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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章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称为延安五老。 吴玉章的一生波澜壮阔，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创建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17年之久。 吴玉章在革命时期大显身手的高峰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就是大革命时期。他力促国民党二大召开，并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直到最后参加了我党的南昌起义。 因此，吴玉章是最有资格评论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输掉大革命的。而且以当事人的视角讲述是很奇特的一种阅读体验。 1、大革命 1926年正月，国民党二大刚开，广西就宣布拥护国民政府，两广统一。随后，贵州黔军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湖南唐生智也率军来归，革命军事力量得到了大大的发展。 革命声势扩大，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口号一针见血，大为全国人民所欢迎，大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之势。 这时，北方局势是吴佩孚、张作霖、段祺瑞奉日本帝国主义等之命，联合向北京冯玉祥的国民军进攻，以联军力量战胜了国民军。 吴佩孚不能以武力在北方夺取完全政权，遂转而向南方发展。他向南发展之第一步，是以实力援助湖南所有的反唐军队，驱逐唐生智出湖南。吴佩孚的第二步是联合湘、鄂、川、滇、黔、豫、赣、闽八省反动军队围攻两广。 民众有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要求，军阀又有围攻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国民政府遂于1926年7月初出师北伐，以蒋介石为总司令。 蒋介石在出师宣言中说：吴贼所资为号召者，既为讨赤夫；讨赤乃帝国主义者用以对抗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破坏全世界革命联合阵线之口号也！ 蒋介石赞成北伐，信誓旦旦地要联合中国共产党，但心里想的是利用革命达到他的企图。也就是向外取得地盘，并以军事力量限制革命的发展。 但是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还不知道蒋介石的用心。 此时，我党有广东路线与机会主义陈独秀的上海路线的斗争，广东路线是要我党党员与国民党左派亲密合作，以党的纪律打击国民党右派向反革命的道路，上海路线则是向国民党右派妥协投降。 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有共产党员叶挺作先锋，军中大半为共产党员，与人民打成一片，兵未至而民众已蜂起，因而第四军与唐生智的第八军，1926年10月初即克武汉。 与之相反的是，亲率第一军出江西的总司令蒋介石，以为他的黄埔学生及精锐武器都在这里，而且之前打了许多胜仗，这次一定也是所向无敌。蒋介石没想到的是，自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被驱逐或陷害了，他的军队的精气神已经不如以前了。蒋介石在江西久攻不下。 中国大革命最激烈、最复杂的斗争时期，是革命发展到长江流域的时候。虽然很久以来中央就发展了机会主义与宗法家长制的领导，工人运动中没有提拔工人同志来领导，而都是知识分子在干，但是客观上劳动群众的斗争却依然急剧的发展。 赤色工会发展到将近三百万会员，吸收极多的店员、手工工人参加，农民协会只以湘鄂赣粤计算，发展将近一千万会员， 国民党左派运动有极大的发展，军队中也有力量，虽然这些发展大半属于自发的，可是前一阶段中，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以及客观上革命势力的发展，使“取得国民党，取得国民革命，取得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策略事实上部分实现。 我党当时的任务，就在一方面认清五卅以来中国无产阶级暂时还没有革命的领导权（1926年12月共产国际杂志社论），一方面坚决地进一步而取得政权与军权的领导权。 这是革命发展到长江流域的形势，中共中央便放在这种形势之前。 这时北方反革命的势力已不能阻止革命，帝国主义看见军阀不能作消灭革命运动的有效工具，于是用和平方法在民族革命势力找寻它的同盟者，因此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甚至军阀开始转变到国民政府方面，与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勾结。 2、蒋介石叛变革命 蒋介石要党政机关设在南昌，就是想指导机关尽入其军事独裁之掌握。 蒋介石企图分裂国民党，在南昌成立新中央，并于1927年2月在庐山召集军事会议，拉拢许多初加入国民党的旧式军人，和他们拜把换帖，结为兄弟。 武汉革命的国民党在三中全会上打击了蒋介石的这个企图，执行了正确的广东路线，于是党和国民政府有了一番新气象，革命势力又为之一振。 1926年10月，张发奎等即攻下武汉，现在二、六两军又攻下了南京。 蒋介石于迟迟攻下南昌后，见武汉政府势力完全统治了长江流域，国民党三中全会又取消了他的党政军总揽大权，遂决心背叛革命。 中国革命狂风般地发展到这时引起了阶级力量之分化。 蒋介石到了上海，帝国主义慑于革命势力的可怕，知道蒋介石对革命路线不满，正好利用他在革命内部来分化革命力量，遂勾结蒋介石以图打倒革命。 果然蒋介石借口开赴前线，下命令调二十六师离开上海，却于上海附近把忠于革命的军官换成自己的亲信，又重新开回上海来举行对工人的大屠杀。 蒋介石背叛革命，在南京成立政府，是表明资产阶级畏惧工人运动，退出了革命，产生了反革命中心，国民党右派与帝国主义互相妥协来反对革命，投入到世界帝国主义所领导与组织的反动营垒中去了。 中国革命分裂为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武汉革命的中心与南京反革命的中心。 3、汪精卫叛变革命
汪精卫奉了自告奋勇的秘密使命，于1927年4月10日到了武汉。 我党机会主义的陈独秀也同时到了武汉，这就便利了他们危害革命。 当时武汉革命的国民党也作了很多错误的事。 第一，1927年4月3、4日，张发奎出发到南京去巩固革命的军队，既上船又调回，理由是不要太迫近上海，以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 如果第四军到了南京，或者南京不至为叛徒所据，成为反革命的中心，革命发展的前途 第二，应不为汪精卫左的内奸的面目所欺骗。并毅然反抗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 共产党应与革命的国民党亲密合作，肃清国民党右派，把国家的一切政权集中在革命的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手里，以保持共产党 与国民觉左派的革命联盟。 共产党在和革命的国民党员在一个队伍中斗争的时候，必须比任何时候更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不随他们动摇，或者做他们的尾巴。 但是当时恰恰违反了这个革命路线，更不知汪精卫的内奸政策而迷惑于他的革命词句，把一切政权都交与他，他在讨蒋和第二次誓师北伐的演词中都表现他左的面目，麻痹了大家的警惕性。 但事实是很显然的，这就是武汉汪精卫一面下令讨蒋，一面下令讨共。事实上，讨蒋和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为的特别委员会组织的决议，差不多是同日同时的。 1927年5月中，北伐军正在艰苦战斗的时候，许克祥在长沙举行马日政变，大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 同时，夏斗寅、杨森叛军自宜昌向武汉进攻，夏斗寅已到武昌三十里的纸坊，杨森到汉口附近的蔡甸，情势危殆，反革命以为可以扑灭革命了。 但叶挺率中央军校的子弟兵一击，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叶挺正要乘胜进攻长沙，却被汪精卫严厉制止，说夏斗寅部已归唐生智收编，长沙事变要和平解决。 陈独秀也随汪精卫之后极力压迫革命，汪精卫说农民运动过火，陈独秀也说农民运动过火。 汪精卫说工人不应该占领工厂，陈独秀也说工人不应该占领工厂。汪精卫说童子团胡闹，陈独秀也照样说，甚至解散纠察队，自动缴械。 汪精卫大骂革命破坏统一，破坏政府法令。陈独秀则发出许多制止工农运动的命令，大骂过火。 唯恐不能倾长江之水淹息这革命熊熊之焰！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则尽力封锁，使武汉经济恐慌，并造什么裸体跳舞，禁穿长衣等等谣言。 1927年5月底，北伐军攻下了郑州，革命势力已发展到黄河流域，革命将由第二阶段发展到第三阶段。 但殊不知，反革命已经准备好了埋葬革命。 郑州攻下不几天，1927年6月5、6日，汪精卫就到了郑州，和冯玉祥开会。这个会议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反共，但他们秘而不宣。 1927年6月19日，吴玉章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接到冯玉祥密电，说已完成了到徐州与蒋介石会面的使命。 吴玉章质问汪精卫。 汪精卫坚决地说：谁派他去？他造谣。
孙夫人宋庆龄闻此消息，痛哭得不堪，且不愿出席，托陈友仁代述她的意见。 宋庆龄坚决要国民党继续总理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绝对反对执行与三大政策相反的政策，力言总理对于这政策的决心与临终谆谆的告诚及遗嘱，如果违反这个政策，称不得是总理的信徒。陈友仁也代为争论，斗争得很激烈。 一般人的幻想以为汪精卫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一定不主张分共。但在这会上，汪精卫主张分共最力。谁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谁是中山先生的叛徒，这时才揭晓了。 汪精卫于1927年7月15日正式决议分共后，还要掩盖他的内奸面目，大呼反共同时还要反蒋。 胡汉民讥讽汪精卫说：反共犹须反蒋，则联共尚须倒汪，天下滑稽之事，宁有过于此耶？ 胡先生太老实，太落后了，怎能了解新时代流氓和戏子所玩的新花样呢？ 汪精卫伪装反蒋的最后一幕，不久也就收拾起来，与南京反革命的政府合流。 1925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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