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的落幕与大正的开场

---

作者：商兆琦

---

明治天皇与“机要六条”

1868 年，幕府政权瓦解后，明治天皇名义上成为日本的最高统治者。然而，15 岁的天皇没有任何政治能力，拥有实权的是曾经的倒幕派、现在的维新元勋。明治天皇的主要任务是接见外宾、与欧洲皇室交往和巡幸各地。他以此展示自己对外是日本主权的代表，对内则是统一政权的象征。

明治政府成立时曾宣布 ：天皇成年后将亲裁万机。不过天皇成年后，掌握国家实政的仍是公卿和藩阀。30 岁之后，明治天皇一度有过“亲政”的想法。1884 至 1885 年间，明治天皇常常“称病不出宫”，以示对其无法发挥政治影响力的不满。由于许多政治活动需要天皇参加，天皇的“不配合”给国政运营造成了困难。在此期间，伊藤博文向明治天皇反复解释了“君主立宪制”的精髓，并逐渐获得天皇的谅解。1886 年，以与伊藤约定的“机要六条”为标志，明治天皇确立了成为立宪君主的决心，并离开了公开的政治舞台。

“机要六条”的主要内容包括 ：天皇是否出席内阁会议，以首相的请求为准 ；天皇垂询政务，要以主管大臣或次官为对象（其目的是排除宫中势力，使权力集中于内阁）；天皇在必要时可以去地方巡幸，并准许内外人士拜谒和陪餐（其必要性由内阁决定）；如国务大臣提出拜谒要求，天皇必须准其拜谒等。

在该约定的束缚下，天皇虽说不是被内阁操纵的牵线木偶，但对内阁的活动要尽力予以配合。

躺赢的“明治大帝”

明治天皇嗜酒，即使晚年患上糖尿病，还是杯不离手。到了后来，天皇的身体非常糟糕，但他仍坚持出席枢密院会议。尽管天皇每会必到，却从不讲话。1912 年 7 月的一天，天皇竟在会上打起了瞌睡。山县有朋见状后，用军刀“咚咚咚”地杵地板，将天皇吵醒。几天后，天皇吃完饭后又喝了两杯酒，当他准备起身时，“咣”的一声倒在地上。天皇在病床上躺了 10 天后，告别了人世。太子即位，日本进入大正时代。

明治天皇往往被尊称为“明治大帝”（Meiji the Great），但他的一生究竟有什么成就？他没有带兵打过仗，没有主持过政治改革，甚至没有主动做过政治决定。历史上著名的大帝，如亚历山大大帝、君士坦丁大帝、彼得大帝都有丰功伟绩。与他们相比，明治天皇可以说什么都没做。其实，正因明治天皇什么都没做，他才成为了一代大帝。

明治天皇15岁继位，60岁去世，在位45年。在这45年中，他的主要工作是参加各种典礼和去各地视察。他虽然拥有最高权力，但从未主动使用过。管理国家的是伊藤、山县等元老，他们以辅佐天皇的名义对日本实施集体领导。而明治天皇与其说是权力的行使者，不如说是权威的象征。

之前谈过，《明治宪法》确立了立宪政体，实现了权力的分立，也带来了权力的分散。只有在内阁（政府）、议会（政党）、元老（藩阀）之间出现无法调和的冲突之时—这种状况并不经常发生—天皇才是最高裁决者。因是裁决者，天皇无法主动指导政治运营。

明治天皇的角色

为什么天皇有权力却不行使，仅满足于作为“权威”存在呢？正如之前所说，战前的天皇制存在立宪君主和绝对君主的“双重性格”。而这“双重性格”的形成原因在于，明治国家的缔造者们想要同时解决两个课题。

一是利用天皇的权威来扫荡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有 260 多个藩国，就有 260 多个割据政权。只有消灭这种分裂割据的局面，日本才能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需要树立天皇的绝对权威。但国家的统一只是第一步，为了使日本在世界上崛起，他们还要推进富国强兵、文明开化和殖产兴业。为实现这些目的，日本就要引入西欧的立宪制度、政党制度、议会制度和法律体系。要实行近代的民主制度，自然又需要限制天皇的独裁权力。

伊藤等人为解决这双重的课题，便设计出一种既尊崇皇权又限制皇权的制度。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天皇不需要出色的执政能力，只需要保持权威即可。无论是怎样的问题，元老们制订出相关方案后，天皇只管同意就行（当然，元老们也不会公然违背天皇的意愿）。明治天皇不直接参与政治运营，但这些行动都以他的名义进行。在政府不断地塑造和宣传之下，明治天皇化身为日本的主权象征，化身为历史、文化与传统精神的象征，化身为统揽大权的“神圣君王”，化身为国民的“完美的父亲”。由此，明治天皇具备了无与伦比的“卡里斯玛”（即指超凡魅力）性格，尽管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做。在国力蒸蒸向上的烘托下，更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下，一切的成就和荣耀都归给了天皇。“统而不治”的天皇成为统合国民的“机轴”，也就成了“明治大帝”。

受权刊发，选自《“无责任”的帝国：近代日本的扩张与毁灭 1895—1945》，商兆琦 著，上海三联书店 | 理想国2023年7月。

八八舰队与二十五师团

明治天皇去世后，日本进入大正时代。大正时代被称为“民主化时代”，但这一时代实际上是由军备扩张开启的。

日俄战争后，日军占领区扩大到南部库页岛、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由于防线扩张，军部在山县有朋的授意下，制定《帝国国防方针》（1907 年 4 月），决定继续扩军。此时，海军的首要假想敌从俄国变成了美国，战略目标变为“南进”。因为俄国舰队被消灭后，太平洋上最强大的海军只剩下日军和美军。日本渴望获得西太平洋的制海权，控制这一地区的贸易和航运。不过，与美军相比，日本海军尚处于劣势。日本海军高层研究后认为，日军必须保有美军 70％的战力才可与之对抗。

为何是 70％？日本国力薄弱，海军不可能横跨太平洋进攻美国，其主要任务在于近海防御。一旦日美开战，美国舰队从夏威夷基地开到日本近海的距离为 3000 海里，每航行 1000 海里，舰队的战斗力就会因磨损、船底污泥、士气下降而减少 10％。当它抵达日本近海时，战斗力只剩 70％。因此，日本舰队必须保有美国舰队 70％的战斗力，才能在决战时与之势均力敌。根据这一战略方针，海军制订“八八舰队计划”，即新建 8 艘 2 万吨级别的战列舰和 8 艘 1.8 万吨级别的新型巡洋舰。

与海军不同，陆军的首要假想敌国仍是俄国，战略目标还是“北进”。在日俄战场上，日军尽管占据上风，但由于兵力和弹药不足，无法捕捉俄军主力。日俄战争后，俄国在远东囤积重兵，并提升了西伯利亚铁路的运力。为了防备俄军的复仇，陆军计划将当时17 个师团的常备军扩充至 25 个师团。一旦发生战争，增调预备役入伍，可立即扩充至 50 个师团。一个师团的常备兵力约为 1 万人，战时编制可达 2 万余人，50 个师团的总兵力将超过 100 万人。

帷幄上奏

陆海军都要扩军，双方统一步伐，在山县有朋的推动下，陆海军首脑绕过首相、内阁和议会，进行秘密磋商。双方商定，海军建设“八八舰队”，陆军扩军至 25 个师团，海军不扯陆军后腿，陆军也不找海军的麻烦。双方达成一致后，将扩军计划上奏给了天皇。该计划得到天皇的批准，又经元帅府（直属天皇的最高军事辅佐机关，由元帅组成）审议后，最终确定下来。直到这时，陆海军才把扩军方案拿给首相看，说 ：“我们要增设师团和建造军舰，天皇已经同意了，你拿钱吧。”

之前介绍过，军部在作战用兵上拥有独立权限，他们制订国防计划无须征求文官政府的意见。这种绕开内阁和议会，直接征求天皇同意的做法叫作“帷幄上奏”，是军部三大特权之一。特别是在日俄战争后，陆海军单独商议制订国防计划，获得天皇裁可之后再告知首相的做法，成了一种惯例。

但在这时，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在日俄战争中，为筹集战争经费，日本欠下了巨额外债，又未获得任何赔款。据统计，日俄战争爆发前，日本的国债总额为5.3亿日元，战争结束后猛增至19.6亿。其中外债从0.97亿增至9.7亿，激增至10倍。战后经济低迷，外贸不振、赤字严重，政府财政苦不堪言。

内债还好说，可以多印纸币，以通货膨胀来应付。但外债需要用外汇和黄金储备偿还，则不得不健全财政。此时陆海军狮子大开口，使西园寺内阁十分为难。经过讨价还价，也是在桂太郎等人的调解下，陆海军同意分阶段扩军。陆军同意先增设 2 个师团，等到财政状况好转后，再增设余下的师团。海军则同意将建造3艘战列舰和4艘巡洋舰的计划，改成先建1艘战列舰和1艘巡洋舰。

即便如此，军事负担依然沉重。据统计，在1910年的年度预算中，军事开支占32.5％，公债开支占30.2％，两者之和超过6成。1911年，未清偿的国债总额高达25.5亿日元，年利息高达1.4亿。可是陆海军才不管财政问题，他们不达成扩军目的，便不会善罢甘休。

陆军倒阁

1911 年 8 月，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成立（至 1912 年 12 月）。这届内阁将整理财政、减轻债务列为主要施政方针。然而，陆海军却无视内阁方针，继续要求扩军。海军提出7年3.5亿日元的预算要求，在藏相的抵制下，被削减到7年8000万。为了与海军攀比，陆军要求 7 年 5000 万的预算，用以增设两个师团，但被内阁拒绝。

1912 年，新任陆相上原勇作上台，继续要求增设两个师团。他的扩军理由是 ：一、合并韩国后，防线扩大 ；二、俄国在远东囤积重兵，扩建西伯利亚铁路，有必要防范俄军的复仇 ；三、辛亥革命发生后，中国出现新形势。

考虑到财政拮据，西园寺难以满足增师要求。为了疏通与陆军的关系，他多次与山县有朋和桂太郎协商。山县说 ：“内阁财政紧张，我也能理解。但扩军是既定方针，如果陆军能够自己筹到钱（比如减少其他开支），内阁应该同意。如果一举增设两个师团困难，可以先增设一个师团或半个师团，总不能让上原大臣空手而归。”尽管山县的态度和缓，但桂太郎和军务局长田中义一却蠢蠢欲动。他们要破坏陆军与内阁的关系，于是唆使上原勇作与陆军中坚力量强推增师方案。面对陆军的无理要求，西园寺内阁的态度也日趋强硬，双方对峙，形势急转直下。

上原勇作见到增师无望，于是动用“帷幄上奏权”，向大正天皇请辞。其实，陆军大可不必如此，事情并非没有转圜余地。陆军之所以与西园寺内阁决裂，是因为在扩军过程中海军更受优待，“陆主海从”的国防政策有可能被翻转为“海主陆从”。为了遏制海军的扩张势头，陆军决定大闹一场。而且，陆军还认为政友会有意打压军部，试图一举奠定政党内阁的基础。此外，已经两度组阁的桂太郎还想重回首相宝座，他与陆军合谋，策划了这次事件。

上原辞职后，陆相的职位出现空缺。西园寺找人接任，但陆军拒绝推荐人选。内阁凑不齐人选，只能解散。

第三次桂太郎内阁

第二次西园寺内阁倒台后，元老们商讨继任首相的人选问题。由于缺钱，难以满足军队的要求，无人愿意接手这个烫手山芋。山县有朋无计可施，不得已把桂太郎找来，让他第三次出面组织内阁（1912 年 12 月—1913 年 2 月）。

之所以说“不得已”，是因山县此时已不再信任桂太郎。桂太郎虽是山县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他在羽翼丰满之后，便不受山县操控了。而且，桂太郎还有仿照伊藤博文创设新党的计划，这使得山县更为不满。但此时的山县别无选择，只得继续推荐桂太郎。

桂太郎一上台就宣布，陆军暂停增设师团，但为了公平起见，对海军的资助也要中止。眼看煮熟的鸭子飞走了，海军极为不满。海相激烈反对，甚至以辞职做威胁。桂太郎见状不妙，于是请天皇出面挽留。与此同时，又拨付了一笔经费给海军，这才平息了此事。

与海军的纠纷平息后，桂太郎与政友会的矛盾又凸显出来。桂太郎和政友会本来关系尚可，但现在双方已经闹翻。桂太郎与陆军倒阁，将西园寺赶下了台，就已经得罪了政友会。为了打破政友会一党独大的态势，桂太郎还要挖政友会的墙脚，以组织自己的政党，这更加激怒了政友会。政友会立即组织反击，以“打破阀族，维护宪政”为口号，发起了打倒桂太郎内阁的运动。

大正政变

此次打倒桂太郎内阁的运动声势浩大，除政友会外，还有其他几种力量参与其中 ：一是工商业者联合会，他们反对扩充军备，要求政府量入为出，并废除营业税 ；二是政友会的盟友—新闻报社和杂志社；三是被动员起来的国民大众。在这些力量的支持下，政友会在议会提出内阁不信任案，要求弹劾桂太郎。

1913 年 2 月 5 日，尾崎行雄在国会中发表演说，指责桂太郎狐假虎威，利用天皇权威实施专政。“每当他们一开口，就自称忠君和爱国，好像忠君爱国是他们的专属物一样。但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躲在王座后面向政敌打冷枪。难道他们不是以王座为胸甲，以圣旨为子弹，来打败他们的政敌吗？”尾崎的演说精彩生动，很有号召力，而且揭示了一个重要道理 ：对国家的忠诚并不等于对政府的消极恭顺，“据理力争”往往更能展现国民的责任感和爱国心。

果不其然，桂太郎见势不妙，立即请求大正天皇出面干预。大正天皇与桂太郎私交甚好，于是召见政友会总裁西园寺公望，要求政友会撤回不信任案，并下令议会休会。对于天皇的命令，西园寺不敢不从，只能保证撤回议案。

对于桂太郎的做法，政友会干部感到愤慨。他们认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此，尽管西园寺向天皇保证撤回议案、议会休会，但第二天，政友会议员还是奔向国会，继续弹劾桂太郎。此时，大批民众包围国会，要求桂太郎下台。东京及其他城市发生暴动，警局、派出所、亲政府报社和桂派议员住宅陆续遭到袭击。在这重重的压力下，成立仅两个月的桂太郎内阁只能黯然宣布解散。

第三次桂内阁垮台后，政友会重掌政权，这便是日本史上的“大正政变”。“大正政变”不仅标志着“桂园体制”的崩溃，也意味着天皇权威的急速下坠。与明治天皇不同，病弱的大正天皇缺少“卡里斯玛”性格，也欠缺政治经验。桂太郎试图利用天皇的权威来驯服议会（在这点上，他似乎在模仿伊藤博文），却惨遭失败。桂太郎的鲁莽既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也暴露了大正天皇的无能。由元老、藩阀和官僚主导的政治体制进一步松动，日本开始进入“大正民主化时代”。（注释略去。）

《历史学人》02已经出版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