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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只有一个儿子戴藏宜，在上海大同大学读过两年书，在戴藏宜20岁时，戴笠想让儿子娶军统骨干王天木的女儿为妻，戴藏宜执意不要。戴笠勃然大怒，把戴藏宜软禁在南京，叫袁伦立(浙江警官学校正科三期学生)教读英文。后来，戴笠妥协，让戴藏宜娶衢州郑中瑞的女儿郑锡瑛为妻，并办了一所树德小学，让戴藏宜当校长。 戴藏宜从来没有担任过实职工作，依靠其父戴笠的权势，差事都是挂名的，比如第三战区督导组专员、江山县参议会参议员、江山县银行董事长、交警总局少将专员。 1946年戴笠死后，军统内部瓜分戴笠遗留的财产，戴藏宜争夺到两辆汽车和上海旧贝当路一座花园洋房，戴藏宜与娘舅毛宗亮为争夺周佛海贿送戴笠的100条黄金大打出手，闹得不可开交。 戴笠死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都先后召见了戴藏宜，并发给他1万元美金。戴藏宜以纪念藏笠为名，在衢县汪村原国民党衢州机场宿舍，圈地数百亩，,办了一所“雨农中学”,由梅乐斯、胡宗南、汤恩伯、杨虎、姜绍谟等人为校董，戴藏宜任校务主任。戴藏宜借此招摇撞骗，经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微寒陪同，向中国银行杭州分行经理金润泉，以开办学校为名，一次骗取了经费5万元。 1946年10月，戴藏宜向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微寒处领取步枪100支、卡宾枪10余支，加强了他的特务队的武力。军统改组为保密局后，局长郑介民、毛人凤看在死去戴笠的面子，对戴藏宜也不安排具体的工作，任由其在地方胡作非为，戴藏宜也乐得逍遥。 不过，戴藏宜的好日子并没有过几年。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戴藏宜清楚自己民怨极大，整日仓惶不安，最后他把家里的黄金，美钞，银元，枪支装在17个特工夹层皮箱里，带着妻子郑锡英和三子一女，还有十多个仆人，坐着轿子前往福建蒲城，打算在蒲城利用保密局东南办事处的旧关系去台湾。可是这个戴藏宜实在纨绔，都到了这种危急时刻了，他还是一点苦都不愿意吃，慢悠悠地坐着轿子赶来，等他到了福建蒲城，当地的保密局特务早都跑的一干二净，戴藏宜多年搜刮的钱财，被一群国民党溃兵抢夺一空。 不久后，解放军进入蒲城，将戴藏宜一家抓获。在关押期间，戴藏宜竟然抛下妻子儿女，趁看管松懈的时候，撬开窗户逃跑了。 戴藏宜不死心，又到处寻找去台湾的机会，可是当时多少国民党大员想逃去台湾都没有门路，何况戴春榜这个落魄的挂名少将呢，他去台湾的企图落空了。 于是，戴藏宜和叔叔戴春榜混迹在一起，潜回江山县保安镇，纠集匪徒柴春林、戴仁、徐增亮、刘金海、管达富、纪良英、毛良高等人，组织匪特武装部队近千人，盘踞在江山县的镇山坑等地。 这个戴春榜是戴笠的同胞弟弟，戴家家境败落以后，戴春榜到江山戴三和南货店当学徒，以后又到江山县清湖镇万信顺过塘行当伙计。戴笠得势后，1936年把弟弟戴春榜交给了西安警察局局长马志超，给了一个税务征收处处长的肥缺。 戴春榜为人贪婪，在任上搜刮民财,中饱私囊。西安事变后，戴春榜跑到甘肃，当过三个月的景泰县县长，由于名声太差，不得不前往重庆。接着，戴春榜由戴笠保送成都中央军校高教班受训，期满后派为“军统局”兰州办事处主任。 之后，戴春榜又跑回江山县保安镇，挂名“忠义救国军”少将参议。抗战胜利后，戴春榜挂名京沪、沪杭两路局警务处少将专员，长期住在保安镇。依仗戴笠势力，戴春榜自称“二老板”，强霸农民土地，仅1946年一次就圈地500余亩办了一个所谓的“雨农农场'，无偿地据为戴家产业，成为独霸一方的大地主。 1949年，解放军渡江后，戴藏宜和叔叔戴春榜纠集的土匪武装负隅顽抗，但很快被剿灭，两人又分别逃跑。 戴藏宜逃跑后，由于搜捕力度加大，东躲西藏的他挟持了一位农户的儿子，躲到了大山里面，让农户给他带消息送食物，每天给他买报纸，通过报纸获取外面消息，农户为了儿子的安全没办法一直给他送消息。 一天农户去买报纸正好碰到了戴藏宜的老师，这个举动引起了戴藏宜老师的关注，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户为什么买报纸呢，他想肯定是有古怪，上前与农户交谈套出了戴藏宜的消息，马上把这个消息报给了剿匪委员会，剿匪委员会马上展开调查，在保证农户儿子安全的前提下趁戴藏宜睡着的时候再次把他逮捕。 戴藏宜被抓后，交代了自己的枪支，无线电台，还交代了自己在家乡创办小学自任校长，专门蹂躏学校女教师的罪行，戴藏宜最喜欢霸占结了婚的女教师，甚至亲戚也不放过。鉴于他屡次逃跑，罪大恶极，最后被判处死刑。 后来，罪大恶极戴春榜也在江西广丰县鏊峰乡被抓获，1951年12月，被公审后枪毙。 1953年，对情报工作很不满意的蒋介石，想起了戴笠，于是叫来保密局长毛人凤，让他派人将戴笠在大陆的后人接到台湾。毛人凤派遣保密局潜伏级别很高的特务陆秉章，给戴藏宜的妻子郑锡英改名沈凤英，带着戴藏宜的两个儿子戴以宽，戴以昶前往台湾，另一个儿子戴以宏及女儿戴眉曼留在了大陆，受到人民政府的善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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