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之义（下）/ 义如何实践？/ 什么是大义？

原创 君如玉 君如玉 2023-09-22 23:46 发表于山东

收录于合集 #立身行道之《论语》 14个

疏不间亲这个成语，和义就非常相关。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一个外人试图离间家人之间的关系天然就是困难的，也是非常合理的。为什么西方资本控制媒体试图用身份政治割裂中国人家庭关系和破坏中国人家国情怀的所谓“启蒙”不太成功呢？其根源还是在华夏文化上。在上一章通过《论语》经文解读义的重要性之后，本章我们具体分析下义如何实践，以及搞清楚什么是大义。

义既然有适宜的意思，那么在人与人的相处之中，我们就应该根据关系决定相处的分寸。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子游说：“频繁进谏君主，难免遭受侮辱；过分劝告朋友，关系反而疏远。”南宋范文澜说：“君臣朋友，皆以义合，故其事同也。”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逾越了君臣之义，唠唠叨叨要被上级厌弃，对于朋友也是一样，不知分寸的说教，除了引发对方的厌恶最后使得关系恶化，一无所获，改变对方想法的目的很难实现。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孔子说：“应该说的话没说，对方要遭受损失；不该说的话说了，对方会感觉言语冒犯。有智慧的人能分清对象，既不让亲近的人蒙受损失，也不会跟不合适的人说错话。”孔子的这一句话对于关系的描述就更加细分了，比如同样是朋友，也分远近，以及信任程度。即便为了对方的益处，也要选择合适的话讲，跟亲密的朋友打官腔或者跟萍水相逢的人说体己话，都会招致反感，更不要说还有言语时机方面的考虑。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孔子向公明贾问到公叔文子“夫子（公叔文子）不苟言笑、不取钱财是真的吗？”公明贾回答：“这说的过分了。夫子是找到合适时机说话，别人就不厌烦他的话；高兴了才笑，别人不厌烦他的笑；应该取的时候取，别人不厌恶他的取。”孔子说道：“是这样的吗？难道真的是这样的吗？”公叔文子是个怎样的人呢？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被文子推荐）和文子一起擢升为卫国的大夫。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确实配得上“文”的谥号啊。”作为卫国国君卫献公的孙子，公叔文子推荐自己的家臣当大夫，让其为国效力，而不是为了建设小团队把适合的人才强留在自己身边，唯义是举，公叔文子有着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中正心态。我们再看那段公明贾对他的评价，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公叔文子做事恰到好处，说话能找到最好的时机，感情表达水到渠成，不贪图不义之财。这三点是相当不容易做到的，可以说几乎做到了中庸的要求，以至于孔子都感到惊讶。

有正面案例当然也有反面的，有人在处理人际关系里义的方面表现相当拙劣，我们来看这一句经文：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句话翻译对于女性非常敏感，如果直译就是：孔子说：“只有女子和小人难以相处。亲近了他们就变得无礼；疏远他们会显出怨恨。”有人认为“女”应该是“汝”，所以是孔子教训弟子时说的话，论语中也确实有这种用法，比如孔子评价子贡的话：女（汝），器也。我们抛开这个说法，先讲一讲难养的原因：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患得患失，这是小人的特征，我们在君子小人篇章里讲过。利益是小人处心积虑追求的，没到手日思夜想，到手了生怕失去，至于利益和自身的道德能力水平是否相匹配，合不合于义，完全不是这个群体的人会考虑的，这与公叔文子的义然后取判若云泥。

小人之所以这样作为，是因为对仁没有认知，境界相对低。《中庸》开篇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想要达道提升自己的境界，要么是率性（生而知之者），要么是修道，也就是通过教育（学而知之者）。绝大多数人，都是要经由圣人之教才能对道德仁义礼有所认知，并从知行合一的实践中收获益处的。

在孔子开私塾之前，社会上只有教育贵族的官学，春秋时期的妇女，和大部分普通人一样缺乏接受教育的机会，认知不足在所难免。但完全认为女子就是所有女人的说法也值得商榷，为什么呢？春秋时期的礼教严格，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孔子是不可能通过广泛接触妇女而给女性群体下定论的。孔子打交道比较多的女人，除了自己妻子之外，只有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根据孔子在卫国的遭遇，生活作风风评不佳的南子和卫灵公的谗臣公孙贾这对组合，最有可能是孔子评价的对象。对于孔子的这句话，我们应该做的是检查自己有没有小人那种患得患失的心态和作为，而不是急于对号入座，把女性话题置顶，这样就违背了学习的初衷。

合于义的朋友和兄弟之间的关系《论语》里也有表述：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路问：“怎样可以称为士呢？”孔子说：“互相帮助督促并且和睦相处，就可以叫作士了。朋友之间互相勉励督促，兄弟之间和睦相处。” 入则孝，出则悌，士人合一为十，成事者也。既然要出仕做事，就要和其亲族，也要广交朋友，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态度向周围人学习，所以孔子重点向子路强调了这两方面的关系。

《朱子集注》中引用胡寅的话：“切切，恳到也。偲偲，详勉也。怡怡，和悦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于所施，则兄弟有贼恩之祸，朋友有善柔之损，故又别而言之。”兄弟有贼恩之祸，朋友有善柔之损是什么意思呢？兄弟毕竟和朋友的关系是不同的，两种关系的义有所区别。朋友是同气相求，容易结党营私言不及义，所以注重彼此监督批评，所以孔子说过：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就是彼此监督提高之意。而兄弟之间是血脉之亲，和睦亲善非常重要，如果言辞态度生分，反而会破坏兄弟关系，犯可与言而不言的错误。

孔子自己践行义一丝不苟，饱含仁心。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朋友去世，无人料理后事，孔子说：“由我来料理丧事吧。”人不在世，也没有儿女，其朋友并没有料理后事的义务，在小人看来，做这样一件事是没有任何“效益”可言的，吃力不讨好。但孔子把这件事当成了自己的义务，以恻隐之心顶格帮助自己朋友，使他有一个体面的身后事，在这样没有“效益”的事上，更能看出一个人的本质。

然而孔子也不会接受道德绑架，用超乎礼制的规格，逾越义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比如，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颜渊亡故，他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把马车卖了给颜渊做一个外椁。孔子说：“不管有才还是无才，儿子毕竟是儿子。（我的儿子）孔鲤死了，也只有棺没有椁，我当时也并没有卖掉车子步行来给他置办椁。我曾经做过大夫，不可以徒步出行。”颜渊也就是颜回，是孔子最为看重的弟子，孔子因为他的去世甚至悲痛的说出“天丧予”这样的话，认为自己的道统后继无人。即便是这样，孔子也不会因为感情而随意升级颜回葬礼的规格，椁就是棺材外的外棺。

周朝礼制规定天子棺椁四重，上公、侯伯子男、大夫，以等差分别为三重，士人有棺椁两重，庶人有棺（材）无椁。孔子儿子去世，孔子也是按照规定用棺材下葬，颜回和孔子的关系并不超过孔鲤，并且他从未出仕，是一个庶人，那么就没有理由让老师卖掉自己用来代步的马车制作椁来破坏规矩。如果法律或者组织规定可以因为情感原因随意改变，那么人们有样学样，互相仿效，社会一定会乱套。而且孔子根据礼仪是需要保留这辆车的，因为孔子晚年作为参政议政的国老，虽无实权，但还需要时常向鲁哀公建言。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颜渊死了，孔子的弟子们想要厚葬他。孔子说：“不可以。”弟子们还是厚葬了他。孔子说：“颜回把我当父亲一样看待，我却不能像对待儿子一样看待他。我不想这样阿，是那些弟子们非要这样办。”这里孔子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大多数人都有自己亲近的人，因为感情破坏了规则，超越了义，是不恰当的。《中庸》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不用礼来节制约束自己的喜怒哀乐，就会过犹不及，成为祸患的发端，所以孔子并不认可弟子们的做法。

义既有私人关系方面的，也就有公义。公义可以是公务体制内部的关系，也可以是关乎公共事务，甚至国家民族的关系。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子游担任武城的地方官，孔子问他：“你在那里得到什么人才了吗？”子游回答：“有个名叫澹台灭明的人，行路不走捷径，不是公事，从不到我这里来。”上下级之间的义，就是凡事秉公处理，而不是没事往领导家里跑，打感情牌，为自己积累所谓的政治筹码。君以此兴必以此亡，蝇营狗苟的结果必然是玉石俱焚的不归路。在公事上，不能恪守义，没有瓜田李下避嫌的意识，终有登高跌重的那一天。

子曰：“乡愿，德之贼也。”孔子说：“乡里称道却没有是非观念的和稀泥的人，是败坏道德的人。”《孟子·尽心下》里有这句话的解读：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看到没有，就是那种是非不分的老好人，道理都懂，实质却是捣糨糊，与污浊同流合污。这样的人没有大义，在乎的只是自己的名声，也是孔子说的“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的闻人。这种人和小人以利为中心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分别，却更有迷惑性。郭德纲也总结过这类人：“不明白任何情况就劝你一定要大度的人，这种人你要离他远一点，因为雷劈他的时候会连累到你。”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孔子说：“祭祀不该自己祭祀的鬼神是献媚；见到合乎正义的事而不做是没有勇。”鬼神两字在先秦之后被人演绎太过，其本意孔子在《孔子家语》里解释的很清楚：“人生有气有魄。气者，人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归土，此谓鬼；魂气归天，此谓神，合鬼与神而享之，教之至也。”人身有阴阳，死后物质部分归于土，魂气归于天，人们祭祀自己的祖先，目的是为了“以别亲疏，教民反古复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孔子的那句话就很明白，中国人不祭祀自己的祖宗，反而祭拜胡鬼戎神，把别人的祖宗当成自己的祖宗，这是忘本，也是谄媚。如果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与自己有关而不阻止甚至参与，就是没有勇的懦夫。民族大义岂可轻忽哉？

君王上承天命，下顺民心。最大的义，莫过于慎重对待先祖留下的社稷江山，用恭敬谨慎的态度治理天下百姓，也就是君王和百姓之间的关系合宜。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君子小人篇章里解释过这段话，我们重点看上好礼、义、信，则民莫敢不敬、不服、不用情这句话。君为民之则，君子之德风，风吹过，百姓效法之，所以君上讲规矩，远近亲疏合理分明，并且御民言而有信，那么百姓自然也会崇尚凡事讲礼，服从安排，并且对于强大的公信力有口皆碑。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孔子评论子产说：“子产的君子之道表现在四个方面：为人处世谦恭有礼，侍奉国君恭敬负责，对待百姓有恩惠，役使百姓合乎情理。”郑国的大夫子产修身，事上，待下都尽善尽美，让孔子赞叹。为什么这里的义可以理解为合乎情理呢？我们可以对照另一句经文来看，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说:“治理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应该恭慎地对待政事，讲究信用，勤俭节约并且爱护人民，征用民力尊重农时，不耽误农耕。”所以这句话其实指的就是子产的施政。使民以时，就是义。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樊迟问智慧，孔子说：“合理的使用民力，尊敬鬼神，但不要总是神神叨叨，这样可以称得上是有智慧。”樊迟又问仁德，孔子说：“仁人先付出艰苦的努力，然后得到收获，这样就是仁德了。”这里大家可能有一个疑惑的地方，前面讲过，孔子重视通过祭祀鬼神教导民众不忘其所生，慎终追远，方能民德归厚。然而孔子建议君子要敬鬼神而远之，这是为什么呢？《周书》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在假途灭虢的故事中，当虢国国君自以自己祭祀做的到位，鬼神一定不会辜负他的诚心时，大夫宫之奇用这句话来劝谏国君。人君所能倚靠的，只有力行善政以积德，并且谨慎对待生存发展的问题。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整天追寻虚无缥缈的鬼神之力，崇尚不学无术的谶讳之说，而不顾民力之维艰，就一定会走向灭亡。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孔子说：“见到善的行为，像唯恐赶不上一样竭力追求；见到不善的行为，像手伸进了开水赶紧抽出。这样的人我见过，也听过他们的话。（遇到衰世）隐居不亏缺自己的志向，（把握时机）坚持义的原则行事贯彻自己的主张。这样的人的话我听说过，却没见过这样的人。”孔子说的第一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用他自己的话解释，（孔子）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孔子说：“柳下惠、少连降低了自己的志向，辱没了自己的身份，但言语合乎伦理，行为经过考虑，也就是如此罢了。”世上不乏一些正直的能人，竭力追求善和远离恶事，但是为了出仕妥协了，妥协了自己的志向和对大道的追求，就像柳下惠和少连一样。

然而孔子为了实践自己的天下大同的理想，放弃鲁国的高官厚禄周游列国，在理想得不到实现的时候笔削六经教书育人以传道，不因自己终不为君王所用而自怨自艾。所以颜回这样评价孔子：“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国者之丑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的志向，和对于义的坚守，配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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