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 张士诚

我有一位发小，很喜欢讨论天下大势，其嘴里动辄就会蹦出诸如“得皿心者得添下”之类的大词。

　　

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回老家见到他，中午凑一起吃饭时，看他们几得喝得五迷三道又开始放眼世界时，我忽然想打击他一下：所谓“得皿心者得添下”其实是亚圣骗人的，或者说，那是他的一种美好的愿望。至少在我们三千年的信史中，从来没有什么“得皿心者得添下”，而向来都是“得J心者得添下”，或者倒过来说是“得添下者得皿心”。

　　

发小一时有些急眼：你才上了几天学、学了几天历史？

　　

我：你这么说话，只能说明你的大学文科是白读了。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有哪一个不是靠强大的J事实力，而是靠民众的拥戴上位？

　　

发小：历朝末期的农民起义，不正是因为失却了皿心吗？

　　

我：你就是典型的学而不思则罔，农民起义压根就不是由农民带头的；而农民J里的农民呢，也绝大多数都是遭到“裹挟”而不得不跟随，成为其抵御官军的火包灰。就像著名的黄巢李自成，都是如此，攻下一地便将青壮和粮食掠走，逼迫着老幼妇孺不得不跟随其祸乱，否则便只能饿死。

　　

随后，我让他复习朱元璋陈友谅和张士诚，这位发小滔滔不绝的嘴才终于闭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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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末此起彼伏的义军中，到最后能做大的几位，如果对比朱元璋和陈友谅，将张士诚称为“圣人”，恐怕都毫不为过。

　　

陈友谅天性凉薄，就连在起事初期时，像倪文俊、徐寿辉、赵普胜这些对他有恩的人，最后也都惨死于他的刀下。

　　

而朱元璋之狠辣无情就更是人尽皆知了，屠戳功臣不说，就连早期手下大将胡大海的儿子胡三舍私自酿酒获利，都被他亲自杀掉。

　　

而反观张士诚呢，其一生中对朋友、对手下，都极为慷慨大方，做到了仁至义尽。　

　　

甚至于，他手下的将帅们都在那儿装病，索要大量的田宅、封赏高官，然后才肯出兵打仗。这样的行为，他都能容忍。

　　

到了晚期，这些将士们因享乐和放纵而荒废了J务，直到打了败仗、丢了地盘，张士诚也尽量不去过问。过后不久，还是让他们领兵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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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诚最让人无可指摘的，就是“爰民”。有人说，因为他是穷人出身，见识过底层穷人最为悲催的生活，所以如此。这话对，却也不对，因为朱元璋比他可穷多了，但该残忍的一样残忍。所以，一个人是否宽厚，其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并不能抛却经历、天性、教育、环境、贫富……其中任意一条去做定论。

　　

张士诚本是江苏泰州的一名盐贩子，兄弟四人都以撑船运盐谋生。盐贩子吃的是苦力饭，又面临着官府层层加码的各样赋税，日子过得很是艰难。可张士诚为人豪爽仗义，每当乡亲遇到困难，他总是慷慨解囊，伸出援助之手。久而久之，张士诚在当地盐民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

　　

在攻陷平江（今江苏苏州市），以此为根据地建立了大周政权后，张士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废除元朝的各种苛捐杂税，减轻底层民众负担。至于历年来农民拖欠元朝的赋税，张士诚更是一笔勾销。就连当年已经交上去的税赋，他也要退还四成。

　　

元朝末年的横征暴敛，本已使原本富庶繁华的江浙地区百业凋零、民不聊生。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张士诚亲自颁发《州县务农桑令》，称“余起兵之意，诚欲出生民于涂炭。予所在，以安全食为民之天，农桑为民事之本，有土有财只在利导，既富且教尤要提撕。令下之日，务曲体余衷，相机度宜，俾处处有生养之具，毋徒以文具相涂饰也……”

　　

具体举措说来也简单，就是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平抑物价等。

　　

在张士诚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下，江浙地区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在战乱和饥荒中曾经举家迁往外地的流民纷纷重返家园。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虽然张士诚没有读过什么书，他却愿意花大力气发展教育，他开办了类似于公立学校的弘文馆，招纳“将吏子弟、民间俊秀”为学生。甚至还慷慨地为他们提供饮食和津贴。

　　

“凡属州县，聿稽前典，务选明博好礼之士，朝夕讽诵以修明伦序，以兴起贤能。”

　　

张士诚为了吸纳江浙一带的知识分子，还开办了礼贤馆。大家所熟知的施耐庵、罗贯中两位文豪，都曾经在张士诚帐下效劳。在评书中已经被神话的刘基刘伯温，在进入朱元璋的军队前，也差点成了张士诚的一名谋士。

　　

所以，在这一点上，朱元璋的认知与张士诚恰好相反，他认为元朝之亡，首先就在于纲纪废弛：“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G，非猛不可。”

　　

而且，他起兵后厉行的手段一向都是“寨粮”、“检括”，其实就是换了个说法的剽掠，却也一样能得天下。

　　

说白了，朱元璋治道的中心就是使民战栗、孔惧，从而对其畏服。而对于“民心”之说，他的表现更像是半信半疑。

　　

比如，明初曾有十三人因为说“朝廷法度厉害”，全家成年男子都被处死，妇女流放。

　　

比如，洪武年还有一条著名的榜令，是禁止人“不思朝廷凡事自有公论，但不满所欲，便生议论，捏写匿名文书，贴在街巷墙壁”，违者全家处死。

再比如，最先说出“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的人是孟子。朱元璋却下令将孟子牌位逐出孔庙，甚至还打算毁掉《孟子》一书，直到最后在读书人的强烈反对下，才出台了一本删减版的《孟子》。

　　

当然，让他感觉不顺耳的话肯定都要删掉，这其中自然要包括所有对“民心”的讨论。

　　

试想一下，他要是畏惧民心，敢删《孟子》吗？可若是不惧，又何必要去删《孟子》关于民心论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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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管张士诚得了多少民心的拥护，不管有多少江浙民众发自内心的支持和拥戴他，在和朱元璋的争霸中，他也没有笑到最后。当然，他也不可能笑到最后。

　　

朱元璋吞并了陈友谅之后，卧榻之下岂容他张士诚酣睡？随即便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二十万精兵来倾力攻打江浙。

　　

随着张士诚所占据的平江被大军围困，粮草所剩无几。可张士诚到底是个厚道人，他不肯杀人为食，几次突围未果后，无奈之下只好弃城投降。

　　

说起来，朱元璋可没有杀降的习惯，照说张士诚完全可以在朱元璋的照顾下舒舒服服地过完余生，可他抵达南京的当晚，就趁人不备，自缢身亡……终年47岁。

　　

据说，朱元璋曾经到平江，听当地人谈到张士诚。几乎人人都感恩张士诚没有死守城池，而是投降了朱元璋。这才使得他们躲过了战争，不致生灵涂炭。

　　

那么，明明深得民心，张士诚为何最终还是失败？

　　

朱元璋有过解释，两个字：“器小。”

　　

后来，朱元璋又说：“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

无独有偶，《明史》也有类似评论：“士诚为人，外迟重寡言，似有器量，而实无远图。”

　　

　　　　

其实，用大家都能看懂的人话来说，“器小”就是“器量”或者“气度”小、就是底线高、更有人性的意思而已。

　　

假如一个人的“器量”比做一个长方形，在顶端高度一致的前提下，谁的底线高，谁的器量面积就小。比如，项羽也是一个“器小”的代表人物，他将刘邦的父亲抓住威胁刘邦，要将其父下油锅，谁知刘邦却连眼泪都没掉一滴，声称要“分一杯羹”。

　　

于是，“器小”的项羽只好将刘太公放过了。

　　

同理，朱元璋也看不起张士诚，因为张士诚的底线比他高得太多。用一个更为形象的词语来形容，就是“妇人之仁”。　

　　

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底线”和“人性”以及“道德”，永远都是成功的绊脚石。

　　

很多人聊起朱元璋，都会对“剥皮揎草”和“惩贪务尽”，却忘了他固然对官吏残酷，对民众却也一样残忍。

　　

首先，朱元璋畏惧无业游民，《大诰》里明明白白地写着“逸夫处死”。榜文则说，百姓都要就业，外出要知道本人下落、到哪里去、去做什么；人们互相监督，若有人远行不知下落，或日久不回，而里甲邻居不告发的，一律充军。还有一条是规定看病的、算卦的，都只能在本地行业，不许远游。

按他的榜令，对说谎的人、通奸者和骗子小偷的处罚都是死刑，曾有人偷卖草束，被凌迟处死。

说到这里，那些自以为道德无瑕的人，可以为此欢呼了吗？想多了。因为你一旦认可了这种随意干涉任意处置的做法，那么这种做法就必然会渗透到你的生活、最后的结果必然就是无微不至。

　　

比如，同姓结婚的，处死；私改名姓的，处死；违反官定的服式，穿“半截靴”的，处死；违反官定的发型，孩子剃“一搭头”的，阉割。

你要喝酒？这里有“乡饮酒礼”，犯者打五十，甚至充军。你想听戏吗？只许演“义夫节妇，孝子贤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别的不但不能演，连戏本子也不能看，“敢有收藏者，全家杀了”。

当然，这还不算什么，毕竟这些都还是“引导人积极向上的”。而接下来这些规定可就有些荒谬了：民间的医生，只能称医士、医者，不能称大夫、郎中；梳头人只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

　　

万一叫错了怎么办？对不起，等待你的将是“治以重罪”。

军人子弟只许演习弓马，否则便是不务正业。学唱戏，割舌；下棋的，断手；踢球的，卸脚；做买卖的，充军。要是吹箫呢？“连上唇连鼻尖割了”，看你拿什么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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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无法想象，史书上总是说“朱元璋草根出身，深知民间疾苦，所以要勤政爱民……”

　　

他如此“爱民”尚且这样，碰上那些不怎么“爱民”的，老百姓还有活路吗？

但与这些极为矛盾的是，翻阅明初的一些野史，至少在民间，朱重八的口碑还真不错。这就完全无法解释了，至少你用常理就根本不能将这种现象说得通。

你看我，只不过丢几个公号飞几篇文，便会怨气冲天，要是到了明朝还能活吗？

　　

细思起来，我认为老朱的口碑无外乎得益于几点：

　　

第一，公平。王朝建立初期，还没有形成特别庞大的士绅官僚阶层，而功臣们也还没有完全腐化……这便使绝大多数人都处于一个水平线上，起码的公平还是有保障的。人不患寡而患不均，出头的椽子先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别人都能忍你为什么不行？……再加上比起元末来说，到底也是能吃得上饭了，还是有所进步的。

　　

第二，比起元朝人分四等、职业分十等、蒙古色目人占据一切的高压管控来说，即便朱元璋再怎么管的事无巨细，到底也还是放松了一些。

　　

第三，元末的人已经彻底忘记了宋朝的宽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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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得皿心者得添下”更像是一句瞎扯或一种美好的愿望，在信史中只有“得添下者得皿心”。

　　

为什么会有王朝更迭？那是因为失败者失去了“J心”。

　　

至少在文明达到一定程度之前，至少在用手里的票票能决定一个人的升迁去留之前，不会存在什么“得皿心者得添下”，永远都是“得J心者得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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