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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整理与研究史上新的里程碑 ——《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评介
 司马迁《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中国史学史上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史记》作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部体大思精的百科全书式的经典著作，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在史学、文学和其他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历来受到世人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的推崇。经过两千年的整理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体大思精的“史记学”。《史记》的文献整理研究是“史记学”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 司马迁编撰《史记》，最初抄成正本、副本两部，“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第3320页）。其后，在《史记》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有褚少孙、班彪的补编和续编，东汉时延笃开始注释《史记》。南朝刘宋时裴骃的《史记集解》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史记》注释，与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明代凌稚隆辑录的《史记评林》是《史记》古代评论的集大成之作。清代梁玉绳撰著的《史记志疑》则是《史记》校勘的代表性著作。1934年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完成的《史记会注考证》是海外学者对《史记》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民国时期张元济校印百衲本《史记》，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史记》，2013年赵生群团队修订版《史记》，都为《史记》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对《史记》的研究代不乏人，硕果累累。 在吸收古今中外前人时贤的研究成果、利用20世纪以来丰富的出土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吴树平研究员主持校注、30余位知名学者通力合作，集数十年之功完成了615万字的《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该书校勘精良，注释考究，成果荟萃，可谓以“今注”形式整理与研究《史记》的里程碑式著作。全书有以下特点： 第一，版本选择慎重、合理。《史记》自问世以来，在两千多年的传播过程中，因传抄、刊刻等不同，产生了众多写本、刻本、全本、选本、注本、影印本，构成了庞大的《史记》版本体系。安平秋教授在为《〈史记〉版本研究》一书所作“序”中指出：“在'二十四史’中，《史记》是版本多而承传关系最为复杂、难于理清的一种。”（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序”，第5页）《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采用清同治年间唐仁寿和张文虎校勘、金陵书局刊刻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初始印本作为底本。该版《史记》博采众本，究其异同，斟酌取舍，择善而从，吸收了清代学者的诸多《史记》研究成果，订正了其他版本的错误，是历代刻本中质量最好的版本。由于金陵书局刻本先后印刷多次，在被此次校注用作底本的初始印本之外，项目组选取了另外一种晚出的金陵书局刻本印本与之对勘。这个版本是中期印本，对初始印本做了一些改动，改动痕迹较为明显，“今注本”项目组称之为别本金陵书局刻本。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在这两个版本中间出版，记录了校勘过程中各版本的异同及去取情况。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依据的底本是金陵书局刻本，中华书局修订本《史记》以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金陵书局刻本为底本，兼顾不同印次的文本差异。“今注本”项目组勘对后认为，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金陵书局刻本当为中期印本。因此在底本选择上，“今注本”项目组以金陵书局的初始印本为底本，用中期印本与之对勘，而且还有介于二者之间出版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梳理清楚这些版本流传承继的轨迹，为校勘研究奠定了可信的基础。 在校注过程中，今注本《史记》还选取了学界公认的十余种刻本作为通校本、参校本与底本对校，涵盖宋元明清各个时期不同系统最具代表性的《史记》版本。在不同版本对校中，发现了很多典型的问题。例如，《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底本——金陵书局初始印本卷九篇题为“吕后本纪”，而别本金陵书局刻本改作“吕太后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也作“吕太后本纪”。“今注本”项目组发现，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和《舒艺室随笔》中都没有谈到增加“太”字的问题，而宋代至清代的刻本，包括景祐本、绍兴本、蔡梦弼刻本、耿秉重修本、黄善夫刻本、中统刻本、彭寅翁刻本、柯维熊校本、凌稚隆刻本、毛晋刻本、殿本、《史记会注考证》本等皆作“吕后本纪”。“今注本”项目组由此认为“太”字乃重印时挖补，而且此处挖补既无版本依据，又不见于张文虎的《史记》校勘记，很可能是重印时主事者妄增（《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第954页），因此将该篇名断为《吕后本纪》。 第二，校勘工作细致。《史记》流传两千多年，历代传抄刊印，其版本难以胪举，文字上的差异在所难免。对于《史记》文字的考释，古今中外学者做了大量工作，例如梁玉绳《史记志疑》、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以及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等。 《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在充分汲取前人校勘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文字的衍、讹、脱、误等做了大量考释工作，多有创见。例如，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政）十六年九月，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第232页）修订本的记载与之相同。这样的话，就意味着秦发兵从南阳代理太守那里接受韩国土地。但《六国年表》记载始皇帝十六年“发卒受韩南阳”，“今注本”将该句断为“十六年九月，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第568页）。这样，意思就变为发卒受韩南阳地，而使内史腾为假守。一个标点之差，直接影响到对历史事实的认识。又如，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鲁桓公）十六年……入厉公。”（第1530页）修订本的记载与之相同。“今注本”根据《左传》桓公十六年记载“会于曹，谋伐郑”，判定此“入”上缺“谋”字，认为“厉公未入也”（《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第3303页）。 第三，“今注”独具特色。除校勘外，该书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今注”。从《史记》诞生到现在已经两千多年了，古今思想观念、名物制度、地理风俗等多有变化，加上语言文字的演变，读者会面临阅读困难的问题，因而必须进行注释、考证等文献整理工作。从《音义》开始，到《史记》三家注，再到《史记志疑》及《史记会注考证》，古今中外的学者为《史记》做注的成果汗牛充栋，但《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的“今注”独具特色。 首先，“今注”数量大、内容丰富。例如《五帝本纪》中有近500条注，《太史公自序》则有800余条注。“今注本”所做的“今注”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三家注。“今注”包括对官名、地名、人名的注释，还包括史实疏通、制度沿革、名物考证等，内容非常丰富。“今注”是“史家注史”，与文学家偏重注释字的形、音、义及音韵的演变不同，重在疏通、辨正、补充史实。 其次，“今注本”大量采用考古资料、出土文献。利用出土文物研究《史记》的方法早已有之。《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延续这一传统，综合利用考古资料与出土文献校订和补充《史记》文本，对20世纪以来出土的甲骨文、金文、帛书、楚简、秦简、汉简、汉画像等都有运用。例如，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丞相隗林、丞相王绾……五大夫杨樛从，与议于海上。”（第246页）“今注本”指出，《颜氏家训·书证》记载，据秦铁权，“隗林”当作“隗状”；唐司马贞见到的本子也作“状”；再加上古今发现的多种秦代权器、量器、诏版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等都提到“丞相状”，因此判定，“'林’字误，当作'状’”（《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第603页）。又如，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宛。”（第212页）。“今注本”认为，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中的“十六年，攻宛”，所记年代与《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卷四五《韩世家》相吻合，由此判定，“十五年有误”，应为“十六年”（《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第524页）。 再次，“今注本”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据安平秋等学者统计，“历代以来，研究《史记》的作者2028人，留下的论文有3704篇，著作293部，总字数1亿1千多万字”（安平秋等《史记教程》，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2页）。“今注本”充分吸纳前人和时贤的成果。例如，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文公）五十年，文公卒 ，葬西山。竫公子立，是为宁公。”（第180页）中华书局修订本《史记》据陕西宝鸡太公庙出土秦公钟、秦公镈铭文认为应作“宪公”，“今注本”采纳了这一成果（《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第434页）。又如，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第253页）《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引用陈槃的《“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之诸问题》和辛德勇的《史记新本校勘》，认为该句应该断为“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第619页）。此外，今注通俗易懂，便于读者阅读。《史记》博大精深，但是年代久远，语言障碍横亘，普通读者阅读《史记》往往力不从心。《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帮助读者扫除了不少阅读障碍，如《史记·天官书》系统介绍了汉代的星座和星名，但行文艰深难懂，“今注本”不仅对星象名词进行了详细考释，还附有大量图像资料，包括汉代武梁祠画像、南阳白滩汉墓天文画像石、西安交大汉墓星图及顾锡畴《天文图》、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中所画星象图等，便于读者理解汉代星象。“今注本”中提出的很多问题还能给研究者以启发，推动他们做深入思考。例如，“今注本”对比了《离骚》《天问》《逸周书·尝麦》《国语·楚语》《韩非子·说疑》《史记·夏本纪》关于太康失国故事传说的记载，为继续探讨古代故事传说的演变分化提供了思路（《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第210页）。 1959年完成的中华书局点校本是《史记》版本校勘学研究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作，但也存在局限和不足。半个世纪后，学术界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现代学术研究新理论的指导下、在新发现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对《史记》进行深入的研究，韩兆琦的《史记笺证》、赵生群团队中华书局修订本《史记》、赵光勇等主编的《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等著作纷纷问世。“今注本”的专家团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校核各种文献，解决许多疑难问题，完成了高质量的成果，值得我们尊敬和钦佩。 《史记》卷帙浩繁，版本众多，文献整理涉及面广、难度高，精校此书实为不易；考古资料和今人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全面消化吸收的难度更是异乎寻常。此次《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仍留有可商榷之处，有待于学术界共同努力。 本文原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21年第6期，第38—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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