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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十五年（1479年），发生了一场史书上称为“丁亥之役”的战争，又称成化犁庭。经过这次犁庭扫穴的进剿，沉重打击了建州女真。 军功果然是好东西，朱永、汪直、陈钺都靠一波战绩得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封赏。朱见深没上过战场，他觉得，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能打成这样，已经相当不错了。 但在朝廷另一个大佬眼里，欺负女真只能算是刷人头，没什么好骄傲的。 这倒不是酸，他确实有这个资本，此人就是汪直的好朋友，时任兵部尚书王越。  王越这种看法，实在也不奇怪。因为他的资历实在太牛，在打仗这件事上，别说汪直、陈钺这种小字辈，就连重要将领朱永也要甘拜下风。 景泰元年中进士后，王越经历了一条带兵文官普遍要走的锻炼路线，先是成为监察御史，又在按察使职位上锻炼了三年后被召回京城，晋升为右副都御史，不久受命巡抚大同。 成化三年，鞑靼两次入寇，都被王越指挥击退。自此，他的人生轨迹开始和战争联系在一起。 瓦剌和鞑靼就像一根跷跷板上的两极，自从景泰年间也先自立为汗被杀后，瓦剌实力大损，鞑靼自然强盛起来。景泰五年（1454年），鞑靼喀喇沁部落首领孛来攻杀瓦剌阿剌知院，立脱脱不花幼子马可古儿吉思为可汗（乌珂克图汗），自为太师。 在鞑靼压力下，瓦剌许多部落不得不往更西的地方迁移，让出了一大块地盘给鞑靼放牧。孛来太师西攻瓦剌，东挟兀良哈，又同明朝通贡互市，一时好不威风，时称“鞑靼部落，孛来最强”。 孛来的力量强大起来，地盘也随之扩张，成化元年，鞑靼部落进入了河套地区。 河套的地理概念在不同时期略有变化，明代河套所指是这样一个地区：黄河经今宁夏北流至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与临河之间，以乌加河为主干道东折，然后流经包头、托克托县，再南折流往山西河曲、保德，呈“几”字形，形似套状。  洪武三年徐达击败王保保后，朱元璋在这里设置了五个卫所，此后卫所时有增减。永乐元年朱棣将各卫内迁，卫城名存实亡，不过由于朱棣实在太能打，马哈木和阿鲁台根本不敢主动招惹他，这块地区仍然是明朝和蒙古的缓冲区。 朱棣驾崩后，仁宣二宗开始战略收缩，自此河套固有的力量均势被打破，逐渐开始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基地。 本来鞑靼各部也和瓦剌差不多，逐水草而居，来去无常，只是活动范围扩大了一点，从辽东到宣大不断移动，很少长期在一个地方驻牧。 孛来带着部落来到河套地区后，看到这里土质肥沃，水草丰美，关键还没有明军来驱赶他们。他们顿时失去了迁移的动力，决定留下来成为常驻居民。 这个消息很快被孛罗、毛里孩等诸部打听到了，他们迅速赶到河套进行圈地运动，打算一起为开发河套作出自己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 这些部落如果只是放放牧，种种田，大家也许可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可是蒙古既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来和明朝谈判，各部落又眼红邻居家的好东西。再加上本地“土达（土著部落）”的示范，便开始不可避免地与明朝发生摩擦。 来到河套的蒙古人越来越多，由此产生了一个新名词“套虏”。指居住在河套地区，时不时要来搞一把抢劫活动的不良蒙古人。 在当时，河套的地理位置要比辽东更加重要，这里历来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缓冲区。随着河套失去控制，大明的西北防线之间已没有缓冲可言，西北诸边直接暴露在蒙古人面前。  【红盐池大捷】 孛来虽强，也不是强到没有对手，像也先那样的强人不是随便就能出的。这一时期的蒙古各部，并没有这样能控弦十数万的强人出现，他们正处于一个各部落互为雄长，等待着一个中兴之主降临的时期。 孛来并没得意太久，在河套没住满一年，他就在内斗中与乌珂克图汗一起，被翁牛特部首领毛里孩攻杀。毛里孩拥立脱脱不花长子脱古思猛可为汗（摩伦汗），自任太师。 王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接手的大同防务，成化三年三月和五月，鞑靼两次入侵，都被王越、朱永率军击退，同年九月，王越兼任宣府巡抚。 从成化五年到九年，每年蒙古都会来试试运气。只要到了王越防区，每次王大人都会敲锣打鼓带兵杀出来，告诉他们从哪来的滚回哪里去。 王越很努力，可他一个人不可能防守漫长的西北边境。他能做的，只是在自己防区抵御住敌人进攻而已。 小规模的胜利并不能让各部落伤筋动骨，“套患”还是有增无减。边患大到何种程度呢？成化六年，兵科给事中郭镗奉命前往延绥咨访军务，他给朱见深的报告是：这年六七月，“套虏”深入平凉、巩昌、临洮等府县，一个多月间劫掠百姓四千余户，杀掠人畜三十六万四千有余。 来到河套的蒙古部落越来越多。之前数年，蒙古进攻很频繁，但各部落都是自行其是。癿加思兰部、孛罗忽部、满都鲁部都来过王越防区闹事，无一例外被击败。成化九年初，在温天岭又吃到一场败仗后，蒙古人终于怒了。 这次他们打算搞次大的，几个部落联合起来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 毛里孩呢？太师同志又领便当了。成化二年，毛里孩太师弑杀摩伦汗。成化五年，科尔沁那颜博罗特兴兵复仇攻杀毛里孩。 孛来和毛里孩相继身死，各部落的仇怨得到了一定释放，有了联合的条件。 他们的对手还是王越，凭借之前的战功，王越已受命总督三边军务，成了名副其实的边关大帅。 于是，战斗就成了几个强大的蒙古部落围殴王越。  蒙古的战术是集中精锐出河套，往陕西西部、宁夏、甘肃一带抢掠，吸引出明军主力，伺机决战。这种战术已经属于蒙古的传统艺能，靠拉长明军补给线，趁敌军师老兵疲，发挥骑兵的机动力来做到一击必杀。 这个战术也确实很难对付，现在的明军显然和开国之师不可同日而语，王越也没有徐达、朱棣那样的资源和实力。 说来可怜，身为三边大帅，王越的总兵力只有八万，去掉各处需要留守的兵力，他能用作机动的人数还不到总数的一半。 如何应对呢，一个将领能否跨入军事家的门槛，考验就在这里了。 普通将领多半会坚壁清野严防死守，不求有功，但求小过；激进点的将领会不管不顾带兵出击，那样正中敌人下怀；滑头的将领会把队伍拉出去转一圈，看能不能捞到点落单的蒙古兵当战绩，甚至杀良冒功向朝廷交差。 他们都无法称之为军事家。军事家的定义之一便是要能随机应变、出奇制胜。不管手上有什么牌，都能最大限度利用起来，在弱势中找出敌人的弱点，发现己方获胜的关键。 例如二战时期的隆美尔和山本五十六，虽然他们都是侵略者，却也是军事家。山本偷袭珍珠港和隆美尔在北非应对盟军的火炬行动，都是战争史上出奇制胜的典型战例。 按照这个定义，军事家的门槛是比较严格的，朱永、汪直、陈钺刷女真的战绩都不能算军事家。 王越能不能算军事家呢？ 面对这样难缠的战术，王越并不想放弃取胜的机会，况且就算收缩防守，漫长的西北战线也难保平安。 防守不行，那么进攻行不行？ 也不是不行，攻哪里？ 王越摊开地图，深深地皱着眉头，锐利的目光不停在大明西北方位梭巡。 他的视线不断地往北方延伸，最终停在了一个地方，这一刻，王越目光中有刀锋般的光芒闪过。 河套以北，那里是蒙古人的老巢！  王越看到了对手最大的一个弱点：各部落主力尽出，后方必定空虚。我军不用和他们决战，只要直捣巢穴，这场战争就能以最小的代价取胜。 王越一拳重重的砸在地图上！多少年来，蒙古人依仗着骑兵的优势肆无忌惮的深入大明境内劫掠百姓。为什么不让他们也尝一尝子民被劫掠，家园被毁的滋味呢！ 这一次要主动出击，长途奔袭，打他个出其不意！ 既然下定决心，王越便立即开始了部署。整个计划分为两部分，一是正面防御，他命延绥巡抚余子俊率领大队人马前往宁夏。势力强大的癿加思兰部已经进入宁夏开始劫掠，余子俊的任务是拖住癿加思兰，制造出明军主力尽出的迹象，吸引其他部落的注意力。 另一部分才是王越真正的杀招。他精心挑选出9200名精锐骑兵，分为左右两哨各4600人，由延绥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统带。王越将亲自挂帅，率领这支精锐部队悄无声息从榆林红儿山出发，目标直指各部落老营所在。 纸上谈兵简单，身临战场才是噩梦，制定战术并不等于胜利，更难的是如何执行。王越只能判断敌人巢穴必定在河套以北某个地方，至于具体在哪里，还不得而知。 此行并不比蓝玉的捕鱼儿海之战简单多少，蓝玉大军最多无功而返，王越这区区九千多人马，在苍茫河套一旦失机，将面对全军覆没的风险。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大不了，马革裹尸而已！ 带着无尽的勇气，王越和手下一边高速行军深入河套，一边不断放出探马斥候，期待尽快找出目标的具体方位。 明军在茫茫原野中昼夜兼程艰难行军，始终没有好消息传来。王越内心充满了焦虑，自己这路人马要是无法实现出奇制胜的目标，即使能全师而还，也是没有意义的。 开弓就没有回头箭，蒙古人的老巢必定就在这无边旷野的某个地方，可是到底在哪里呢？ 王越催动部下继续前进，一边放出更多斥候骑兵，明军又向北行进了数天。在一天正准备扎营休整的时候，突然接到探马传来的急报，发现蒙古营帐，就在离此不远处名为红盐池的地方！ 红盐池！红盐池！终于找到了！ 这个红盐池位于今日内蒙古阿拉善右旗西北，在山丹卫城（今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洪武二十三年置山丹卫，属陕西行都司）北三百里。洪武年间还有明军在这里采盐作为贡品，后来随着中期的收缩，成了蒙古人的牧场。 我在地图上查了一下，从王越出发的榆林到山丹县就有900多公里，红盐池还在山丹以北三百多里。王越这趟长途行军是名副其实的千里奔袭，避开各部落主力聚集的宁夏、甘肃，从陕西往西北斜插入内蒙古。 即使全是精锐骑兵，王越也需要带兵在茫茫河套马不停蹄连续急行军10天以上，才能抵达这个地方。 这种大范围长途奔袭，风险和难度确实远超汪直对女真的犁庭扫穴，难怪他有骄傲的资本。  这是何等的艰苦，古往今来成大事者，非有钢铁意志不能成功。许多参谋看着地图也能制定出一套套看起来不错的方案，可方案是一回事，执行是另一回事。参谋只要提建议就行，主帅要作出决断，选择最理想的方案，并有勇气和能力将它执行到底。所以参谋未必是军事家，成功的主帅必定是军事家。 眼看一场荣耀就在眼前，王越依然很谨慎，从探马的情报中，他得到另一个关键信息：鞑靼人的连营长达五十余里。 古代判断敌人数量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看敌军营寨的规模。当初在太原城下，徐达的明军列营二十余里，王保保的十万铁骑就不敢贸然进攻，这次鞑靼人的营帐竟然有五十多里！ 根据这次敌人进攻的规模，王越判断，各部落的老弱妇孺加起来也没这么多人，他们一定留下了相当数量的军队保护老营，自己手下总共只有9000来号人，如何能做到万无一失呢？ 这场战斗的寻敌过程未必比蓝玉轻松，接敌难度却远远大于那场砍瓜切菜般的捕鱼儿海之战。蓝玉只要找到北元朝廷，胜利就已经到手，王越还要苦苦思索破敌之计。 尽管部队已经疲惫不堪，王越依然立刻部署了进攻。他挑出最精壮的骑兵分作两路。在正面，由许宁率左队，周玉率右队，就像两支张开的翅膀，呈钳形攻势向敌人进行突击，又分出1000余人的部队，依托着地形隐蔽迂回到敌人的营地后方。 做完这些，王越还布下个疑兵之计，以弱马分散在战线后方，来回驰骋，制造出大部队来袭的假象。 果然，鞑靼并没放松对营地的警戒，明军主力前进到距离20多里处就被哨兵发现。蒙古人迅速作出了反应，他们集合起青壮年和护卫营地的军队，从正面截住了王越。 不得不说，蒙古的战斗力确实强悍，在这样不利和仓促的情况下，硬生生顶住了明军的进攻，双方你来我往杀得难解难分。 不过可惜，这些拼死护卫老营的蒙古兵，拥有的只是战斗的勇气，他们中并没有军事家。 少顷，当一支明军骑兵出现在蒙古人营地后方的时候，毫无防备的敌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明军把握战机，极有战术素养地从从各个方向切入敌军，迅速将敌人分割包围。 接下来的事情便非常简单了，他们开始极有效率的收割敌人的性命，在一片痛苦与绝望的哀嚎之中，蒙古军队非死即走，营地中只剩下老幼妇孺，还有他们多年积累的马匹、牛羊、毛皮等等。 这点家当自然全都成了战利品，明军随后一把大火，将带不走的帐篷、庐舍全部焚毁。 此战史称“红盐池大捷”。  【伪装成鹰派的鸽派】 王越在红盐池抄了人家老家，前线的乩加思兰、满都鲁也没讨到便宜，这主要归功于余子俊。 余子俊是同一时期大明西北边陲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说来也巧，他与王越都是景泰二年进士，有同年之谊。王越走的是军事路线，余子俊走的是文职路线，他在户部任职十年，又当了六年西安知府，成化六年才被授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 这两位同学晋升路线迥异，性格也是截然相反。 王越是个伪装成鸽派的鹰派，每次朝廷要求他带兵出击，他就嚷嚷难度太大，兵力不够，还是稳一点好。真上了战场，谁都拦不住王越的疯劲。 余子俊不同，他一度主张强力搜套，主动出击，把蒙古人彻底赶出河套。可蒙古人真的来了，余子俊就鸽了，他总是守而不战，一点也没有嘴上的狠劲。 王越和余子俊都不是心口不一的人，他们的举动说明一个尴尬的问题，朝廷现在确实无力收复河套，就连出去和蒙古硬碰硬，也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 到成化七年，进入河套的蒙古诸部已达数万人，而明军“堪战者仅万人，又分散防守，势不敌”。次年，王越上奏“欲穷搜河套,非调精兵十五万不可”，但实际上山西陕西都遭遇荒旱，加上长途运输，连粮草也办不到。 面对套内越来越强大的蒙古势力，王越只好弃战而守——“攻取实难,请从防守之策”。 余子俊文官出身，原本他也和朝中一些大臣一样，是个整天把搜套挂在嘴边的官员。 来到延绥前线实地参与军务，目睹战争后，余子俊的想法被彻底改变了。一个严酷的事实摆在他面前，大明早已不是洪武、永乐年间的大明，当年明军大举出塞，浩浩荡荡直捣蒙古老巢的盛况，已不可能再出现了。 余子俊放弃了收复河套的主张，他从长远考虑，转而请求沿边境筑墙建堡。由于他的坚持，明朝西北边境上出现了一种令蒙古人绝望的东西：边墙。  明代边墙遗址 【丧心病狂的战术】 讲到边墙我们很容易想到长城，这两种墙外观区别很大，但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防住游牧民族的进攻。 相比长城这样由城墙、敌楼、关城、卫所、镇城烽火台等多种防御工事所组成的防御工程体系，西北边墙只能算是低配版。这些边墙平均高度6米，无法与修筑在崇山峻岭之上高大巍峨的长城相提并论。从开始修建到完工，余子俊仅调用四万军民，三个月时间就告完成。 但对游牧民族而言，这依然是种丧心病狂的战术。 大家都知道，不管是长城还是边墙，目的都是为了抵御游牧民族进攻，但大多数人未必知道，到底怎么抵御法。 要明白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不管是边墙还是长城，他们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长城是为了阻挡军队翻越吗？ 不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毁墙而入”的事数不胜数。也先从塞外一路杀到北京城下；俺答汗破古北口进入京畿大肆杀掠；明末皇太极五次翻越或拆毁长城进入关内，再高大的长城在他们眼里也不值一提。 长城是为了预警吗？ 不是，要预警多建几个烽火台就足够了，何必劳民伤财搞个世界第七大奇迹出来。 长城是为了运兵吗？ 也不是，虽说不乏能轻松跑马的八达岭这样高端奢华的长城，但大多数长城并不具备运兵功能。数千公里长城中，能运兵的只占极少部分。 那长城到底有何用？ 这个问题要结合游牧民族的特性来考虑。历史上来自北方的民族，不管是匈奴、突厥、契丹，还是蒙古，自带的种族天赋都是骑兵。这些骑兵来去如风，时聚时散，他们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在边境出现。 要想准确预测他们的进攻，是不可能的事情。 烽火台的出现对这种不确定性进行了一些弥补，这种发明就类似于古代的电话，塔台远远发现敌人，就能点火发出预警。由初中物理知识我们可以得知，通过空气传播的烟雾速度远大于四条腿的战马——凡烟火，一昼夜须行二千里。 烽火不光是点把火就完了，怎么点火，点多少火，大有讲究。通过不同方式的信号编码，后方不仅能得知来犯敌人的方向，还能知道敌人规模，如“其放烽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随贼多少而为差焉”。 烽火台能让后方能提前得知敌人来犯的大致方向和规模，制定应对策略。  烽火台 这就够了吗？远远不够。 烽火台毕竟只是被动的信息传递系统，它能给后方留出一定反应时间，却没法真正防御敌人。 每次这样被动防守是不够的，就算做不到洪武永乐年间那样长驱直入，远靖沙漠，至少也要能御敌于国门之外。 这时就轮到长城登场了。 先搞明白一个概念，长城能抵御异族入侵，不能抵御异族大规模入侵。 这个大规模，下限是千人。 古人早就总结出这种规律，不管是汉代居延简的《塞上烽火品约》，还是南宋的《武经总要》，都把千人以上作为防御入侵的最高规模。 当游牧民族足够强大时，比如控弦十万的也先，他就敢于强攻长城上居庸关这种级别的坚固城堡。 有了成千上万人，不要说长城，铁城也能给你扒光，所以说面对大规模入侵，长城也顶不住。 然而也先只有一个，自他凉凉以后，蒙古各部再也没能出过一个这样的人物。孛罗、孛来、毛里孩，都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太师，他们的能力离巅峰时期的也先相距甚远。 也就是说，游牧民族大规模进攻不是常态，数千乃至数万人的劫掠光靠各个部落的精诚合作还不够，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指挥中枢，才能确保各部进退有序，如同一体。 它需要强大的动员能力和指挥能力，在蒙古没有一个统一政权的情况下，这是很难实现的。 更多情况下，蒙古人抢劫是这样的： 某日，某部落的两三名男子心血来潮，想到了一起去搞一把抢劫。他们在路上可能正好碰到隔壁的帖木儿，于是呼朋唤友同去同去。一路又有伯颜、脱脱等邻居加入，这样他们就有了三五人乃至十几人。 以此类推，规模可以扩充到数十、上百人。他们毫无征兆就入境劫掠，进攻时可以化零为整，形成局部优势兵力。撤退时又能化整为零，引诱追兵冒险，随时可以反扑。 而防守的一方，在短时间内难以及时集结，只能被动挨打。突袭之后，骑兵快速撤退转移，等你召集军队追赶时，发现敌人不仅早跑远了，而且不知道选择哪一股敌人追击。即使拦截也只能拦住一小部分，很难协调周围的军队来围歼。 这种零散的劫掠和骚扰，把边境的村镇搅得朝不保夕，如果一年到头都被劫掠骚扰，就没有人愿意留在边境上了。 事实就是，小规模劫掠是边境防御的常态，千人以上的大规模劫掠比较少见。 组织千人以上规模的骑兵成本很高，这是部落首领才有能力干的事，拉起几十上百人的马队就容易多了。这种规模的劫掠，不需要什么事先会议，会后准备，想到就能干，一天都可能有几十次。 这就是为什么中小规模的骑兵，才是真正的日常劫掠主力，不仅频率高，而且随机性更强。  这个时候长城就很有用了。 当这些小股骑兵面对几米高的城墙时，想要凿出大的缺口让人马通过，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长城上的夯土可不是松软的泥土，而是夯实紧密的硬土，哪怕几千年的日晒雨淋都能扛得住，要想破坏需要花费很多人力和时间。 费了半天劲才破坏出来的缺口，在未来还可能会成为他们潜在的隐患。因为在撤退时，缺口的位置对防守方是已知的，可以部署兵力进行伏击和围歼入侵者。 长城兼具预警和防御功能，当骑兵下马辛苦凿墙的时候，很容易被巡逻的人或烽火台上守望的人发现。戍卒升起烽火进行警报，墙内的烽火台继续接力传递，通知各地军堡和村镇做好迎敌的准备。 在这种联合防御体系下，骑兵原本可以出其不意、快速劫掠的不确定优势，就被大大削弱了。因为毕竟在撤退过程中，多数情况下没有充足的时间再去凿开一个新的缺口。 在追击的压力下，他们更多选择避开城墙，寻找逃生机会更大的方向来撤退。可是，如果不翻越边墙，被防守方在长城的包围圈里瓮中捉鳖，就是迟早的事情；如果冒险返回原来的缺口，很可能会被设伏的军队堵截和围歼。 所以对越境的小股骑兵来说，长城是一个强大而有效的威胁，可以围追堵截来犯之敌。 长城就是游牧民族的叹息之墙，把长城替换为边墙，同样适用。  明长城遗址 尽管是低配版长城，边墙同样能起到收缩骑兵活动范围，防御小股敌人的作用。余子俊主张修建的边墙，根据地势有单面墙和双面墙之分，采用夯筑、铲削山险、挖掘壕堑等方式修筑。 这些边墙并不特别高大，最高二丈五（约7米），最低一丈五（约4米），但非常坚固。墙体和踏步均采用砂岩条石垒砌，根据今天的遗址来判断，600多年前要想拆毁这样一段墙，靠几十个人是非常困难的。 万一真有头铁的人强拆边墙呢，余子俊早就料到了。边墙绝非仅有一道墙，与墙配套的还有墩、堡、台、寨等配套设施。敌人开始施工的时候，墙头上的弓箭火铳就应该开始招呼了。 在余子俊主持下，成化八年起，明军开始在边境大规模修筑边墙，终他任内，共修筑了东起清水营（今宁夏灵武市区东北）西抵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县城），连绵一千七百七十里的边墙。在其下挖濠沟，每隔二三里建置瞭望台、崖栅以便巡视警戒，又修筑城堡十一个、边墩十五个、小墩七十八个、崖栅八百一十九个，成为一个庞大完整的防御体系。 这次蒙古入侵，余子俊的工程还没全部完工，已显示出了不俗效果。在余子俊和新任总兵官刘聚的拼死阻击下，蒙古非但没能破关而入，反而死伤几百人，抢来的两千多人口和多达13万匹牛马也被夺回。 后来发生的事情还证明，这种边墙不光能阻止小股敌人贸然突入，在对付大量敌人时也有奇效。 成化十八年六月，亦思马因部大举破墙而入，侵入延绥河西、清水营劫掠。汪直、王越调兵围攻，亦思马因见好就收掉头北去。可等他带着部下回到当初破墙的口子一看，心里暗暗叫苦，原来余子俊已组织人手连夜施工，堵上了当时被拆毁的边墙。 明军追到，蒙古人无心恋战四散奔逃，被生擒六人，斩首三百四十七人。 明代边墙遗址 尽管战术不同，余子俊的贡献却不亚于王越，史称其“尽心边计，数世赖之”。这两位同科进士谈不上好朋友，理念也曾经相左。幸好时代还是把他们凑到了一起，一个主攻，一个主守，堪称大明西北双壁。 乩加思兰等还在琢磨怎么击败余子俊，就收到了红盐池传来的噩耗，他们火速奔回老巢，见到的是营帐被毁，家属失踪，多年积攒毁于一旦。 王越也让他们尝到了失去亲人和财产的滋味，以劫掠为常态的蒙古兵也不禁悲从中来，相视而泣。鞑靼部落终于明白，王越是他们惹不起的角色。 红盐池之战，明军一改多年来在河套地区的防守反击战术，改为主动进攻，避实就虚，攻拔鞑靼老营。蒙古残部不敢恋战，他们远远躲开了这个煞星，再也不敢在河套地区停留，西陲从此得到了数年安定。 《明通鉴》中如是记录：自是稍徙北去，不敢久踞套中……于是延绥得息肩者数年。 成化朝最重要的两名大臣，王越整天强调困难比办法多，当机会真的来到时，他便毫不迟疑卸下伪装，亮出刀子；余子俊成天把强力搜套当口号喊，却从未见他主动出击过。实际他是个坚定的防守大师，他坚持修筑的边墙被证明是有作用的。 这两位嘴上所喊和心中所想的完全相反的人物，是成化朝西北得以稳固最重要的两个功臣。 红盐池之战的胜利除了王越和与余子俊的临场表现，还有制度上一个重要原因，以往在陕西北部，沿边分设了延绥、宁夏、甘肃三镇，称为“三边”，各镇奉命独自承担辖区内御边任务，凡遇战事，相互之间没有协防职责。 这种僵化的制度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各镇之间容易扯皮推诿，只要把蒙古人赶出自己防区，他去祸祸别人我不管。机动性强的蒙古骑兵利用这个问题在三边之间来回巡梭，总能找到漏洞有所收获。 成化年间，朝廷尝试性地设置了三边总制这个临时职务，由王越提督军务，控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总兵、巡抚均听从其节制。 效果非常明显，有三边调度权在手的王越才能打出红盐池那样的长途奔袭经典战例。至此，“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员”成为经常出现的一个名词，简称三边总督。经过一段时间或设或罢，到嘉靖四年成为定制，三边总督开府固原，节制河西巡抚、河东巡抚、陕西巡抚以及甘、凉、肃、西、宁夏、延绥、神道岭、兴安、固原九总兵。 《明朝果然很有料》系列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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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白衣钱子 > 《明朝[1636——16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