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乌台诗案”的前前后后

“乌台诗案”的前前后后

以前写过一篇“乌台诗案”，很笼统，像个名词解释一样，完全无法展现这桩对苏轼刻骨铭心的冤案给苏轼的是怎样的打击。今天讲一讲前后延续近半年的“乌台诗案”的前前后后，感受一下这位伟大文豪令人揪心的心路历程。

前奏

1069年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从一开始就反对王安石变法，所以被变法派排挤而不得已申请外放。地方任职期间，更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新政实施中的弊端，尤其是青苗法、食盐专卖法、手实法等，数次上书建议废止和改善，都没有被接受，苏轼只能在其职权范围内灵活处理当地涉及新政的事务，尽可能规避或减少新政对百姓的伤害，诗文中时常会描述百姓的困苦及税收、征兵制带来的弊端等。1076年（熙宁九年）王安石二次罢相，变法的主导人变成了宋神宗本人，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神宗、发对国策。

苏轼地方任职业绩斐然，通判杭州、知密州、知徐州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实事，1079年（元丰二年）三月，苏轼在徐州执政两年，可谓功德圆满，收到了朝廷调令移任湖州，四月二十日到任。

上任后，他马上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北宋官方有份《邸报》，类似现在的《内参》，调职官员的《谢恩表》都会刊行其上。

《谢上表》原本只是例行公事，谦虚表达一下自己无甚作为，感谢皇恩浩荡给与重用即可，但作为文人的苏轼，又是个不拘小节的人，兴之所至，在谢表中还写道：“知其（指本人）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早就对苏轼有恶意的新党人物李定、舒亶、何正臣、王珪等人利用，因为“新进”“生事”之词就是直指这些人了。

也就是在苏轼到任湖州后，京城朝堂就开始持续上演一部对苏轼的讨伐大戏。

御史中丞李定参苏轼：包藏祸心，谤讪时政，妄自尊大，谩骂朝廷用人不当，吟诗作文，讥讽朝廷，无法无天，不司之以法，难以诫天下人臣，要求神宗缉拿苏轼，以昭示天下。

御史舒亶拿出收集到的苏轼诗稿参苏轼：屡阻新政，以诗泄愤，以己见凌驾于朝廷之上，用心极为恶毒。

权监察御史何正臣参苏轼：指斥乘舆，愚弄朝廷，无所不为，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必倡言归咎新法，唯恐天下不乱。

国子博士李宜亦参苏轼：无君臣之义，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

当时只有驸马王诜为苏轼说话，反驳他们：文人吟诗本是一时之兴，与朝政无多大关系，苏轼出京以来，政绩斐然，对圣上始终忠心耿耿，不可以诗文而废弃人才。

最早举报苏轼作诗讽刺新法的是沈括，沈括在1073年以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的身份到浙江巡查新法实行情况时，看到苏轼诗稿，专门抄录下来呈给神宗，认为涉嫌诽谤朝政，但当时神宗未予采纳。

神宗从内心是欣赏苏轼的，喜欢他的诗词和才华，但新法推行，一个声名远播的大文人多次反对，又让神宗觉得会导致更多异议，动摇新法，举棋不定的时候询问宰相王珪的意见，圆滑的王珪一反常态，告诉神宗：证据确凿，奏状有理。神宗这才下定了决心，同意将诗集交中书审查，敕令苏轼进京，交御史台勘问。

李定等大赞神宗英明，还回复说让御史台速派人去湖州拘捕苏轼，途中夜晚休息按囚犯处置寄放牢狱中。神宗特意嘱托：只限究吟诗之事，不消如此。幸好有这句话托底，不然苏轼被押回京的路途可就苦了。

这些人为什么要如此攻击苏轼？苏轼外任的成绩不错，诗文又好，神宗每次读完苏轼的表状，都对朝臣公开赞美他。这些人却都是毫无原则的奸佞小人，曾阻止苏轼入京，王安石罢相后，新政的首领都被罢黜或隐退，万一苏轼得势，他们就危险了，所以极力要将苏轼及与他相交的人拉下来。

拘捕进京

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湖州才三个月，御史台派皇甫遵前去湖州逮捕苏轼。

王诜知道消息后紧急通知了苏辙，苏辙立即派人给苏轼送信，苏轼得到消息后，想不出自己到底犯了什么事，有多严重，所以收到消息就将公务移交给通判祖无颇，让他代理知州。

差人到后，苏轼不安，不知该怎么出去见差人，还是祖通判劝还未定罪，应该穿官服见。皇甫遵脸色铁青，一言不发，故意制造紧张气氛，还是苏轼先开口：我知道自己冒犯了朝廷，难逃一死，我不怕死，但请容我回家和家人道别。皇甫遵才说没这么严重。诏命拿出来后，才知道只是革职进京，大家心里才松了口气。

苏轼获准回家见亲人再动身。苏轼家就在府衙后院，一进家门，全家都在哭，王闰之和王朝云一边哭一边给他收拾行李。苏轼对家人一一做了交代，安抚乳母、孩子、妻子。还给妻子讲杨朴的笑话安慰她。和家人告别后，苏轼由长子苏迈陪同出门了。

官吏们都不敢出门送他，只有掌书记陈师锡在湖州城门口举酒为苏轼饯别，王适、王遹兄弟（兄弟俩一直担任苏轼子女的教习，后来也是他们带全家去的京城）一直送到郊外，湖州百姓紧随其后，个个泪如雨下，不舍得苏轼离开。

官差的态度很专横，苏轼父子凄然登船。亲历者说“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宋代孔平仲《空时谈苑》），苏轼后来也在给新皇帝的信里说过他们逮捕太守就像捕盗贼。船过扬州时，扬州知州鲜于侁早已等在岸边，希望能跟苏轼见上一面，被官差一口回绝。（见明代商辂《东坡事类》记载）

船行路上，苏轼不知道罪行有多重，又怕连累朋友，曾想闭眼跳入江中，一了百了。但转念一想，这样会给子由、王诜和家人们惹来大祸。

苏轼走后，官差们到家里抄了一遍又一遍，等苏轼家人北上走到安徽宿县时，又派人去搜诗篇、信函和其他文件，翻箱倒柜，女人和孩子们都吓坏了，后来王闰之怕文稿再惹祸端，烧掉了苏轼大部分文稿。

苏轼后来给文彦博的信中说：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着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此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黄州上文潞公书》）

八月十八日，苏轼到京被关入御史台监狱。

受审与关押

“乌台”是御史台监狱的代称，又叫“柏台”，《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野乌鸦喜欢成百上千地栖居其上，黑压压一片，故称御史台为“乌台”。苏轼因诗获罪被关入御史台这一事件后来就被称为“乌台诗案”。

18日入狱，20日便开始审讯。

李定、舒亶等人轮番审讯，审讯过程中向各州郡及朝廷有关部门发出公文，将与苏轼往来密切的有关人都传唤到官府，一一询问，在强大的压力下，苏轼只得承认：“与人有诗赋往还”，结果有数十位和苏轼来往密切的朝廷内外大臣牵连进来。

从8月到10月两个多月的审讯，精神上的凌辱和身体上的折磨让苏轼心力交瘁，“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宋代周必大《记东坡乌台诗案》引），这是当时关押在苏轼隔壁牢房的大臣苏颂（因审理一桩人命官司受人诬陷下狱）亲耳听到御史们对苏轼所进行的非人虐待后的悲叹。

审讯过程中，御史台收到的苏轼任职地的诗篇越来越多，开始苏轼并不承认自己有怨谤之心，只是说其中一些诗句的确反映了民间疾苦。在经过了长时间的车轮审讯后，苏轼受不住了，才说：如果定我死罪，不诛连他人，我就都认了。得到李定不诛连他人的确认后，苏轼开始对自己的诗文进行逐一的解释，形成了一万七千余字的“供状”，这些诗文大多数是苏轼寄赠他人的，牵涉到三十九人之多，职位最高的是司马光，还包括王诜、黄庭坚、范镇、李常、苏辙等人。

等待最后判决的日子里，苏迈天天去狱中给苏轼送饭，但却见不到面，父子俩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苏迈听说了死刑判决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天苏迈因银钱用尽要出京借钱，便委托一位远亲去送饭，忘记告诉远亲这个约定，偏巧远亲那天送的是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凶多吉少，悲痛中给弟弟写下两首诀别诗《狱中寄子由二首》：

• 其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 其二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又给妻子王闰之写了一封遗书《寄贤妻王闰之》。

写好之后交给同情苏轼的狱头梁成，托他务必将信寄给弟弟和妻子。梁成在苏轼关押期间一直很照顾苏轼，每天晚上送热水给苏轼泡脚。

但狱头拿着信出来时不巧遇上来提审苏轼的御史台中吏，信被李定交到了宋神宗手上。当然，被李定当成罪状的两封信反而成为解救苏轼的契机之一。

王珪、李定等人的目的是要定苏轼死罪，所以不断在神宗面前放大苏轼诗文中诽谤朝政、讥讽帝王的罪责，甚至在太皇太后去世大赦天下时，刺激得神宗将苏轼列为特例不予赦免。

解救

狱内的审讯如火如荼，狱外的解救轰轰烈烈。

弟弟苏辙悲怆地上书宋神宗用自己的官爵以赎兄“罪”：

臣闻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恳，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依为命。……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惟赋性愚直……狂狷寡虑……愚于自信。……臣……冒死一言……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若蒙陛下哀怜，赦其万死，使得出于牢狱，臣愿与兄轼洗心改过，粉身报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后已。……

太子太师致仕张方平愤然上书：“苏轼乃天下奇才，不应以文字为罪。……如能救苏轼生还，即使自身获罪，受刀斧之刑，也心甘情愿。……”此信由于府衙官吏及张方平儿子的胆小怕事，最终没有送出去。苏轼后来看到此信也庆幸没有送出去，不然自己又要加重罪责。

朝堂上王安礼（王安石弟弟）、章惇、吴充等人为苏轼据理力争，反驳李定等人对苏轼诗文牵强附会的解说。

司马光、范镇、文彦博、富弼等在职或退隐的老臣一一上奏，请求皇帝宽宥苏轼。

已退隐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神宗为苏轼求情，信中写道“安能盛世而杀才士乎？”提醒神宗宋太祖早年留下的遗训是“不得诛杀文人学士”。这句话对神宗的震动很大。

神宗祖母曹太后在大限将至时专门找来皇帝，告诉他祖父宋仁宗在世时说过的“吾为子孙得两宰相”的预言，及父皇宋英宗多次想重用苏轼兄弟因为早逝而没有完成仁宗遗愿的遗憾，嘱咐神宗千万不可错杀忠良、冤枉无辜。

京城百姓听闻苏轼被捕，街谈巷议，愤愤不平。

杭州百姓自发祈求神灵保佑苏轼早日出狱。

……

上到皇室，下到平民百姓，都在为苏轼求情，尤其是曹太后、王安石等一干老臣的求情，让宋神宗受到极深的震动，专门在某天夜里派了自己的亲信去狱中观察苏轼的动静，结果苏轼毫不心虚胆寒地呼呼大睡，神宗终于信了苏轼“胸中无事”。

再看到李定呈上来的苏轼写给弟弟和妻子的绝命书信后，神宗心灵震撼，满眼含泪。

最终，1079年(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下诏，为“乌台诗案”定论，苏轼以“讥讽政事”结案。

诏曰：

苏轼以诗讥讽朝廷新政，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绛州团练使、驸马都尉王诜追两官勒停，削去一切官职爵位。

著作左郎、签书应天府判官苏辙监筠州盐酒税务。

正字王巩监宾州盐酒税务。

太子太师致仕张方平、文彦博各罚铜三十斤。

端明殿学士司马光、户部侍郎致仕范镇、淮南西路提点刑狱李常……二十人各罚铜二十斤。

喧嚣一时的“乌台诗案”终告结束，苏轼当日出狱。

此后的黄州，苏轼成东坡，另一种人生、另一种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