直线上。因此，“二者同属衙署的组成部分。其营建制度与宋《营造法式》所载大致吻合，是典型的宋代官府建筑”[21]。

考古发掘的衙署门址是木构过梁式门，为“一门一道”规制。门道结构保存完整，由地栿石、门扉、砖石路面等几部分组成。门道宽4.65米，东西两侧有地栿石，地栿石彼此相连无空隙，地栿石上凿有长方形榫孔，以立排叉柱。榫孔共14个，等距分布，间距0.55米。地栿石为青石，平面呈长方体，制作规整，长0.9～1.55、宽0.6、厚0.4米。门道路面由相间的铺石和铺砖组成。铺石道由石条顺向平铺，南北向两排，间距1.55米，每排石宽0.55米。铺砖道与铺石道相间，南北向三条，中间砖道宽1米，两侧砖道位于地栿石与铺石道之间，各宽1.15米。砖道用长方形砖横向侧砌（图三）。

门扉位于门道正中，由门限石、将军石、两侧的门砧石和立颊石组成。门限石用四块条石横列平铺，与路面基本齐平，将军石居于门限石中部的榫槽内。门砧石和立颊石结构完整，保存较好，门砧石上方形榫眼中有铁臼槽与铁鹅台残件。立颊石仅保留1块，卡在门砧石的长条形沟槽内，石上有长方形榫孔。

从发掘情况看，该门址建于夯土之上，两侧设地栿石以立排叉柱，门道路面有铺石道和铺砖道，门扉结构完整，其石作精工，结构严谨，大门向北开启[22]。该门址的形制、门道结构都与宣仁门遗址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该门址地栿石下不见土衬石，而是直接在夯土上，这可能与其不是城门的规制有关。

1992年在门址北侧发掘一处衙署庭院遗址，主要遗迹有东西廊庑、殿亭、花圃、花榭，庭院中的砖、石道路和蓄水池及其交互相通的明暗水道[23]。庭院规模虽然不大，但布局严谨，园内建筑及景点和谐统一。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遗物判断，该庭院遗址始建于北宋晚期。庭院遗址内出土大量的建筑材料，如柿蒂形卷草纹方砖，脊饰中的套兽、垂兽、兽面纹瓦当和菊花纹瓦当等都具有典型宋代晚期特征。在庭院遗址发现1块素面方砖，正面阴刻：“崇宁五年（公元1106）十□日九十号丁安汝州”十四字，表明这处衙署庭院的营建是在《营造法式》向全国正式推行后开始的。作为同一座建筑的组成部分，衙署门址应该也是这个时期营建的，同时这种地栿石和门道铺砖石结构的门址，是《营造法式》向全国推行后出现的新设计和建筑规范，所以该门址应该与衙署的营建时代相同，也应该是徽宗时代。这从另一方面说明《营造法式》推行时的谨慎，在西京洛阳城的建设中，先是以东城衙署的建设为试点，为西京宫城的大规模建设积累经验。

宋末金初，金兵南下，洛阳在战争中曾几度易手，洛阳城池焚毁殆尽[24]，表现在考古资料上为遗址被毁坏后形成的废弃堆积层。在洛阳城内，像右掖门、宣仁门、衙署庭院遗址等都存在废弃后的堆积层，而这层堆积是判断遗址时代下限的重要证据。衙署庭院遗址和门址都有这层废弃堆积，门址的废弃堆积为红烧土，厚达0.4米。红烧土中有大量木构件燃烧的灰烬和木炭，以及从木构件上脱落的铁饰件。这些铁饰件多已熔化变形，故可知衙署庭院遗址和门址均是宋末金初遭战火焚毁而废弃的。

在隋唐洛阳城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城门封堵现象，已有学者关注并加讨论[25]。其观点是正确的，特别像右掖门、宣仁门等封堵遗迹，都是在城门遭火焚烧而毁掉后形成的。右掖门的东西两门道“满填木炭、灰烬、红烧土块，两壁的夯土到处留下坚实的红烧硬面。东门道近底部被烧毁的木门和门楣，至今仍横塌于门槛前端。西门道除填满灰烬外，类似木柱的较大型木炭仍填塞其间”[26]。而宣仁门南门道石铺路面上发现多处火焚痕迹，许多石块都已被烧裂，墙壁上也多见火烤痕迹及焦煳斑块。可以推测，南门道是因遭火焚烧后废弃，后用夯土封堵。封堵遗迹应该与宋金战争有关，确切时代应该是宋末金初。宣仁门的南、北门道被封堵后，中门道仍继续使用。金初沿用宋代洛阳东城未曾改变，据《河南志·宋城阙古迹》记载：“先于正隆（公元1156年）初迁府治，自水南入城宣仁门里”[27]，可知宣仁门继续使用，仅限于中门道出入。至金哀宗正大元年（公元1224年），为升河南府为中京，进行了洛阳东城的建设，当时金昌府范围为：“东据涧（应为“瀍”）水，南接东城之南郭，西亦因东城之西郭，北缩于旧（城）一里”[28]，规模比东城还小。元代沿用了金中京城，城市建设规模也未有起色。明代洛阳城的建筑规模比金、元时期有所扩大，宣仁门彻底废弃，其位置被西大街叠压。

综上所述，宣仁门遗址为北宋徽宗时代营建，使用了《营造法式》推行全国后出现的新规制。其门道基础做法的新特征，符合《营造法式》的规定。

三、宣仁门研究再思考

综观宣仁门遗址的发掘，是配合城市基本建设进行，受发掘范围、发掘时间等外在条件的限制，加之依据地层所提供的时代判定并不是特别精准，同时因对相关文献资料收集不够充分，所以在对城门时代和沿革认定方面留有些许遗憾。

现代洛阳的城市格局，是历史上不同时期城市发展格局遗痕的综合体，是城市形态变化的记录复合体，属于考古学上所说的“古今重叠型”城市。所谓“古今重叠型”城市，是相对荒野型城址而言的，是城市考古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根据城址的保存状况，针对那些叠压在现代城市之下的古代城址考古特征的总括。根据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状况，唐宋以后的地方城市，多为古今重叠型城市。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对解决现代城市中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具有指导意义，也是解决像唐宋以后沿用至今的城市形制沿革的重要方法，“这成为进行唐宋以后此类型城市考古所使用的主要方法，对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具有示范意义”[29]。

宣仁门遗址是古今重叠型城市——洛阳的一个缩影，在对其发掘时，必须遵从“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的原则，从平面把握布局，从剖面解决沿革。但“古今重叠型”城市情况复杂，考古工作难度大，在考古方法与理念尚未完善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遗憾。1996～1997年宣仁门遗址的发掘，受当时发掘条件的限制，更多注重把握平面布局。虽然可从铺砖石路面的破坏坑内看到早期门址遗迹，但未进行彻底解剖，因此对早期门址的情况了解不够，未能更清楚解释宣仁门遗址的时代变迁问题。为了解城市沿革、建筑结构及其营建过程，对于以“古今重叠型”城市为对象的大遗址考古，在清楚平面布局的情况下，不仅要做到重要的遗迹平面尽量全部保留，即“见面即停”，还必须要进行“关键性解剖发掘”，即选准关键位置，解剖到生土为止。由此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考古发掘资料承载的历史信息，可以更好地探究古代城市、建筑的形制结构和营建次第等问题，也为展示和复原研究提供翔实的基础材料[30]。

由唐到宋，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重要变化，而城市则聚焦了这种变化。“唐宋变革论”是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首先提出[31]。宫崎市定认为“五代和宋以后，中国舍弃交通不便的长安、洛阳，把国都移往交通都市和商业都市的开封……也在一个方面表现了宋代社会的近世性格”[32]。可见我国古代都城从长安、洛阳迁移至开封是唐宋变革期的一大表现。宁欣也认为“唐宋时期政治中心逐渐东移的过程中，洛阳由原来唐长安-洛阳轴心格局的东端，经过边疆震荡和多次摇摆，逐渐成为唐末五代宋初的洛阳-开封轴心格局的西端”[33]。欧美学者，特别是施坚雅（G.W.Skinner）称其为“唐宋城市变革”[34]，都是聚焦城市在唐宋之际所发生的变化。后来“唐宋变革”论成为观察、研究和阐释唐宋社会变化的一种研究范式[35]。考古学方面，也很早注意到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在唐宋之间的变化[36]，特别是徐苹芳，强调“从唐代末期到北宋前期（公元十世纪），封闭式里坊制逐渐为开放式街巷制所代替。北宋末年汴梁城的城市景观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和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有很形象的描述。临街设店，夜市达旦，与唐长安城的城市景观，截然不同，这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大变化，标志着中国社会历史已迈入另一个新阶段”[37]。

洛阳城作为唐宋变革的重要舞台，其城市考古的每一处遗址，都是从细节上为唐宋变革做注解。而在唐宋变革的过程中，城市格局及建筑细部的变化，都是国家意志、技术革新、建筑理念等的动态变化，其背后都是人心之变。徽宗时代为提高皇帝权威，在东、西两京进行城市建设，展现繁荣景象，促使城市格局、建筑结构发生了变化，宣仁门遗址门道基础结构的变化，是设计理念变革在建筑细节上的具体反映，也是唐宋变革在考古学上的具体表现。所以，洛阳城的发掘和研究中，以唐宋变革的视角，时刻关注唐宋遗迹的叠压与打破关系，以及其中的细微变化，从考古学上来阐释唐宋城市的变化，进而研究城市变革背后的人心之变，才能达到“透物见人”的考古学终极目标。

北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营造法式》颁行全国，成为当时政府颁布的权威性建筑设计及施工理论专书，内容详尽，图文并茂，“不愧为中国古代最为完善的建筑专著和不朽的杰作，也是后世打开宋代建筑科学和艺术之门的一把钥匙”[38]。梁思成在《〈营造法式〉注释》序中说：“《营造法式》是北宋官订的建筑设计、施工的专书。它的性质略似于今天的设计手册加上建筑规范。它是中国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是研究宋代建筑、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一部必不可少的参考书”[39]。中国古代的城址是由城墙、城门、道路、水渠以及各类建筑组成，而城市考古所发掘的对象和这些不同类型的建筑密不可分。中国古建筑分台基、屋身、屋顶三段式结构，考古发掘的建筑，出土的砖、瓦等，都具有时代特征。洛阳城考古发掘的徽宗时代城门、庭院和各式宫殿建筑，是《营造法式》颁行以来的实践遗留，研究意义重大。《营造法式》完整系统地记述了宋代建筑设计、施工、用料、用工等建筑制度。对于筑城、筑基、筑墙的工序与工艺，以及用工、用料和消耗工具详细的计算方法，是通过夯土建筑遗址研究营造制度的重要依据。北宋西京洛阳城出土的各类砖瓦材料，与《营造法式》的瓦作制度、石作制度进行对比，对于考古发掘出土遗物的时代、定名、尺寸研究都是很重要的参考。宣仁门遗址出土的门砧石、门限石、将军石、止扉石等各类门构件，在《营造法式》中都有描述。另外，宣仁门遗址中考古发现的地栿石和土衬石，都有准确的长、宽、厚尺寸，如地栿石长0.4～1.2、宽0.55、厚0.28～0.3米，土衬石长0.58～1.03、宽0.48～0.7、厚0.22～0.25米。按宋代官定营造尺（1尺等于30.9厘米）来换算，基本符合《营造法式》所规定的尺寸[40]。

城市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大型的聚落形态，城市与人类生活紧密结合，城市中的城门、道路、市场、官署、寺观、粮仓、宅院等要素都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城市考古是一项综合而复杂的系统研究工作，通过考古发掘的建筑遗迹、残砖片瓦寻找历史的轨迹，从琐碎的细节中发现空间的逻辑，从城市格局的变迁，探寻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宣仁门遗址考古，像一面镜子映像出城市考古的复杂与不易。对待不可再生的城市考古对象，我们必须心存敬畏，要认真把握其时代和埋藏特征，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从表及里、从上到下、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从要素到系统，集腋成裘，逐渐形成对古代城市全貌的认识。对于古今重叠型的城市，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精耕细作的方法，考古发掘方能准确呈现古代城市遗痕，为城市发展保留历史遗迹，为遗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附记：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唐宋变革视野下的洛阳城考古研究”（项目编号20BKG02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辽上京皇城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综合研究”（项目编号20&ZD25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隋唐洛阳城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综合研究”（项目编号LYD21019）的阶段性成果。线图由李振远、赵岩清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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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河南洛阳隋唐城宣仁门遗址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11期。

[2]同[1]。

[3]陈良伟：《隋唐两京城门基本类型及相关问题》，见《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4]徐龙国：《中国古代都城门道研究》，《考古学报》2015年第4期。

[5]李鑫等：《隋唐东都城考古所见城门遗址的初步类型学考察》，《洛阳考古》2013年第2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一册）第257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7]石自社：《隋唐东都与北宋西京城门遗址的观察》，《华夏考古》2018年第6期。

[8]汪盈、董新林：《辽上京皇城和宫城城门遗址浅析》，《华夏考古》2018年第6期。

[9]傅熹年：《唐长安大明宫玄武门及重玄门复原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10]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第72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11]同[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