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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载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19年第1期，图片和小标题由本公众号添加   《全元文》至今仍是凤凰出版社出版的规模最大（3000多万字,61册）、出版周期最长（10年以上）的单品种古籍整理项目。笔者是1997年3月开始接手负责该项目出版工作，接到主编李修生先生第一封信的时间是当年的4月10日（当时我的分管领导吴小平副总编给李先生打电话，告之我任出版社总编辑助理，将具体负责《全元文》），其时项目前5册正在编辑审稿阶段，因此，本人见证了《全元文》出版全过程并有幸参与其中（终审了全书的6—61册，1—5册由吴小平先生终审）。《全元文》出版后，本该写篇文章，只因当时出版社更名不久，全社仅留下18人从事古籍编辑出版工作，杂务繁多，后又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出版社生产经营、管理方面，静不下心来，加之疏懒，文章的事就一拖再拖，转眼十多年，不禁感慨。
日前因退居二线，少了行政杂务，故有时间对自己近30年的古籍出版工作，特别是2003年至2018年15年间主持更名后的凤凰出版社古籍出版工作进行一点总结，就想选择几部自己经手的出版项目，从编辑出版角度，进行一点回顾，并通过这些项目出版过程及遇到的相关问题，尤其是出版周期较长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在出版过程中如何少走弯路，略述个人心得。当然首先想到的就是《全元文》。只因时间过久，记忆总不会完整，虽有当时一些往来信件、审稿记录帮助回忆，但肯定是挂一漏万。
《全元文》是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立项的大型断代文献总集，分别被列入国家、“古委会”、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重点图书规划，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原所长李修生教授主编。 项目于1987年启动并开始文献普查、编纂（编纂情况详见李修生先生《<全元文>编纂始末》，《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2期），1991年与江苏古籍出版社（现名凤凰出版社）签订出版协议，最初估计并约定全书约4000万字，1994年底完成点校，分三批交出版社，1996年底前一次性出版。由于当时对编纂难度（包括文献获取、整理难度等）、出版能力（包括编辑人手、编校进度等）估计不足，编纂整理和编辑出版进度远低于预期，后经双方商定，考虑到一次性出版不太现实，故改用单册书号的形式，每年出版5册，1994年前5册发稿，1997年出版，其时仍是铅排，从第6册开始改电脑照排，至2001年共出版25册。后双方认为这样的出版进度太慢，于2001年又签署“补充协议”，除对原比较低的稿酬标准作了适当提高外，对余下部分各册交稿、出版时间又进行了重新约定，计划全书于2004年底前完成。 2002年出版社更名，人员变动，编辑工作有所耽搁，除了发排26册——37册，2002、2003两年没有出版新书。2003年1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由北师大古籍所和凤凰出版社联合召开了“元代文化研究暨《全元文》编纂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学者，包括邓绍基、陈高华、傅璇琮、袁世硕、杨忠、杨廉等先生一致认为，为适应学术研究需求，应该加快《全元文》出版进度，傅璇琮先生在会上说，“《全元文》这样的总集出来，对于元代文化研究、文学的研究都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杨忠先生说到，由于出版社经济方面的原因，《全宋文》出版目前暂时停下来了，希望更名后的凤凰出版社一定要把《全元文》坚持出完。 会后，经“古委会”、北师大古籍所和凤凰社共同商定，计划于2005年底前完成其余部分出版，故出版社对正文部分尚未出版的26—60册均留好了2004年的书号，第61册索引配2005年书号，全书共计61册，约3000万字。从版权页信息显示，《全元文》出版于2005年。实际上，《全元文》全部出齐是2006年下半年。 2006年1月初，北京师范大学、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全元文》出版座谈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等领导，以及郭预衡、蔡美彪、邓绍基等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会场展示60册图书中（不含索引）的最后两册是非正式出版的“样本”。《全元文》出版后，先后获教育部“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等。
2006年1月13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元文》出版座谈会”
从左向右：吴小平、李修生、姜小青  简单回顾《全元文》出版过程，确有“事非经过不知难”的感慨。《全元文》是新编大型元代文章总集，收录有元一代的汉文单篇散文、骈文以及诗词曲以外的韵文，共计3140余人，33400余篇文章。全书正文60册，另编《索引》（含作者、篇名）一册。出版社从1994年收到《全元文》第一批书稿，到2006年全书最后一册“索引”出版，十多年间，对于这样一个出版周期长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编辑工作除了通常核对版本、辨词析句、统一体例等，针对其繁复，包括出之众人之手，特别是因出版社更名、多名责编调离的情况，仍基本做到有序出版，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编辑工作，还有五个方面，值得记一笔。 一是建立档案。《全元文》的编辑工作，自1991年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到2006年全部出齐，前后历时十几年。为保持工作的延续性，以防“各行其是”，出版社指定资深编辑卞岐先生作为项目编辑负责人，自始至终负责编辑出版统筹，对来稿、审稿、发稿、出书等情况，进行登记，做好书稿档案，对遇到的各类相关问题及解决办法，一一记录。这项工作十分琐碎，稍不留神，容易忽略。上世纪九十年代，人员往来、通讯联络都不似如今便捷，前后共有十多位编辑担任过《全元文》的责编。由于编纂与出版分别于京、宁两地，点校整理者也有数十人之多，古籍整理书稿中的许多问题又是特别具体，每一位编辑与整理者之间沟通的问题，既有属于全书编纂与编辑的共性问题(如基本体例问题等)，也有大量不同文献点校中的个性问题（如底本、校勘、异体字处理等问题），在时间跨度长、经手人员多，且编辑人员变动大的情况下，《全元文》编辑工作基本能够保持前后一致，没有出现大的差错，并较顺利出版，首先要归功于书稿档案建立。
《全元文》责任编辑：王华宝（左）、卞岐（右）与本文作者 二是排列顺序。依《全元文》编纂体例，“所收元文一律按作者生年先后编排”，“为便读者引用，本书仍按旧式编纂法分卷。每卷收文一万字左右，文多者一人多卷，文少者数人一卷”。据此，图书编辑出版的排序、分册、分卷也以此为原则。但由于书稿是多人分别点校整理，进度快慢不一，由主编终审通过后，分批从北京邮寄到出版社，往往先寄来的书稿，需要编排在后寄来的书稿之后，有些多人合册的还需待全部书稿寄到后才能分卷。此项工作仍由卞岐先生一人统筹，先对来稿进行分册分卷，然后再交由不同编辑审稿，其中调整分册分卷是常事，有的甚至出校样后还得重新调整原定册数与卷数。查当时发稿记录，第55册原发稿是20卷（卷1670—1689），实际出版为19卷（卷1675—1694），第56册原发稿是26卷（卷1690—1716），实际出版为25卷（卷1695—1720），第58册原发稿是28卷（卷1745—1773），实际出版为28卷（卷1762—1790），第59册原发稿是41卷（卷1774—1815），实际出版为29卷（卷1791—1820）。这里录一段第29册初审意见：“本册收录作家人数较多，有不少只是一二篇文章的作家，比较杂乱，加之编者后期工作较粗，有不少诸如不合体例、次序颠倒一类的问题┈┈。本册字数较多，┈┈届时调整一部分到第28册。”可见不同责任编辑之间，经常因分卷调整只能相互抽换校样重新编排。全书60册1880卷，是由编辑一次次不断调整、精心编排而成的。即便如此，第60册（卷1821——卷1880）所收大部分文章是整理者在编辑出版过程中陆续发现的缺漏，因前面各册或已出版，或已进入付印阶段，无法再按体例插入到相应各册，只能单编为一册，故与编纂体例稍有不符，也算一点遗憾。
《全元文》的审稿意见 三是增加校次。图书编辑，按要求三审三校，《全元文》稿件大多是在各类刊刻本复印件上点校，好处是编辑能看到底本原貌，缺点是有些字迹比较模糊，特别是从影印出版的各类丛书中复印的元、明本有二十多种，字迹模糊情况更常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复印机的清晰度不如现在，加之刻本中还存有大量的俗体字、异体字，这些都给排版公司造成了很大难度，一校样的差错率比较高，有些字编辑虽然能辨识，排版人员不一定认识。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上世纪九十年代，电脑排版逐渐被出版社接受，社会上电脑照排公司也随之增多，《全元文》前5册是铅排，从第6册开始改电脑照排，当时南京一家照排公司通过熟人介绍，承接了6—10册的排版，正如上述，不但校样差错多，而且对不能辨识的俗体字、异体字以及一些刻本字体等，均以造字处理，一册50万字校样，造字多达2万多个。由于排版中造字费用相对较高，是单独结算的，当时双方在结算成本时还闹了一点不愉快（出版社随即换掉了该排版公司）。另外，前面也提到，由于分卷分册不断调整，不同责编之间的校样经常要调换，书眉、页码都会变动，也容易出现错误。面对这些问题，出版社没有回避，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增加校对次数，大多书稿都在四校以上，对书稿中存在的问题一遍遍检查，将编校差错率尽可能降到最低。 四是拾遗补缺。古籍整理图书，因其专业特点，编辑过程中的增删改等，都需要编辑有一定的相关学科专业素养，有时编辑还要充当整理者的角色，对书稿整理不到位的地方予以完善或补充，查《全元文》发稿记录，编辑不但在文字辨识、标点断句、版本核对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的甚至一整面稿件（42册发稿单）因漫漶不清整理者未能标点，最终由编辑完成。另外，编辑在改写、重写作者小传、校勘记也是做了不少工作。《全元文》体例，作者名下有“小传”，校勘记在每篇文章之后。虽然“凡例”中对“小传”“校记”有原则性要求，但书稿成于众手，如第35册收录作家150余位，文章580余篇，校点整理者多达几十位，由于水平、认识甚至态度不一，所撰小传或校勘记不但格式不统一，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有的甚至标了校勘记注码却忘了写。编辑过古籍整理图书的人都有体会，改校勘记是很费心的事，所以有人就说，改写不如重写来得容易。同时，编辑查找原书、核对版本比现在困难得多，那时查找文献不方便，也没有电子文献可以使用，编辑过程中，有时往往为了一两个字，跑南京图书馆，费时费力。我们出版社当时的年终奖金计算，主要就是看发稿字数，在这个方面，责编《全元文》吃了不少亏。诸如此类的“拾遗补缺”，对书稿质量提升有很大帮助，虽然可以说，这些都是编辑分内之事，但也说明，古籍整理图书编辑并不是只要有编辑资质就能胜任的，它对专业性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当然还需要有奉献精神。
《全元文》的审稿意见 五是印前审读。凤凰出版社（原名江苏古籍出版社）在决定出版《全元文》这样大型古籍整理项目时，才刚刚成立六七年时间，不但人手不够，各方面经验不足，特别是2002年出版社更名，一半以上原先担任《全元文》责任编辑的人员调离，编辑队伍和力量相对减弱，为了保证图书质量，出版社采取借助外部力量办法，每册付印前，聘请社外专家进行了印前审读，其中，上海古籍出版社原副总编辑（后任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社长）李梦生先生几乎审读每一册，改正了许多差错，但却分文不取，对此，我们至今心存感念。
李梦生先生与本文作者  作为一家地方古籍专业出版社，成立不久就承担了《全元文》这样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出版过程中有一些曲折，也碰到不少困难，但都得以解决并比较顺利地出版。回想起来，除了上述编辑工作，各界关心与支持，以及经费保障，也是《全元文》这类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出版中很重要的条件。 《全元文》从编纂立项到全书出版，得到了学术界许多老一辈专家学者关心和支持（见李修生先生《<全元文>编纂始末》），特别是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不但自始至终指导编纂工作，对我们出版社出版工作也是给予了极大关心。2002年，出版社更名，人员调整分流，超过三分之二人员调离，即使是我们留下来的十几个人，对出版社今后的发展方向也很迷茫，谁也不知道《全元文》出版会是一个怎样结果。这期间，就有作者将原定在我们出版社出版的书稿撤回了。“古委会”非但没有变更《中国典籍与文化》这份重要学术期刊的出版单位，并继续把更名后的出版社列为“中国典籍与文化丛书”四家出版单位之一，特别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安平秋先生、杨忠先生一直鼓励我们继续做好《全元文》出版，坚定古籍出版信心，并邀请我们参加“古委会”的学术活动。记得2004年前后（具体时间记不清），安先生、杨先生等到南京师范大学开会，专门挤出时间到凤凰集团，向集团领导介绍《全元文》情况及其重要意义，为我们鼓劲打气。当我们今天看着61册煌煌出版成果，欣然中更应有感恩，所谓“新枝”“全凭老干为扶持”（郑燮《新枝》）。 说到经费保障，因为大型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出版周期长，专业性强，市场相对小，一定的经费投入，是项目得以实施的必要条件之一。《全元文》出版的十多年间，出版社经历了四任社长、四届领导班子，一直把该项目列入各级重点出版规划，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古籍出版社经济效益普遍比较差，特别是我们出版社没有任何教材教辅类出版产品，职工福利（特别是住房）、奖金等与同系统其他出版社相去甚远，甚至出版社生产经营性投入也是“捉襟见肘”。所谓“有心无力”，李修生先生曾提出，希望每年出版10册左右，出版社没有答应，除了编辑等方面的原因，经费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全元文》出版后，我们对历年投入的直接成本进行了统计，约480余万元，这对当时的古籍出版社来讲，是无力承担的。这些经费主要来自江苏出版总社（2001年成立集团），前后采取过两种形式，先是项目补亏，即每年《全元文》出版中的经费亏损，由集团（总社）给予补足，因此，出版社在结算时总是设法加大一点成本，也可见当时古籍出版社经济上的窘迫。后改为一年一度的专项定额补贴，结余归出版社。两条经济上的扶持政策，基本上使出版社在《全元文》出版经费上无后顾之忧。也正因为如此，《全元文》是“古委会”立项的同类项目中起步较晚，却完成得比较快的一个项目。
《全元文》获奖证书
《全元文》获奖证书 《全元文》出版后，学术界在肯定的同时，也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包括点校失误、收录失实（漏、重、错）、底本选择欠妥以及编辑差错等，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的。李梦生先生曾就《全元文》说过一句话，“前无古人，后有来者”，学术研究总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进步的，古籍整理上的“一锤定音”又有几人做得到呢！关键是看我们如何正确对待这些问题。目前，《全元文补编》已经启动并立项（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规划、国家古籍整理2011—2020十年规划），期待对上述问题有所弥补。
《全元文补编》编纂工作研讨会 由《全元文》这样大型古籍整理图书编辑出版，笔者体会到，作为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在选题规划时，一是要认识到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对带动出版社整个内容生产板块的作用。古籍专业出版社实施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可以使出版社选题规划的思路、定位更加清晰，发展目标更加明确，生产能力更加体现，品牌效应更加突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江苏古籍出版社成立不久，即规划和出版了包括《清诗纪事》《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全元文》等多个大型古籍整理项目，由此，出版社的选题在30多年间，一直在相关专业领域延伸和拓展，形成了出版社的选题特点与优势，也得到学术、出版界认可。所以，笔者建议，地方古籍专业出版社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有实施大型古籍整理项目规划，要敢于做大项目。二是要重视专业化的问题。古籍整理是一门学科，其专业性十分强，出版古籍整理图书，特别大型古籍整理图书，对编辑相应的专业要求也是比较高的。有些选题非常好，尤其是大型古籍整理项目，但我们出版社是否有专业编辑出版能力，是应该有所考虑的，否则，可能有违初衷而成为负担。笔者经手过不止一部规模较大的古籍整理图书，都是由其他出版社“半途而废”的，如《册府元龟》（校订本），原先就是一家教育出版社承担并做了前期投入，但在项目进入编校阶段，他们才发现难度太大，无编辑力量，只好主动放弃，为了不承担“违约”责任，甚至连前期投入也不要了。此书后来由凤凰社接手编辑出版，并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不知这家教育出版社有何感想。由此想到第三点，地方古籍专业出版社，上马大型古籍整理项目也要量力而行，并不是大型项目多多益善。由于大型项目实施周期长，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多，尤其过程中可能存在不确定因素，就以《全元文》为例，双方最初协议，几千万字的书稿，要求两年内一次性出版，显然没有考虑到古籍整理图书编辑难度，也有违图书编辑出版规律，后来大家认识到了这一点，调整了出版思路和计划，对最初协议中部分不实事求是的条款，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所以说，如果我们的大型项目选题，超出了出版社实施能力，其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作者简介：凤凰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编审。现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主持《江苏文库》出版。入选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物、全国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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