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sir整理 杨绛 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 杨绛，原名杨季康，是杨荫杭之女，祖籍江苏无锡，钱钟书之妻。擅长于翻译、文学著作、戏剧等。著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等，翻译了《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西班牙著名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勒萨日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等。 5月25日凌晨，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根据先生遗嘱，火化后再发讣告。先生终于在天堂和丈夫钱钟书、女儿钱瑗团圆。 先生有着令人感动的平民情怀，她是钱钟书眼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文如其人，她的文字情真意切，朴实无华，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我们总能从中读出她的睿智和平静如水的心态。 当时，我记得恋爱的时候，我岳母家有一本发黄了的小册子书《‘倒影集’》，标价1毛7元。是爱书的岳母买的。我的爱人清清，捧着它连读了三遍。这是她们母女最吸引我的地方，家里有着浓浓的的书香情怀，于是杨先生从此在我心头，扎根发芽。极其喜欢干校六记，当然，也爱钱钟书，爱《围城》，他们仨是我们仨的榜样。永远。感兴趣的可以看我写的《我们仨》。链接地址：http://a.meipian.me/1pg8u2t  文字：梅子。傅踢踢。周冲。江sir。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杨绛译 这是英国诗人兰德的《我和谁都不争》。因为杨绛，为诸多中国读者所熟知。 有些人，见一面，你就知道，就是这个人了。 相见前，他是清华著名的才子，名气大，架子也大，像一个传说，在北平的文化圈里传过来，传过去。而杨绛，也是一个传说：“杨绛进入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欲求之当偶者70余人，谑者戏称为七十二煞。”他才冠三梁，她艳压群芳。这样的两个人，一见面，注定会发生一些什么。 1932年早春，清华大学古月堂门口，他们终于偶遇。当时钱钟书大褂著身，穿布鞋，戴老式眼镜，面容清癯，文学青年打扮，但目光熠熠，一开口，就能感觉到言语在发光。杨绛后来说，他机智幽默，智识过人，眉宇间“蔚然而深秀”。 而钱钟书，面对清华“七十二煞”，则觉得她温婉至极，又聪慧无双，他后来写诗，赞杨绛“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靧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一切就这样开始了。  所谓一见如故，已不足以说明。唯有一见倾心，才恰如其分。 然后便是书来信往。钱钟书文采斐然，情书撩人心弦，杨绛被迅速融化，两人终于谈到了终生。 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基博先生的手里。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看完喜不自禁。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父大赞：“此诚聪明人语！” 在钱父看来，杨绛思维缜密，办事周到，这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是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 1935年，两人完婚，牵手走入围城。 婚后，杨绛读到英国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把它念给钱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 杨绛答：“我也一样。”  所谓一见如故，已不足以说明。唯有一见倾心，才恰如其分。 然后便是书来信往。钱钟书文采斐然，情书撩人心弦，杨绛被迅速融化，两人终于谈到了终生。 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基博先生的手里。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看完喜不自禁。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父大赞：“此诚聪明人语！” 在钱父看来，杨绛思维缜密，办事周到，这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是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 1935年，两人完婚，牵手走入围城。 婚后，杨绛读到英国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把它念给钱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 杨绛答：“我也一样。”  杨绛父亲杨荫杭，是无锡著名的大律师。 钱钟书父亲钱基博，无锡人，中国古文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 出身名门，知书达礼，这种结合，正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两家人是真正的“皆大欢喜”。而除了身份的相配，二人才学、品行，亦在伯仲之间。 夏志清曾说：“2 0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一对像钱锺书和杨绛才华高而作品精、同享盛名的夫妻了。” 胡河清亦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杨降的书，我手头有几本，除了她翻译的《堂吉诃德》而外，其余《干校六记》、《春泥集》、《倒影集》，都是墨酣语畅的精品。尤其《干校六记》，朴实简白，笔调冷峻，无一句呼天抢地的控诉，无一句阴郁深重的怨恨，就这么娓娓道来一个年代的荒谬与残酷。 胡乔木很喜欢，曾对它下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杨绛的散文，是璞玉浑金般的存在。  图片：父亲和女儿。 女儿钱瑗一语道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 就连钱钟书自己也承认，“杨绛的散文比我好。”他还说，“杨绛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 而钱钟书，更是中国最优秀的学者与作家。 他记忆力超群，国外学者说他有“照相机式”的记忆力，一点也不夸张。稍有名气的古代小说，随便挑选一段来考他，他都能倒背如流，甚至连好汉们使的兵器，有几斤几两，都能背得出来。 1979年，将近七旬的钱钟书在美国访问，再次证实了自己的记忆奇才。  “天堂就在人的心里”——关于女儿。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儿，我们是妈妈的两个小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锺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 在这个民主祥和之家，无论钱瑗如何变换角色，她都是父母贴心懂事的好女儿。 1966年“文革”，钱杨夫妇先后被“揪”出，成了“牛鬼蛇神”。钱瑗担心他们，很想回去看看，但自己是党员，必须站稳“立场”…… 她心事重重，走过众目睽睽的大院时，贴出事先写好的大字报。回家后，她告诉自己的父母她已贴出大字报表态了，然后一言不发，紧挨着妈妈坐下，取出针线为妈妈缝制睡衣，又取出一包爸爸最爱吃的夹心糖，剥去一颗颗糖纸，把糖放入瓶里，将糖纸藏入自己的书包，生怕“红卫兵”发现“牛鬼蛇神”家倒出的垃圾里有“高级”糖纸，给父母惹来麻烦…… 真是无微不至，用心良苦！  1967年12月，她与1955年同入北师大的王德一结婚。在校读书时，钱在俄语系，王在历史系，但在同一幢文史楼学习，两人都酷爱绘画，一起在校美工队活动，毕业后都留校任教。这段美满婚姻遭到“文革”的“剿杀”：1970年5月王德一被诬“炮打林副统帅”，隔离审查、不堪受辱，悬梁自杀，给钱瑗烙下了一生的伤痛。 心灰意冷的钱瑗，此后有段时间对婚姻不是很积极，“我陪着爸妈！” “文革”期间，钱瑗帮助了一位被“红卫兵”勒令扫街的老太太唐云，钱瑗的热心和善良让她感动，唐把儿子杨伟成介绍给钱瑗和钱杨二老，希望能组成新的家庭。“我们都要走的，我们不放心你……”经父母的嘱托，钱瑗决心再婚，此后担起了孝女、贤妻和良母的责任，对她的继子、继女关爱有加。 “阿瑗是我平生惟一杰作”，女儿走得早，为母的不免唏嘘：只可惜“可造之材”未能成才，“读书种子”只发了一点点芽……告别会上，钱瑗的学生和同事都悲伤不已，外语系的师生恳请杨绛留下她的部分骨灰，埋在北师大一棵雪松的土下，春风化雨，以纪师恩。  她笔下的钱钟书： 钟书常自叹“拙手笨脚”。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1972年的早春，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早起，钟书照常端上早饭，还有他爱吃的猪油年糕，满面得色。我称赞他能蒸年糕，他也不说什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儿。我吃着吃着，忽然诧异说：“谁给你点的火呀？”（因为平时我晚上把煤炉封上，他早上打开火门，炉子就旺了，这一次不是）钟书等着我问呢，他得意说：“我会划火柴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饭。 有位外国学者读了钟书的《围城》后赞叹不已，打电话说要见他。钟书在电话里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下这个鸡蛋的鸡呢？” 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近邻林徽因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  在牛津，我怀上孩子了。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我住院期间，钟书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  钟书曾逗阿瑗玩，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瑗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瑗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阿瑗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 每天临睡前钟书都在阿瑗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钟书曾经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瑗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瑗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我们在牛津时，钟书午睡，我临贴，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 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独留人世间。 我是在父亲的引导下开始迷恋读书的，无论是中英文的都拿来啃，慢慢地读书成了我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我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 杨绛的文字大多不动声色，不示阴晴，平白朴素，又异常的简净从容。即便悲伤，也不会恸哭；即便是女儿钱媛去世，她在文字里也没有呼天抢地，大放悲声，而是用一种竭力的退缩和节制，努力维持着冷静而饱含苦痛的叙述，真切地传达着一位年迈的母亲，失去女儿内心无以复加的凄楚悲怆和无以躲闪的揪心疼痛。 读来几次落卷于案上，伏泣不止，欲放悲声。我第一次感到震撼——平白如斯的文字，竟可以产生这样巨大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国外的留学生活，干校的改造生活，文革风暴的缩影，对父亲和姑母的深情回忆，对女儿钱瑗一生的心疼追忆，对那些“披着狼皮的羊”的真诚感念……点点滴滴，娓娓道来。 她以简淡的文字，叙述着平凡的日子，看似不着气力，不事铺张，无数看似琐碎的细节描写，却如四月的春雨，于无觉中浸湿我眼，润泽我心。 我常常于枯坐中自问，对读书人最残酷的虐待是什么？以我心度之，莫过于辱没其尊严，使之斯文扫地了。 杨绛这样表达彼时彼境中一位文弱知识女性内心的豁达和不屈： 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有体面的人。” 杨绛纵然是一介柔弱的女子，却一样脊背英挺，不逊须眉，沉着秉持着一位真正的读书人的节操和匹夫不可夺志的气概，令人仰视。 在清华教书时，为了避开诸多无谓的会议，节约零散宝贵的时间，她拒绝接受一纸聘书，宁愿做一位卯上无名的“散工”。 在这个人人都想显身露面、不甘受轻忽的尘世上，杨绛说，我爱读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也企慕庄子所谓的“陆沉”。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盈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舒适，得其所哉。 她甘愿隐没于低处。许多别人如获至宝的东西，在杨绛却一文不值。在杨绛看来，真正的聪明是“站定原地运动，拴就拴，反正一步不挪。”大智若愚，韬光养晦，不张不扬，本色做人。 杨绛的世界又很小。小到只有他们仨——mom，pop和园o。他们在同一片屋檐下读书行文做学问，各安一隅，互不干扰。 他们互为父母，互为手足，彼此扶助，相依相守。不论风雨多大，天气多冷，他们仨偎在一起，就是一个可靠的家，天就很蓝，心就很暖，生命就充满了活着的乐趣。在杨绛娓娓而洁净的文字里，我读到了一个知识女性单纯而温馨的小世界。 杨绛的人生经历很丰富。她经历过三反，五反，鸣放，反右，四清，十年文革；下过干校，住过窝棚，扫过厕所，剃过阴阳头，戴过高帽子，游过街，出过丑，经历过很多人世变故，天灾人祸，但她总能处乱不惊，安然度过。 悲伤或是欢喜，逆境或是顺境，在杨绛的笔下终究都沉定为一种恬静与淡然。如夕照里朴素的芦花，如月光里静卧的村落。 记得《我们仨》里，这样写： 女儿独白：“人生在世，应爱惜光阴。我因住院躺在床上，看着光阴随着滴滴药液流走，就想写点父母如何教我的事：从识字到做人，也算不敢浪费光阴的一点努力。” 1996年，钱锺书与杨绛的独女钱瑗，患脊椎癌，住院时已是晚期。这年10月，她想起母亲说过要写《我们仨》的事，就要求把这个题目让给她，由她来写。当时，她只能仰卧，写字很困难，由护工移动纸张协助书写。 11月，医院报病危，钱瑗还在“爱惜光阴”，至1997年2月26日她写完前5篇，杨绛劝她“养病要紧，勿劳神”，而她实在也已力竭，就听话搁笔，5天后于沉睡中去世。 钱瑗走时，杨绛还得守着这个秘密去照料病榻上的钱锺书。白发人送黑发人，心里必是一片冰凉。待钱锺书走后，她只得一人续完《我们仨》，在一场时空错置的“万里长梦”中：“阿圆一再对我说：‘娘，不要愁，有我呢。咱们明天就能见到爸爸了。’”（《我们仨》） 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 而时隔4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 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 杨绛的亲戚讲述，她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喜欢买了大棒骨敲碎煮汤，再将汤煮黑木耳，每天一小碗，以保持骨骼硬朗。 她还习惯每日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 高龄后，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直到现在还能弯腰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活。当然更多的秘诀来自内心的安宁与淡泊。 对杨绛的阅读，暂告一个段落了。 但是对于杨绛的思考和理解，却似乎在掩卷的一刻才真正渐渐醉入。我一直坚信，一个读书人一生都会保有读书人最基本的操守和气节。 守住人的底线，唯真理与良心之首是瞻，做你该做的人，做你想做的人，写你想写的字。九蒸九焙，九死而不悔。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 回到开头，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