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号唐高祖李渊身世显赫，其祖父李虎，西魏时曾任太尉一职。父亲李昞，北周时曾任御史大夫、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地位崇高。其母亲与隋文帝皇后是从姊妹，具有鲜卑血统。李渊七岁时便袭封为唐国公。上古先贤尧，即为“陶唐”氏。“唐”也是晋的古名，泛指现在山西省的中心地带。因为“唐”寓意良好，李渊称帝后便立国号为“唐”。[6] 历史李渊建唐隋炀帝杨广统治下，人民苦不堪言，隋末农民起义频发。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时任太原留守的李渊起兵反隋。李渊进兵迅猛，攻陷了长安，之后他立隋炀帝之孙杨侑为帝，尊隋炀帝杨广为太上皇，杨侑即为隋恭帝。李渊封为唐王，任大丞相，实际独揽大权。大业十四年，宇文化及杀害隋炀帝，隋恭帝禅位于唐王李渊。唐朝正式建立。[7] 李渊建唐后，社会并没有一下子恢复海晏河清的景象。但是李渊励精图治，决心改革弊端，正本清源。当时社会割据势力极大的扰乱了社会的安定发展，不仅农民军占据江山，隋朝贵族、官僚等也拥兵自重。李渊针对这种复杂情况，采取对症下药的方式，根据势力的不同或采用和平招降或采用暴力消灭两种方式。除此之外，针对唐朝初年的众多复杂社会问题，李渊也施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治措施。李渊用人唯贤，对待有功之臣十分宽厚，史书记载他“接待人伦，不限贵贱”。开国初年，他不计前嫌，大量任用了杨隋王朝的贤明之士。为了发展经济，李渊推行黄老之学，实施轻徭薄赋的政策，罢免前朝遗留下来的苛捐杂税，为农业恢复发展提供助力。李渊的政策极大程度为贞观之治的出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8]但同时，李渊滥封宗室，谬赏功臣，一定程度上给朝廷财政带来严重负担。 贞观之治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爆发了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成功争取到太子之位。李世民于626年即位后，于次年改元贞观。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朔方人梁洛任杀夏州首领梁师都，归顺唐朝，中国又重新呈现出大一统的局面。贞观年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也得到极大改善，因此被称为“贞观之治”。[9] 贞观年间，群臣进谏之风盛行，这也是贞观之治能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李世民执政初期，礼部侍郎李百药为反对封建制，上疏《封建论》，明确指出封建制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言辞激烈的表明，受到封建恩惠的家族，其子孙不思进取，多成为纨绔子弟，影响社会阶层的流动。李世民听此建议，放弃了实行分封制的想法，改为实行郡县制。著名的诤臣魏征，直言不讳，魏征兢兢业业辅佐李世民17年，共计提出二百余条有益的建议，李世民大多欣然接受。李世民在位期间，活捉颉利可汗，西北番邦尊称其为“天可汗”。他还设置律学，设立太师太傅、太保等官员。贞观七年（633年）颁布了新修订的《五经》。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李承乾因谋反之罪被废，李世民又立李治为太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李世民将自己亲自撰写的《帝范》赐予太子李治，以此勉励其勤勉。但李世民晚年好大喜功，大兴土木，渐好奢靡，同时重用褚遂良等“曲相谀悦”之人。[10] 李治主政唐高宗李治（628-683）是唐太宗的第九子，母亲是长孙皇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魏王李泰欲意夺嫡，太子李承乾得知此事之后试图刺杀李泰，事情失败后，李承乾联合汉王李元昌等人逼宫。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力保逼宫的太子李承乾，只将李承乾贬为庶人[11]。参与夺嫡的魏王李泰虽然许下“杀子传位晋王”的诺言，却仍与太子之位无缘，李治最后被立为太子。[12]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治继位。李治延续了太宗的统治方针，社会安定，有贞观遗风，史称“永徽之治”。李治任用大量能士贤人，长孙无忌、王元景等名士共同辅政。李治在位期间，关心民众，积极赈灾。永徽二年，多次开办义仓救济灾民。李治在位期间，多次征战，先后灭西突厥（657）、百济（660）、高句丽（668）等国。征战虽然宣扬国威，但战争极大影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13] 则天当政武则天（624—705），名曌（音同照），武则天出身于山西文书的武氏，其父曾任工部尚书。武则天少年时入宫为太宗才人，太宗去世后，入感业寺削发为尼，遇到高宗李治。之后入宫为妃，武则天掌权始于永徽六年（公元655），其被册封为皇后，与高宗一并被尊崇为“二圣”。永昌元年（690年），武则天废除唐睿帝（名李旦，高宗第八子，则天所生），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自称为“圣神皇帝”。 武则天废除了贞观年间唐太宗下令编纂的《氏族志》，改为修订《姓氏录》。《姓氏录》没有囿于常规，而是依照现任官职的高低，重新明确门第序列。相比于《氏族志》，《姓氏录》所记载的姓氏并无显著差别，但其所收录的家族却又极大不同。《姓氏录》弃除了家数1364家，被弃除者多为旧氏族中德才皆无却官居要位，以此为豪的家族。这一做法削弱了旧氏族的势力，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庶族人才动力。[14] 武则天在位期间，大大提高了进士科的地位，同时还增加了进士科的录取人数。这一做法有利于思想先进，学识渊博的人士入朝为官，加强了武则天的统治基础。武则天称帝后，创立了殿试，殿试注重皇帝与考生对国家问题的面对面交流，为以后的政治治理提供对策。[15][16] 武则天执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武则天继续推行均田制，放宽百姓迁徙的禁令，人口布局渐趋合理，有利于均田制的实行。武则天同时“征赋科徭，实资宽简”，严格实行租庸调制，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同时亲祀先蚕。劝课农桑。[17] 武则天主政时期正是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之间，其统治对唐朝的社会发展起到巨大作用，但其晚年酷吏政治盛行，造成了严苛的政治环境，造成大量冤案。[18]武则天当政时期，由于反对势力势重，其为稳固统治，鼓励告密，使得告密之风盛行，酷吏政治大行其道。酷吏政治大大破坏了政治自由的风气，使得冤假错案丛生。武则天后期，对于继承人问题悬而未决，造成了政局的动荡。[19] 开元盛世在武则天当政期间，反对声音不绝。神龙元年（705），太子李显、宰相张柬之、崔玄暐等人趁武则天病重之时发动政变，武则天被废。张柬之迎中宗李显恢复帝位。唐中宗复位后，大权旁落于皇后韦氏，韦氏勾结武三思，诛杀贤臣，据《新唐书》《资治通鉴》等记载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合谋毒杀中宗，想要自立为帝。李隆基此时发动政变，拥护父亲李旦上位，后李旦传位于李隆基。[20] 李隆基（685—762），史称唐玄宗，也称唐明皇。李隆基曾在中央和地方都担任不少官职，积累了许多政治经验，对民间疾苦也有体会，社会经历十分丰富。李隆基于先天元年（公元712年）登基后，任用了包括姚崇、张九龄等贤能之辈，他励精图治，改革弊政，大力发展生产。开元年间，唐朝国力达到巅峰，社会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历史上称这段时期为“开元盛世”。[21] 开元盛世也是当时诗人乐于描绘的题材。当时唐朝四海皆安，太平盛世的美好局面。开元时期唐朝与外国交往更为频繁，数目众多的国家与唐朝建立了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诗人卢象在《驾幸温泉》中云：“千官扈从骊山北，外国来朝渭水东。”体现了当时万国来朝的盛世局面。[22]  安史之乱唐朝初期实行均田制，但是均田制并不是抑制土地兼并的治本之策，土地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到唐玄宗时期，土地问题日益严重，不少农民失去土地后四处流浪成为流民，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唐朝的统治基础被极大动摇。[15]唐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东北地区在百年间引得许多外族势力居住，外族势力渐大，有威胁中央之意。唐玄宗晚年较为昏庸，使得安禄山掌握边疆大权，在边疆养兵买马形成势力，这一政策的实行极大的推动了后期募兵制的实行。[23] 安史之乱发生于唐玄宗末年至唐代宗初年结束（755年—763年），安史之乱名称的来源是这场反叛的主要首领安禄山和史思明之名。安禄山和史思明都为胡人，且官居要职。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两人于范阳起兵，假借讨伐杨贵妃族兄宰相杨国忠之名。天宝十五年（756）正月，安禄山于洛阳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大燕。六月，安禄山军队进军长安，李隆基匆忙出逃，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爆发马嵬驿兵变，唐玄宗迫于压力处死杨国忠和杨贵妃。马嵬驿兵变后，太子李亨被玄宗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领军平叛战乱，后北上至灵武。公元756年，李亨在灵武即位，史称肃宗，改元“至德”。至德二年（757）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弑父登基。上元二年（761），史思明之子史朝义杀死其父。上元三年（762）回鹘军队协助唐军，唐军最终夺回洛阳。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结束。安史之乱打破了唐帝国繁华安宁的景象，引发了社会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的变化。安史之乱引发了大量原本居住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民向南迁徙，是历史上著名的人口大迁徙事件。这加速了南北方的经济文化交流，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地位得以加强。[24] 永贞革新“安史之乱”虽然平息，但多年的战乱使得唐朝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中央集权制度也受到极大破坏，宦官势力日益影响到唐朝统治核心，地方藩镇势力影响加深。[25]唐德宗继位后，实行两税法，废除租庸调制，但他重用宦官，使得宦官掌握大权，在民间敛财众多。面对这种情况，继位的唐顺宗李认识到改革弊政、树立新风的重要性，于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任命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开始永贞革新。王叔文、王伾与顺宗素来交往深厚，被称为“二王”。[26]永贞革新年间，顺宗下令贬斥贪赃枉法的京兆尹李实，罢弃“宫市”“五坊小儿”和“月进”“日进”，释放宫女和教坊女乐等。由于改革触碰到了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了严重的反击。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顺宗禅位，后太子李纯继位，即宪宗。这一事件标志着“永贞革新”的彻底失败。革新失败后，参与革新的刘禹锡、柳宗元、韩泰等八人具被贬为州司马，再加上革新的参与者“二王”，永贞革新也因此被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德宗削藩建中二年（781年），唐德宗为了铲除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下令武力削藩。削藩初期取得了一定胜利，梁崇义和李惟岳克复二镇，打败了魏博和田悦，他们的部将纷纷投降归顺。但是，德宗削藩过程中，采取利用藩镇打压藩镇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行引发了参与削藩战役的节度使的不满。建中三年年底（782年）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淄青李纳称齐王、魏博田悦称魏王，“四镇”以朱滔为盟主，联合对抗朝廷，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楚帝），与四镇勾结反叛。建中四年（783年），爆发“泾原兵变”，叛军拥立太尉朱泚为帝，后叛乱被李泌等人平息。此后，叛乱频发，德宗开始亲信宦官，任命宦官为禁军首领，对于藩镇之事也多有懈怠，藩镇势力日益高涨。[27]  唐德宗李适像 宪宗镇藩元和元年（806年），唐宪宗李纯继位。继位之初，四川节度使刘辟就发动叛乱。唐宪宗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等率军前往讨伐。唐军一路胜利，刘辟最后彻底溃败被俘，被送到长安斩首。元和九年（814年），彰义（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去世，其子吴元济隐瞒不报，自己掌握了兵权。唐宪宗派遣人前去吊唁，却遭到吴元济拒绝，吴元济接着举兵叛乱。元和十年（815年），李纯下令对淮西出兵，改变淮西的半独立状态。元和十二年（817年），唐宪宗任命裴度、李愬等，大举进攻吴元济。九月，李愬军首先攻破蔡州，大败淮西军。持续三年的淮西叛乱，宣告结束了。宪宗削藩取得了一定成果。[28]  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是发生于唐后期的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也称“朋党之争”。“牛党”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成员多是科举出身，身份是庶族地主，以真才实学参与科考获得功名。李党人士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高贵显赫。多是以父辈成就入官场，称为“门荫”出身。但现在学界对于牛李两党质疑颇多，岑仲勉、傅璇琮等先生根据唐代文献，指出文献中牛李之李本指李宗闵，与李德裕无关，岑仲勉先生还进一步认为李德裕无党。李德裕主张公卿子弟以门荫入仕，孤寒子弟以科举入仕。牛党不避权要，重交游请托，科考舞弊。李党则多抑制子弟应举，改革科举弊政，有利于寒素科举入仕的通畅。牛李党争正式爆发于长庆元年（821年），当时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右补阙杨汝士为考官。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及宰相裴度之子裴撰等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称礼部监考有不公，录取人士都是因门第亲缘。穆宗询问他人事情真相，他人也都说段文昌所揭发是实情。穆宗派人复试﹐结果原先中榜的十四人﹐结果仅三人通过考试，钱徽、李宗闵、杨汝士都因此被贬官。于是，李、杨等怀恨在心﹐从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双方各从派系私利出发，互相排斥，牛李党争长达数十年。[29] 甘露之变唐朝末年，宦官执掌朝政大权。唐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时年27岁的唐文宗想要夺回被宦官掌控的权力，和李迅、郑注谋划杀宦官以夺回权力。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将军韩越向唐文宗报告说，后院石榴树上接了许多昨日的甘露，这一现象在古代被认为是祥瑞。所以唐文宗欣然前往观赏，唐文宗率领大臣来到后院，先派遣李迅前去勘察，李迅回复说，树上不像是真实的甘露。于是唐文宗又派宦官仇士良前去查看。按照计划，本应在此伏击仇士良，然而韩约因为紧张导致事情败露。次日，仇士良将参与此次事件的大臣全部处死，甘露之变以失败告终。[30] 黄巢起义安史之乱后，藩镇势力渐强，与中央政权呈现分庭抗礼的状态，公元前780年实行的“两税法”，虽然本意是为百姓减轻负担，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执行不当反而加重了农民负担。同时，黄巢起义年间，关东旱灾严重，农民陷入饥荒，乾符五年（公元878年),山东私盐贩黄巢响应王仙芝的起义也开始起义，起义持续十年之久，几十万起义大军占领了河南、关中、江南等地，涵盖了唐王朝的大半领土，最终甚至攻克了唐帝国首都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黄巢起义动摇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体现了人民的反抗精神。[31] 唐朝灭亡天复元年（901年），曾经参与黄巢起义后归顺于唐的朱温掌握大权，在他的支持下宰相崔胤联合禁军首领孙德昭迎唐昭宗复位，朱温入宫尽杀宦官。天祐元年（公元904年）朱温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后将其杀害。天祐四年（公元907年）朱温逼迫唐哀帝禅位，改国号梁，史称梁太祖，改元开平，定都开封，唐朝灭亡。[32] 疆域行政区划唐改隋郡为州，设置都督府，以此来加强对州的管理，最终形成了都督州县三级制。州的长官称为刺史，县的长官称为县令，县以下又设置乡，乡以下设置里。唐太宗李世民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将全国划分为十个监察局域，命名为道。唐玄宗进一步细分全国为十五道。具体有岭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山南道、淮南道、河南道、河北道、河东道、陇右道等。唐还将部分大州命名为府，例如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唐朝后期，内陆开始广泛设置节度使，节度使权力极大，事实上成为行政区划的一级，即唐后期形成了节度使-府州-县的三级区划。[33] 藩镇藩镇也称为方镇，属于唐代军制的一种。藩镇创制的目的是抵御外族入侵，保卫边境和平。藩镇长官被称为节度使，唐睿宗时期节度使成为正式官职。初期节度使的职责仅限于职责地所在的军事。玄宗时期，节度使在兵权之上，又具有土地、财政、民事的管理职责。唐玄宗时期，共设立了九个节度使、一个经略使，被称为“天宝十节度”。晚唐杜牧的《战论》《罪言》将镇分为四类：河北镇类，是割据的中心地带；中原镇类，目的是防遏河北骄；西北边镇类，“咸阳西北，代夷大屯”；此外，东南诸藩自成一类。学者张国刚则将藩镇分为：1河朔割据型(简称河朔型):魏博、成德、卢龙、易定、沧景、淮西、淄青。2.中原防遏型(简称中原型):宣武、忠武、武宁、河阳、义成、昭义、河东、陕虢、山南东、河中、金商。3.边疆御边型(简称边疆型),分西北疆与西南疆两部分。西北疆有:凤翔、邠宁、鄜坊、泾原、振武、天德、银夏、灵武。西南疆有:山南西、西川、东川、黔中、桂管、容管、邕管、安南、岭南。4.东南财源型(简称东南型):浙东、浙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荆南。[34]  领土变迁公元630年，唐打败东突厥，漠南地区被纳入唐朝版图；公元646年，唐灭位于漠北的薛延陀，设置安北都护府以加强统治。公元640年平定高昌，在此设置安西都护府；公元659年平定西突厥，西突厥及其附属国全部被纳入唐朝疆域版图，唐朝疆域大大扩张至葱岭以西，最远与大食（现伊朗及其周边地区）接壤。[35]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朝疆域就已超过隋朝极盛时的版图。唐朝疆域最大范围南至罗伏州（今越南河静），北括玄阙州（今俄罗斯安加拉河流域），西及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临哥勿州（今吉林通化）。[36] 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唐朝疆域东达朝鲜半岛中部，西至吐火罗（中亚古国，今阿姆河南一带），南到大海，北至小海（今贝加尔湖）。[37][38] 吐蕃王国趁安史之乱（756年12月），唐边防军大量东调，抵抗力削弱，于是一连串攻陷威戎军（青海省门源县）、神威军（青海省海晏县）、定戎军（青海省湟源县西南）、宣威军（青海省大通县东南）、制胜军（今地不详）、金天军（青海省共和县西南）、天成军（甘肃省积石山县）、石堡城（青海省湟源县西南）、百谷城（青海省共和县东南）、雕窠城（青海省同仁县）。[39] 人口隋末战争频发，导致全国人口锐减。据《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六》：显庆二年一月，高宗问中书令杜正伦隋有几户，正伦奏：“大业初有八百馀万户，末年离乱，至武德有二百馀万户。”唐高宗武德年间有二百万余户。随着经济恢复发展，贞观年间户数人口有所增长，至贞观十三年（639年），户数恢复至304万，人口达1235万，又有塞外归附人口120余万。[40]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全国“计户三百八十万”武则天神龙元年（705年），“所管户时有六百壹拾伍万六千一百四十一”。《旧唐书·本纪第九》：其载，户部计今年见管州县户口：管郡总三百二十一，县一千五百三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九百六十一万九千二百五十四，三百八十八万六千五百四不课，五百三十万一千四十四课；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四千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八十不课，七百六十六万二千八百课。安史之乱后，因藩镇割据及户籍统计和管理混乱废弛，户口数不符合实际情况，据学者分析广德二年（764年）全国人口至少有4600万到4700万左右，晚唐人口峰值达六千万左右。现代学者们普遍认为唐朝的人口峰值出现于唐玄宗天宝十三载至十四载间（754年-755年），因学者考虑到佃农、隐户、奴仆、士兵、僧道、外族等不纳入户口统计的人而对唐朝人口峰值有不同看法。唐朝史学家杜佑认为唐朝天宝年间户口峰值为一千三四百万户；现代学者赵文林、谢淑君认为天宝十三载为唐朝人口顶峰，总人口数约为6300万；现代学者冻国栋认为唐朝人口峰值出现于天宝十三载，其中户数大约为1430-1540万户，对应人口7475-8050万人；现代学者王育民认为天宝年间的人口峰值约为8050万；葛剑雄认为天宝十四载左右的人口峰值约在8000-9000万之间；现代学者陈旭麓提出唐朝人口峰值是9254万人；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更认为唐朝人口最高峰时约有2000万户，人口总数达1.4亿人。 政治制度三省六部制唐代中央的主要办事机构为三省六部。三省分别为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其中中书省是决策机构，负责草拟皇帝诏书，下达相关政令；门下省是审议机构，主要职责是审查政令，预防纰漏；尚书省是执行机构，下设吏户礼兵邢工六部，执行相关政令。此外中央还设有殿中省和秘书省。[41] 三省长官均为宰相，共同商议国事。后期，凡是带有“参与朝政”、“参议得失”“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官衔的皆喂比宰相，宰相们共同在政事堂商讨军政国事。因此，政事堂实际上是最高的决策机构。[42] 一台五监九寺台指御史台，是唐代重要的监察机构，负责监察中央和地方的官员。至贞观年间，御史台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兼具监察权和司法权。唐高宗时代，御史台改称为宪台。武则天又将御史台改为左肃政台，还曾设立右肃政台，分工进一步细致明确。[43] 掌管文化教育的国子监、掌管土木工程建设的将作监、掌管皇家手工业产品生产的少府监、掌管水利工程的都水监以及掌管制造兵器的军器监合称为五监。九寺分别指负责礼乐祭祀的太常寺，负责皇家膳食的光禄寺，负责军器仪仗的卫尉寺，负责管理皇室车马的太仆寺，负责审理案件的大理寺，负责皇室宗谱的宗正寺，负责外交礼仪的鸿胪寺，管理国家粮食储备的司农寺，负责商业贸易的太府寺。[44] 地方官制唐代州有刺史，为一州之长，州分为上，中，下三等。除刺史外地方还设有又驾，长史，司马，录事参军事以及各曹参军事等官。唐代在三京（即京兆、洛阳、太原）设置的县为京县，其后又增以成都，凤翔为京，这些地方设府，府有牧、尹、少尹等官。[45] 军事制度府兵唐初府兵是最为重要的军事力量。中央十二卫和东宫六率府构成了府兵制下的中央军府机构。十二卫各设置一名大将军，皇帝直接管辖大将军。六率则各设置一名率，直接听命于太子。唐代军府遍布各地，例如“宜阳府”，“武安府”等。唐代军府数量也很多，据史料记载，最多曾达到660府。府兵又分内府兵和外府兵，地位较高、内府兵的职责是保卫城市，相当于卫戍部队，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才有资格被征召。外府兵就是地方兵，六品以下及地主，官吏或平民的子弟可入伍。[46] 折冲府唐贞观十年(636)改统军府为折冲府，折冲府遍布全国各主要州。折冲府下设有折冲都尉、左右果毅都尉，领所属备宿卫，出师则总领军器、粮草、物资、传点等事。擅长骑射者为越骑，其他人则为步兵。每年冬天，在府的兵马都要学习军阵、战斗之法。折冲府以一千二百人为上府，一千人为中府，八百人为下府，赤县为赤府，畿县为畿府。每府设置长史（或司马）总司兵、司骑等职位。又还左右别将、兵曹参军事。每三百人为一团，校尉统领团；团下有旅，以旅帅统领；旅下为队，以队正统领；队下有火，以火长统领。[47] 募兵由于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随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国有土地的瓦解加剧，均田制的逐步瓦解，府兵制度也随之解体。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玄宗李隆基颁布诏令“取丁壮愿充健儿长住边军者，每年加常例给赐，兼给永年优复。”这标志着募兵制的正式确立。募兵又称兵募、募人、征人。募兵即从民兵中临时招募的兵士。募兵制虽然名义上是兵士自愿参与，但实际上带有极大的强制性。募兵待遇也不容乐观，募兵服役年限不定，长者最高可达数十年。此外，募兵食不饱腹衣不蔽体的情形屡见不鲜。[48] 开元年间，被称为“健儿”“兵防健儿”或“长征健儿”的雇佣兵被广泛招募。健儿们在边疆长期驻守，政府供给其所需的装备和供养，并且官方还免除健儿们的课役。长征健儿最终代替了府兵制和募兵制，使得义务兵被雇佣兵代替，在中古兵制发展史上意义重大。[49] 射生军安史之乱后，玄宗出逃，禁卫体系崩溃。肃宗为解决天子宿卫问题，增设左右神武军，射生军也走向历史舞台。《新唐书》卷五〇《兵志》载：及禄山反，天子西驾，禁军从者裁千人，肃宗赴灵武，士不满百，及即位，稍复调补北军。至德二载，置左右神武军，补元从、扈从官子弟，不足则取它色，带品者同四军，亦曰“神武天骑”，制如羽林。总曰“北衙六军”。又择便骑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厢，总号曰“左右英武军”。肃宗、代宗时期，射生军有内外之别，宦官直接统领的称为内射生。射生军的“射生”，是陪伴皇帝射猎之意。射生手主要从羽林飞骑中选择。于朝廷而言，衙前射生与内射生是当时最有战斗力，地位最重要的禁军。射生军虽然很少有机会去战场建功立业，却是肃、代时期宫廷斗争中决定胜负的军事力量。[50] 神策军肃、代时期，朝廷所仰仗的主要是起自宫内的射生军，射生军虽为精兵，但是规模小，遇到强敌时常溃散，不能满足朝廷的军事需要。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将镇守西北边疆的精锐部队悉数抽调至中原，吐蕃趁机不断侵占唐朝北方边境领土，至广德元年（763），河陇诸州尽陷于吐蕃。[51]广德元年（763年）鱼朝恩率领神策军救驾，神策军因此成为第一支由朝廷直接管控的野战军队，神策军在朝廷大力扶持下，迅速崛起。[52]光化元年（898）正月，李茂贞、韩建请和于李克用，三镇共同请昭宗还长安。其年八月，昭宗自华州回长安之后，重置神策禁军，将编制定额减少至六千人。重置神策军标志着田令孜神策五十四都体系彻底瓦解。[53]天复三年（903年）诸多神策中尉被李茂贞诛杀，昭宗所招募的神策军荡然无存，神策军变得有名无实。同年，崔胤与朱全忠胁迫昭宗使其废除了左右神策军军额及神策中尉掌军制度。 禁军唐代禁卫军有南、北之分，屯驻在长安北面皇家禁苑的称为北衙禁军，宿守宫城南面及皇城的称为南衙禁军[插图]。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曾概括北衙军为“卫宫之军”，南衙军为“卫城之军”，并指出唐代前期宫廷政变和中枢政治斗争中北衙禁军具有决定性作用。北门军经历多年，到天宝年间形成了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四军的规模。安史之乱后，又增添了左右神武军，六军形成。德宗贞元初重建北门禁军体系时，左右神威军（原射生军）、左右神策军与六军，并号“北门十军”，其后神威军并入神策，神策军与六军共同构成北衙军体系。[54] 经济均田制北魏太安四年（公元458年）北魏孝文帝创制均田令，唐朝前期继续实行均田令。均田令即实行均田制，国家依据年龄、性别和职业的不同授予面积不同的田地，田地分为可以继承的永业田，属于官方的口分田。官员还会依据官职大小授予不等的职分田，职分田的收成是官员俸禄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通过《田令》对土地买卖进行合理规范，均田制前期发展良好，但没能根本抑制土地兼并现象。至武则天时期，土地兼并越演越烈，均田制逐渐土崩瓦解。随着两税法的正式实行，均田制彻底瓦解。[55][56] 刘晏理财安史之乱后，均田制逐渐瓦解，土地兼并越演越烈，大量农民失掉原有土地，不得不沦为豪强地主家的佃农。国库收入锐减，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为缓解社会危机，促进长效发展，实行一系列政策。例如整顿均田制，增加税收种类，但这些努力都不见成效，甚至加剧了社会经济危机。[57] 乾元三年（760年），唐军优势渐显，安史之乱即将被平定。时任京兆尹，进户部侍郎的刘晏开始受命主持财政改革工作。主要措施有：加强对盐法的改革，只在产盐区设置盐官产盐户生产的盐被政府统一收购，政府再售卖给商人，从中获利。为了便于盐的售卖，保持盐价的稳定，取消了加收的榷盐钱和通过税。刘晏率领民众疏通河道，使得汴水和黄河相连，便利了运粮。同时，刘晏还组织建造漕船，取消沿河州县的丁役。经过这一系列整顿，漕运所需运费大大减少，效率得到极大提高。[58] 租庸调制租庸调制的实行基础是均田制，租指每丁每年纳粟两石，调指所缴纳的布匹，根据产区不同所缴纳的布匹种类也有所不同。按照规定，唐代每丁需要服徭役一定时日，如果不服徭役，便可以纳一定数量的绢或布匹，这称为庸。[59]租庸调制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其课税对象一是田、二是户、三是身，而其基础则是丁。唐陆贽将之总结为：“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 两税法德宗建中元年（780年），租庸调制弊端显露，不再适应唐代社会需求。因此宰相杨炎推动实行“两税法”。“两税法”因规定田赋在夏、秋两季定时统一征收而得名。“两税法”排除了本地居民和外地居民的区别，而是按照在当地所拥有的田产的多寡来征收田赋。“两税法”的征收对象也扩大了范围，原先属于特权阶级的王公贵族也必须纳税。这一做法，增加了国库的税收收入，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两税法”以钱入税，大大推动了中国古代货币和商品经济的良性发展。[60] 经济安史之乱前，经过一段时间发展，社会发展良好。农业方面，铁犁牛耕进一步发展，得到广泛推广，现西南地区都有唐时使用铁犁牛耕的证据。江南地区还出现了曲辕犁，大大提升了耕地效率。唐代还大力兴修水利，江南地区还出现一系列新的灌溉工具，提高了农业灌溉水平。唐代手工业发展较好，有官营与私营之分，官营手工业奢靡非常，精妙绝伦。唐代商业贸易发达，城市的商业性质增强，但居民区与贸易区是分开的。安史之乱后，豪强地主势力强大，财政危机严重。但南方较为安定，北人南迁使得南北文化交往加深。唐后期，造船业发展迅速，官府造船规模宏大，民间造船技术也十分先进。制茶业也有很大发展，唐德宗时开始征收茶税，后来茶税也是政府收入重要组成部分。商业上，重要商业城市兴起，苏州杭州成为新兴商业城市，泉州成为重要的对外交易城市。[61] 民族关系武德二年（619年），唐高祖李渊下诏陈述民族政策。第一，对“有隋季世，默武耀兵”的政策进行深刻反思，表示要“追革前弊”，吸收前朝教训。第二，要实行怀柔政策，承认华夏族与其他民族不同，“刑政疏于函夏”，因而“怀柔远人”。第三，实行慰抚政策，“分命行人，就申和睦”。怀柔政策讲求“无为而治”“四夷归伏”，该政策色括招抚民族，封少数民族首领，对少数民族首领或朝见使者“优其礼遇，厚其赐予”的优待措施。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派军出击东突厥，东突厥灭亡。归顺和被俘的东突厥人被唐政府安置到漠南地区，并设置都督府，加强监管。唐太宗对前来依附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唐太宗也被尊为“天可汗”。回纥族居住于昆山（现鄂尔浑河）流域及天山一带。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回纥首领因配合唐军灭薛延陀被封为瀚海都督兼怀化大将军。安史之乱时，回纥军队又协助唐军平定叛乱。贞元五年（788年）回纥改名为回鹘。贞观九年（635年），吐谷浑被唐军所击败。贞观十四年，又灭高昌国，并设置安西都护府。此后，唐军又灭龟兹（今库车）等地，西域诸国纷纷归顺唐朝。显庆三年（658）安西都护府被迁至龟兹城，统辖安西四镇。贞观十五年（641年），吐蕃首领松赞干布求娶成功，文成公主入吐蕃和亲。唐高宗时，松赞干布又加封为驸马都尉、四海郡王，吐蕃对唐朝的臣属关系正式确立。景龙元年（707年）金城公主嫁与尺带丹朱，从此便有“和同为一家”的美话。[62] 东突厥初唐时期，东突厥是周边最具努力的少数民族政权。为防止杀突厥的势力击袭以及获得东突厥战马支持，李3米“遗突厥始毕可汗，以结和亲”。这也是唐代和亲的开端。武德三年（620年）吉利可许引米位后，对唐朝中原地区展开3持续侵扰，唐高祖李渊采用“远交外攻”政策，笼络西突厥、薛延陀等民族共同抵御突厥。总2117贞观四年（630），颉利可汗被擒，东突厥灭亡。[63] 吐蕃吐蕃与唐同时诞生和兴起，是处于青藏高原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贞观八年（634年），吐蕃使者入唐，这是吐藩与唐交往的开端，吐蓄并提出和亲的请求。但遭遇拒绝。贞观十二年（638年），吐蕃再次请求和亲获得批准。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开启了吐藩与唐友好交往的序幕。松赞干布去世后，芒松芒赞即位，吐蕃军政大权被禄东赞所掌控，唐播多次交战。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吐蕃君臣内斗，唐藩战争平息。景龙三年（709年）金城公主入藏嫁与赤德祖赞，推动了中原文化在吐藩的传播。[64] 南诏天宝五年（746年），南诏王皮逻阁派其孙凤伽异入唐，唐玄宗封其为鸿鹄寺少卿，并赐婚其宗室女。乾符四年（877年）南诏王隆顺上表请婚遭拒。乾符五年（878年），黄巢起义爆发，唐为安抚南诏，商议与之和亲。中和三年（883年）因黄起义军逼近首都，和亲被搁置。 外交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姐姐，是汉化鲜卑人，李渊具有一定鲜卑血统，因此唐建国伊始其中华夷夏观念较为开明。唐朝时期，文化极度繁荣，社会稳定发展，是亚洲文明的中心，最终形成了万国来朝的盛况。唐代的外交格局是全方位的，交往对象繁多。依据《旧唐书》《新唐书》等史书记载，武德元年至高宗末年，共计六十多个国家与唐朝建交。[65] 新罗新罗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北面是高丽，西为百济，与唐未直接接壤。为了应对高丽和百济的进攻，新罗厚结唐朝，因此与唐关系更为密切。上元二年（675年），新罗在唐的协助下统一朝鲜半岛。在文化方面，新罗受唐影响极深，新罗派送的留学生数量是各国之最。7世纪时，新罗人以汉字字形为音符，创造了“吏读”。[66] 日本唐朝时期，日本先后输送遣唐使十三次。日本最初没有文字，使用汉字记事，“平假名”和“片假名”就是以汉字为基础创造的。唐朝的建筑风格也深刻影响了日本，当时的国度平城京（现奈良）就是仿造唐朝长安城建造。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曾经担任唐朝的高级官员，与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交往密切。唐玄宗时，日本僧人邀请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授佛法，他不仅传授大量佛家戒律还推动了日本美学、建筑、医学等方面的发展。鉴真后来还被誉为日本的“医事之祖”，极大促成了日本医学和药学的成熟。[67] 南亚南亚国家众多，包括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尼婆罗（今尼泊尔）、天竺（今印度）等。唐与南亚诸国交往繁多。最为著名的是唐朝和尚玄奘前往天竺取经。贞观三年（629年）玄奘从长安出发，历经新疆、中亚等地。最终到达了佛学圣地那烂陀寺（先印度伽雅城西北）学习佛法。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学成归来，带回众多佛学经典，并写作《大唐西域记》一书。[68] 科举制唐代完善了隋朝创立的科举制，成为选拔官僚的重要方式。科举主要是常举和制举。常举每年举行，主要科目有明经、进士、明书等。其中进士科最为重要，进士科主考诗赋和政论，难度较大，当时流传“五十少进士”之说。制举是临时设置的考试，所设科目达百余种。[69] 由于唐代科举制的发展，学校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中央设立国子监，下面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六门科目。地方上设有州学、县学。学生称为学徒，依据学习成绩选择优秀者保送科举。[70] 法律唐代法律有律、令、格、式四种。刑法典称为律；国家对于各种制度的规定称为令，例如《户令》《田令》等；事务细则、行政法规称为式，例如《水部式》等；格是对以上三种的补充、修改。唐代法律十分完善成熟，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史的一座里程碑。唐代法律继承了隋代《开皇律》的立法精神。唐律以儒家“礼治”作为精神基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法为政教之用”，体现了礼法并用的法治思想。[71] 《唐律疏议》包括《永徽律》及其注疏。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鉴于“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以及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的一些法律难题，乃广召通晓律学的专家疏奏条义，由中书门下监定，由长孙无忌等19人于永徽四年撰成，上报并颁行，是谓《律疏》。在宋代时，人们仍称之为《永徽律疏》，元代以后才被人们称为《唐律疏议》。{中国传统法律方法论 陈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化诗歌唐朝文学发展繁荣，诗歌这一种文学体裁在唐代发展渐入佳境。学者蒋勋评价“使得高峰绝对在唐朝”。唐诗内容包罗万象，对政治、民情、歌舞、战争等多有记载。唐诗体裁多样，有绝句、律诗、古体等。按语言风格、所咏内容等可分为“山水田园派”“边塞派”等。初唐时期，按《旧唐书·杨炯传》记载“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72]盛唐时期，李白和杜甫分别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二人成就斐然，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史”。同时，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派，语句清新自然。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诗风悲壮。中唐前期，较为低潮，但也有韦应物、刘长卿等人佳作频出。后期出现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新乐府派”,推动了文学审美的转型和唐诗的进步。[73]晚唐时期，李商隐和杜牧成就较高，人称“小李杜”。 绘画唐朝初期，画家主力从事殿堂、庙宇的设计、装饰，描绘主题大多为佛教典故、古代先贤、历史事件等，代表作品有莫高窟的壁画，永泰公主和章怀太子等人的墓室壁画。唐代早期宫廷绘画的代表人物是阎立本（约600-673年），阎立本官至宰相，画名远扬，其代表作有《十八学士图》（现已失传）《历代帝王图》《步辇图》等。唐朝佛教盛行，大量兴建佛像庙宇，出现了众多优秀的佛像和庙宇壁画。初唐至盛唐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十分有影响力的绘画门派，当时公开标榜自己效法“某家样”。张彦远评价：“各有师资，递相仿效。”[74]当时的大家李思训擅长密体画风，工巧繁丽。吴道子以疏体画风著称，灵动活泼，吴道子也被称为“画圣”。盛唐绘画多以山水、禽兽、仕女、花草为主题，代表作品有韩幹《照夜白》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等。[75]  韩幹《照夜白》局部  张萱《捣练图》 歌舞唐代舞蹈艺术也得到很大发展，代表作品有《秦王破阵舞》《霓裳羽衣舞》，同时吸收了西域胡舞的特点，作出《圣寿乐》等优秀作品。[76] 戏剧唐代长安戏剧分为参军戏和歌舞戏，参军戏是科白戏，风格十分诙谐幽默，主要角色是参军与苍鹘，二者的表演滑稽有趣，插科打诨。唐代丝绸之路发展繁荣，民族政策开放包容，在西域歌舞戏影响下，唐代长安歌舞戏也有所发展，长安歌舞戏的服饰多变，来源于日常生活服饰，这也体现了艺术来源于生活。[77] 社会服饰妆容唐代流行戴幞头，它是一种包头用的黑色布帛，是在东汉幅巾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后又流行硬脚。唐代官吏的主要服饰为圆领窄袖袍衫。另在袍下施一道横涧，甚至有人将其用做朝服。袍服的款式，各个时期不尽相同，刚开始多用交领，直裾，后来改为圆领、大襟。初唐阶段。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主要以窄袖衫襦、间色长裙、帔帛为主。盛唐阶段，这一时期的女装主要还是由衫襦、长裙、帔帛组成，但更为追求华美富贵，其中还流行穿着胡服和男装。晚唐时期，唐代妇女的服饰变化更加多样，汉魏时期的大袖宽衣，长裙丝履得以复兴，此时妆容流行额黄、花钿、面靥等。[78] 饮食唐人不喜欢食猪肉，认为其“发宿病”。唐代出于对耕牛的保护，对吃牛肉有一定限制，因此牛肉也不流行。唐朝人最常常吃的是羊肉，唐朝人普遍使用炙烤、蒸煮等方法处理羊肉。另外，唐人流行“切鲙”，这种吃法影响深远，直接影响到日本人吃生鱼片的习俗。唐人食用的蔬菜有葵、薤、蔓菁、芋头等。[79] 社会等级唐代社会等级由八个等级构成，第一等级是皇帝，第二等级是宗室贵族，第三等级为贵族官僚，第四等级士族，第五等级弟子员，第六等级平民，第七等级半贱民，第八等级贱民。[80]皇帝权力至高无上，可以任命官员，处理国家大事。皇帝五服内的男性向亲属是宗室成员，《旧唐书》中记载“九庙之子孙，继统为宗，余曰族”，宗室有崇高的爵位，经济收入十分丰厚，有一定特权，不用承担徭役负担。唐代有爵轶的文物官员，构成了贵族官僚集团。士族既是一种宗族群体，也是一个等级。士族内部十分错综复杂，成员有出仕权。唐代设立众多学校，学生有免役权，也是一个独立的等级。唐代书学、算学招生时，庶人子弟中的“俊士”可以入校学习。唐代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生、俊士，“皆免课役”。平民等级人数众多，构成复杂，又分为以下几个层级。高层级包括有民爵的民、勋官下层的民以及佐吏和豪强，中层次包括农民，下层主要有商人和手工业者。唐代实行勋官制度，以此酬劳战士，勋官分为上柱国、柱国、武骑尉等12等。许多人即使得到高爵，但没有官职田产也很少，仍然是平民。唐中叶时期有“诸色胥吏”三十五万人，他们是基层行政的管理者，但没有法定特权。唐代存在大量自耕农，是受法律保护的良民，有缴纳赋税的义务和读书出仕的权力，是社会的主要权力。由于政府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地位较低，属于平民的下层。半贱民社会地位低于平民，但又略高于奴隶，成为半贱民的原因很复杂，有自卖身或者贱民被释放等。半贱民的主人有的是政府有的是私人，即使主人是私人，政府也承认主人对其的控制权。奴隶与贱民一样分为官私两种，名类众多，有工户、乐户、昆仑奴、部曲等。 君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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