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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玉良 有人说，改开的最大功绩是“包产到户”。对这个问题，我不这么看。我支持“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互不否定的观点，认为这都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本就是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挫折。最大的挫折莫过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那些地方中断了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事实上也一直在发展过程中调整航向，就农村的发展历程而言，我认为改开的功绩不是“包产到户”，而是给了农民尽情发展的自由。  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有的专家，单从粮食产量上算经济账，说什么“包产到户”后粮食产量增加了，以前生产队里的时候，大家都吃“大锅饭”，导致了生产力低下。对于这种观点，我不认同。粮食产量的增加，主要的功劳应该归功于种子、化肥与农药，而不是农民的冲天干劲。前三十年，新中国刚刚建立，处于“一穷二白”的状况，又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封锁，要想发展谈何容易？那个时候全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种子不如现在，亩产小麦才二三百斤；化肥紧缺，农民大多是靠粪便养地。说白了就是农业科技落后，打不出那么多粮食。把粮食产量低怪罪到农民头上，说农民懒，吃“大锅饭”，是不公平的。  “包产到户”在一定时间段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种田积极性的作用。我们不能否认人都有自私的心理，种自己的责任田更上心。但粮食产量的增加，这不是主因。不能过分夸大农民种田积极性所起到的作用。而且，农民种田单干并不是新鲜事物，几千年来农民都是种田单干的，就长远的目光来看，农业的发展还是要靠规模化、农场化、机械化，而不是农民守着分到的那一亩二分责任田精耕细作。实事求是地说，现在的农村比“前三十年”有了大的发展，绝大多数农民盖上了新房子，买上了新家具，还有许多农户买上了轿车，甚至在城里买了楼房，过上了富裕的日子。他们的财富是靠种田得来的吗？除了凤毛麟角的种粮大户外，绝大多数农民的收入，并不是从种粮、种菜、种树、养殖得来的，而是农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通过开办乡镇企业得来，通过四处打工得来，通过联系各种业务得来……，可以说，农民致富的方法五花八门，三百六十行，干什么的都有，但靠种田致富的微乎其微。  改开最大的功绩，是给了农民尽情发展的自由。所谓树挪死，人挪活，农民不用拴在责任田里了，出门不用村里开介绍信了，吃饭不用粮票了，穿衣不用布票了，农民可以随便到城里见世面了，有本事出国也可以出国了。只要你不违法犯罪，给你生活的自由，想干什么事任你选择。啥叫开放，这就是最大的开放，解开了农民身上的束缚。户籍制度是对农民最大的束缚，现在户籍也没什么用了，一张居民身份证可以走天下。我今年五十多岁了，奔六了，经历了“前三十年”的最后十年，经历了整个“后四十年”，农村的变化是切身体验。你问一位八十岁的农民，是“前三十年”幸福，还是“后四十年”幸福，答案当然是后四十年，这毋庸置疑，没有农民想回到“前三十年”去过苦日子。  之所以“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互不否定，要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前三十年，恰恰是中国由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的时期，那个时候国家“一穷二白”，啥也没有，等于在一张白纸上绘制宏伟蓝图，要靠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来实现。那个时候不管是农民还是工人，都有冲天的干劲，那个时候不讲价钱，讲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干“义务工”的特别多，大家的思想境界普遍高，就是为了在未来实现共产主义。那一代人是吃苦的一代人，尤其是农民，为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是宁可自己吃不饱饭也要交公粮的，而且交的公粮都是质量最好的，留给自己的都是最不好的。正是这些公粮保证了那个时代的工人、公职人员、解放军、科研人员以及其他所有非农人员的生活。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一代农民，他们是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总后勤”，他们做出的牺牲与奉献惊天地，泣鬼神。如果需要道歉，国家对不起的是那一代农民，他们受苦了。  解决“三农”问题，我还是那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用文化包围农村。让农民掌握各种各样的文化，给他们充分的发展自由，喜欢种地的就让他们当种粮大户，喜欢搞企业的就为他们开办乡镇企业提供便利，新时代的农民都要成为有文化的农民，成为与城里人平起平坐不受歧视的国家公民。农民不用救济，给他们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他们有本事自己站立起来谋发展，挺起雄伟不屈的脊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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