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国维到底因何而赴死？ “愚忠殉清”的可能性在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的时候是有的，他曾经约罗振玉和柯劭忞一同投神武门御河以殉节未果。时间过了四年，溥仪在天津张园受日本人的“保护”，又有各界头面人物的朝拜和表忠心，过着风光又逍遥的日子，他没有为这个已经逊位的皇帝殉节的必要，大清早已灭亡，他更没有为大清殉节的必要。 罗振玉逼债的说法本就没有根据，罗连王国维寄给他女儿的抚恤金都拒收退还，怎么会有逼债一事呢？至于罗、王二人朋友反目，也不至于让王国维自寻短见。当年钟子期死后，俞伯牙也就摔了自己的琴而已，因朋友反目而寻死的例子从未听说过。 怕北伐军难容自己而自杀的说法也难以让人相信。叔本华说：“连死都不怕的人，还害怕其他惩罚吗？”大不了也是一死，何必自杀呢？何况死于“敌人”之手，还可彰显名节。 至于“以死劝阻溥仪去日本避难”的说法，更是难以成立，因为溥仪根本不想去日本，日本人也不会让他离开中国而失去其利用价值。 “妻妾出轨受辱”的说法，完全是无聊的闲话，根本不值得辩驳。 被人们普遍认可的陈寅恪的“文化殉节”说，表达了陈寅恪先生对亦师亦友的王国维的敬重与痛惜，也代表了广大知识阶层普遍之情绪。他在悼念王国维的挽词中指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今日乃是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因而王国维这样为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必然会与之共命而同尽，王国维先生所以不得不死。” 为“文化殉节”，确实是一个令人油然而生敬意的高尚之举，将王国维之死因定义为“文化殉节”我们是乐意接受的。但这定义未免过于理想和空泛。 中国几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表明，改朝换代多矣，天下大乱亦多矣，但中国文化之脉从未断绝，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明清时期的文字狱、十年浩劫的文化大劫难，都没有使中国传统文化消亡和断绝，虽然有大批的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但却没有人因为担心文脉断绝而以死相殉。不食周粟而宁愿饿死的伯夷和叔齐，是为殷商殉节，而不是为文化殉节；王国维的海宁同乡、被燕王朱棣“灭十族”的方孝儒之死，是为皇帝殉节，其中也含有为儒家“正统”文化殉节的因素，但他是被杀，而不是自杀。同为知识分子的方孝儒性格比王国维耿介得多，他所面临的灾难也比王国维严重得多，他也没有为了“文化殉节”而自杀。 王国维一生都在研究和开发传统文化，并且硕果累累，贡献极大。他的死是国学文化界的巨大损失。正如梁启超先生在给女儿的信中所说：“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岁，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 一个在文化上孜孜以求且建树卓越的知识分子，怎会忍心自绝于文化而忍心长眠于地下？ 我们宁愿接受这一怀有敬意和善意的“文化殉节”说，来表达对王国维先生的崇敬和痛惜之情。（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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