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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三（1904—1971），河北故城人，黄埔军校高教班第二期毕业。1933年3月7日，第二十九军奉命接替喜峰口防务，张自忠师长率第三十八师集结遵化为预备队，时任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旅第二二五团团长的刘振三率部参战，身负重伤。4月13日，部队奉命撤出喜峰口。 卢沟桥事变后，刘振三升任第一一三旅旅长，驻防廊坊车站。不久，又升任第一八〇师师长。  刘振三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我是刘振三，宋哲元在华北政委会时，我跟随他在张自忠将军那一师里当旅长，驻在北平之南廊坊。 以前，我以排长底缺时，就跟着宋在旅参谋处服务。我认为，他这个人，宽宏大度，在为人上，崇信八德，提倡旧道德，处事接物，他都本着八德去做。 至于训练部队，他对《曾胡治兵语录》的精华，研究透彻。“重乡气，去官气”，使部下人人学好，个个成才，如父兄之待子弟一般，这是他本着《曾胡治兵语录》的精华来训练部队，把部队训练得像铁桶一般。 1922年冬天，冯玉祥（焕章）先生由河南督军被调任为陆军检阅使，移驻南苑。 当时，北洋陆军编制，以师为战略单位，直辖步兵两个旅，每旅辖步兵两个团。此外尚有炮兵、骑兵各一团，工、辎、机枪各一营。 冯检阅使（检阅使署参谋长为石敬亭）所统率之部队，除自兼第十一师师长，直辖两旅，为廿一旅，旅长刘郁芬；廿二旅，旅长鹿钟麟；及炮兵团长孙连仲、骑兵团长韩复榘。 另有三个混成旅，即第七混成旅，旅长张之江；第八混成旅，旅长李鸣钟；及第廿五混成旅，旅长宋哲元。（旅长阶级虽同为少将，但混成旅编制较大，地位亦高于步兵旅，因其可以独立作战。） 这五个旅长，也就是以后西北军的“五虎将”。到了1925年春天，冯焕章先生调西北边防督办，驻张家口，部队大为发展，有十二个师，数十万人，因此这支部队被称为西北军。 宋先生之成为五虎上将，因为他做事任劳任怨，脚踏实地。打仗时，攻则为先锋，退则为殿后。 石敬亭（筱珊）先生为西北军的总参谋长，与宋先生相处最好，因为他下达的命令，宋先生从来没有争执，没有要求，真所谓不争功、不攘利、不推诿、不怕难。 这也是宋先生的本性，下给他任何命令，他绝对在千难万难的情况下，总要达成任务，所以他跟石敬亭先生因此感情最融洽。 当时，石做军中的总参谋长，犹如蜀汉的诸葛亮，而这五虎将与蜀汉的五虎将比起来，宋先生可比拟赵子龙，不争名、不夺利，任劳任怨，这就是他在西北军的地位。 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西北军战败，残余的部队成排的、成连的、成营成团的，纷纷渡过黄河，进入晋南，人数很多，有好几万人。 其中，力量比较大、比较完整的有刘汝明（子亮）将军；另一支，是张自忠将军的三十八师，我即隶属于三十八师。 我以前为冯先生当卫队旅旅长，抗战初期，我在三十八师当旅长（后任一八〇师师长，张自忠将军殉国后，我接任五十九军军长）。 到了晋南之后，西北军的残局如何收拾呢？这个内容外边或许还不知道。 西北军瓦解后，我那时因为受伤，就住到北平的医院疗治，北方军事善后问题，中央决定将晋军及西北军改编为边防军，由张汉卿（学良）先生负责改编，并归其节制。 所以，晋南西北军残余部队的这个烂摊子，就由张汉卿来收拾。 那时，张学良在北平，把张自忠找了去（斯时孙良诚亦见过张），预备把晋南所有西北军的残局交给张自忠来收拾。 他接了口头命令回来（未肯定接受），时石敬亭先生也在北平，他们感情很好，张就找石先生商量，我那时已出院，也在座（只我们三人）。石敬亭先生就对张说： “这个烂摊子，荩忱（张将军字荩忱）你弄不了。因为第一，刘子亮他的力量大，他的资格比你老，还有一个孙良诚（该人有雄心，意欲负责收拾该残局）的部队。这个烂摊子你收拾不了。” 因为，刘子亮将军在十六旅当营长时，张自忠将军只当排长，冯治安将军当连长，孙良诚那时亦当营长。石先生最为知人，他对张将军说： “你明天再去见张学良，要他把宋明轩找来负责西北军这个烂摊子，我看，只有宋明轩才堪胜任，别人负不起这么重大的责任。” 第二天，张将军叫我到天津给宋哲元送信，报告石、张决定的情形并请他回来，得到他的同意，于是，张将军就去见张学良，说： “这个摊子我收拾不了，我资历不够。还是请宋哲元将军回来。” 张学良同意了，张自忠将军又亲去请宋就驾，于是，请宋先生先到北平来。 但是，这时候部队虽多，已经散乱，群龙无首，流落晋南，无粮无饷，十分艰苦（晋方在各地设支应站供应粮秣），该怎么收拾呢？ 张学良拨给宋将军一部整编费二十万现款，要他将西北军的残部整编为第三军，暂驻在晋南各县。 怎么整编呢？刘汝明将军的力量大，其次是张自忠将军，还有一个赵登禹（原任师长），及孙良诚一部军队。至于冯治安将军（已被任中央军委会参议），那时已没有部队，住在天津，但是宋还是叫他回来，回到晋南。 宋哲元着手整编第三军，辖两个师（以后又改为第廿九军），由宋任军长，刘汝明将军为副军长，张维藩任参谋长，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赵登禹则编为三十七师第一旅旅长，另设两军官团。 经过这番整编，把那些官多兵少的西北军残部收容一起，这也是陆军第二十九军的开始，这时候，第二十九军的军部设在运城。 1933年（一九三三），二十九军在喜峰口浴血抗战，虽然这一战没有把日本人打出中国国土去，但是经过这一战，民心士气却因此激发起来，使国人了解，我们虽然仅凭血肉之躯，但精神上有旺盛的士气和敌忾同仇之心，也能战胜日本现代化精良的武器，民心士气大振，亦因此坚定长期抗战之信心。 当喜峰口作战之时，许多平津的大学生给我们在后方修路运输，抢救伤亡，女生则当看护，都是受这次战役所感动的。 喜峰口抗敌后，又几经变迁，到了冀察政委会时代，喜峰口之役最后并不是我们打败了，而是南京有命令，黄杰、关麟征两师由古北口撤退，北平已受威胁。 这时，军政部何敬之部长派员到了密云县，和日方西园师团长（第六或七记忆不清）谈条件，以后方有所谓《何梅协定》之事。 从喜峰口撤下来之后，二十九军又再扩编。在喜峰口之战，旅长赵登禹冲锋陷阵，受伤不退，作战有功，乃单独成立一个一百三十二师，以赵为师长。 于是，二十九军就有了四个师（三十七师冯治安、三十八师张自忠、第二师刘汝明、一百三十二师赵登禹），每个师有五个旅。 这些部队哪里来的呢？有热河汤玉麟的残部，察哈尔蒙军的游击队，甚至连土匪刘桂堂部夏子明旅也接受改编。 其后，就是二十九军在平津苦撑的这一段。平津是藏龙卧虎之地，北京政府的各派各系如安福系、直系、奉系、旧政府军政元老，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宋哲元对他们每人都礼遇有加，敬老尊贤更是他的长处。 例如，他对安福系的元老段祺瑞，逢年过节均有表示；又如直系元老吴佩孚（子玉）将军，那时住在北平，原先我们也打过仗，宋对他也极为尊敬；又如政学系的李根源，亦礼遇不衰。 文人如晚清末科状元刘春霖，宋也礼遇之，我见过刘春霖用毛笔宣纸写的一封信，答谢宋的馈赠并对宋先生表示敬意，我将此信交予宋大小姐保存，不知现在还在否？ 我对宋先生过去的资料文件也很注意，收集了一些，不过，经过抗战这些年，播迁无定，都遗失了，现在只能光凭脑筋的记忆来说说。 宣介溪中央派驻二十九军的政训处长。1935年11月9日，宣被日本的宪兵队抓走，这个事件几乎引发一场大战。宋先生一听说宣先生被日本人抓走之后，大为震怒，拍了桌子说： “限他时间给我放出来！不放出人来，我先搜他的特务机关，再把平津所有的日本人都给抓起来！” 他叫秦绍文（德纯）去跟日本人交涉，这样，日本人才把宣先生给放回来。 那时，我的旅部设在廊坊，位于北平与天津之间的北宁路上，左边则是平津的公路，而我驻在中间。在宣被捕时，宋哲元派人给我一个任务，必要时先破坏铁路及公路，阻止日军增援。 那时，北宁铁路的局长是陈觉生，此人是田中义一的外甥，为什么用他来出长北宁铁路呢？这是当时局势的人事运用，想利用当时一班汉奸和亲日派，先维持住一个局面。 天津市长是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将军兼任，因当时天津的局面首当其冲，所以要他在那里应付，当时，张自忠将军被目为“亲日派”。 而刘子亮对付北方来的压迫，把他搁在察哈尔的张家口。赵登禹和冯治安的两师则驻在平郊，维持北平的治安，将来万一打起来，这是主力部队。 宣被日本人抓去，后来秦绍文去和日本人办交涉，那时因为日本人准备没有成熟，他们的军队入关还没有集结，当时，宋哲元态度坚决，不惜一战，日本人怕了，不敢惹是生非，扩大事件，只好把宣先生放了。 另外，宋先生主持察哈尔省政时，日本人也来生事，察哈尔有一个龙烟铁矿，是察南宣化县一带之龙关、烟筒山、辛窑、锡富山四处铁矿之总称。 此一铁矿之蕴藏量，据估计不亚于汉阳、大冶铁矿，因此，日人垂涎欲滴。早在1918年，北京政府即设立龙烟铁矿公司，以陆宗舆为督办，计划开采。但是，次年五四运动发生，陆宗舆去职，开采计划因此停顿。 日本本国缺乏资源，要求来开这个铁矿，宋哲元说：“我负的是地方的行政和维护治安的责任，这一类国际交涉的责任不是我所负的，你去跟中央交涉。” 日本人一看，知道宋先生不会跟他们合作，这种无理的要求也一时不再提出。 第二个是沧石铁路，日本人要求建这条铁路并改为津石铁路，连接天津与石家庄，这样一来，津浦路和北宁路连接起来，这在战略上是很有计划的——因日军可利用海运由津直达华北心脏地区。 对于这件事，宋哲元也不肯答应，要日本人径与中央交涉。凡是这一类重要的事体，宋先生都不答应日本人的要求，日本人也感觉到宋不好对付，开始转变政策。 在华北当时的环境之下，日本人挑拨，谣诼四起，流言处处。而二十九军的将领，大多是行伍出身，其中也有留学生，可分为三部分： 一是留俄的，如今天在座的刘汝珍将军；我则是留德的；还有一部分则是留日的。这三部分也就是日本所指的“少壮派”。 但是，宋先生他对干部讲话都是有分寸的，他常常找我们这些留学生讲讲大局的情形，教我们不要激动，要我们安心训练部队，等候南京决心抗日的命令。我们多忍耐一个时期，国家多准备一份力量。 “国家没有决心、没有命令到达，你们不要听信谣言，你们要相信我宋某，决不背叛国家，不出卖民族。你们好好去做。” 他这几句话，把他的心迹都表明了。我们不能算有专学，但比起行伍出身的人来，我们还明了一些利害轻重，大家都死心塌地地拥护他，知道他决不会当汉奸，当卖国贼。 此外，宋先生的伟大之处，是能与士兵共甘苦，换言之，就是与士兵一个样子，虽对人挥金如土，但他自奉俭约，对部下很爱护。 以上说的宋先生的几件事，都是事实，绝没有渲染。 当年，在华北的一些小汉奸，就是陈觉生、张玉衡等，由萧仙阁（振瀛）牵线，他们都是走日本路线的。以后，宋先生叫萧仙阁离开，因为萧仙阁在日本人面前吹得太厉害，应允得太多，到时候没办法兑现，日本人找到宋那里去，使宋先生穷于应付，没有办法，只有请他离开了。 那时，在冀察政委会中办外交的还有一个陈中孚，广东人，也是走日本路线的半汉奸之流，他跟陈觉生可能有点关系。陈觉生说是东北人，也有说是广东人（见李云汉书），究竟是哪里人就不知道了。 那么，北宁路怎么请他来当局长呢？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后，北宁路成了争执的一个重点，日本人非要“九点十八分”到北平不可，真是可恶！ 我驻在廊坊，陈觉生把持的特快车过站不停，我就挂电话给陈觉生，说我的队伍一部分驻廊坊，一部分驻南苑，我请陈觉生把列车在廊坊停一停。我把日人有意屈辱中国的“九点十八分”破坏了，叫他停两分钟，九点二十分才到北平。 到了中日双方快要打起来之时，日本人计划大量向华北输运兵员武器，利用海运运到海光寺兵营，再往北平运送。我在廊坊不许它通过，我就问陈觉生，它的兵车、运输车能通过北宁路吗？ 陈提出《辛丑条约》的依据，应该准许人家运兵。我就反问陈觉生：“东北三省日本人是根据什么条约给占领了？我守土有责，我不许它通过廊坊！它如果强行通过，我一定要打。” 所以，北平打起来以前，日本人在北宁路没有运送过一兵一将，这是日人怕我先打起来，而且，事先宋先生给我一个任务，必要时先把铁路和公路破坏了，阻止日本人增援。 北宁铁路借着陈觉生利用他跟日本人的关系，维持了一段安宁。再有张自忠将军，他做天津市长。天津是一个突出的都市，日本且有驻屯军，将来一作战，天津是保不住的，非放弃不可，于是选人出任市长，以便应付，维持一个局面。 叫张自忠将军到天津对付日本人，希望暂时维持局面，不要出事，因为南京正式抗日的作战命令还没有到（实际上，南京是否决心对日作战当时尚使人怀疑），必须稳住局面，暂时维持和平，不要出事。 于是有种种谣言，说张自忠将军是亲日的，冯治安将军是抗日的，那也是宋先生政治手段的运用，好应付日本人，用陈觉生也是环境所逼。 抗日战争的开始，大家都知道是吉星文守卢沟桥打起来的，实际上，打硬仗的是刘汝珍军长及本人所发动的。 吉星文由营长升为团长，带了一团人驻守宛平城。宛平城是一部分用石头做的城。他奉命临行前，宋将军说：“吉星文，那个宛平城即是你的坟墓，你去守那个城去。” 于是，他带一团人驻进宛平城，而城外有三个旅共六个团包围着日军植田旅团（即在卢沟桥挑战者），他在城里稳如泰山。 卢沟桥的战火是怎么打起来的呢？日本人那个旅团长叫植田，他带了一联队人夜间在卢沟桥演习，这也是根据《辛丑条约》准许外国人在夜间演习。 日本人存心肇事，借口有一个士兵失踪，要进宛平县城去搜查。吉星文的队伍不让进城，那时，军队里的官兵之气愤，到了被日本人压迫得忍无可忍的程度，那个植田旅团长教吉星文的部下击毙了。 日本的军队有一个习惯，它的将领骑着马带着队伍走在前头，植田一上来叫嚷叫嚷，要强过卢沟桥，就被站岗的卫兵给击毙，卢沟桥的事变就是这么开始。 不过，真正的大战序幕却是在廊坊我那儿先开始，接着，就是刘汝珍军长血战广安门。日军侵华军集结完成，即以装甲车开始运兵，我在廊坊一打，迎击他们的装甲车而焚毁之，大战的序幕才揭开。 廊坊打起来后，刘汝珍军长带了一团人，宋先生叫他支援我，走到团河，又被调回北平。北平情况已紧急，在广安门把日本的樱井顾问在城墙上用刺刀刺下去，真正的北平大战于是开始。 此后，日本空军大举轰炸南苑，佟麟阁、赵登禹相继阵亡，战争才愈演愈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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