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墓有终时？

阅读提示：在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葛剑雄看来，任何信仰都有一个从产生到消减的过程。况且，随着时代的转变，守墓对于某些人而言，早已不是信仰问题，而仅仅是一种形式。

他们的存在不是一个传说，却比传说更为传奇；他们的作为算不上事业，却比事业更为执著。老版户口本上，他们的从事职业一栏被写作“看坟的”，现在，写作“守墓人”。其实，这完全是他们的个人行为，这是一种信仰，不是一件营生。而今，随着时代的变革，与后代人观念的转变，世代相承的信仰面临现实的冲击，他们的坚守，又该何以为继？

一诺300年

一位美联社记者在见到佘幼芝时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们美国建国才200多年，还没你们家族为一个将军守墓的时间长，这真是世上少有的奇事。我不明白，是一种什么精神，能让你们守了这么多年的墓？”

生于1939年的佘幼芝，是佘家的第17代守墓人，其先祖于1630年将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头颅秘密掩埋于自家后院，并为其建起祠堂。从此佘家后人世代为袁崇焕守墓，历经明朝、清朝、中华民国直至今日，共382年。

佘幼芝正式接过守墓重任，是在上世纪的1970年。当时已然出嫁的她，在某一天下班回家后蓦然发现，孀居在家的大伯母已带着自己的堂兄不告而别，堂兄及伯母的屋内也早已被搬得空空如也。

虽然事情已过去了40多年，回想起当年的一幕，佘幼芝仍是忍不住有些哽咽：“我9岁丧父，24岁时母亲也撒手人寰，堂兄一家是我唯一的娘家亲人。我怎么也想不通，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就这么不声不响地搬走了，连个招呼都没跟我打。”

彼时的佘幼芝虽然还住在佘家的老宅里，但实则已经出嫁，并已有了自己的大女儿。堂兄一家的不告而别让她觉得不能理解，并随即想到，堂兄是佘家这一代里唯一的男丁，找不到堂兄，佘家世代相承的守墓重任该由谁来接管。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代代相承的守墓者，到我这里变成了女子，这就是答案。佘家信守了300多年的诺言，不能因为堂兄的离去而不了了之。” 300多年的人世沧桑，世事更迭无从历数，佘家为冤屈忠魂守墓的义举从未间断，在这样的坚守中，佘幼芝从一位年轻女子，成为了现在左腿微跛、脚步踉跄，甚至有点弱不禁风的老太太。

解放前的佘家是个大户，整个佘家馆共占地约12800平方米，靠着祖辈留下的田产，守墓之余，并不用为族人的生计问题过虑。新中国建立初期，佘家将地产交归国有，政府每月按照粮食的市场价格，向佘家发放约合200多斤小米行价的生活费用。

1952年，北京市搞城市整体规划，提出要将城内墓地迁至郊区，政府也开始停止向佘家发放生活费。当时，佘幼芝的伯父还健在，在佘伯父的请求之下，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四位著名人士联名上书毛泽东主席，希望将袁崇焕祠墓“特予保全，并加崇饰，以资观感”。毛泽东主席批示北京市彭真市长，同意袁崇焕祠墓“应予保存”。此后的两年间，佘家的生活来源便只能靠着院内200多棵枣树的收成，和出租祖宅的几间空屋支撑。

1954年，北京崇文区在袁祠旁边建起北京市第59中学，随后又建起了学校的厂房和操场，征用了佘家的院落，佘家也因此又一次没有了经济来源。考虑到佘家的生活问题，59中学向佘家提供了两个可在学校厂房里工作的名额，自此，佘家出于生计考虑，除守墓外也开始从事其他工作。

在这期间，由于“文革”的十年浩劫，袁崇焕的坟墓及祠堂曾一度被破坏。据佘幼芝的老伴焦立江回忆，早在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就有一批红卫兵冲进袁祠，推倒了袁崇焕的墓碑。当时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袁崇焕死后，因为其头颅神秘失踪，佘家做了一个黄金头颅放在坟墓里埋葬。当时的造反派对此谣言信以为真，妄图掘墓寻金，后来发现墓中并无财宝，便留下满园狼藉拂袖而去。

经此变数，佘幼芝一家痛心不已，但因忌惮“文革”期间的种种打压，也一直不敢对被破坏的袁墓进行修缮，只在风声稍微缓和一些之后，隔着墙壁远远看过被掘开的坟墓。“那个墓穴很小，绝对放不下整个棺椁，想来祖辈说的没错，袁大将军被凌迟处死，除人头被悬挂于城墙示众之外，其他尸骨早已难觅踪迹，佘家义士也只是将他的首级葬在此处。”佘幼芝叹息，可怜袁崇焕一代忠烈，到最后，却连墓中的首级也在“文革”时不知所踪。现在，佘家守着的，仅仅是“文革”过后，重新修建起来的一座空坟。而此空坟之所以能得以修建，还是源于”文革“过后，佘家夫妇的各方奔走呼吁。

守护已千年？

“麻扎”系维吾尔语，意为：穆斯林的“圣徒墓”。相较于“麻扎”，“宗朗”一词的来历却是众说纷纭，一说是阿拉伯语意为“有鱼的水”，另一说是维吾尔语“闪光的陵墓”，以及突厥语“中国的城市”等不同释义。“宗朗麻扎”位于东经77.23度、北纬37.36度，在新疆乌鲁克乌斯河东岸的一座140米高的崖壁上，距喀什市叶城县宗朗乡人民政府约6公里。宗朗麻扎的墓主是伊拉克人莱依莱久白比兰德喀玛勒。公元910-1006年，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勒汗王朝，与信仰佛教的于阗李圣天王朝因宗教问题引发战争，莱依莱久白比兰德喀玛勒作为喀勒汗王朝的将军，成为了战争中的“圣战牺牲者”。现在看守宗朗麻扎的谢赫木老人便是墓主生前马童的后裔。

在翻译与谢赫木老人的对话中，我们了解到，现年77岁的谢赫木老人是宗朗麻扎的第10代守墓人，这听起来似乎不合常理，自莱依莱久白比兰德喀玛勒战死至今，岁月流逝已有一千余载，守墓人怎可能仅传承了10代？但由于语言交流障碍，加之老人年岁已高，有些问题始终难以得到精准答案。

据上海对口援疆指挥部的许金武介绍，因为要守墓，谢赫木长期居住在此处的一个山洞里，那里常年阴暗，加之宗朗地区属山脉河流交汇处环境潮湿，老人已患上严重的关节炎，每逢季节变换，关节疼痛不已，几难行走。谢赫木的儿女及其他家人均在距此地几公里的村里靠种地为生，他每天的食物便是靠家人从几里外的村里送至此地。

山洞里，谢赫木的生活设施简陋到难以想象。一床被子早已在常年累月中与灰尘融为一体，变得厚重且难以看出本色。尽管很多当地领导来此处时，都会想着帮谢赫木带上一些治疗风湿的膏药，但谢赫木老人的身体状况，依旧在日复一日的守墓生涯中，每况愈下。考虑到宗朗麻扎位于叶城县宗朗灵泉景区当中，景区管理部门按照工作人员的标准，为谢赫木发放工资，但谢赫木的一儿三女仍表示，在老人百年之后，他们并不打算接替老人继续守墓，而希望去县城里打工。

何以为继

同谢赫木的儿女一样，佘幼芝夫妇的女儿也表示不愿接替父母继续守墓。在她看来，这些年来，为了袁崇焕墓，自己及父母已经失去了太多。因为要操办袁氏宗亲会，父母忙于接待广东的袁家后人，甚至忘记了女儿的婚期。自己的弟弟，佘幼芝与焦立江的小儿子焦平，更是因为要接女友一起去广东为袁崇焕守衣冠冢，而在路上遭遇车祸，不幸身亡。儿子去世后，老两口与广东方面联系，仍旧将儿子的骨灰送往袁崇焕的衣冠冢处埋于冢旁，并将其身份纳入佘家族谱，改名佘焦平。

在这之前，佘幼芝曾一度带儿子一起出席一次关于守袁墓的答记者问活动，其间有人问及：你们佘家要为袁崇焕守墓到何时？

佘幼芝回答：“先祖让我们辈辈守下去，没说什么时候结束。”这时儿子接过话茬，说要永远守下去。

话犹在耳，斯人已逝。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佘幼芝的丈夫焦立江向记者表示，在他看来，任何事情都有一个从发生到发展，再到结束的过程。这是一个哲学观点，不容置疑。佘家守墓不知何时结束，但肯定是要结束的。

早在2007年，《老年日报》在对佘幼芝的事迹进行报道时，便把佘幼芝称为“最后一个守墓人”，佘幼芝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是否让后人继续接替自己守墓，还要看后人怎样理解这项事业。佘家17代人不为名不为利，守墓只为先祖一个忠义的誓言。

将袁崇焕首级葬于此地的佘家先人，在临终时留下了三条祖训：

一、 佘家人必须世世代代为袁崇焕守墓，永远不得南下回广东老家；

二、 佘家人永世不得为官；

三、 佘家子孙必须要读书，以知廉耻、明事理、记忠孝。

基于以上几点，佘幼芝认为，如果后人不能像先祖一样，不为名利地做一辈子守墓人，那么自己宁愿在百年之后，将维护袁墓的重任交予国家。

采访间，焦立江也向记者提起，在2000年时，佘幼芝终于与一别多年的堂兄一家取得联系，当时佘幼芝还邀请堂兄一家一起来参与袁崇焕墓的扫墓活动。那一次扫墓，堂兄及堂兄的儿子、儿媳均有到场，但由于堂兄一家已经离开此地多年，他的后人对袁墓的情况知之甚少。后来，堂兄的儿子及儿媳以佘家后人的名义邀请新闻单位采访，并称自己是佘家守墓的第18代接班人。这让佘幼芝夫妇觉得他们来参与扫墓的动机不纯，有借守墓人身份炒作之嫌。直到不久以前，佘幼芝夫妇赴上海，就守墓一事参与东方卫视《东方直播室》节目的录制，按照佘幼芝的说法，自己在节目录制过程中，也对堂兄一家为佘氏传人一事有所提及，但节目播出后，此段内容被剪切掉了，为此，堂兄一家还对佘幼芝很是不满，认为她将佘家后人的风光一人占尽。

其实，据记者了解，目前的佘幼芝一家因为袁崇焕墓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缘故，已经举家迁出了祖宅，现在居住的地点与袁墓约有1小时车程，在此情况下，佘幼芝每天往返于家里和墓地之间实属不易，并无风光可言。而外界关于佘家图财，搬迁时拿了政府30多万元钱和诸多其他好处的谣言，更是让老两口十分气愤。

皆因信仰丢失？

面对佘家及新疆谢赫木老人守墓事业即将终结的现实，很多人认为这是社会变化，导致精神信仰丢失所致。

而在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葛剑雄看来，任何信仰都有一个从产生到消减的过程，况且，随着时代的转变，守墓对于某些人而言，早已不是信仰问题，而仅仅是一种形式。

在分析时代对守墓家族观念的冲击时，葛剑雄还提到：“对于守墓这一职业，封建社会守皇陵的人享受政府津贴，使其可以不用担心生计问题，心无旁骛地一生只做守墓一件事情。还有一些大户人家，自己有很多田地，仅靠收租便可度日，或者一些老北京所谓的'吃瓦片’，靠出租房产生活。而目前，由于时代以及政府政策等等一系列原因，使得一部分守墓人赖以维持生计的经济基础没有了，比如佘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项守墓事业，客观上便很难再长久地维持下去。或者像宗朗麻扎的守墓人子女，他们在社会的变革中看到了新的机遇，希望从事其他工作，不愿像父亲一样守墓挣工资钱，这也是十分正常的。”

同时，葛剑雄还指出：“有的社会人士被一些家族世代守墓的事迹所感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同时指责其后人不愿接替此项事业，则是不应该的。守墓行为本身应该出于自愿，如果政府需要守墓人，可以采取支付工资的形式进行招聘，但社会舆论不应强制某一人或某一家族必须从事此项工作。如果有些人觉得守墓人的后代放弃守墓不对，那为什么不干脆自己去替代，或者把自己的子女送去继承守墓人。”

在葛剑雄看来，人类社会的很多观念，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改变的。比如中国民间的祭祀活动，以前在封建社会科学不发达的时候，被认为是为故去的先人送去钱粮用品，而现在，这种现象虽然存在，但其从本质上早已演化成了死者家属给予自己的心理慰藉，一些公墓在特定可以烧纸钱的区域甚至特意立碑注明：此地属于精神慰藉园区，并非宣传封建迷信。在台湾，一些建在城中的寺庙，为了防止污染起见，甚至已经明令禁止了一切的焚烧祭祀活动。这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的发展，一步步改变的。

就守墓人的世代传承一事而言，葛剑雄认为，通过人为因素来维持一种事物的过去现象，是不可能的，即使一些墓地的守墓人真的世代相承，最后，也只是变成了一座活的历史博物馆，而这本身就带有一定的表演性，并非真正的精神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