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宗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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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的“宗法制”
“宗法制”是按照血统远近以区别贵贱亲疏的制度。早在夏、商时期就有萌芽，但形成一种成熟完整的制度，则是在西周时期。宗法制的核心是“嫡庶有别，长幼有序。”嫡，是指嫡子，也就是正妻生养的孩子；庶，是指庶子，是其他妻妾生养的孩子。古代常说的“立嫡以长”，就是在正妻所生养的嫡子中，明确长子作为法定继承人。
嫡庶的划分，源于夏商周三代实行的“一夫多妻制”。周礼规定：周天子娶十二女，诸侯娶九女，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众多嫔妃、妻妾所生的一大堆子女如果没有章法规矩，就会出现混乱。这个章法就是“宗法”，即以母亲的身份和孩子出生的先后，把所有的子女划分为“嫡”和“庶”两类。正妻所生的子女称为嫡生、嫡子，妾所生的儿子称为庶出、庶子。这也是历朝历代所谓“子以母贵”的由来。（附图：天子十二妻）
西周的宗法制，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据《史记·殷本纪》记载：“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争相代立，比九世乱，诸侯莫朝。”商朝的时候，因为当时还没有宗法制度，确立王位继承人没有规则可循，随意性很大，政权过渡时期屡屡出现危机。比如，从商王中丁开始，就经常出现诸弟、子争立的情况，“兄终弟及”现象极为普遍。商王的儿子和兄弟们为了争夺权位明争暗斗，甚至刀兵相向，导致商朝出现了九代混乱的局面，国家日渐衰落。周武王灭商后，总结夏、商两代王位继承的经验教训，把“立嫡以长”作为制度确立下来，确立了嫡长子的法定继承人的地位。这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周王的兄弟们和其他儿子觊觎王位的野心，对权力顺序交接、稳固统治秩序发生了重要作用。（附图：嫡长子的确立）
嫡长子之外的其他嫡子和庶子虽然不能继承王位，但可以通过分封成为诸侯，称为“封国”。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也按照“立嫡以长”的原则确立继承人，嫡长子依法继承国君之位，其他嫡子和庶子受封为“卿大夫”，并被赐予一定的土地，作为“采邑”。卿大夫按照宗法制原则，再将自己的采邑分给他嫡长子以外的儿子，称为“士”，分封的土地称作“禄田”。由天子到诸侯、到卿大夫、到士，再到国人，形成一个以周天子为中心的金字塔型的等级分明、层次清晰的统治体系。（附图：宗法与分封）
在宗法制度下，继承周王的嫡长子家族称为“大宗”，其他封国的嫡子和庶子家族是“小宗”，周王作为“宗主”为族人共尊。在诸侯国内，继承国君的嫡长子家族称为“大宗”，其他被封为卿大夫的嫡子和庶子家族是“小宗”，国君作为“宗主”为族人共尊。从周天子到士庶人，以此类推，层层均有大宗和小宗之分，这种宗族观念，影响后世3000多年。（附图：大宗与小宗）
西周的宗法制和分封制密不可分，再加上“礼乐制”，三者构成国家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的基石，共同维护着周王朝的统治秩序。（附图：三制关系）
 【扬子曰】 在中国历史上，帝王继承人的确立，大体经过了禅让制、世袭制、选任制三个阶段。禅让制盛行于尧舜禹时期，年代久远无从稽考。选任制始于近代，无须赘述。自大禹立夏至清帝退位，世袭制在中国推行长达四千年之久，影响极为深远，其法理依据就是西周的“宗法制”。 “立嫡以长不以贤”，核心目的是确立正统、突出作用是解决争端。它明确了王位继承人的唯一性和排他性。也就是说，帝王妻妾虽多，但正妻唯一；正妻的儿子虽多，但长子唯一。因此，法定继承人也是唯一的，那就是正妻所生的儿子中健在的、年龄最大的儿子——嫡长子。 扬子以为，此制虽好，大有缺陷： 其一：使后宫的争斗更加激烈。既然正妻重要，嫔妃们就会争宠上位，周幽王的申后与褒姒是其例也；既然嫡子重要，就有人夺嫡，康熙朝的“九子夺嫡”是其例也；既然长子重要，就有人杀兄，唐王朝的“玄武门之变”是其例也。也正为因如此，早封的正妃和早立的太子，往往会成为众矢之的，结局大都是极其悲惨的。 其二：使嗣君的质量大打折扣。从禅让制到世袭制，由在全国范围内推举贤能，到在家族内部择贤而立，选择范围大大缩小。特别宗法制出现以后，继承人再从家族内部“择贤而立”到“立嫡以长”，已经是争无可争、选无可选。白痴皇帝晋惠帝司马衷的上位就是最经典的案例。 由此可见，宗法制虽然有其积极的作用，但它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纷争问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它把继承人的品德和才能完全排除在了考虑之外，既是极为僵化的，也是很不科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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