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老航校副厂长回忆在黑龙江密山艰苦维修飞机往事

【前言】

本文以原东北老航校修理厂副厂长，曾任北空航空工程部顾问的刘子立同志回忆内容，经本文作者结合相关史料修改成文。为保证历史的客观与真实性，本文均以主要回忆者刘子立同志“我”为主。

回到延安的新疆航空队员合影，中间左三为刘子立同志

【正文】

1946年7月11日，我们新疆航空队的同志，在党中央的营救下，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革命圣地延安。长期的狱中生活，使很多同志的身体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说：“你们终于回来了，这很好。现在我们在东北建立了一座航空学校，你们在这里先休息三个月，恢复一下身体，然后到东北的航空学校去工作，那里很需要你们。”大家听说很快就要到自己的航校去工作了，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形势比较紧张，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们对我们说：“由于当前形势比较紧张，中央决定让你们提前到东北航校去工作。一路行军和到航校后的生活都是比较艰苦的，相信你们一定会胜利完成中央交给你们的重任。”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后，我们原航空队的二十几位同志略作了一下准备后，在1946年九月底就踏上了前往东北的征程。

新的万里长征

我们原计划从延安出发后，经张家口、承德到东北。但是过了黄河以后，中央通知我们，张家口已失守，要改变去东北的路线。于是，我们就改走山西，偷渡敌人封锁的同蒲铁路，经过长治、郸邯、邢台、德州、绕过济南，到达了山东的莱阳、烟台。从延安出发后，直到山东的胶东军区，我们一路步行，并且经常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绕过敌人的据点。虽然路上都有地方的同志护送，但一路确实是很艰苦的。

在胶东军区，我们住了十几天，由于山东敌我双方战斗很激烈，始终不能成行。于是，组织上决定，让我们从烟台坐船去大连。为了在海上躲过敌人，我们在船底躺了一天一夜才算到了大连。原打算由大连北上，由于受阻，又过海到了朝鲜的平壤，再由平壤坐火车到达我国东北吉林省的图门，1947年2月底到达牡丹江，1947年3月才胜利到达东安（现黑龙江省密山市）。

从延安出发时，那里还是一片碧绿，延河水欢畅地为我们送行。而到达东安时，我们见到的却是山河冰封，漫天雪花。我们历时六个月，经过几千里的路程，终于到了党指示我们的新的战斗岗位，心情无比激动。我于1935年经过长征，由江西到延安，参加了中国革命的伟大战略转移。这一次，我又奉党的指示，由延安出发，经过'新的万里长征'到了东北，从此开始了我为人民空军事业而战斗的新时期。

1947年3月东北老航校部分领导同志

新的战斗岗位

到东安航校后，领导上把我们原在航空队搞机械的十二人，编入了航校机械教员训练班，学习日式飞机发动机的构造、性能和熟悉航校情况。过了一个月左右，我和吴峰同志被分配到机务处修理厂。从此，我就在这个新的战斗岗位上，开始了修理飞机的工作。

航校机务处共有三个工厂：机械厂、修理厂、材料厂。这个修理厂是我军空军历史上的第一个飞机修理厂，主要任务是修复日本投降后，收编的原侵华日军空军林弥一郎（林保毅）大队，和在东北各地搜集起来的破烂飞机还有零部件，保证航校的飞行训练。

当时修理厂厂长由机务处副处长徐昌裕同志兼任，副厂长为熊焰同志。修理厂下设四个股：飞机修理股、发动机修理股、附件修理股、工务股。发动机修理股股长为吴峰同志，我是飞机修理股股长。1948年上半年，我改任修理厂副厂长。

东北老航校学员在“九九高练”飞机上单飞

修理厂当时有近百人，有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其中日本人主要是收编的原侵华日军空军林保毅飞行大队的。工作、生活条件都很艰苦，吃的大部分是杂粮，厂房也很简陋，没有暖气设备，只能用大油桶烧木材取暖。

因陋就简艰苦奋斗

当时我们修理的飞机都是缴获和搜集来的日本飞机，主要是九九高级教练机（简称九九高练）、双发动机高级教练机（简称双发高练）、重型战斗机（简称重战）。当时修理飞机，不仅缺乏技术人才，也缺乏器材和零部件。器材的主要来源，是日伪投降后派人到各地城乡和机场附近的老百姓家里搜集来的破烂器材。

东北老航校的同志收购老乡驴车上的飞机轮胎

1948年春天，当我军围攻长春时，我和几位同志一起从东安到长春西南的围城指挥部，在那里，我们等了十几天，准备在进城后搜集一些器材。后来由于我军决定对长春围而不打，我们只好到城外的一个旧机场去找，结果没有找到什么东西，只是在机场附近的老百姓家中找到了两个破烂仪表带了回来。

当时的修理办法主要是拆东墙补西墙，由于很少有完好的零部件，所以只能是把一些破烂器材或零部件上的有用部分拆下来，然后移到其它可用的器材或零部件上去。比如机身或机翼的哪一根筋骨或横条坏了，就把另一架不能修复的飞机或机翼的那一根筋骨或横条拆下来，再接到要修的飞机上。

东北老航校几架飞机共用一副螺旋桨

当时修飞机蒙皮用的铝皮很缺，没有新品时，也是从破烂飞机上揭下同一位置的蒙皮，再铆到要修的飞机上去。修理导管线路也是如此，导管坏了，没有新品，也找不到同样长的导管代替，就只好把原导管坏的部分切掉，再接上一段来使用。电线坏了，由于没有新线更换，只好用旧线去接，接头用胶布粘好。有时，连胶布也没有了，只好到医务所要一块医用胶布代替。

当时，修理飞基本上是手工操作。如修理飞机蒙皮，打铆钉眼，都是用手摇钻。把眼打好，铆钉装上后，一个人把顶铁伸进机翼里面把铆钉顶住，另一个人用冲子和锤子敲打，把铆钉钉好，然后再用铝等做个小活门，把伸到机翼里面用顶铁顶铆钉时留下来的那个眼封住，小活门是用铁钻子插住的。

东北老航校的同志们采用“东拼西凑”的方法组装飞机

在修理发动机时，如果哪个气缸漏气或哪个气缸上的气门漏气，也是用手工方法进行研磨的。即用一个旧活塞装上涨圈，涂上细油纱，在活塞上再装一个旧拉杆，然后把活塞装进气缸里面去，用手握拉杆的另一头，来回上下拉转汽缸里面的活塞进行研磨。这样做虽然效率不高，也很费力气，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只能采用这种办法。

东安机场是过去日本鬼子的一个前线土道机场。机场上没有房屋和设备，只是在机场周围有几个放小型飞机的半地下的小洞库。修理厂到机场的路，是一条三里长的需要上下坡的土石路。修理厂修好的飞机都要送到机场上，九九高练机修好后，要组织二、三十人用半天的时间才能推到机场上。

但修好的双发高练和重战机，由于机身、机翼长，轮距宽，也比较重，人推的办法就不行了。于是，我们只好把两台平板马车用绳子连结起来，在车板上垫上棉被，把机身或机翼抬上去，用绳子绑好。

东北老航校的同志采用将飞机“大卸八块”的方式装上马车拉运

两个人在车前面牵着马走，车两边的人用手扶着飞机走。有一次，我们用这种办法拉一架重战机去机场，不巧马车刚过一座小桥，后面那辆马车的两个轮子就歪掉到路边的山沟里去了。于是，我们只好马上回工厂叫了一些人来，把车轮子从山沟里拣到路上来，最后才把这架飞机送到了机场。

那时，把一架飞机的机身、机翼分别拉到机场去，几十个人得用一整天的时间，而且还顾不上吃中午饭，得饿着肚子。但是，当我们修好的飞机，终于停放到机场上时，大家都高兴极了，饥饿和劳累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在机场修理飞机都是在露天进行的。为了赶修飞机，夏天冒着烈日酷暑，冬天冒着风雪严寒。下小雨从不停工，雨大了才进洞库躲躲，雨稍小一点就又顶着雨干起来了，同志们从未叫过苦。就这样，我们修理厂在航校党的领导下，全体同志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千方百计想办法，克服了种种难，把日伪投降后搜集到的几十架飞机，绝大部分都修理好了，保证了航校飞行训练任务的需要。

东北老航校因飞机轮胎不够，采用互相拆用的方式保证飞行任务

1948年年底，沈阳解放了，我奉命到沈阳三厂（沈阳东塔附近，日伪时期叫'满飞'，解放后叫'一一一厂'）任厂长，当时给我们的任务是制造自己的飞机，就这样，我结束了在东安的战斗生活。

【结语】

刘子立同志：原名廖经广，1916年出生于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崇贤乡霞光村一户贫苦农家，1930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193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2月入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历任红三军团六师十八团三营通信员、班长、陕北兵站医院政治指导员。刘子立同志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还参加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他随队入新疆航空队学习，毕业后任飞机修造厂机械员。1942年2月，航空队集体被新疆国民党盛世才部逮捕入狱，后由党中央营救出狱。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东北东安东航校飞机修理厂指导员、副厂长，沈阳军区空军第三飞机修理厂厂长、书记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子立同志曾任北京军区南苑飞机修理厂厂长、党委书记，空军航空工程部副部长、党委书记，南京军区、武汉军区空军航空工程部副部长、部长、党委委员，军委空军后勤部航空器材部部长，北京军区空军航空工程部顾问兼组长等职。1983年12月离休。1988年，刘子立同志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刘子立同志于2002年9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向老英雄致敬！向我们那些勇敢且坚韧的先辈们致敬！

毛主席为初建的人民空军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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