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政扬（1925—1966），字照蕴。浙江海宁硖石人。1945年考取光华大学中文系，1946年转燕京大学中文系。1950年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是新中国第一届古典文学研究生，师从孙楷第先生。1952年毕业后，任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讲师，主讲中国文学史、宋元文学史、元曲等。1966年9月7日逝世，年仅41岁。许政扬先生以校注《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名世，其他遗著于1984年被编为《许政扬文存》。许政扬先生精通宋元文学史，被誉为“独步两宋”。许先生学问专精而博学多才，他在上大学时就已熟练掌握英、法、日三国语言，1949年后又自学俄语；他对中国传统绘画有独到的识见，讲宋元文学时，经常以宋元绘画参证；许先生还雅好篆刻、音律……其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也给了学生、子女很深的影响。值许先生逝世57周年之际，“文化名人与百年南开”栏目推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许檀教授的文章《怀念我的父亲许政扬》（载于2015年10月16日《南开大学报》），以飨读者，亦资纪念。今年是家父诞辰90周年，他离开我们已将近50年了。1966年，我13岁，上初中一年级；妹妹8岁，上小学一年级。如今我已年逾花甲，而对父亲的记忆却永远定格在童年时代。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并不是一个孤傲、严肃的学究，而是一个多才多艺、充满生活情趣的人，是一个为我们的启蒙倾注了无限心血和智慧的好父亲。那时我们住在北村，华粹深伯伯是父亲的挚友，也是家里的常客。华伯伯是皇族，和父亲同在中文系任教，是戏曲专家。他每次来，常和父亲一起谈戏曲，听唱片。高兴时，父亲会吹上一曲。书房的墙上挂着一笛一箫，印象里父亲好像更喜欢吹箫。 父亲也喜欢画画，漫画、素描、水墨俱佳。记得小时候教我画画时，他也会画上一两幅，如若满意就镶入镜框挂上一阵。有一次他来了兴致，要研墨作画。这次不是用宣纸，而是用牛皮纸。原来是要临摹《宋人画册》，因为古画是绢本，与牛皮纸颜色相近。画好后，将牛皮纸剪成圆形，镶入镜框，挂在书房墙上。华伯伯来访时，发现墙上换了新画，很是吃惊，问道：你怎么舍得将《宋人画册》拆了挂到墙上？父亲不无得意地说：你再仔细看看。端详半天，华伯伯才发现是以假乱真，于是让父亲再临一幅给他。《宋人画册》是一本父亲十分珍爱的画册，为郑振铎、张珩、徐邦达所编，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7年出版，定价100元，这在当时是很贵的价钱。据母亲说，整个南开大学只有两册，一册是图书馆购入的，另一册是父亲私人购买。父亲对《画册》非常爱惜，每次翻看都会戴上手套，以免弄脏。由于画册很重，还专门定制了一个放置画册的支架，可以支在床上细细鉴赏。记得当年家中除《宋人画册》外，还有《敦煌壁画》《清明上河图》以及林风眠的画作等，这些画在“文革”中都被抄走，所幸《宋人画册》在发还抄家物资时被追回，而其他则都不知下落了。父亲的手很巧，似乎没有他不会做的东西。大约是1964年，当时半导体收音机刚出现不久，买一个很贵。父亲找来线路图，开列了购物清单，请人把零件买回来，在家里自己组装。不久，我们就能用他攒的收音机听广播了。近日整理父亲遗物时，在一个小小的笔记本中，发现了父亲当年绘制的线路图及购物清单，时隔半个多世纪，它竟意外地被保留下来了。父亲还做过很多手工艺品，泥塑、核雕、木雕、塑编等。泥塑是从我们住所旁的小河边取的胶泥，掺入一些剪碎的麻刀（父亲说，这样可以防止干裂）和匀，捏成泥人和各种小动物，待晾干后，再勾勒着色。现在家里还保留着当年父亲所做的一只小花猪和一只黑猫，历经50多年，虽然不免磨损，但确实一点也没有开裂。当年北村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桃园，我们常在那儿捡从树上掉下来的毛桃，父亲将桃核稍加修饰、粘贴，做成戴耳环的非洲女孩，蹲在木桩上的小猴子等。木雕作品中我印象最深的是绿色草地上的一对仙鹤：大的一只亭亭玉立，长长的双腿是用织毛线的竹针截成的；小的是只幼崽，蜷卧在妈妈脚下；绿色的草地是用丝瓜瓤染成的。可惜这些作品都在“文革”中遗失和损坏了。父亲还曾为我们设计服装，那时家里订有《装饰杂志》，父亲会参照其中的图样作设计，我们毛衣上的花、手套上的小动物，都是父亲绣的。记得妹妹四五岁时在百货大楼旁的新联照相馆拍过一张照，穿着橘黄色镂空毛背心和彩条短裙，这张照片被放大到一尺多，在照相馆的玻璃橱窗中摆了好几年。小学四年级时父亲为我做的一条素花连衣裙，是参照《装饰杂志》上的样式剪裁，请阿姨缝制的，腰间配有一条红色的宽腰带，既雅致又俏丽。“六一”儿童节演出时，班上的女同学常常想和我换裙子穿。到“文革”时，她们反过来批判我穿奇装异服。 1963 年许政扬夫妇与长女许檀、 次女许棉于上海父亲留给我们的另一个记忆，是儿时的启蒙教育。在学校教育之外，他会给我们增加一些家庭功课：年幼时背唐诗、练字、画画，小学五年级增加了古文，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又添了英语。 背唐诗是幼儿园时的功课，对此我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倒是记得妹妹三四岁时已能背诵数十首，1961年暑假全家回硖石老家，她的唐诗表演被家族的长辈们大大地夸赞了一番。练字还有一点印象，先是描红，继而临帖，书法是我不太喜欢的，始终进步不大。画画相对比较有趣，父亲最初教的是类似动漫的画法：画老鼠，“先画一个蛋（椭圆形，一头圆一头尖），再画一个蛋”，大的是身子，小的是脑袋；在脑袋上加上眼睛、胡须和耳朵，在身上勾出4条腿和尾巴，一只活灵活现的小老鼠就跃然纸上了。稍大一点开始学水彩，我的一幅涂鸦——两只小白兔吃萝卜，似乎颇得父亲的赞赏，被放在镜框中挂在书房墙上，这自然更增加了我的兴趣。 小学五年级时，父亲以《古文观止》作为教材，要我每周背一篇，一年时间大约背了四五十篇。每个星期日的早饭后，父亲将当天要背的文章大意讲授一遍，然后让我诵读，直至可以背诵。我的记忆力从小就不好，念了二三十遍仍然不能流利地背诵，所以这是我最不喜欢的功课。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以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考入南开历史系，阅读古籍时似乎并未感到特别困难，应是得益于当年这几十篇古文打下的基础。 大约是1964年或者1965年，吴廷璆先生的公子吴宏明在《少年文艺》上发表了一首诗歌，父亲特别为我作了讲解。具体内容完全记不得了，但父亲对他的褒扬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正是在那一刻，我有了一个小小的梦想，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有作品发表，让父亲引以为豪。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并不总是严厉刻板的，有时十分快乐。 应该是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为了让我尽快地掌握常用成语，父亲做了一副成语扑克。他把四字成语拆分为两部分，分别写到不同的牌上；每张牌上有4个字，即两个成语的各一部分。扑克牌是用灰色卡片纸做的，约有50余张。玩的时候，凡碰到对方所出牌上的字与自己手中的牌能够凑成一个成语即可出牌，谁先将手中牌出光就算赢了。因为有趣，每天都会缠着父亲玩一会儿。一开始我总是输，很快地，偶尔也能赢一两次，自然兴致更高。这样，短短一两个月时间，我已将这一百多个成语记得滚瓜烂熟了。八九十年代，我常常特意到卖扑克的柜台去看看，有无类似的扑克出售，但始终没有见到。我想如果有此类扑克出售，一定会卖得很火。 在妹妹的记忆中，快乐的时光更多。那时她还小，每天从幼儿园回到家，最高兴的就是听父亲讲故事。据她回忆：“《西游记》《水浒传》都是那时候听爸爸一回一回讲的。爸爸说书绘声绘色，把孙悟空、猪八戒、武松等讲得活灵活现。第二天，我会把前一天听到的故事讲给幼儿园的小朋友听”，因而特别受老师和同学喜欢。“那时爸爸的病已经很重了，下午多半卧床，我坐在床边，有时候他讲累了，忽然停住说：'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正听到兴头上，哪里肯停下。于是，赶紧端茶送水，央求爸爸再讲一回。小时候能偎在爸爸身边听他讲故事，是我最喜欢的。” 父亲很善于发现孩子的潜质，注重因材施教。在发还“文革”抄家物资时，我们领回了两件特别的东西：一件是前述的《宋人画册》；另一件是一把儿童小提琴（1/4型），这是父亲专门为妹妹买的。妹妹小时候乐感很好，无论是口琴，还是儿童钢琴，一般的曲子她一学就会。据她的回忆：“爸爸有心培养我的音乐兴趣，一直想为我找一名专业教师。大约是1965年，爸爸住进了灰堆的肝病疗养院，在那里结识了几个文艺界的病友。一个星期日，妈妈带我们去看望他，还带去了亲手制作的礼物。爸爸十分高兴，对我说：'已经给你请好教小提琴的老师了’。他带我去见了一位小张阿姨，算是拜师。约好等小张阿姨病愈出院，我就可以上门学琴了。不久，爸爸就托人买了这把儿童提琴。可惜没过多久，'文革’开始了，学琴成为泡影。30年后我到了美国，买了钢琴，先是自己跟老师学，后来陪儿子练琴，终于圆了儿时的音乐梦。10年前回国探亲，我把小提琴带回美国，常拿出来看看，睹物思亲，永远忘不了爸爸的音容笑貌。” 突如其来的“文革”摧毁了我们的幸福生活。父亲在中文系作为李何林“反党集团”的一分子被批斗的同时，附中的红卫兵小将也闻风而动，我在学校被作为“黑五类”圈了起来，同样遭遇的同班同学有10来个。我所在的初一·三班有一批河北省委干部的子女，“文革”中对老师和同学特别凶。8月23日是一系列厄运的开始，清早一到学校，班上的红卫兵头头不许我们这些“狗崽子”从教室前门进入，必须从后门爬进去。教室后面的墙报栏中，我们的照片和名字也像大学的“牛鬼蛇神”一样被打上红叉。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被要求每天学习“十六条”，揭发批判家长的问题。一个“革干子弟”还在我衣服背后用墨水写上“王八”二字，我不敢反抗，因为隔壁的初一·四班已经有一位出身不好的女生因顶撞红卫兵被剃了阴阳头。接着是抄家，从八月底到九月初至少抄了四五次。附中的红卫兵对文化的扫荡远比大学生更加无情和彻底，父亲的大量书籍、卡片被洗劫和践踏，字画被撕、瓷器被砸。最可恶的，他们还将床掀翻，把水和酱油之类泼洒在被褥上，使父母一连几天无法正常休息。 父亲的死讯我是在学校里得知的。红卫兵头头先问我：早上你见到父亲没有？我回答：没有。然后他向大家宣布：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许政扬“自绝于人民”了。我的脑袋“嗡”的一下，但马上意识到此时绝对不能哭，我低着头，拼命将涌上来的眼泪吞了回去。直到中午放学，我才被允许回家，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母亲告诉我，红卫兵不许她跟去火葬场。父亲的骨灰也因而没能保留下来。父亲的离去，使我的“黑五类”出身进一步升级，“自绝于人民”在“文革”中是一种最高等级的罪恶，这样的政治枷锁我们背了整整12年，直到1978年考入大学，才感觉到终于解脱了。记得父亲离开的前一天，曾对我说过：“爸爸是反革命，对不起你们；妈妈没有问题，你们和妈妈……”这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的话。那时的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此中含义，只是隐隐感觉有些异样。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父亲对妹妹也说过类似的话。当时，母亲已发现父亲的意图，特意把安眠药藏了起来，但还是没能阻止父亲的离去。年少之时，我曾一度对父亲的选择不甚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在他看似无情的抉择中饱含着对家人的爱，他天真地希望，他的离去能够使妻女摆脱厄运，可惜他想错了。父亲是1952年从燕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到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的。他开设过的课程主要有：中国文学史、宋元文学史、元曲等。据吴小如先生记载：“记得他初登南开讲坛，口授诸生唐传奇《李娃传》，把长安的每条街、每座桥，乃至邸舍方向、人物踪迹都描绘得巨细无遗，使听者如置身其间，恍如亲见……政扬平时谈话往往引而不发……但一登讲坛，立即忘倦，滔滔汩汩，虽一泻千里无难。不独诸生拳拳服膺，即听课的教师或朋友亦为之动容。”父亲讲课认真在中文系是出名的，他常常备课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他的讲稿是字斟句酌，经过反复推敲的。学生回忆说，“许师的课，最大特色是，只要你能'跟得上’，记录下来一看，就是一篇完整绝妙的论文。”可惜的是，家父的讲稿一点也没能保留下来。父亲在教学中不仅讲授知识，同时也传授治学的方法和路径。在1958年“拔白旗”和“文革”对父亲的批判中，最突出的一条就是“知识私有”。不过，从黄克先生精心整理的父亲讲授《元曲语释》的笔记中，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授课伊始，父亲即开宗明义地说：“我下面要讲的，不是元曲中某一个词汇的具体解释，而是碰到了难解的词义，有哪些求解之路可寻。”据黄克先生归纳，课程内容分为两大部分：“即评介有关的二十四种参考书为我启蒙，提供八个元曲语辞的释例为我示范”。这二十四种参考书分四类：(一)方言、俗语；(二)市语、隐语；(三)蒙古语、女真语；(四)名物制度。每一种书，分别介绍作者、成书年代、内容分类、学术价值等，并列举数例以反映该书之特色。父亲还特意从图书馆借出一些相关书籍以作展示。如《匡谬正俗》一书，黄克先生的笔记中附记有：“今自图书馆只借得并不甚佳的《艺海珠尘》本，在第七函中，第二册即是。又借到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本，由秦选之校注，据云'余所据本，为卢雅雨氏原刻，盖继宋人雕版之后首先翻印者，亦即孙星衍氏岱南阁本所出，并足珍贵’。”当时，父亲的身体很差，这些图书当是委托母亲去图书馆借来的。可以看出，对学生，父亲是殚精竭虑的，这样的倾囊相授即便在今天也难得一见。关于父亲的学术成就和研究方法，已有诸多学者进行评价。宁宗一先生在《回忆许政扬先生的学术研究》一文中写道：“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和理论研究往往相互隔阂，甚至相互排斥，结果二者均得不到很好的发展。许师却把二者纳入历史和方法的体系之中加以审视，从而体现了考据和理论的互补相生、互渗相成的学术个性。像《话本征时》这样专门考证一篇篇小说产生时代的论文，也显得血肉丰满、有理有据，无枯燥乏味之弊，而是灵气十足，真正达到了学识与才情的结合，广博与精深，新颖与通达等的平衡与调适。如果让我斗胆地概括一下许师研究古典文学的方法的话，那么我认为许师最大的研究特点在于：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的朴学，集其大成而创立了文学研究的历史主义方法，即以真实为基础，以考证为先行，联系和扣紧文本的外在因素（时代、环境、影响、作家生平等），同时保留对鲜活的作品本身的审美意趣和艺术的敏感与直觉。这无疑是一种灵性和智性高度结合的新实证主义的批评方法。”我第一次阅读父亲的全部论著，是在1980年代初为《许政扬文存》的出版整理誊录他的遗作之时。当时我最深刻的感触，就是父亲所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在经历了数十年天翻地覆的世事变迁之后，其学术价值丝毫不减当年。我正是从这里开始领悟到“学者”二字的真正含义。30年后重读《文存》，我仍有同样的感受。父亲令我钦佩的不仅是他的考证之详实、立论之精妙、识见之超前，更在于他的全部论著都经得起历史的筛选。其中或有并非尽善尽美之处，但是却没有当年那种简单化、庸俗化的生吞活剥，没有拉大旗作虎皮的装腔作势，更绝无趋势媚时之作。这正是一个学者最可宝贵的风骨与品质。 近日，在为《文存》再版重新整理父亲遗物时，我又发现了父亲的几份手迹，虽然多属残稿，但也弥足珍贵。其中包括北宋汴京的手绘地图，以及《宋东京宫阙坊巷考》资料抄录稿5册。《宋东京宫阙坊巷考》应是一项较大的研究计划，为此父亲准备进行较全面的资料收集，这是以往各位前辈未曾提到过的。遗憾的是，此项工作仅仅开了一个头就戛然而止了。父亲的考证功力，他的博学，是极为周汝昌先生称赞的，甚至曾说“他博极宋元两代一切典籍，精于诗词曲语的考释，当世无可比者”。而父亲为此所做的资料积累工作，则像“埋在地下的房基，在砌墙以后是看不到的”。这些残稿，就资料而言或许并无特殊价值，但给我们的启发和教益大于它本身，学术大厦正是由这样的一块块砖石层垒而成的。 生命虽然短暂，学术精神永存。亲爱的父亲，永远是我心中的楷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