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思路
《輯補舊五代史》的總目標是，以清輯本爲基礎，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運用科學的方法重新加以輯、補、校、證，以期做成一個更接近《舊五代史》原本、更能體現其正史地位的新輯本。
所謂“輯”，即按照輯佚學的規範，對清輯本進行徹底清理，以其中確屬《舊五代史》原本的内容爲基礎，並從群書中補輯、增輯原書的佚文，重新加以編排，使之更接近《舊五代史》的原本。
所謂“補”，指經重輯後猶有殘缺的各篇紀、傳、志，補之以接近《舊五代史》原本或與其史源相同的文字，使各篇大致首尾完具。我們之所以這樣處理，充分借鑒了古人的做法。早在宋初，一百三十卷的《魏書》已殘缺二十九卷，五十卷的《北齊書》僅十七卷爲原本，宋人據《北史》等書補其殘缺，於目録中相關各卷下注曰“補”，成爲今日通行的本子。
所謂“校”，指對輯、補的文字加以校勘，消除其脱訛衍倒，特别是糾正清人諱改的文字。經過前人的整理，清輯本幾個主要版本的異同得失已經梳理得比較清晰，故本書以本校和他校爲主，兼顧對校和理校。
所謂“證”，指對輯、補的文字加以考證，就其中所涉史實，誤者正之，略者詳之，缺者補之，希望通過全面、深入的考證，使本書在一定程度上成爲五代史研究的基礎文獻。
科學研究，包括古籍整理、研究，思路是否正確，關係到工作的成敗；思路是否有開創性，决定着成果的大小。研究開展以後還要不斷在實踐過程中總結經驗教訓，提出新概念，以指導後續的工作。
煉石補天，集腋成裘。
校文證史，樂以忘憂。
知我罪我，其惟新例。
取之于史，付之于史。
辛丑初夏全書梓行，爲劉一君題數語，以誌紀念。
陳智超
（一）“標準本”的提出以及讀懂並充分利用《永樂大典目録》
我補輯《舊五代史》提出的第一個新概念就是“標準本”，這也是第一個節點。從此開始，我的工作就與以往的一切整理《舊五代史》的工作分道揚鑣。所謂“標準本”，就是完全符合《舊五代史》原本的一篇完整的本紀、列傳和志。我在現存的《永樂大典》中發現了本紀和列傳的標準本，也通過嚴密的論證，發現了志的標準本。現分述如下：
1.本紀部分的標準本及其特徵
輯本《舊五代史》的《周太祖本紀》就是本紀部分的標準本。
輯本《舊五代史》的《周太祖本紀》共有四卷，從卷一一〇至一一三，每卷末注的出處均爲《永樂大典》卷八九八〇。幸運的是，此卷及下一卷八九八一現存。
《永樂大典》卷八九八〇共收三種文獻：一爲《事林廣記》所載《五代周傳統圖》，衹有一頁。二爲《新五代史》的《周太祖本紀》，分量也不大。第三部分就是《舊五代史》的《周太祖本紀》，也就是輯本《舊五代史·周太祖本紀》的史源。衹是它在《永樂大典》衹占一卷的大部分篇幅，而在輯本《舊五代史》中却析爲四卷。《永樂大典》的下一卷即卷八九八一，全卷衹有一種内容，就是《資治通鑑》的《後周紀》之一，爲廣順元年全年記事。
《新五代史》和《資治通鑑》現存。將《永樂大典》卷八九八〇、八九八一所載與《新五代史》及《通鑑》相關部分對比，知道《永樂大典》全録《新五代史》及《通鑑》，没有删節，儘管兩者内容有重疊之處。
由此可以證明，輯本《舊五代史》的《周太祖本紀》的史源《永樂大典》卷八九八〇，全録《舊五代史·周太祖本紀》，没有删節。因此輯本《舊五代史》的《周太祖本紀》可以作爲《舊五代史》本紀部分的標準本。
我們還可以提出有力的旁證。現存的《永樂大典》卷一二二六九至一二二七六，一二三〇六至一二三〇八，一二三九九至一二四〇〇，一二四二八至一二四二九，一二五〇六至一二五〇七，一二九六〇至一二九七一，所收録的有關劉宋文帝、宋太祖、宋仁宗、宋神宗、宋寧宗記事，與所引的《資治通鑑》《資治通鑑綱目》《續資治通鑑長編》《兩朝綱目備要》《宋史全文》《宋中興大事記講義》《宋宰輔編年録》相關部分對比，也都没有删節。以上事實，支持了我的上述論斷。
所謂“標準本”，就是一把尺子。我們要用這把尺子去丈量輯本《舊五代史》的其他本紀，看哪些是符合《舊五代史》原本的，哪些是不符合的。而要正確運用這把尺子，就要準確概括出它的特徵，這需要借助《永樂大典目録》，前提是讀懂並充分利用它。
《永樂大典》本文現在殘留的雖然不到4%，但六十卷的《永樂大典目録》有《連筠簃叢書》刻本流傳。刻本《永樂大典目録》有少數缺頁，中華書局影印本《永樂大典》據國家圖書館所藏内府抄本補全了。（解縉等：《永樂大典》（影印本），第10册，中華書局，1986年。）
《永樂大典》編纂的原則是“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這裏所説的“事”就是“事目”，類似我們今天所説的“詞”，它是《永樂大典》收録文獻的基本單位。《永樂大典》編者將各種文獻按其内容劃分爲若干事目，如山、水、郊祀、食貨、宋太祖等。再將不同文獻關於同一事目的記載，按各書成書先後或所記事實發生先後收録。然後又按各個事目的關鍵字，如“郊祀”的“郊”、“食貨”的“貨”、“宋太祖”的“宋”，將該事目歸入該字中。這就是“用字以繫事”。所謂“用韻以統字”，就是各“字”的編排次序，按《洪武正韻》這部官定韻書的順序。换言之，《永樂大典》編者根據《洪武正韻》的順序排列各字，每一字又列出以它爲關鍵字的各個事目，每一事目又按時間先後收入各文獻的有關記載。《永樂大典目録》看似簡單，它衹是記載《永樂大典》每卷所收的字韻，字韻下加上各種小字注文，如姓氏、詩文、事韻等，也有少數字韻下没有注文。要讀懂《永樂大典目録》，懂得各種小注的含義，必須對照殘存的《永樂大典》各卷正文。舉例如下：何謂“姓氏”？《永樂大典目録》下注“姓氏”，表示《永樂大典》此卷收録了以該字爲姓的人物傳記。如卷四八九“終”字，《目録》下有小注“姓氏”，該卷就收録了漢朝終軍的傳記。何謂“詩文”？指收録了有關該字的詩、文。同上卷，《目録》下有小注“文”，該卷就收録了宋朝葉適《水心集》中的《終論》。爲何小注是地名？有的小注直接標出地名，如同上卷，《目録》下還有小注“無終縣”，正文收録了《漢書》及《隋書》地理志中有關無終縣的記載。由此可知《永樂大典》有些字韻收録了以末字爲該字韻的地方的地志材料。何謂“切要事目”？《永樂大典·凡例》中提到有“切要事目”，這些“切要事目”在《永樂大典目録》中是怎樣體現的呢？在《永樂大典目録》的小注中，有些既非姓氏也非詩文，也非地名的小注，直接標出事目的名稱，這些就是以此字爲關鍵字而又比較重要、分量較多的事目，如前面提到的郊祀、食貨等。他們就是“切要事目”。不僅如此，有些特别重要或分量特多的事目，在“事目”下還分“子目”，而這些“子目”在目録的小注中有時也會標出。如“郊祀”這個事目在《永樂大典》中共占78卷的篇幅，“郊祀”事目下的“御札”“神位”等子目的名稱也著録在《永樂大典目録》下的小注中。何謂事韻？《永樂大典目録》在某些卷下注“事韻”兩字，一般情况下，表明該卷包含了若干個以該字爲關鍵字的事目，這些事目所收的内容不多，因而事目的數量較大，不能一一在目録下標明。仍以卷四八九“終”字韻爲例，《目録》下有小注“事韻”，正文中就收録了十幾個帶“終”字的事目，包括“有始無終”“慎終”“臨終”等。爲何没有注文？表明此字爲一生僻字，《永樂大典》没有收録以此字爲關鍵字的事目。這樣，我們就可以概括出本紀標準本的特徵。它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它在《永樂大典》中歸入什麼字韻？什麼事目？查《永樂大典目録》，卷八九八〇至八九八三共四卷都歸入“周”字韻“五代周太祖”事目。收録《新五代史》及《舊五代史》周太祖本紀的卷八九八〇是該事目的第一卷，收録《資治通鑑》後周紀之一的卷八九八一是該事目的第二卷，再後兩卷主要内容應當是《資治通鑑》後周紀的其餘部分。由此可知，符合原本《舊五代史》的各帝本紀，在《永樂大典》中，字韻爲其朝代名，事目爲其廟號。第二，它應該包括哪些要件？各帝情况不同，各帝本紀的具體内容自然有異，但有些要件是各帝本紀都必須具備的。一般來説，在即位前，包括廟號、謚號、姓氏、家世、誕辰，開國皇帝的創業，繼承者的繼統，還有所謂徵應、感應等；在即位後，包括立制度、興教化、發號令、命相、委任、慶賜、赦宥等。記事自始至終完整，最後必載有史臣論贊。根據上述標準本的特徵，去比較輯本《舊五代史》的其他十三帝本紀，分三種情况：第一種情况，所引《永樂大典》的字韻、事目，完全符合標準本的特徵，即字韻爲其朝代名，事目爲其廟號；同時，本紀要件齊全，記事自始至終。可以確定，這些帝紀都符合原本《舊五代史》。他們是梁末帝、唐莊宗、唐明宗、唐閔帝、唐末帝、晉高祖、晉少帝、漢高祖、漢隱帝、周世宗、周恭帝共十一帝的本紀，占了輯本《舊五代史》本紀的大部分。需要説明的是，輯本《舊史》的《唐閔帝本紀》，取其謚號，所引《大典》卷七一七四，《大典目録》作“愍帝”；輯本《舊史》的《唐末帝本紀》，所引《大典》亦爲卷七一七四，《大典目録》作“廢帝潞王”。第二種情况爲《唐武皇本紀》。如果按照標準本的特徵，應引自《永樂大典》的“唐”字韻“後唐武皇”事目，但它的上下兩卷却分别引自《永樂大典》“將”字韻“唐將”事目的最末一卷和“唐”字韻“後唐莊宗”事目的開首，與標準本的特徵不符。但作爲本紀，它的要件齊全，記事自始至終。怎樣解釋這個矛盾呢？《永樂大典》卷八九八〇“五代周太祖”事目，後出的《新五代史》反而置於《舊五代史》之前，可見，《大典》爲五代各帝所設置的事目，是以《新五代史》爲準的。後唐武皇李克用，雖然死後被兒子莊宗追謚爲武皇帝，生前並未稱帝，仍奉已被後梁滅掉的唐朝的正朔。《新五代史》以梁爲正統，不爲後唐武皇立本紀，所以《永樂大典》中也不設“後唐武皇”這樣一個事目，而把《舊五代史》的《唐武皇本紀》分收在唐末和後唐初的兩個事目中。如果没有什麼有力的反證，可以認爲輯本《舊五代史》的《唐武皇本紀》也符合原本。第三種情况就是《梁太祖本紀》。如果按照標準本的特徵，完整的《梁太祖本紀》應引自《永樂大典》卷六五九九至六六〇四“梁”字韻“五代後梁太祖”事目中，而且應該是該事目的開首一兩卷。但邵晉涵等人並未引用這兩卷《永樂大典》中現成的完整的《梁太祖本紀》，却費力地從《永樂大典》的各個散韻中收録《梁太祖本紀》的片斷，再加上《册府元龜》中他們認爲與《永樂大典》相同的條目，拼湊成現在這樣七卷殘缺不全、大部未經甄别的輯本《梁太祖本紀》。爲什麼會出現這種情况？衹能有一種解釋，就是當時這幾卷《永樂大典》已經遺失了。1932年，袁同禮以《永樂大典存目》爲題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6卷1號上公佈了館藏乾隆時寫本《大典》目録一册，上注當時存佚各卷，在“十八陽”中，正注明“原缺六千五百八十五至六千六百二共十八卷”。（此文已收入《永樂大典研究資料輯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正是基於上述分析，我把輯補《舊五代史·梁太祖本紀》作爲本紀部分的工作重點，同時也認識到這是一項難度頗大的工作。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舊五代史》書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2.列傳部分的標準本及其特徵
王延、王檀、崔協、崔沂等二十八傳就是列傳部分的標準本，分别録自現存的《永樂大典》卷二七四〇、六八五〇、六八五一。我們先來分析《大典》卷六八五〇、六八五一。《大典》卷六八五〇、六八五一在《大典目録》中注明爲“王”字韻“姓氏（三十五、三十六）”事目（下文將用“王/姓氏（三十五、三十六）”的形式來表示《大典》某一卷所屬的字韻及事目）。這説明，在卷六八五〇之前，《大典》還有34卷都是收録王姓人氏的傳記。《大典》卷六八五〇共收録了自王敬蕘至王延鈞共24名五代人物的傳記，其中前20人的傳記《大典》分别注明出自《五代歐史》或《五代薛史》，後4人則出自《通鑑綱目》，計十國中的前蜀3人，閩1人。《大典》卷六八五一收録了自王弘贄至王二共34名五代人物的傳記，其中前19人的傳記《大典》分别注明出自《五代歐史》或《五代薛史》，後15人則爲兩部《南唐書》、地方志等所記十國的人物。第一，我將《大典》注明出自《五代歐史》的16篇傳記與《新五代史》相應的傳記比對，證明兩者符合，而且《大典》所録爲全文。第二，爲了防止《大典》編者誤將録自《新五代史》的傳記注爲《舊五代史》，我又將《大典》注明出自《五代薛史》的22篇傳記與《新五代史》相應的傳記比對，證明兩者並不相同，有的《新五代史》根本没有此人的傳記，甚至没有任何此人事迹的記載。這樣，我們得出的第一個結論、取得的第一批成果就是：《大典》卷六八五〇、六八五一兩卷所録注明出自《五代薛史》的24人的傳記，確是《舊五代史》原文，可作爲傳記部分的標準本。他們是：王延，王檀，王令謙、潘知麟（爲附傳），王都，王緘，王正言，王瓚，王建及，王思同，王令温，王清，王傳拯（以上在卷六八五〇）；王周，王權，王瑜，王庭胤，王章，王繼弘，王守恩，王殷，王重裔，王敏，王饒（以上在卷六八五一）。《大典》卷六八五〇、六八五一兩卷所蘊含的信息，遠不止此。第三，我注意到，上述24人的傳記中，王檀、王都兩傳之後，都附有以“史臣曰”開首的史論。此外，《大典》卷六八五〇在收録《新五代史》王景仁傳之後，還收録了《舊五代史》卷末的史論。從同卷《大典》所收《新五代史》之王建立傳連帶及於傳末歐陽修的史論（以“嗚呼”發端），可知連帶史論的《舊五代史》王檀、王都、王景仁傳，應在各自該卷的卷末。而每卷的史論，還可以在輯補中起到提示該卷各傳主類屬的作用。第四，《大典》卷六八五一收録了《新五代史》的王弘贄傳全文，而以《舊五代史》王弘贄傳的末段作補充。由此可知，《舊五代史》有王弘贄傳。但輯本《舊五代史》無王弘贄傳，應補輯。又，《大典》卷六八五〇收録了《舊五代史》的王令謙、潘知麟傳，開首説“皆從進帳下之牙校也”，不提“從進”之姓，對照《新五代史》的安從進傳可知，王、潘兩傳應是《舊五代史》安從進傳的附傳。但輯本《舊五代史》的安從進傳衹録了《大典》散韻一條，殘缺不全，應補輯，同時還應將王、潘兩人傳附後。第五，《大典》卷六八五〇、六八五一有24人的傳記采《舊五代史》而不采《新五代史》，原因何在？一是《新五代史》無此人傳記，計有11人。由此可知，《舊史》有傳者，《新史》不一定也有傳。二是《新五代史》雖有此人傳記，但較《舊史》簡略，此種情况有10人。由此可知，《新史》有些傳記衹是對《舊史》作文字上的删簡、修飾而無新史料。在評價《新史》的史料價值或引用《新史》時，應注意此點。三是《舊五代史》爲此人立專傳，而《新史》作附傳，計1人。四是《舊史》作附傳，而《新史》僅附見者，計2人。第六，《大典》此兩卷有16人的傳記，采《新史》而不采《舊史》，或主要采《新史》而補以《舊史》。因爲我已經利用標準本對比過輯本《舊五代史》的全部傳記，可以分析其中的原因：一是《新史》此人傳記較《舊史》詳細，即歐陽修補充了新史料，此爲王環傳。二是《新史》此人傳記雖較《舊史》詳細，但《舊史》仍有《新史》所無的内容，即以《舊史》補其缺。計有5傳，包括歐陽修着力最多的王彦章傳。三是《新史》與《舊史》略同者，計3傳。四是《舊史》有傳且爲《新史》所據，但《新史》有歐陽修史論者，計1傳。五是《舊史》有傳且比《新史》詳者，計2傳。六是《新史》有傳而輯本《舊史》無傳者，計4傳。其中王仁裕傳，輯本《舊史》雖“有”傳，采自《册府元龜》而非《大典》。但也不能由此推斷，《舊史》必無此4人傳記。第七，此兩卷《大典》所收《舊史》王建及、王庭胤、王周、王令温四人的傳記，輯本《舊史》雖有傳，但並非采自《大典》此兩卷，而是分别采自《大典》卷一八一二九、一八一三一、一八一三二、一八一三三，它們的字韻及事目分别是“將/後唐將（二）”“將/後晉將（二）”“將/後漢將”“將/後周將（二）”。其中的王建及傳，輯本《舊史》引《大典》卷一八一二九作李建及，與此相對應，比《大典》卷六八五〇多“本姓王”一句。這四例説明，《大典》有時會出現複文，即同一内容（此處是同一傳記）歸入不同的事目中。（參陳智超《論<宋會要>輯本的複文》，《陳智超自選集》，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年。）王建及（李建及）傳，一取本姓，一取後唐王朝賜姓，更説明可能有不同來源，或《大典》編者作了加工。
《永樂大典》卷二七四〇（崔/姓氏﹝八﹞）相對而言比較簡單。此卷共收崔姓人物傳記35篇，其中唐人傳記18篇，分别録自《舊唐書》《新唐書》《唐才子傳》等書；五代人物傳記6篇；苻秦人物傳記1篇（録自唐末、五代人著作《桂苑叢談》）；宋人傳記10篇（均録自《宋史》）。與《大典》卷六八五〇、六八五一不同，此卷《大典》編者所收五代人物崔棁、崔協、崔沂、崔貽孫、崔居儉、崔廷勳的6篇傳記，只注明引自《五代史》而没有區别是《舊史》還是《新史》。第一，與分析《大典》卷六八五〇、六八五一相同，仍然是將這6篇傳記和《新史》比對。結果是，崔棁和崔居儉兩傳確爲《新史》，而且《大典》所録爲《新史》全文。同卷《大典》所收的唐、宋人傳記，與所注出處一一對比，也是全文。崔協、崔沂、崔貽孫、崔廷勳四人，《新史》無傳，崔貽孫在《新史》中甚至没有任何記載，崔沂、崔廷勳也僅有一兩條記載。由此可以確定，這四人傳記均爲《舊史》相關列傳，而且是全文。第二，《大典》卷二七四〇所録《新史》崔棁傳末，以小注形式録“新修五代史”的“崔棁傳”兩段。輯本《舊五代史》有《崔棁傳》，此兩段正是該傳的首尾兩段。由此可知，《大典》編者所説的“新修五代史”，在這裏其實是指《舊五代史》；而輯本《舊五代史》所收《崔棁傳》，確實是《舊史》原本。但輯本《舊史》誤注《崔棁傳》出處爲《大典》卷二七四〇，現存的卷二七四〇衹有首尾兩段，和前述王建及、王庭胤、王周三人的情况相似，輯本《舊史》的《崔棁傳》肯定另有出處，出處待考。第三，《新史》崔棁傳内容爲《舊史》崔棁傳所無者僅爲天福五年制樂事，而此段記事詳見輯本《舊史》的《樂志》。可見《新史》此傳並没有增添新内容，《新史》無志，有時將相關内容載入有關人物傳記中。第四，崔居儉在輯本《舊史》中雖無傳，但紀、傳、志中有關記載頗多。第五，《大典》卷二七四〇編者在崔協、崔沂兩傳之後雖連帶録入該兩卷的史論，但不能按上述《大典》卷六八五〇的例子，推斷崔協、崔沂兩傳必在該卷之末。因爲本卷《大典》所收《宋史》崔彦進傳，也連帶録入該卷的史論，但查《宋史》卷二五九，崔彦進傳並不在卷末，而是在史論中首先提及崔彦進。又本卷所收《宋史》崔翰傳，查《宋史》卷二六〇崔翰傳，傳在卷末，但《大典》並未連帶收入該卷史論。由此可知，《大典·凡例》雖然規定了編纂的總原則，但因爲卷帙浩繁，在具體實施時，各卷編者會有差異。第六，我們從《大典》卷二七四〇可以得到《舊五代史》列傳部分的4個標準本，即崔協、崔沂、崔貽孫、崔廷勳4傳，並可知《舊史》必有《崔棁傳》。什麼是列傳標準本的基本特徵？《永樂大典·凡例》中有兩條談到《大典》收録人物傳記的原則。一條説：“古今姓氏，其出不一。……今以《元和姓纂》《姓氏辯證》諸書，詳著本末，隨字收載。以世次繫諸史列傳及碑志雜説，先儒議論附之。”另一條説：“世家、列傳、表、志，則各從所重者收（如……蕭何傳入“蕭”字之類）。”現存的《大典》卷四八九，爲“終”字韻。如前所述，在“姓氏”事目中，先據《通志》等書説明“終”姓的來源。在收録“終”姓人物傳記時，衹有終軍一人。《大典》先收《漢書》的《終軍傳》，然後是南宋劉克莊《後村集》中兩句涉及終軍的詩，符合《大典·凡例》的原則。我們是從現存的三卷《大典》中發掘出28個標準本的。從卷二七四〇取得的是四篇崔姓人物傳記，而這一卷在《大典》中屬於“崔”字韻“姓氏”事目；從卷六八五〇、六八五一兩卷中取得的是24個人物的傳記，而這兩卷在《大典》中屬於“王”字韻“姓氏”事目。根據《大典·凡例》規定的原則，對照我們檢對三卷殘存《大典》的結果，我們可以概括出列傳標準本的第一個基本特徵是：某姓人物的傳記在《大典》中應收入該姓字韻（如周姓人物即在“周”字韻）的“姓氏”事目中。標準本的第二個基本特徵是從内容方面概括出來的，用最簡單的話來説就是敘事有始有終。所謂“有始”，包括該人的姓氏、家世、籍貫、字號。有些人家世、籍貫不明，在一篇完整的傳記中也會用“不知何許人也”來表述。所謂“有終”，指該人的結局。有些人結局不明，也會用“不知所終”來表述。根據上述列傳標準本的特徵去檢驗輯本《舊五代史》的全部列傳，可分爲四種情况。第一種，完全符合兩項基本特徵，即在《大典》中收入該姓的字韻，並爲“姓氏”事目，敘事有始有終。可以斷定，這些傳記符合《舊五代史》原本。它們共有291篇293人的傳記。如果再加上作爲標準本的28人的傳記，總共爲321人。第二種，與上段所舉的291篇傳記不同，雖然符合第一項基本特徵，但不符合第二項基本特徵，即在《大典》中收入該姓的字韻，並爲“姓氏”事目，但敘事並非“有始有終”。輯本《舊史》中屬於這種情况的傳記有8篇，既然它們録自《大典》姓/姓氏事目，因此可以確定原本《舊五代史》有此八人的傳記。但這8篇傳記都殘缺不全，需要補輯。第三種，不符合第一項基本特徵，但符合第二項基本特徵，即在《大典》中並非收入該姓的字韻，但敘事有始有終，是一篇完整的人物傳記。也就是説，在《大典》的其他事目中，也收入了《舊五代史》的完整的人物傳記。什麼樣的事目才有可能完整收入《舊五代史》的一篇完整的傳記呢？五代戰爭頻仍，因此《舊五代史》中將領的傳記也較多，其中一部分收入《大典》姓/姓氏事目中，除此之外，很大一部分收入《大典》卷一八一二六至一八一三三“將”字韻相關各事目中。據《大典目録》，《大典》卷一八一二六至一八一三三共8卷，爲“將”字韻五代後梁將至後周將事目，卷一八一二五則爲“唐將(十七)”事目。輯本《舊史》從上述9卷中共輯出五代各朝將領傳記123篇。我一一檢閲了這123篇傳記，記事完整，有始有終，應是完整無缺的傳記。但在計算已知完整的人物傳記時，應扣除第一種中的王建及等4人。《大典》卷六八五〇、六八五一（王/姓氏）也提供了“將”字韻能夠完整收録《舊史》列傳的有力證據。卷六八五〇收録了《舊史》王建及、王令温兩傳全文，卷六八五一收録了王庭胤、王周兩傳全文，但現在輯本《舊史》此四傳所注《大典》出處不是六八五〇、六八五一而是“將”字韻。《王庭胤傳》注《大典》卷一八一三一，《王周傳》注卷一八一三二，《王令温傳》注卷一八一三三，其事目分别是“將/後晉將（二）”“將/後漢將”“將/後周將（二）”。《王建及傳》注卷一八〇二九，爲“將/列國鄭衛燕楚將（一）”，應是卷一八一二九，“將/後唐將（二）”之誤。這四例既説明，《舊史》列傳，由於《大典》可能同時將其收入不同的事目而出現複文；也説明，《大典》“將”字韻完整收録《舊史》列傳全文。可能會有人提出疑問，輯本《舊史》此四人列傳是否原本録自《大典》卷六八五〇、六八五一，而輯者誤注爲出自“將”字韻？《王建及傳》否定了這種可能。王建及在唐末爲李克用典義兒軍，賜姓李。《大典》卷六八五〇作《王建及傳》，而輯本《舊史》則作《李建及傳》，並比《大典》卷六八五〇多了“本姓王”一句。可見兩傳史源不同。這樣，我們可以斷定，輯本《舊史》從《大典》“將”字韻所録118篇五代將領傳記，全都符合原本。《大典》卷一九三〇四爲“后”字韻“五代后”事目，輯本《舊史》從中録出唐武皇曹后、末帝劉后兩傳及卷末史論一則（卷四九）。《大典》卷二九六九爲“人”字韻“夫人（二）”事目，輯本從中録出唐武皇陳夫人傳一篇（卷四九）。《大典》卷一二六六爲“妃”字韻“淑妃”等事目，輯本從中録出周太祖楊淑妃傳一篇（卷一二一）。曹后、劉后、楊淑妃《新史》雖有傳，但前兩傳較輯本《舊史》簡略，楊淑妃傳互有詳略。《新五代史》有《家人傳》，因此《大典》卷八九八九“周”字韻設“周家人傳”事目。輯本《舊史》從該事目中輯出周太祖柴后、張貴妃、董德妃及世宗劉后、前符后五傳及史論一則（卷一二一）。此五人《新史》也有傳，除世宗前符后傳外，都較輯本《舊史》簡略。《大典》卷六七六〇爲“王”字韻“宗室封王（二十四）/五代”事目，輯本《舊史》從該卷中輯出唐李從益，晉石敬威、石暉、石重信、石重乂，漢劉承訓、劉承勳、劉信八傳，有始有終，且均較《新史》相關人物傳記詳細，應爲全傳。《大典》卷一六四五〇爲“宦”字韻“宦官（五）”事目。輯本《舊史》從中録出張承業、張居翰兩傳（卷七二）。此兩人《新史》均有傳，前者爲《舊史》之改寫，後者較《舊史》簡。輯本《舊史》從“五代后”“夫人”“淑妃”“周家人傳”“宗室封王”“宦官”六事目所録十九傳，應視爲符合原本。此外，輯本《舊史》還有26篇完整的人物傳記，輯者所注出處均爲《大典》，但所注《大典》卷數，或有疑問，或明知其有誤而不能確定爲何誤。例如輯本《舊史》卷二四有《仇殷傳》，所注出處爲《大典》卷一四八〇四。查《大典目録》，該卷爲“數/事韻（一）”。《大典目録》注某字韻事韻，表明以該字爲關鍵字的事目數量很多，每一事目涵蓋的範圍很小，所以不能在《目録》中一一列出事目的名稱。這樣的事目能否包含一篇完整的傳記呢？查輯本《舊史·仇殷傳》，開首有“明於象緯暦數”這樣牽涉“數”字的一句，該事目的名稱應是“暦數”或“象緯暦數”。全傳敘述仇殷所占屢中的事迹，並有始有終。輯者是否誤將《新史》當作《舊史》呢？查《新史》，無《仇殷傳》。故可認定它符合原本《舊史》。又如輯本《舊史》卷九二《裴皞傳》，雖然簡短，但有始有終，是一篇完整的人物傳記。輯本所注出處爲《大典》卷五三〇五，“昭”字韻“春秋昭公（二三）”事目，肯定有誤。但此傳也不可能出自卷二八九三至二九〇〇“裴”字韻“姓氏”事目，因此八卷在修《四庫全書》時已佚。我們雖不能確定此傳出於《大典》何卷，但比對《新史》卷五七《裴皞傳》可知僅爲此傳的改寫，並對“中眷”一詞加以解釋，没有增添任何新材料，但也不同於此傳，故可以認定輯本此傳符合原本《舊史》。其他24篇傳記分屬於以上兩種情况，我也將《新史》相關記載與之一一比對，證明它們並非《新史》，因此都可以認定它們符合原本《舊史》。輯本《舊史》還有4篇收入“外國列傳”的傳記，一爲《契丹傳》（輯本注《大典》出處爲卷四五五八，天/應天，誤，應爲卷四三五八，丹/契丹），一爲《吐蕃傳》（卷四二五七，蕃/吐蕃），一爲《回鶻傳》（卷二一一九九，鶻/回鶻），一爲《党項傳》（原注卷一八二八五，項/姓氏，誤，應爲一八二八三，項/項國）。後三傳與《新史》收入“四夷附録”的相應傳記，部分或大部相同。既然有部分不同，就不能斷言輯本《舊史》誤將《新史》作爲《舊史》。相反，另一種可能性更大，即《新史》此三傳大部抄自《舊史》。因爲這種純記事的傳記，歐陽修改寫文字的餘地很小。綜上所述，用標準本檢驗的第三種結果，輯本《舊史》除姓/姓氏類型外，還有166篇傳記符合《舊五代史》原本。我用列傳標準本的特徵檢驗輯本《舊史》列傳的第四種結果是：不符合標準本的兩項基本特征，即出處並非《大典》該姓字韻，敘事也非有始有終。但這種情况還需分爲兩類。第一類，出處雖非《大典》該姓字韻，但確實出自《大典》的其他事目。五代的后妃，在輯本《舊史》中，除上節所舉的唐武皇曹后等9人爲全傳外，還有12人的傳記，輯本録自《大典》其他各事韻，但殘缺不全。她們是：梁太祖王皇后、張皇后，末帝張德妃；唐莊宗劉太妃、劉皇后、韓淑妃、伊德妃，明宗夏皇后、曹皇后、魏皇后，閔帝孔皇后；漢高祖李皇后。此12人，《新史》均有詳略不等的傳記。五代各朝的宗室，輯本《舊史》在“將”字韻中收梁朱友寧、友倫、友裕，唐李嗣肱4人，“李”字韻中收唐李克讓、克脩、克恭、克寧4人，以及“王”字韻“宗室封王（五代）”事目中收唐李從益，晉石敬威、石暉、石重信、石重乂，漢劉承訓、劉承勛、劉信8人傳記，此16人爲全傳。除此之外，還有33人的傳記，輯本録自《大典》其他各字韻，但殘缺不全。他們是梁朱全昱、朱友諒、朱友能、朱友誨、朱友文、朱友珪、朱友璋、朱友雍、朱友徽、朱友孜10人；唐李存霸、李存美、李存禮、李存渥、李存乂、李存確、李存紀、李繼岌、李繼潼、李繼嵩、李繼蟾、李繼岘、李從榮、李重吉、李重美15人；晉石赟1人；漢劉赟1人；周郭侗、郭信、柴宗誼、柴宗讓、柴熙謹、柴熙誨6人。五代各朝宰相的傳記，輯本《舊史》除在對應該相的“姓/姓氏”事目中收録他們的全傳，以及馮道、張延朗兩個特例（因爲對應的馮姓及張姓的姓/姓氏事目，衹保留了兩人任相前的記載，故需再加上“相”字韻“五代相”事目兩人任相後的事迹）之外，還在“相”字韻“五代相”事目中收録了韋説、趙鳳、盧文紀、馬裔孫、景範五人的傳記，但這五傳都不完整，並非全傳。爲什麼《大典》“將”字韻可以收録《舊史》的全傳而“相”字韻不能呢？這是因爲某人何時爲將，界限不是很清晰的，而何時爲相，則有明確的起點，因此，《大典》“相”字韻所收的衹是某人爲相以後的記事，缺傳主任相以前的敘事。除此之外，輯本《舊史》有一批傳記，録自《大典》的散韻，均殘缺不全。傳主分别是成汭、盧汝弼、安重誨、封舜卿、孔邈、馬郁、司空頲、馬縞、誠惠、馬紹宏、聶嶼、温韜、孔謙、馮玉、尹玉羽、孔崇弼、程遜、安從進、後贊、慕容彦超、于德辰、扈載、馬希範、王審知以及輯本《舊史》列入“外國列傳”的高麗、渤海靺鞨、黑水靺鞨、新羅、于闐、占城、牂牁蠻，均需補輯。在《大典》卷六八五一王/姓氏事目中，收録了《新史》的王弘贄傳，但以《舊史》王弘贄傳的末段作補充，可見《舊史》有王弘贄傳，需要補輯。輯本《舊史》孟方立、孟遷兩人殘傳，雖然不是録自《大典》，但録自《通鑑考異》所引《舊史》孟方立及孟遷兩傳，也可以確定《舊史》原本確有此兩人傳記，亦需補輯。第二類傳記出處雖並非《大典》，甚至未注出處，其中多數録自《册府元龜》。這一類的傳主計有時溥、李從璟、李從璨、淳于晏、聶文進、王仁裕、劉兖、王延鈞、王昶、王延羲、王延政、王建、孟知祥以及輯本《舊史》列入“外國列傳”的昆明部落，它們都有各自的根據，亦需補輯。這樣全書需補輯的共有98傳。清孔繼涵舊藏鈔本《舊五代史》（從臺北攜回之複印件）3.志的標準本及其特徵
《樂志》和《五行志》是志的標準本，分别録自《永樂大典》卷二一六七八和卷八六一九。輯本《舊五代史》各條之末絶大多數都注有出處。輯本卷一四四和卷一四五分别爲《樂志》上、下，在全志之末注出處爲《永樂大典》卷二一六七八。《永樂大典·凡例》曰：“正史、編年、綱目諸史，並於'史’字收載其名，並附作者姓氏、先儒序論。其各朝帝紀之類，則依次編入國號之下（如'漢’字收'漢高祖’，先帝紀，次《通鑑》，次《綱目》諸史），世家、列傳、表、志，則各從所重者收（如后、妃、諸王、公主收入后、妃、王、主字，《諸侯王表》入王字，《天文志》入天字，《蕭何傳》入蕭字之類）。”所謂“各從所重者收”，從志的方面來説，如志名爲兩字，即從關鍵之字，如《天文志》從“天”字，《五行志》從“行”字。單名的志，如《禮志》《樂志》就没有這個問題，《樂志》就應收在'樂”字韻下。查《永樂大典目録》“樂”字韻，從卷二一六六五至卷二一六九五爲“歷代樂”，其中卷二一六七八爲“五代樂”。按《永樂大典·凡例》，《永樂大典》卷二一六七八收録的應是《五代史·樂志》，由於《新五代史》並無《樂志》，所以衹能是《舊五代史》的《樂志》。但《永樂大典》卷二一六七八已不存，所以我們還要通過其他證據來證明。證據一：《永樂大典目録》卷二一六七九至卷二一六九二爲“宋樂”，按《永樂大典·凡例》，《宋史·樂志》應全部收録其中。但由於《永樂大典》卷二一六七九至卷二一六九二也不存，可以通過什麼方法來證明這個論斷呢？這可以從現存的《宋會要輯稿》中找到答案。清人徐松借修《全唐文》的機會，把《永樂大典》所引《宋會要》一併輯出。《宋會要》有樂類，類名與《永樂大典》“樂”字韻“宋樂”事目相同，與《宋史·樂志》同收入這一事目中。但《大典》編者在“宋樂”事目中是以《宋史·樂志》作爲正文，而把《宋會要》的樂類作爲注文。先收録一段《宋史·樂志》，再録一段《宋會要》樂類作爲注文。徐松雖然注意到了這一點，但具體抄録《宋會要》樂類的書吏没有采取統一的體例，出現了四種不同的抄録方式，以致《宋會要輯稿》中出現了《宋史·樂志》的文字，極易被誤認，但它確實證明了《大典》卷二一六七九至卷二一六九二收録了《宋史·樂志》全文。（陳智超：《解開<宋會要>之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這是第一個證據。證據二：據輯本《舊五代史》卷七九《晉高祖紀五》載，天福五年（940）八月“己亥，詳定院以先奉詔詳定冬、正朝會禮節、樂章、二舞行列等事上之，事具《樂志》”。如前所言，《晉高祖紀五》是已經證明符合原本的，它是可以作爲證據的。又查輯本《舊五代史》卷一四四《樂志上》，後晉天福“五年，始議重興二舞，詔曰：'正、冬二節朝會舊儀，廢於離亂之時，興自和平之代。將期備物，全系用心；須議擇人，同爲定制。其正、冬朝會禮節、樂章、二舞行列等事宜，差太常卿崔棁、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吕琦、禮部侍郎張允與太常寺官一一詳定。禮從新意，道在舊章，庶知治世之和，漸見移風之善。’其年秋，棁等具述制度上奏云（下略）”。《樂志》所敘述事件的時間、人物、内容等要素與《晉高祖紀五》相同，且較本紀更爲詳細，記録了《本紀》中詳定院所奉詔書的内容和執行情况。證據三：據輯本《舊五代史》卷一一一《周太祖紀二》載，後周廣順元年（951）秋七月己丑，“太常卿邊蔚奏，議改郊廟舞名，事具《樂志》”。《周太祖本紀》就是本紀部分的標準本，當然可以作爲證據。查輯本《舊五代史》卷一四五《樂志下》所載：“周廣順元年，太祖初即大位，惟新庶政，時太常卿邊蔚上疏請改舞名，其略云（下略）”。可知兩者所述爲同一事件，《周太祖紀二》記録了此事的時間、人物、内容等，詳細内容則記録在《樂志》中。證據四：據輯本《舊五代史》卷一一九《周世宗紀六》所載，後周顯德六年（959）春正月，“樞密使王朴詳定雅樂十二律旋相爲宫之法，並造律準，上之。詔尚書省集百官詳議，亦以爲可。語在《樂志》”。《周世宗紀》也是已經證明符合原本的。查輯本《舊五代史》卷一四五《樂志下》載，後周顯德六年“春正月，樞密使王朴奉詔詳定雅樂十二律旋相爲宫之法，並造律準，上之。其奏疏略曰（下略）”。《本紀》中略説的事件在《樂志》中一一對應，《樂志》還收録了樞密使王朴的奏疏。通過上述四條證據，我們可以確定：一是原本《舊五代史》有《樂志》；二是輯本《舊五代史·樂志》符合原本；三是輯本《舊五代史·樂志》可作爲標準本。輯本《舊五代史》卷一四一爲《五行志》。卷末注出處爲《永樂大典》卷八六一九。查《永樂大典目録》，卷八六〇六至卷八六二三爲“行”字韻，事目爲“前漢書·五行志”至“元史·五行志”，“五代史·五行志”也應在其中。但從《永樂大典目録》上看，卷八六一九爲“唐書·五行志（二）”，卷八六二〇爲“宋史·五行志”，其中並没有看到“五代史·五行志”。這是爲什麼呢？答案衹有兩種可能：一是《永樂大典》中根本没有收録“五代史·五行志”；二是由於《永樂大典目録》編者的失誤，没有將“五代史·五行志”在目録中列出。究竟哪種可能是事實，還需要進一步證明。證據一：《永樂大典》殘本卷二三四五引用了《五代史·五行志》中的内容。《永樂大典目録》卷二三四五爲“烏”字韻，小注爲'事韻”。所謂“事韻”，如前所述，是指該卷包含了若干個以該字爲關鍵字的事目，這些事目所收的内容不多，因而事目數量較大，不能一一在《目録》中標明，所以用“事韻”來概括。翻檢《永樂大典》卷二三四五，可以找到“白烏”“赤烏”“烏集墳廬”“烏集林木”等八十幾個事目，其中“烏集林木”事目下云：“《五代史·五行志》：'周廣順三年六月，河北諸州旬日内無烏，既而聚澤、潞之間山谷中，集于林木，壓樹枝皆折。是年，人疾疫死者甚衆。至顯德元年，河東劉崇爲周師所敗，伏屍流血，故先萌其兆。’”與輯本《舊五代史·五行志》“蟲魚禽獸”一節所載文字完全相同。《永樂大典》殘本中關於這段内容已經標明出處爲《五代史·五行志》，由於《新五代史》没有《五行志》，所以衹能是《舊五代史·五行志》。證據二：《永樂大典》殘本卷一三〇八二爲“動”字韻，小注爲“事韻”，查該卷有“動靜”“言動”“無動”“不動居士”“物自動”等九十餘個事目，其中“物自動”事目云：“《五代薛史·五行志》：'清泰末年，末帝先人墳側古佛刹中石像忽然摇動不已。觀者咸訝焉。’”這段引文與輯本《舊五代史·五行志》“草木石冰”一節後晉清泰條所載完全相同。《永樂大典》殘本已注明出自《五代薛史·五行志》。證據三：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及其《考異》也引用了《舊五代史·五行志》。該書卷二八二《後晉紀三》高祖天福六年（941）九月辛酉條云：“滑州言河决。”《考異》曰：“《薛史·紀》載九月辛酉滑州河决而不載庚午濮州决；《高祖實録》載庚午濮州奏河决而不載辛酉滑州决。《五代會要》及《志》皆云：'天福六年九月决滑州，兖、濮州界皆爲水漂溺。’《史匡翰傳》亦云：'天福六年白馬河决。’按辛酉滑州河已决，則下流皆涸，濮州無庚午再决之理，蓋滑州河决，漂浸及濮州矣。”天福六年九月戊午朔，辛酉爲初四，庚午爲十三。這段《考異》所徵引的材料分别出自《薛史·紀》《高祖實録》《五代會要》《志》《史匡翰傳》，其中《薛史·紀》爲輯本《舊五代史》卷八〇《晉高祖紀六》，《史匡翰傳》爲輯本《舊五代史》卷八八《史匡翰傳》，都是已證實符合原本的。所以這裏的“志”衹能是《舊五代史》的《五行志》。查輯本《舊五代史·五行志》“水淹風雨”一節載，天福六年九月“河决於滑州……兖州、濮州界皆爲水所漂溺”，與司馬光《考異》所引内容相同。通過上述三條證據，我們可以確定：一是原本《舊五代史》有《五行志》；二是輯本《舊五代史·五行志》符合原本；三是因此輯本《舊五代史·五行志》可作爲志的標準本；四是《永樂大典目録》卷八六二〇所注事目“唐書·五行志（二）”下漏列“五代史·五行志”。什麼是志的標準本的特徵呢？第一，志末所注《大典》卷數，如志名爲單字，字韻即爲志名，事目爲五代加志名，如《樂志》即爲“樂”字韻“五代樂”事目；如志名爲兩字，則從所重者收，如《五行志》即爲“行”字韻“五代史·五行志”事目。第二，有完整的、可以概括梁、唐、晉、漢、周五朝的序言及内容。根據上述兩個志的標準本的特徵去檢驗輯本《舊五代史》的其他八志，可分爲三種情况。一是《暦志》《選舉志》《職官志》，它們符合《舊五代史》原本；二是《禮志》《天文志》《食貨志》《刑法志》，它們所引爲《大典》散韻，所以殘缺不全，需要補輯；三是《地理志》，輯本《舊五代史》竟誤稱《郡縣志》，需要重輯。
仁壽本《舊五代史》書影（臺灣二十五史編刊館據劉刻本影印）
（二）《册府元龜》的“條主”和“條前語”
從輯本《舊五代史》中找出《舊五代史》本紀、列傳和志作爲標準本，不但是要同輯本《舊五代史》的其他本紀、列傳、志做比較，還要同《册府元龜》相關條文作比較。《册府》是保存五代史料最多的古籍，而它又不注明出處。我們就是要借助這些標準本去鑒别《册府》條文的出處，特别是要分辨出何者引自《舊五代史》的本紀、列傳和志，何者引自實録。這必須通過大量、充分的實例來證明。這就要引入我的第二個新概念，就是《册府元龜》的“條主”和“條前語”。1.《册府元龜》的編纂宗旨
《册府元龜》有1000卷，分爲31部，1104門，實際字數約爲916萬。在《四庫全書》中是僅次於《佩文韻府》的第二部大書。《册府元龜》雖然署名王欽若等編纂，但實際總主編是宋真宗。他從景德二年（1005）開始確定項目、調集編修人員；在修撰過程中不斷檢查，發現問題，及時發出指示；到最後歷時八年，於大中祥符六年（1013）完成，他都親力親爲，定名《册府元龜》。編修大臣呈進稿本，真宗每天審閲三卷，“遇事簡則從容省覽，事多或至夜漏二鼓乃終卷”。他對修這部大書的目的做過説明，是要使“君臣善迹，邦家美政，禮樂沿革，法令寬猛，官師論議，多士名行，靡不具載，用存典刑（同'型’）”；是要“垂爲典法”，盡“誡勸之理”。（《玉海》卷五四《藝文·承詔撰述·類書》。）宋真宗這些指示，對《册府元龜》如何收録紀傳體史籍的傳記，包括《舊五代史》的傳記，有决定意義。其主要有以下兩點：第一，《册府元龜》必定對這些傳記進行删節。前已指出，一篇完整傳記的特徵之一，是“敘事有始有終”，“所謂'有始’，包括該人的姓氏、家世、籍貫、字號”，“所謂'有終’，指該人的結局”。這些與傳主有密切關係的傳記要件，和勸誡、垂法無關，《册府元龜》必定要加以删削。第二，《册府元龜》既然要對傳記進行删節，在收録傳記條文的時候，就需要對“條主”的情况作必要的交代。“條主”是我參考傳主的提法取的名字。《册府元龜》各門下的條是它的基本單位。條的編次可分爲三種形式：一爲編年體，一日一條；二爲傳記體，一人一條；三爲紀事本末體，一事一條。每條都有“條主”。編年體的條主一般爲君主，傳記體的條主一般爲傳主，紀事本末體因歷時多日、牽涉多人而難以確定單一的條主。2.五代各朝實録的編修情况
因爲我們要將《册府元龜》的條文同已驗證的輯本《舊史》列傳及實録相關條文做比較，我們就要瞭解五代各朝實録的編修情况。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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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通鑑272/8898同光元年（923）十月丁丑、己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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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莊宗列傳、唐餘録、賈緯備史、趙志忠虜庭雜紀、新唐書、編遺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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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15部實録，共315卷，修於本朝者，計有梁修《梁太祖紀年録》和《大梁編遺録》，唐修懿祖、獻祖、太祖《紀年録》及《唐莊宗實録》《唐明宗實録》，漢修《漢高祖實録》，周修《周太祖實録》，共9部。修於周朝者，有《唐閔帝實録》《唐廢帝實録》《晉高祖實録》《晉少帝實録》《漢隱帝實録》，共5部。修於宋初者爲《周世宗實録》。必須注意，實録都是有傾向性的。同一件事，敘述時必然維護在位帝王的利益，或誇大功績，或爲其錯誤掩飾，甚至顛倒是非。《册府元龜》如收録實録或《舊五代史》本紀，一般都在《帝王部》或《閏位部》（梁）中；如收録實録附傳或《舊五代史》列傳，一般都在以該人爲條主的條文中，條前語則爲該條内容的背景；如收録實録或《舊五代史》的志，一般都在《帝王部》或《閏位部》（梁）以及對應的部，如《食貨志》在《邦計部》，《禮志》在《掌禮部》，《刑法志》在《刑法部》等。3.《舊史》與《册府》文本比對結果舉例
下一步就是將輯本《舊史》已驗證的本紀、列傳與志同《册府》相關條文作比較，以確定何者確爲實録。比較是認識事物的重要手段，但必須遵循一定的規則：必須是同類事物，必須是全面的比較。否則會陷入認識的誤區，得到相反的“效果”。此外，還要檢查是否還有其他史源，如《五代會要》等。輯本《舊五代史》卷二九《唐莊宗紀三》是已經驗證符合《舊五代史》原本的。它的同光元年夏四月己巳條載莊宗即位制，與它對應的《册府》共有十一條：卷三四《帝王部·崇祭祀門三》，卷五九《帝王部·興教化門》，卷六五《帝王部·發號令門》，卷八一《帝王部·慶賜門三》，卷九二《帝王部·赦宥門一一》，卷一〇三《帝王部·招諫門二》，卷一二八《帝王部·明賞門》，卷一四〇《帝王部·旌表門四》，卷一四七《帝王部·恤下門二》，卷一六六《帝王部·招懷門四》，卷四九一《邦計部·蠲復門三》。其中衹有卷九二《帝王部·赦宥門》所載爲全文，其餘都衹是片段。雖然這些片段也可以校證輯本《舊史》的《唐莊宗紀》，但全面的比較衹能用卷九二的《帝王部·赦宥門》。通過比較可以發現，《册府》卷九二遠比輯本《舊史·莊宗紀》詳細，應爲實録。《舊史·莊宗紀》雖源出實録，但删去了不少浮詞，保留了少數最重要的内容。輯本《舊五代史》卷一二八《盧損傳》，也是已經驗證符合《舊五代史》原本的。此傳可分爲六節：①家世及籍貫；②梁開平初舉進士，與同年任贊等相詬；③《册府元龜》用“附勢”一詞表述他與左丞李琪之關係；④唐明宗、末帝時，爲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條奏多爲士人嗤鄙，因誤詳赦書，失出罪人，停任；⑤晉天福中，轉秘書監，大失所望，拜章辭位，致仕；⑥晚年養生有方，享壽八十餘歲。《册府元龜》有關盧損者有19條之多，其中14條以盧損爲條主。關於第一節，盧損之家世及籍貫，《册府》條文完全没有記載，這是因爲在《舊史》列傳中必須交代的傳主的家世和籍貫，不屬於宋真宗所規定的的《册府》“用存典型“及“盡誡勸之理”的範疇。這也可以證明，《册府》不可能全部收録《舊史》列傳的内容。關於第二節，盧損在梁開平初舉進士，與同年相詬等早年經歷，《册府》卷八一一《總録部·遊學門》、卷九三九同部《譏誚門》、卷九五四同部《寡學門》可與《舊史》本傳相校補，應采自《舊史》。關於第三節，盧損與左丞李琪之關係，《册府》卷九四五《總録部·附勢門》與《舊史》本傳同，應采自《舊史》。關於第四節，盧損在唐明宗及唐末帝時之任職、條奏及因失出罪人而停任，《册府》有多條記載，有些與《舊史》相差甚多，如《册府》卷五二一《憲官部·不稱門》和卷五二二《憲官部·譴讓門》有以盧損爲條主的兩條。卷五二一載：“末帝清泰中爲御史中丞（超按：此爲條前語，交代條文背景）。時有赦放繫囚。白文審者，延安之劇賊也，繫于臺囹圄久之，是日釋放。翌日，衆知之，大駭，乃重詳赦文，比不該放者。賴臺司復捕獲文審，損與知雜韋棁、本推御史魏遜皆停任。”卷五二二載：“末帝清泰三年爲御史中丞（超按：此爲條前語）。初，延州保安鎮將白文審，郡之劇賊。高行周作鎮時差人往替，不受代。屬前年春擾亂，文審專殺郡人趙思謙等十餘人，後經赦放罪。去年春，思謙弟思誨詣闕訴兄之冤，帝亦素知文審之兇惡，密令本道捕之下獄，遣殿中少監張仁願於鄜州置獄推鞫，文審伏殺十平人罪，未盡疑，乃追赴京師，連坐者二十八人，繫臺獄。方按鞫，屬五月十二日御札：'自今年五月十二日已前，除五逆十惡、放火劫舍、持杖殺人外，並委長吏，如已得事情或未見贓驗，不在追窮枝蔓，以所招疾速斷遣。’損爲人輕易，即破械釋文審。後奏，帝大怒，復收文審誅之。堂帖勘臺公文云：'奉德音釋放，不得追領祗證。’中書詰狀云：'御札云不在追窮枝蔓，無“不得追領祗證”六字，擅添改勅語。’詔責授右贊善大夫，知雜御史韋棁責授太僕寺丞，侍御史魏遜責授太府寺主簿，王岳責授司農寺主簿。”輯本《舊史》本傳，關於此事，衹有“末帝即位，用爲御史中丞。……有頃，誤詳赦書，失出罪人，停任”短短數語，他書亦無有關内容的記載。由此可知，《册府》此兩條均録自《周世宗實録》之《盧損傳》。由此亦可知，實録之傳内容不一定比《舊史》之傳少。《册府》此兩條以及卷四七五《臺省部·奏議門六》、卷四七六同上門、卷五〇三《邦計部·屯田門》、卷六一三《刑法部·定律令門五》、卷六三三《銓選部·條制門五》、卷六四二《貢舉部·條制門四》，再有非以盧損爲條主之卷一〇八《帝王部·朝會門二》、卷三三五之《宰輔部·不稱門》、卷九三九《總録部·譏誚門》均對應本傳之第四節，内容遠較《舊史》爲詳，且可在注中補本傳仕履之闕載。除《册府》外，輯本《舊史》已驗證之唐莊宗、唐末帝、周太祖本紀及唐武皇貞簡曹后傳、周盧文紀傳，及《通鑑》有關記載，亦可補本傳仕履之闕。本書作注以補《舊史》本傳之闕及糾本傳之誤。關於第五節，盧損在晉天福中拜章辭位並致仕一節，《册府》無有關記載，情况同第一節。關於第六節，盧損晚年養生有方，享高壽一節，《册府》卷七八四《總録部·壽考門》及卷八三六同部《養生門》所載與盧損本傳同，應采自《舊史》，可互校文字之少許差異。石君立，後唐將，在晉（當時唐莊宗尚未建唐稱帝）梁楊村砦之役中伏被俘，後被梁末帝處死。在《册府元龜》卷四一四《將帥部·赴援門》中，有兩條同記天祐十三年石君立奉命赴晉陽解圍事。一條條主爲石君立之别名石嘉才，另一條條主爲石君立。後一條所載與已經驗證的輯本《舊五代史》之《石君立傳》全同，而前一條則與《舊史·石君立傳》多異，此條顯然源自《唐莊宗實録》之《石嘉才（即石君立）傳》，兩者不同在於：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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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賊方至，營壘未成，城中有故將安金全率驍騎夜出薄之，賊衆大潰，俘斬而還 |
| | 王檀游軍扼汾橋，君立一戰敗之……是夜入城，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殺於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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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兩者，主要不同在於：①《實録》石傳用石君立之别名嘉才，顯然不知嘉才即君立。②《實録》石傳稱梁寇我晉陽，又稱梁軍爲“賊”，而《舊史》石傳則稱“梁軍”逼晉陽。③《實録》石傳稱晉陽解圍，主要因“城中故將”安金全夜出擊敵軍，石君立（嘉才）衹起聲援作用；而《舊史》石傳則載石先敗梁軍於城外之汾橋，然後入城與安金全會合，分出諸門“殺敵於（城）外”，梁軍敗走。這是我對《舊史》石傳及《册府》有關石之全部材料進行了細緻的分析研究後得出的結果。李存進，原名孫重進，早年追隨李克用，唐昭宗景福年間（893—894）賜姓名李存進，爲義兒軍使。莊宗即位後，履立戰功。天祐十九年（梁龍德二年，922），在與鎮州王處球之戰中陣亡。《通鑑》卷二六九梁貞明元年（915）六月庚寅條《考異》，既引《莊宗實録》之《李存進傳》，亦引《舊史》之《李存進傳》，記晉王李存勖（唐莊宗）入魏州，因銀槍效節都驕橫，以李存進爲天雄都指揮使以鎮壓之。《考異》云，《莊宗實録》云李爲“軍城使”，《實録·李傳》云“都保署”，《莊宗列傳》及《舊史·存進傳》皆云“天雄軍都巡按使”，《通鑑》從後者。循此線索，我在《册府》中檢索到兩條條文，均以李存進爲條主，以魏州事爲内容，分别與《考異》所稱對應。《册府》卷四一八《將帥部·嚴整門》，稱李爲“天雄軍都部署”，應出自《莊宗實録》李傳；卷三八七《將帥部·褒異門》則稱李爲“天雄軍巡按使”，應出自《舊史》李傳，但此條對《舊史》節略較多，我們可以用已經驗證的《舊史》卷五三李傳與《莊宗實録》李傳比對。兩者不同在於： | | 天祐十三年（超按：應爲十二年），從定魏州，授天雄軍都部署 | 時鄴初歸我，人情難貳，銀槍效節諸軍强桀難制，訛言竊議，摇扇群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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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進沉厚果斷，犯令者梟首於市，强右豪斷暴掠人物者，必磔裂曝屍於路。鄴人視之，無不惕息，由是軍民靡然從化 |
| 存進沉厚果斷，犯令者梟首屍於市，諸軍無不惕息，靡然向風 |
通過這樣的對比，可知：①《實録》稱治所，作“魏州”，《舊史》稱軍號，作“魏博”。②《實録》稱“魏人”，《舊史》稱“鄴人”。“鄴都”之稱，始見於莊宗同光三年（925）。③《實録》作“初歸我”，《舊史》作“初附”，《實録》表達的歸屬感更强。④關於李存進治魏的效果，《實録》所述更完整，可知《舊史》之誤。因爲我通過標準本共確定輯本《舊史》有484篇傳記符合原本，用這些傳記與《册府》有關條文對比得出的結論是堅實可靠的。勵耘書屋叢刻本《舊五代史輯本發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影印本）（三）《舊史》及其他正史本紀的記時法
現在我們可以回過頭來論述輯本《舊史》的本紀，特别是我提出的第三個新概念：《舊史》及其他正史本紀的記時法。《梁末帝本紀》是輯本《舊史》中已證明符合原本《舊史》的第一個本紀，翻開輯本《舊史》卷八梁《末帝紀上》，在乾化三年二月末帝即位之後，有當年夏四月癸未、秋九月甲辰、貞明元年三月辛酉朔等條記事，根據此三條記事以及以後各條及各朝本紀的記事方法，可以歸納《舊史》本紀的記時法是：朝代—皇帝廟號—年號—四時（春夏秋冬）—月—朔—日。如已經驗證符合原本的輯本《舊史》卷四一《唐明宗紀七》，記朝代爲“唐”，皇帝廟號爲“明宗”，年號爲“長興”。實際情况是天成五年（930）年二月乙卯始改元長興。由此可知，凡年中改元者，該年按後改元之年號紀元。該卷有長興元年春正月丙辰朔，夏四月甲午朔，十一月庚申朔記事，由此可知，四時之首月，在月前加四時。該月初一日如有記事，則在該日下加“朔”字。如輯本《舊史》本紀中記時有誤者，本書改正文，並在校記中説明原誤在何處，其根據則統一在凡例中説明。（四）一篇完整傳記必須具備的要素
需要補輯的列傳，怎樣才能做到儘可能完善並且有根有據呢？這就需要運用我提出的第四個新概念：一篇完整傳記必須具備的要素。現從輯本《舊史》中已驗證符合原本《舊史》的列傳中，選出不同時期的7篇，舉例如下：1.朱瑄（姓名）。宋州下邑人（籍貫）。父慶，里之豪右（家世）。一生主要事迹（事迹）。斬於汴橋下（結局）。録自《永樂大典》卷二〇三三，朱/姓氏（七）。收入輯本《舊史》卷一三。2.劉捍（姓名）。開封人（籍貫）。父行仙，宣武軍大將（家世）。一生主要事迹（事迹）。爲李茂貞所害。開平四年贈太傅云云（結局）。捍便習賓贊，善於將迎云云（傳後之論）。録自《大典》卷九〇九八，劉/姓氏（二十六）。收入輯本《舊史》卷二〇。3.郭崇韜（姓名）。字安時（字號）。代州雁門人（籍貫）。父弘正（家世）。一生主要事迹（事迹）。魏王繼岌左右撾殺之（結局）。崇韜服勤盡節，佐佑王家云云（傳後之論）。録自《大典》卷二二一六〇，郭/姓氏（五）。收入輯本《舊史》卷五七。4.史匡翰（姓名）。字元輔（字號）。雁門人（籍貫）。父建瑭（家世）。一生主要事迹（事迹）。遘疾而卒（結局）。子彦容（附見）。録自大典卷一〇一八三，史/姓氏（一）。收入輯本《舊史》卷八八。5.蘇逢吉（姓名）。長安人（籍貫）。父悦（家世）。一生主要事迹（事迹）。自殺（結局）。録自《大典》卷二三九二，蘇/姓氏（三）。收入輯本《舊史》卷一〇八。6.安叔千（姓名）。沙陀三部落之種也（族屬）。父懷盛（家世）。一生主要事迹（事迹）。卒年七十二（結局）。原注録自《大典》卷一八一四四，將/宋將（七），誤，疑爲卷一八一三二，將/後周將（一）。收入輯本《舊史》卷一二三。7.李昪（姓名）。海州人（籍貫）。徐温之養子也（家世）。一生主要事迹（事迹）。僭位凡七年卒（結局）。録自《大典》卷一〇三九一，李/姓氏（三十六）。收入輯本《舊史》卷一三四《僭僞列傳一》。從上述七例可以看出，姓名、籍貫、家世、事迹、結局五項，是一篇完整傳記的必具要素，因此也是我們補輯列傳時必須補全的。小名，字號，傳後之論及附見等則並非必具要素，有記載則補。（五）破解《舊五代史》收録人物列傳的四組密碼
怎樣才能無遺漏地列出《舊五代史》原本確有的人物傳記清單呢？除了前述的運用“標準本”等概念外，還需要運用我提出的第五個新概念：破解《舊五代史》收録人物列傳的四組密碼。1.從《通鑑》中破解前三組密碼
《通鑑》是編年體史書。歷史活動的主體是人，人們在一定的空間和時間内的活動構成了歷史。《通鑑》在正史中當然是從同是編年體的本紀中取材，但本紀畢竟衹是一個綱；而要生動地呈現出歷史豐富多彩的圖畫，《通鑑》還需要從人物列傳中取材。那麼，《通鑑》從正史列傳（包括《舊五代史》列傳）中取材時是否有些特殊的標誌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是三種。我稱之爲《通鑑》收録人物列傳的三組密碼，並且已經破解了這些密碼。第一、第二組密碼都是指明該人的籍貫，表現形式是“某某，某地人也”，例如“安重榮，朔州人也”；或者是“某地某人”，如“華陰趙瑩”。第三組密碼則是指明某人的家世，表現形式是“某人，某某之子（或孫或侄等）也”，如“趙光逢，隱之子也”。我查閲了《通鑑》的許多卷，凡是有上述三種標誌者，該人必定在《舊五代史》《新五代史》或《宋史》等書中有傳記，現舉兩卷爲例。文中所説的“輯本《舊史》有其傳”，除特别説明者外，都是經驗證符合《舊史》原本、可作爲證據者。《通鑑》卷二六八，該卷起梁太祖乾化元年三月至均王（末帝）乾化三年十一月，現取太祖乾化元、二年記事。①“景城馮道”，輯本《舊五代史》卷一二六有《馮道傳》。②“開封段明遠”，即段凝，輯本《舊史》卷七三有傳。③“劉去非、趙鳳皆幽州人也”，劉去非即王保義，輯本《舊史》卷一三三有傳；趙鳳，輯本《舊史》卷六七有傳，但由三條《永樂大典》散韻拼成，證明《舊史》確有其傳，但需儘量補全。④“張衍，宗奭之侄也”。輯本《舊史》卷二四有《張衍傳》，《新史》無其傳。⑤“賀德倫，河西胡人；袁象先，下邑人也”，輯本《舊史》卷二一、五九分别有此兩人傳。⑥“符習，趙州人也”，輯本《舊史》卷五九有《符習傳》。⑦“李嚴，幽州人也”，輯本《舊史》卷七〇有《李嚴傳》。⑧“孟知祥，遷之弟子”，輯本《舊史》卷一三六有《孟知祥傳》，由三條《册府元龜》條文拼成，不能作確證。但其後之孟昶（知祥之子）及該卷史論均録自《大典》卷一三一六一，孟/姓氏（五），已經驗證，也可確證《舊史》有《孟知祥傳》，需增輯。⑨“馬仁裕，彭城人；周宗，漣水人也”，馬、周二人爲徐知誥之腹心。輯本《舊史》無兩人傳，馬令《南唐書》卷一一有兩人傳，陸遊《南唐書》卷六、卷五亦有馬、周兩人傳。司馬光當然不可能取材此兩書，但他必定可以看到並利用許多宋初修《舊五代史》時不能看到的材料。⑩“李嗣恩，本駱氏子也”，輯本《舊史》卷五二有《李嗣恩傳》，該卷末史論亦提到有李傳。⑪“劉威幕客黃訥，蘇州人也”，輯本《舊史》無劉威及黃訥之任何記載，《新史》雖無此兩人傳，但有關劉威記事六條，劉威爲與楊行密同起事之人，號“三十六英雄”。歐陽修也可以看到並利用許多修《舊五代史》時不能看到的材料。⑫“劉訓，永和人也”，輯本《舊史》卷六一有《劉訓傳》，《新史》無劉傳。《通鑑》卷二七五，記事起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至次年六月止。①“李彦卿，存審之子”，李彦卿即符彦卿，入宋，《宋史》卷二五一有其傳。②“何福進、王全斌皆太原人也”，何福進，輯本《舊史》卷一二四有傳，《新史》無傳；王全斌入宋，《宋史》卷二五五有其傳。③“平遙侯益”，侯益入宋，《宋史》卷二五四有傳。④“李彦超，彦卿之兄也”，李彦超即符彦超，輯本《舊史》卷五六有其傳。⑤“河間張昭遠”，張昭遠即張昭，入宋，《宋史》卷二六三有其傳。⑥“張延朗，開封人也”，輯本《舊史》卷六九有其傳，但由兩條《永樂大典》散韻拼成，證明《舊史》確有其傳，但需補輯。《新史》亦有其傳。⑦“貴平孫光憲”，《新史》卷六九《高繼冲傳》載，乾德元年，高繼沖朝于京師，孫光憲“拜黃州刺史，其後事具國史”。《宋史》卷四八三有其傳。⑧“萇從簡，陳州人也；王晏球本王氏子，畜于杜氏，故請復姓王”。輯本《舊史》卷九四、卷六四有此兩人傳。⑨“李從温，帝之侄也”，輯本《舊史》卷八八有其傳。⑩“李彦饒，彦超之弟也”，李彦饒即符彦饒，輯本《舊史》卷九一有其傳，傳中並有“父存審《唐書》有傳”及“事具《白奉進傳》”等語。白奉進，輯本《舊史》卷九五有傳，《新史》無白傳。⑪“北海韓叔嗣，汝陰進士李榖”。李榖入宋，《宋史》卷二六二有其傳。韓叔嗣爲韓熙載父，輯本《舊史》無其父子兩人記載，《新史》有熙載材料四條，提及其“爲北海將家子。明宗時南奔吴”。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二八有《熙載傳》，言其父光嗣爲後唐平盧（青州）節度副使，軍中逐其帥符習，推光嗣爲留後，明宗即位，光嗣坐死，熙載懼罪南奔。並引徐鉉《昌黎韓公（熙載）墓銘》，“考光嗣”。⑫“趙延壽，本劉邟之子也”，輯本《舊史》卷九八有趙傳，《新史》無其傳。⑬“崔協，邠之曾孫也”，輯本《舊史》卷五八有其傳，録自《大典》卷二七四〇，此卷現存。《新史》無其傳。⑭“平州人趙思温”，此人爲契丹將，輯本《舊史》及《新史》均有此人材料，但無傳。⑮“文水武漳”，輯本《舊史》及《新史》均無此人記載，路振《九國志》卷七有其傳，“字巨川，太原文水人”，後入後蜀。⑯“孟鵠，魏州人也”，輯本《舊史》卷六九有其傳，《新史》無其傳。通過對《通鑑》上述兩卷的分析，可以證明《通鑑》的三組密碼確實可以作爲證明《舊五代史》有某人傳記的證據，其中有提及而《舊史》無傳者，不外入宋、入十國及爲契丹（遼）人三者，衹要注意是可以分辨的。2.從《舊史》本紀中破解第四組密碼
後來我又破解了第四組密碼，它就是：如果《舊五代史》本紀中記載了其人卒時及死因，在列傳部分一般會收録該人的傳記。我的根據是：（1）《舊五代史》所以能在一年八個月的時間内完成，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可以大量取材於五代各朝的實録。《舊五代史》列傳占了全書150卷的77卷，收録人物傳記在700篇以上，工作量很大。實録在記載某人死亡時，又都附載該人的傳記，是《舊五代史》傳記部分最主要、最方便的來源。（2）我核對了已經驗證的《舊五代史》十四部本紀中除《梁太祖本紀》外的十三部，凡在本紀中記其卒時及死因者，除個别例外（如身份較低），一般都有傳記，並且已經驗證。因此，我又開出了一張自王班、盧匪躬至史佺、李萼共71人的增輯列傳名單，並在輯補《舊五代史》列傳時增輯。3.根據四組密碼開出增輯列傳清單
增輯列傳如何做到準確、有據？那就要回到我提出的第四個新概念：一篇完整傳記必須具備的要素。我們在增輯時一定要采用確鑿的記載，來充實這些要素。（六）《通鑑》無考異的條文意味着諸家有關記載史源相同
《通鑑》是本書引用最多的文獻之一。《通鑑》有關唐末、五代條文的考異固然是我們的依據，經過多方檢驗，證明《通鑑》無考異的條文並非無史源，而是各種史料來源相同，其中也包括《舊五代史》，所以本書也利用了這些條文。以上就是本書的思路，我們就是按照這樣的思路完成了本書的工作。我要在這裏重申，本書的目的是要在輯本《舊五代史》的基礎上作出一個比它更接近原本、因而將取代它的新本。《輯補舊五代史》的出版，將經受歷史的檢驗，我對此充滿信心。一、編撰初稿。全面清理、檢驗清輯本，對其中確屬《舊五代史》原本的、完整的各篇紀、傳、志，予以校證；對確屬《舊五代史》原本但殘缺不全的各篇紀、傳、志，予以補輯、校證；對清輯本漏輯的各篇列傳，予以增輯、校證。共有二十餘人參與初稿編撰工作，具體情况詳見各篇末尾的署名。二、復核修訂。全部書稿完成後，編纂委員會對其進行了嚴格審查，發現若干問題；出版社和相關專家在審稿過程中，也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建議；2015年8月，中華書局出版修訂本《舊五代史》，對其相關成果，本書亦有必要予以吸收、回應。爲此，編委會組織全部編委和部分核心作者，對各篇書稿進行全面復核、修訂。共有十餘人參與此項工作，具體情况詳見各篇末尾的署名。其中未注明“復核者”的各篇，表示該篇的初稿編撰者和復核者爲同一人。三、統稿出版。在全書出版前，由編委對各卷進行集中統稿，主要工作爲校訂正文、統一體例和表述、查漏補缺等。各編委統稿分工如下：張龍：梁本紀10卷（卷一至十），唐本紀24卷（卷二十五至四十八），晉本紀 11卷（卷七十五至八十五），漢本紀5卷（卷九十九至一百三），周本紀7卷（卷一百一十四至一百二十）。劉一：唐列傳5卷（卷五十四至五十八），周本紀4卷（卷一百一十至一百一十三），周列傳11卷（卷一百二十一至一百三十一），承襲、僭僞列傳5卷（卷一百三十二至一百三十六）。郭玉春：梁列傳14卷（卷十一至二十四），唐列傳11卷（卷六十四至七十四）。張弩：唐列傳10卷（卷四十九至五十三，卷五十九至六十三），晉列傳13卷（卷八十六至九十八），漢列傳6卷（卷一百四至一百九），外國列傳2卷（卷一百三十七至一百三十八）。以上三個階段的工作，均由陳智超總其成，並負責各篇紀、傳、志的最終審定。導言、凡例的撰寫，主要參考文獻、目録、附録的審定，亦由陳智超負責。編撰助理張龍、劉一，做了大量的統籌、協調工作。在本書完稿之際，我要感謝所有參與及支持本書工作的機構和人員。我衷心感謝編纂團隊的所有成員，他們中除了個别成員因特殊原因而不得不中途停止工作外，都努力投入本書的工作，完成他們擔負的任務。我還支持他們在本書總的要求下，百花齊放，保持個人的風格。我衷心感謝巴蜀書社一直支持此項工作，並密切溝通，特别是侯安國總編輯、周田青主任、王雷編輯。我衷心感謝《今注本二十四史》的執行總編輯賴長揚先生，多年以來他一直關心、支持本書的工作。但深爲遺憾的是，他未能親眼看見本書的出版便辭世。我衷心感謝曾慶瑛教授，她在身體欠佳的情况下全力支持此項工作，這是團隊成員有目共睹的。還有許多是團隊成員不知道的，就是她對這項工作提出過許多建議，做了許多具體工作。她是項目名符其實的“不管部長”，但她堅持不讓我在本書中提及她，但我要尊重事實，這次我衹好違背她的囑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