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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只有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组织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鄂豫边区是孤悬于敌后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又被日、伪、顽分割为几十个“豆腐块”，敌、顽、我“三角斗争”十分激烈。在如此艰苦的敌后环境里，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部队要生存和发展，要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那是不可想象的。当时，边区的抗日人民战争，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的民兵、自卫队为基础，以主力部队为“拳头”，去战胜敌人夺取胜利的。在群众的支持下，五师的部队善于独立作战，几个干部带上一支小的部队就能在敌后同敌人扭打。地方干部也会打游击。当敌人向我根据地“扫荡”的时候，常常有人向我报告，说是某某县委书记不见了，某某区委书记“失踪”了，某某部队被敌人包围了。我就讲：“不要紧，敌人退了，他们就会钻出来的。”果然敌人一退就都钻出来了。在群众的掩护下，我们在同日、伪、顽只隔一条路或一条河的“三角斗争”地区设立医院，安置伤病员，住上几个月或者一年，敌人也发觉不了。我们的部队得到边区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敌、伪、顽夹击中，无论是打游击战还是打运动战都很自如了。这种奇迹的出现，当然首先是因为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自卫战争，它的群众基础很广泛，但同时也是和我党我军认真开展群众工作分不开的。这里的人民群众经历了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洗礼，富有优良的革命传统。在抗战中，我党我军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在根据地内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实行农业低税制，减少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机关、部队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群众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增加经济收入。直到今天，安陆县还保留着当年修的汪公渠，湖区保留着围田，山区保留着这个塘、那个堰。我们还组织了各种群众团体，进行群众战争动员，做到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极大地调动了边区工农群众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抗战和生产两个积极性。这是五师取得生存发展、夺取胜利的一个基本因素。五师的创建和发展，与华北、华东的部队不同。华北、华东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有成建制的红军部队做基础，而五师在创建时期则完全没有成建制的红军部队做基础。五师是在广泛开展群众性武装抗日斗争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汇合豫鄂两省许多支地方武装力量而发展起来的。这些武装力量大小不一，开始分散在各地各自为战，互相间没有或者很少联系，但是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几次整编统一起来之后，都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互相配合，协同作战，没有什么山头之分，门户之见。虽然也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经过批评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都出较好地解决了，始终没有影响团结和战斗力。五师的干部，真可以说是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其中，一部分是参加过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干部，约有一百多人。这些同志大多是党中央从延安派出来的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干部和在当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干部，一部分是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这些大城市沦陷前后撤退出来的白区党的干部，多数是知识分子。这两部分干部是部队的主要骨干。再就是在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中新涌现出来的一大批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此外，钱瑛同志也给我们输送了一些干部。党从重庆还派来了一些干部。我们对干部的使用，是任人唯贤，人尽其才。为数不多的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大都放在团以上主要军政领导岗位。他们在作战和建军中起带头和骨干作用。同时又配备了一批有党群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主持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参谋工作。由于五师部队发展很快，需要的干部越来越多，我们又通过办教导队、抗日军政大学十分校，培养了大量新的军政干部。这些人年轻有为，朝气蓬勃，富有创造精神，经过老同志的传帮带和实际工作的锻炼，很快就成长起来了。总的来看，五师在处理新干部和老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关系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这里我还要说一下，五师知识分子干部是很多的，他们为五师和根据地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五师干部来源这样广泛，各自出身不同，工作环境各异，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都能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互相爱护，团结一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努力奋斗。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干部的团结，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写史时，应加以充分反映。应该把竹沟的作用写够。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河南省委机关曾设在竹沟。竹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中原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一个立足点，又是新四军发展的出发点之一。新四军4支队8团队，新四军第四师和第五师的基干部队，都是从这里出发，汇合各地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河南省委在这里办过教导队、党训班，先后培养了三千余名青年干部，扩大了留守处的基干武装部队，对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开展了很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刘少奇同志领导中原地区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时，在竹沟住过一个时期。在竹沟工作过的还有朱理治、陈少敏、彭雪枫、王国华等同志，健在的有周骏鸣、张旺午等同志。七里坪留守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坚持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的经二十八军是在这里集结后东进抗日的，5大队、6大队也是从这里开始发展起来的，湖北省委在这里还培训了一批干部。应城汤池在聚集革命力量、培训党的干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等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对于湖北省委在七里坪和汤池时的工作，历史上都应作相应的记载。五师和鄂豫边区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积累了丰富经验，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但是，五师和鄂豫边区在发展过程中也有失误，也有教训，写历史对这方面也不应当回避，这样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1944年初，有个别同志一度认为五师战斗太频繁，边区根据地发展太快，因而提出了“以巩固为中心”的工作方针，强调要“减少战斗频繁”，实际上是搞收缩，影响了根据地的扩大和部队力量的发展。当时，对此是有争议的。开始我没看出这个方针有什么问题，后来跑了一些地方，看到根据地被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抢占去不少，觉得不对头，就怀疑这个方针了。尽管有许多同志反对这个方针，但没有彻底纠正过来。同年日寇发动河南战役之后，在片面强调“以巩固为中心”的思想影响下，我们有一次很大的失误，没有集中主力沿平汉路向河南敌后发展。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日本帝国主义作垂死挣扎，妄图打通平汉和粤汉铁路线，发动了河南战役，打垮了国民党四十万军队。在三十七天中，占领了郑州和湖北老河口等三十八座城镇。这时，中央决定八路军太行、太岳、冀鲁豫军区各一部南下，新四军第四师西进，第五师向北发展。随后，中央根据鄂豫边区党委的意见，考虑到五师的财政困难和干部短缺等问题，同意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以原地区巩固为主，发展河南及湘鄂赣工作为辅的方针，但是仍然希望我们能相机沿平汉路向北发展，以求和华北的八路军打通联系。我们由于只注意了巩固原地区，没有派大部队向河南发展，仅派了一支一千二百人的部队进到豫中嵖岈山一线。虽然开辟了淮北新根据地，恢复了孤山冲一带老根据地，以后又争取了国民党河南游击13纵队程耀德五千人的起义，但是没有很好地完成向河南发展、控制中原的战略任务。我们在鄂豫边区，原来天天讲“孤悬敌后”，总是千方百计想和华东、华北根据地打通，敌人发动河南战役后，为我们造成了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的好条件，我们没有全力以赴的去发展，失去了和华北联成一片的机会。那时湖北的形势，留一万人是那样，留两万人、留五万人也是那样。在讨论发展河南的会议上，我很欣赏张执一同志的那一炮。他说要“倾巢而出”！这当然是极而言之的话。如果当时能派出足够兵力发展河南，我们不仅能同华北根据地打通，而且还能进一步壮大自己，扩大回旋余地。写历史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既要写成绩，又要写缺点。写成绩，不要写成“老子天下第一”；写缺点，也要恰如其分。这样才符合历史实际，内容也显得丰富。在写党内矛盾和分歧时，要讲怎样正确解决这些矛盾和分歧，总结历史经验，使我们党和军队更加团结。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进入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时期。蒋介石依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经过长期的准备，扬言要在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全部人民解放军。我们党由于采取了正确方针，自己的力量发展很快，到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人民解放军已有一百二十多万，除了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解放区，形成了六个大的作战区域，即晋冀鲁豫、华东、东北、晋察冀、晋绥、中原六大解放区。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因此，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如果有人认为中原突围就意味着失败，那是因为不了解历史情况。中原解放军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原新四军第五师和王震、王首道等同志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王树声、戴季英等同志率领的嵩岳（河南）军区部队，王定烈等同志率领的冀鲁豫军区水东部队组成的。1944年11月，王震、王首道等同志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率领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于1945年1月到达鄂豫边同五师会师。随后，又跨长江到湘鄂赣和湘粤赣边去开辟抗日根据地，以求达到北和鄂豫边区的五师、南和广东曾生同志领导的东江抗日纵队连成一线的战略目标。他们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以无比惊人的毅力和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南征北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日本投降后，由于时局和中央部署的变化，他们又北返，和我们在中原重逢。王树声、戴季英等同志率领的部队，也是经过艰苦奋战才从嵩岳地区到达桐柏山区的。三支主力部队会合后，正式组成中原军区。这儿支兄弟部队互相学习，互相支援，团结一致，并肩战斗。在1945年8月至1946年6月的十个月时间内，中原我军的六万英雄儿女，把国民党30余万军队牵制在中原地区，这就有力地支援了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兄弟部队，为做好迎击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赢得了宝贵时间。如果不是为了牵制敌人，当我们结束了桐柏战役后，部队一直向东走，最多五天就可以到达苏皖解放区。那时跟在我们后面的国民党部队只有一个军，打过去亳无问题。后来突围，是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行动的，是有准备有计划的战略牵制和转移。1945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时，准备让出的八个解放区就有湖北和河南。随后，我们让王震同志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请示行动方针。毛泽东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国民党反动派对待我们的原则是，能消灭的则坚决消灭之，现在不能消灭的则准备条件将来消灭之，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还估计到中原解放军是要吃苦的，要准备做出重大的牺牲，但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非常及时，非常正确，使我们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保持了清醒的头脑。1946年突围前夕，毛泽东同志在6月23日的电报中说：“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我们突围后，毛泽东同志又在7月15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我们打电报，对这次突围作了正确评价。他说：“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亳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三个月总结》中又说：“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以中原突围为起点，截至1947年2月，中原解放军又在敌后转战了八个月，继续牵制了国民党24个以上的正规师和大量保安团队，既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作出了贡献，又紧密配合了华北、华东各兄弟部队的胜利作战。我们能够胜利地突出了敌人的重围和创建新的根据地，这是因为我们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一支党领导的坚强的部队和支持我们的人民，有兄弟部队的支援和配合，还有各地党组织，尤其是陕南、关中党组织的接应和配合。中原突围战役中，广大指战员为了解放战争全局的胜利，英勇奋战，作出了重大牺牲。在国民党几十万部队重重包围的极其险恶的情况下，还能保留下来近两万人，这是很不容易的。张才千、李人林同志率领千余人，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越汉水，跨长江，进到湘鄂西部地区，王定烈同志也同他们转战大江南北。皮定钓同志率领几千人向东突围后，胜利地进入了苏皖解放区。张体学、何耀榜、刘名榜、熊作芳等同志率部在大别山地区，刘昌义等同志率部从鄂西北到皖西地区，罗厚福等同志率部在鄂西北地区，文建武、汪锋等同志率部在豫鄂陕地区，还有一些同志率领小股部队分散在中原地区。他们都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在极其艰苦和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坚持和开展了游击战争。这些保留下来的经过千锤百炼的党的干部和武装力量，后来又在反攻中原、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中立下了新的功绩。严格检查起来，在准备和实行突围的过程中，也有缺点和错误，这主要责任在我。首先，在突围前对全国迅速发展的形势认识不够，估计不足。中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他们决不会甘心让我们呆在这里的。对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我们是有认识的，对他们要打内战是有思想准备的，尤其是王震同志从延安回来传达毛主席指示以后，思想上更明确了。其他解放区可能会有一段和平时期，而中原解放区则不可能，必须立足于打。但是，当国民党的三十余万军队，把我们包围在方圆仅两百里的宣化店地区的时候，个别负责同志曾散布失败情绪，说什么“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打也打不赢，走也走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领导干部中加强对形势的研究和分析，正确估计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统一思想，克服错误思想情绪，坚定胜利的信心，并动员军民充分做好打的准备，但当时这一点做得很不够。其次，在突围前，对地方党组织、政权、群众工作怎样积极转入地下，缺乏周密准备，抓得也不得力，尤其是对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认识不足，部署也不周到，因此根据地受到的损失比较大。这些经验教训都应该总结。对中原突围，如果由于不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有些误解，可以原谅。但如果离开历史实际，凭想象说东道西，就不妥当了，既不利于党内军内的团结，也对不起在突围中死难的烈士。编写战史和革命史，特别要注意的是：既要把历史事实讲清楚，又要有利于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这是至关重要的。这就要认真坚持党性原则。任质斌同志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新四军第五师是怎样成长壮大和完成她的历史任务的？》对五师的历史和经验作了很好的概括。在五师和鄂豫边区工作过的健在的老同志很多，做编写工作的同志，可以去人或去函了解，请他们回忆当年的情况。由于事隔几十年，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能回忆起来的也不一定很准确。上面讲的几个问题，供写五师战史和鄂豫边区革命史的同志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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