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牧野之战

殷周交替，是中国上古史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在西周开国以前，殷商统治中原已达六百余年，拥有较为进步的文化，以及强大的武力，不断开疆拓土。然而，自第二十代王武丁死（公元前1291年）后，国势即转趋衰落，等到了二十八代纣时，已陷于众叛亲离、分崩离析的局面。

周之兴起

在商纣时代（公元前1154-前1123年），中原以外各势力发展最快的，是分布于今陕西渭河流域的周；周的势力在商纣末年已抵达今山西省南部及河南省中部地区。

据称，周的始祖是后稷，名弃。《史记·周本纪》中说，其母姜嫄践巨人足迹，感而生弃。因弃长于稼穑，尧举为农师并封于邰（今陕西武功）。还是《史记》中说，自周之远祖不窟（后稷的儿子）时代起，即“奔于戎狄之间”。武王伐纣时一再自称为“西土主人”，《孟子》也说“文王，西夷之人也”，由此可见当时周与戎狄之间的关系。

之后，周“立国于豳”（今陕西彬县），开始从事农业耕耘，因人口逐渐增多，畜牧及手工业开始发展。周人在豳居住了大概有九代，后因受戎狄压迫，便离开豳迁于岐下（今陕西岐山）。岐山一带是古代渭河河谷最丰饶的地区，非常适于耕种；周人迁住之后，农业生产获得迅速发展。至周文王时，周开始屡以武力向外扩张，殷墟甲骨文中已见“寇周”之记载。

周之兴起，得力于优越的关中地理条件。关于这一点，历代军事家、政治家多有论及，正是所谓“阻山带河，四塞之地”，泾、渭及若干支流横贯各地，利于灌溉、交通，物产丰饶。

关中对外出路，北经萧关（今甘肃镇原、平凉之间），西经陇关（今陕西陇县）可达今甘肃省及其西北地区；南经大散关或子午谷，可达汉中巴蜀。如对北、西、南三面依地形而守，以东临中原，则进攻路线有三条：北路越黄河达于晋南汾河之地域；中路出函谷关，下河洛以达黄河下游；南路出武关向江汉，以达南阳及江淮流域，均属顺流而下，可战可守，即所谓“关中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

孟津观兵

由周的历史发展脉络看来，其推翻殷商入主中原之企图，似到周文王时代才开始萌生。周文王去世前，虽未曾以武力对殷商王朝实施进攻，但周之势力范围，除今陕西中部南部、甘肃南部、山西南部以及河南中部外，已达于江汉之地，并建都于丰邑（今陕西西安境内），自岐山迁居至此，史称“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见其声势之浩大。

纵观周文王的扩张方略，系政治与军事并进：在政治上，运用权谋结好各地诸侯，怀柔西南方面各族；在军事上，一面稳定后方，一面攻占战略要地，以控制进出今河南及山西的东征路线，逐步对殷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形成了包围之势。

但周文王却王业未成而先死。周武王即位（公元前1134年）后，继续周文王之业。史籍中虽然少有对周武王初年扩张之记载，但观其伐纣时各地诸侯不期来会，及若干边远部族望风影从，也可证明这一时期周的势力范围依然在一步步扩大。

周武王在伐纣前两年（公元前1124年），曾兴兵东下，观兵于孟津（亦称盟津，今河南孟津）。据说，当时不期而会者有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但周武王却以各诸侯未知天命为由，辞而还师。孟津观兵的目的究竟何在？周武王何以不乘此时机即行伐纣？考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当时周之势力虽已强大，但其力量若与殷纣比较，尚感不足。即便是发生在两年后的牧野之战，周之兵力也不过四万五千人，与殷纣之七十万人对比，自不敢冒昧从事。

武王作战方略

周武王在政治方面，继续执行周文王联络中原各诸侯，及西南方各部族，以孤立殷纣的方略，约以共同力量对纣作战。

在军事方面，依当时周之势力范围，共有两条进攻路线可循：一是沿黄河经崤函渡孟津沿太行山南麓东进，直趋殷都朝歌；二是由晋南经黎城（今山西黎城）越太行而南，以攻朝歌侧背。

第二条路线，迂回而遥远，途中多属山地，行动不便，车辆运输尤多困难，远不如第一条路线有利；且中原各诸侯多在河南一带，南方各部族均在江汉地区，为了各方连络会合，也应采取第一条路线为最佳选择。因此，孟津观兵之后，武王伐纣之军事作战方略，大体就这样确定了下来。

周武王自孟津观兵以后，见殷纣势力尚强，伐纣时机尚未成熟，除整军经武外，还实施了一些计谋：一是收买内间，分化殷朝内部团结，并阴谋促其腐化，以削弱其势力；二是分化各诸侯与殷之间的关系，煽动各诸侯反殷向周，以孤立殷朝；三是争取边远部族的支持与拥护，以扩大反殷势力。这些谋略中，最知名的应该就是广泛宣传商纣沉迷于酒色、淫纵无度、残暴无改等暴行，这方面的内容在后世各类史籍中均可见到。

牧野之战

孟津观兵后二年（公元前1122年），周武王将纣之暴行遍告中原诸侯，呼吁会师孟津，共同讨伐，准备东征。据《史记》记载，当时周武王所率兵力计有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及庸、蜀、羌、微、卢、彭、濮等各部族。

周武王十三年（公元前1122年）一月三日周军东下，其所选择的进攻路线为沿渭水循黄河向孟津前进，参与东征之西北、西南各部族，亦先后分别前来会师。

一月二十八日 “周师毕渡孟津”，各诸侯都率军来会，周武王作《泰誓》，昭告众人，声讨纣之罪状，渡河向殷都急进。由孟津至商都朝歌，约四百余里，周军于二月四日晨已进抵商都南郊牧野（据《尚书·牧誓》记载，牧野一说距商都三十里、一说七十里），各诸侯之兵也已到达，周武王再作《牧誓》激励三军将士，亲临指挥。商纣王发兵七十万应战，双方战于牧野，此即历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

关于“牧野之战”的经过，史籍中均无详细记载，但由各种相关记述对照来看，也可以总结出其特点与梗概：其一，此战是以寡击众、以少胜多。其二，战车大规模应用，史称周武王拥有的战车三百乘，而商纣方则无战车方面的记载。另外，朝歌以南，地形平旷开阔，故有“牧野”之称，颇利于战车运用。其三，此战似乎并未发生剧烈战斗，史籍记载“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云云，似乎是商纣的军队未作抵抗之证明，但同时《尚书·武成篇》又有“血流漂杵”记述；有学者认为看，这种相互矛盾之处，正反映了当时战车猛烈突击后所出现的场面。

总之，“牧野之战”，双方参战兵力虽多，但战斗时间似极短促。由于周武王以大量战车突击商纣军队，加之商纣军队士气低落，战志松弛，故一遭突击，即告崩溃。商纣见全军溃败，大势已去，自焚而死，于是战争迅速即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