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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轼对熙宁变法的意见
在北宋，苏东坡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从不跟风的知识分子，他对任何人都不盲从。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创行新法，苏东坡便上书神宗，进三言：“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这三条都是针对王安石所行的新法。当时批评王安石新法的人很多，苏轼还不算突出，他曾直白地进言神宗政令得失，“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宋神宗回答他：“卿三言，朕当熟思之。”苏东坡所进三言中，将他从“结人心”、“厚风俗”方面对新政的批评意见暂且搁下，单说“存纪纲”这一条，讲的是“言者无罪”，要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他说：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指皇帝本人），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 “存纪纲”中的“纪”，指的是纪律之监察和检查，“纲”指的是纲常伦理之维护。台谏即御史台，是古代的监察机构。言者，指弹劾违反纪律行为的谏官，行使的是监察职权。许以风闻，是指御史们可以听到传闻就进行弹劾。而无官长，是指各个御史自己对言论负责，不受御史台长官的约束。实际上它还是有一个长官，那便是御史大夫，其地位仅次于丞相，负责日常工作的叫御史中丞，其地位在朝廷上与丞相是平起平坐，这个机构的实际地位相当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言及乘舆”，乘舆是指皇帝，那就是给皇上提意见，皇上也要虚心倾听。事关廊庙，指事关朝廷大事，那么宰相也要引咎自责。台谏未必皆贤，指那帮御史未必都是贤明之人，他们的言论未必全都正确。“然须养其锐气”，是指培养其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勇气。岂徒然哉？这是为什么呢？“将以折奸臣之萌也”，指可以防止坏人篡权作奸，即使它还处于萌芽状态。所以一定要言者无罪，闻者则应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确保监督机构弹劾现任执政者的言论权利，即使是太平盛世，朝政清明，朝廷没有横行不法、贪渎奸邪之臣，也仍然要让监察机构保持强势地位。那又为什么？苏轼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用现在的话来说，家里没有老鼠也得养会抓老鼠的猫，没有盗贼也要养会吠叫的狗，这样才能防止老鼠和盗贼。苏东坡这一大段议论，目的是说明监察机构的重要，要充分保障御史监督言论的自由，坚决执行言者无罪。即使没有老鼠，也要养一群会抓老鼠的猫，我住的小区便有养猫的传统习惯，所以很少出现鼠患。养狗要会吠叫，为什么，它可以及时报警，不吠之狗，就起不到防盗的作用，如果不让它汪汪吠叫几声，那就起不到警醒人们的作用。现在网络上的舆论监督，与古代的御史有类似之处，所起的就是预警作用，如果鸦雀无声，不一定是好兆头。苏轼的另外二条结人心、厚风俗我这儿先放一放，以后有机会再说。这三言，宋神宗说过“卿三言，朕当熟思之”，所以新法推行之始，尽管一片反对之声，王安石只是回了一句“人言不足恤”。 苏东坡有一件事得罪了王安石，那一年的进士考试是苏东坡出的题目，《宋史·苏轼传》称：“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因试进士发策（指策论的考题），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恒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即同样是君王独断，晋武帝司马炎平吴成功，而苻坚独断进攻东晋，结果在淝水之战中大败而归。同样是专任，齐桓公专任管仲而称霸天下，燕哙听了禅让之说，把王位禅让给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不到三年，燕国大乱。独断和专任，只是一个方法，决定成败的还是所推行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是否确切可行而能收到实效。这个题目当然就激怒了王安石，“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王安石要推行新政，苏东坡处处作难，道理还是在苏东坡一边，二人就很难合作共事了。故苏东坡主动请求外放为杭州通判，免得天天与王安石吵架。然而王安石使御史论奏苏轼之事，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这样御史缺少独立性，它会成为派系之间互相攻击的工具，如果小人当道，它还会成为小人陷害君子的工具，此后乌台鞫诗案便是这样起来的。乌台诗案不是王安石所为，后继者吕惠卿应当是指使者。好的制度，要有正直的队伍去执行，二者缺一不可，否则的话，坏人也能利用制度的弹性做坏事。 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自京师开封赴杭州通判任，在杭州呆了三年。熙宁七年（1074）九月北上赴密州（今山东诸城）任，一路先后经过湖州、润州（即镇江，又称京口），过江经海州、楚州，十月到密州。他为什么会从杭州徙密州呢？熙宁七年九月王安石已罢相，执政者是吕惠卿。王安石下台去江宁府的原因，是熙宁七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中国传统的灾异说认为灾异是上天对君王的警示，那就要找宰相作为替身为皇上顶罪。翟方进是汉成帝的丞相，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春荧惑守心，依照灾异说，这意味着君王受天谴责，怎么办呢？让丞相来替死。于是派人送翟方进酒十石，牛一，要翟方进自处，翟方进即日自杀。事实上这救不了汉成帝性命，次月成帝便病死了。王安石便是因天下大旱替君王受过而退位到江宁府的，故并非王安石容不下苏轼，而是继王安石执政的吕惠卿容不下苏轼。密州的环境当然不能与杭州相比，自杭州徙密州，在苏轼心中极为不快。他那首怀念妻子的《江城子》便是熙宁八年（1075）正月十二日作于密州，从词的内容看，他情绪不佳。今录其词于下：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是一首记梦的词，人在梦中吐真言，苏东坡在杭州那几年心情还比较舒畅，把他调到山东密州，一路奔波，才有“尘满面，鬓如霜”的感慨，梦中对夫人也只能“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史载其在杭州任通判时，“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他还是以“结人心”为宗旨，尽量使新法便民、安民。到了密州以后，“司农行手实法，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轼谓提举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提举官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司农寺，是九卿之一，相当于现在部委一级。手实法，是让百姓自报田亩和财产数，以便征税及派发徭役，具体操作的官吏，完全可以上下其手，那就苦了百姓。部委发的红头文件，不是中央所发指令，地方可以看一看再说，故苏东坡在密州还是为百姓做了一件好事。还有一件事，“有盗窃发，安抚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杀人，且畏罪惊溃，将为乱。民奔诉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散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这一段是讲苏轼所在的密州出了一帮土匪，地方报案以后，上级便派了士兵来剿匪，结果军队到了那里，不是去剿匪，反而去骚扰那里的百姓，而且伤了人，杀了百姓去报功。于是百姓到苏轼那儿告状，苏轼接了状纸，说没有那回事。为什么？要先稳住这帮乱军，等他们认为没事了，然后再派人分别把凶手抓出来杀掉。
（二）关于乌台鞫诗案的情况
苏轼在密州从熙宁七年到熙宁九年，前后有三年时间，于熙宁十年迁徐州。去徐州之前，先要到京师述职。熙宁十年（1077）三月，苏轼与王诜在京郊四照亭相聚，王诜是太原人，徙居开封，能诗善画，而且还是一个驸马爷。二人诗酒相酬，还有歌妓陪酒。苏东坡在席上作了一词《殢人娇·王都尉席上赠侍人》，这首词是赠给酒席上招待他们的歌妓，那时他们对百姓还比较尊重，不像如今某些大老爷和贵公子们，到KTV包房，干的尽是欺侮和玩弄女性的勾当。今录其词于下： 满院桃花，尽是刘郎未见。于中更、一枝纤软。仙家日月，笑人间春晚。浓睡起，惊飞乱红千片。 密意难传，羞容易变。平白地、为伊肠断。问君终日，怎安排心眼。须信道，司空自来见惯。 这首词是为歌妓说话的，“一枝纤软”是称赞众歌女中有一人一枝独秀，全词中心是谴责负心郎的。苏轼另有一词作于开封，也是在那个时节，王诜雅集一班文人在西园聚会，苏轼参加了，在席上赋《满庭芳·佳人》一词给王诜之歌妓啭春莺。今录全词于下： 香叆雕盘，寒生冰箸，画堂别是风光。主人情重，开宴出红妆。腻玉圆搓素颈，藕丝嫩、新织仙裳。双歌罢，虚檐转月，余韵尚悠飏。 人间，何处有，司空见惯，应谓寻常。坐中有狂客，恼乱愁肠。报道金钗坠也，十指露、春笋纤长。亲曾见，全胜宋玉，想像赋高唐。 全词赞扬啭春莺极其美艳，要超过宋玉为楚襄王所作《高唐赋》中凭想象描绘的巫山神女。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两首词中都用了“司空见惯”这个成语，此典出自刘禹锡。唐代孟棨《本事诗·情感第一》：“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司空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席上赋诗，曰：‘?鬌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惠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苏轼此处以李司空比王诜，以刘禹锡自比，而“司空见惯”成了对某些缺德事的贬义词了，任何时代都有司空见惯之事、见怪不怪之事啊，尔今何尝例外。 苏东坡在熙宁十年七月启程赴徐州任，在徐州有二年时间，至元丰二年（1079）徙知湖州。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乌台鞫诗案，苏轼被捕入狱。《宋史·苏轼传》言其事：“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不妨先査一下发起此案的究竟是何等人也，《宋史》卷三百二十九有此三人之传，今录相关传记内容于下： “李定，字资深，扬州人。少受学于王安石。登进士第，为定远尉、秀州判官。熙宁二年，孙觉荐之，召至京师，谒谏官李常，常问曰：‘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之，无不喜者。’常曰：‘举朝方共争是事，君勿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据实以言，不知京师乃不许。’安石大喜，谓曰：‘君且得见，盍为上道之。’立荐对。神宗问青苗事，其对如曩言，于是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听。命定知谏院，宰相言前无选人除谏官之比，遂拜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 从这一段记录，可以知道李定这个人是一心讨好迎合上司的马屁精。史载其在元丰初，“召拜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进知制诰，为御史中丞。”这就成为言官的首领了，遂借机发起乌台诗案，“劾苏轼《湖州谢上表》，擿其语以为侮慢。因论轼自熙宁以来，作为文章，怨谤君父，交通戚里，逮赴台狱穷治。”可见乌台诗案的发起人是李定。 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舒亶，宋史本传称：“元丰初，权监察御史里行。太学官受赂，事闻，亶奉诏验治，凡辞语微及者，辄株连考竟，以多为功。”可见此人行事株连无辜，是一个好以他人作为自己仕途垫脚石的小人。舒亶“同李定劾苏轼作为歌诗议讪时事”，这里已不提苏轼的《湖州谢上表》，因为那篇表文实在找不到任何把柄，无从定其罪名。此人之结局亦不佳，史称：“亶在翰林，受厨钱越法，三省以闻，事下大理。”他贪污的是伙食费。 还有一个人物是何正臣，字君表，临江新淦人，进士出身，《宋史》本传称：“元丰中，用蔡确荐，为御史里行。遂与李定、舒亶论苏轼，得五品服，领三班院。”而蔡确在《宋史》入奸臣传，是一个专搞“冤狱苛政”之人，《宋史》之史论称何正臣之论苏轼为“小人之盗名”。当时王安石新政得不到君子的支持，吕惠卿执政以后便专用这帮小人，连王安石在朝廷也无法容身。熙宁七年，天下久旱，那帮人便提出：“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王安石因而罢相退出朝廷，知江宁府。元丰初年他在江宁，如果王安石还在京师执政，应当不至于如此对待苏轼。那时的御史，岂不成了乱咬人的恶犬了吗？那么乌台鞫诗案是如何了结的呢？《宋史·苏轼传》称：“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宋史·李定传》则称：“当会赦，论不已，窜之黄州。方定自鞫轼狱，势不可回。一日，于崇政殿门外语同列曰：‘苏轼乃奇才也。’俱不敢对。”此人为人品德低下，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在政治舞台上玩变脸术，所以别人不敢再理会他了。小人们当了御史中丞，那么御史们的言论与苏轼所言之御史职责完全反其道而行，苏轼关于“存纪纲”的言论是对的，但一条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由一群小人为之，事物也会走向反面。在这种情况下“养其锐气”，遭殃的只能是君子们了。在这一点上，苏轼也许会有切肤之痛。（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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