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慎子”简介  法家创始人慎到，世人尊称为慎子，战国时期的古慎国（今河南省正阳县）人，列国时祖上由山东迁居赵国。 慎子专攻黄老之术，《史记》说他在齐宣王时曾长期在稷下讲学，名气很大，受人尊敬，是稷下学宫中最具有影响的学者之一，著有《十二论》。 《汉书·艺文志》的法家类著录了《慎子》四十二篇。后来他的著作很多都失传了，《慎子》现存有《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五篇，《群书治要》里有《知忠》《君臣》两篇。 清朝时，钱熙祚合编为七篇，刻入《守山阁丛书》。此外，还有佚文数十条，近代出土慎到佚篇《慎子曰恭俭》(本篇一并列出)。
《慎子》正文  《慎子·威德》  天有明。不忧人之暗也。地有财。不忧人之贫也。圣人有德。不忧人之危(厄)也。 天虽不忧人之暗。辟户牖必取己明焉。则天无事也。 地虽不忧人之贫。伐木刈草必取己富焉。则地无事也。 【译文】 天有无限的光明，不必担忧人间存在的黑暗；地有无穷的财富，不必担忧人间存在的贫穷；圣人具有美好的德行，不必担忧人间存在的危难。 天虽然不担忧人间的黑暗，人们开辟门窗，一定会使自己取得光明，那么天就没有事了。 地虽然不担忧人间的贫穷，人们伐木割草，一定会使自己取得财富，那么地就没有事了。 圣人虽不忧人之危。百姓准上而比於下。其必取己安焉。则圣人无事也。 故圣人处上。能无害人。不能使人无己害也。则百姓除其害矣。 圣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非取之也。 百姓之於圣人也。养之也。非使圣人养己也。则圣人无事矣。 【译文】 圣人虽然不担忧人间的危难，人们都效法于上，亲近于下，就一定能得到社会的安定，那么圣人就没有事了。 因此，圣人处在上位，能够做到不损害人，却不能使人们不危害自己，那么百姓就要除掉他们的祸害。 圣人能够统治天下，是接受了人民的重托，不是自己私自窃取的。 百姓对于圣人，是奉养他，而不是靠圣人来养活自己，那么圣人就没有事了。  装”，是古来有之啊。所以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要重视一下自己的形象，所以我们销售产品的时候还是要注重一下包装，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良言一句三冬暖”……诸子界小编注) 走背跋踚。穷谷野走十里。药也。走背辞药则足废。故腾蛇游雾。飞龙乘云。云罢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乘也。 故贤而屈於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於贤者。位尊也。 【译文】 背着沉重的东西长途跋涉，走完山谷与原野，跑了十多里路，是因为把东西捆绑在背上的缘故。如果把东西不捆绑好放在背上，就无法走路。 所以，腾蛇趁雾游行，飞龙乘云往来，如果云消雾散，腾蛇、飞龙与蚯蚓没有什么两样，这是因为它们失掉了依托的缘故。 因此，贤人之所以屈服于不肖者，是因为贤人的权力太轻；而不肖者能服从于贤人，是因为贤人的地位尊贵。(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懂得伦理、能认清自己的角色，站对自己的位置。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懂得尊重他人的前提下，一定要自强不息！诸子界小编注) 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 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 故无名而断者。权重也。弩弱而矰高者。乘於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众也。 故举重越高者。不慢於药。爱赤子者。不慢於保。绝险历远者。不慢於御。此得助则成。释助则废矣。 【译文】 唐尧作为普通老百姓，不能指使他的邻家;等到他(坐北朝南)称王的时候，就能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由此看来，贤德并不能使不肖者服从，而权势地位却能使贤人屈服。 因此，没有名望的人能决断一切，是由于权重的缘故；弓弩不强而矰射得高，是凭借风势的缘故；自身不贤而命令却能得到推行，是借助于众人的力量。 所以，托负重物跨越高处的人，一定不会忽视把东西捆绑好；喜爱婴儿的人，一定不会慢待保姆；经过艰难险阻长途跋涉的人，一定不会轻视驾御车马的本领。这是因为得到帮助就会成功，失去帮助就会失败。 夫三王五伯之德。参於天地。通於鬼神。周於生物者。其得助博也。 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则事省。事省则易胜。士不兼官则职寡。职寡则易守。故士位可世。工事可常。 【译文】 古代三王、五伯的德行，可与天地相参，可与鬼神相通，可以遍及万物，这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广泛的帮助。 古时候，工匠不兼做其它事情，士人不兼任其他官职。工匠不兼做其它事情，事情就不多，事情不多就容易做好。士人不兼任其他官职，职责就少，职责少就容易胜任。所以士人的职位可以世代相继，工匠的职业可以长期不变。 百工之子。不学而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常事也。 今也国无常道。官无常法。是以国家日缪。 教虽成。官不足。官不足则道理匮。道理匮则慕贤智。慕贤智则国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矣。 【译文】 各种工匠的子弟不用学习就能做工，这不是他们生来就心灵手巧，而是说他们能经常看到做工的缘故。 现在国家没有长期稳定的政策，官吏没有常久实行的法令，因此国家政治日趋谬误。 实行教化虽然很有成效，但各级官吏缺乏且多数不称职；官吏缺乏又不称职，治理国家的方法就匮竭；治理国家的方法匮竭，就会仰慕渴求贤能智慧的人；仰慕渴求贤能智慧的人，那么国家政治的关键就完全操纵在一个人的手中。 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通理以为天下也。 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 法虽不善。犹愈於无法。所以一人心也。 【译文】 古时候，拥立天子而使他尊贵，并不是让天子一个人得到利益。这是说：天下没有一位尊贵的君主，那么国家的法令就行不通，让法令行得通是为了治理好天下。 所以拥立天子是为了治理好天下，并不是设置天下来为天子一个人服务；拥立国君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并不是建立国家来为国君一个人服务；设置官职是为了更好地履行职责，并不是设置官职来为长官个人享乐。  式方法，让那些分得好东西的人不知道对谁感恩戴德，让那些分得坏东西的人不知道对谁抱怨怀恨，这样来堵塞人们的各种欲望。 所以用蓍龟占卜吉凶祸福来确立公正的认识，用秤称量物体轻重来确立公正的标准，用文书契约来确立公正的信誉，用度量丈量物体的长短来确立公正的审查准则，用法令制度、礼仪典章来确立公正的道义。 凡立公。所以弃私也。明君动事分功必由慧。定赏分财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礼。故欲不得干时。爱不得犯法。贵不得踰亲。禄不得踰位。士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无羡赏。下无羡财。 【译文】 凡是确立公正的准则，都是为了摒弃私心。圣明的君主做事论功，一定要凭借聪明才智；确定奖赏和分配财物，一定要遵循国家制定的统一法规；施行德政要做到恰到好处，一定要符合礼仪规范。所以君主的欲望不能错过时机，爱好不能违犯法制，尊贵贤人不能超过亲族辈分，赏赐俸禄不能超过官职爵位。士人不得兼任其它官职，工匠不得兼做其它事务，根据才能的大小分配合适的工作；根据工作中的贡献赏给相应的报酬。如果能做到这样，君主和官吏就不会滥用赏赐，臣下和百姓就不会贪收财物。 《慎子·因循》 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是故先王见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与入难。人不得其所以自为也。则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 【译文】 天道因循自然就广大，人为地改变它就缩小。所谓因循，就是遵循自然规律，顺应民情。人们没有不愿尽心尽力为自己做事的，要强求他们改变为自己做事而变成为我做事，那就不可能找到合用的人材。因此，古代帝王对不肯接受俸禄的人，不任用他们做臣子。对于接受俸禄不优厚的人。不要求他们担当艰巨的工作。人们如果不能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事情，那么君主就不选拔任用他们。所以，君主要善于利用人们都尽力为自己做事的特点，不要强求他们去做不愿做的事，那么天下就没有不能为我所用的人，这就叫做因循自然，顺应民情。 《慎子·民杂》 民杂处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畜之。无能去取焉。是故不设一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无不足也。大君不择其下。故足。不择其下。则易为下矣。易为下则莫不容。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谓太上。 【译文】 民众混杂居处在一起，各人做各人的事情，每个人的专长各不相同，这是民众的实际情况。人君高高在上，对下面各有专长的人材都能兼容并蓄。虽然民众的专长各不相同，但都能为君主所利用。所以，通达的君主把民众的各种专长作为自己治理国家的资助，尽力包容他们，精心培养他们，对他们不随便加以取舍。因此，君主不在一个方面寻求人材，所以君主的要求没有得不到满足的。君主对臣下不故意挑剔，所以各种人材就充足。君主不挑剔臣下，臣下就比较容易做事。臣下容易做事，国家的各种人材就没有不被包容的。君主能包容各种各样的人材，处在下面的人就自然增多。处在下面的人越多，君主的威望就越高。 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巳。故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务为善以先下。则是代下负任蒙劳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为善以先下。则下不敢与君争为善以先君矣。皆私其所知以自覆掩。有过。则臣反责君。逆乱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贤於众也。以未最贤而欲以善尽被下。则不赡矣。 【译文】 君臣之间应该怎样摆正关系呢?臣子要多做实事，君主用不着做实事。君主只要安逸享乐就行，臣子则要不畏劳苦地工作。臣子要尽心尽力把事情做好，君主不要参与具体事务，只坐享其成就可以了。这样国家政事没有治不好的，治理国家的正确道理就是这样。君主如果什么事情都亲自去做，与臣下争着干实事，这是代替臣下担负责任而蒙受劳苦，臣下反而安逸享乐。所以说，君主要是喜欢抢在臣下之先干实事，臣下就不敢抢在君主之前去做事，结果臣子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隐藏起来。如果一旦有了失误，臣子就会出来责备君主，这是导致臣子背叛君主、国家出现祸乱的根源。君主的聪明才智，不见得比群臣高明多少，凭君主不怎么高明的才智，要治理好国家，用善来完全覆盖下面就不够了。 若使君之智最贤。以一君而尽赡下则劳。劳则有倦。倦则衰。衰则复反於不赡之道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则臣不事事。是君臣易位也。谓之倒逆。倒逆则乱矣。人君苟任臣而勿自躬。则臣皆事事矣。是君臣之顺。治乱之分。不可不察也。 【译文】 假使君主的才智是最高明的，仅凭君主一人的力量让群下百姓富足，也是相当劳苦的。劳苦过度就会身体疲倦，身体疲倦就会衰老，身体衰老就无法履行职责，这样就会又回到老百姓得不到富足的老路上。因此，君主如果事事都亲自去做，臣下就会什么都不愿干，这样君主和臣子的地位就容易颠倒，这就叫作倒行逆施。国家出现倒行逆施，社会就会出现混乱。君主如果放手把具体实事都交给臣下去做，而不必自己亲自动手，那么臣下就会尽职尽责，这就理顺了君臣之间的关系。国家得到大治或大乱的分界就在这里，这是不能不明察的。 《慎子·知忠》 乱世之中。亡国之臣。非独无忠臣也。治国之中。显君之臣。非独能尽忠也。治国之人。忠不偏於其君。乱世之人。道不偏於其臣。然而治乱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臣之欲忠者不绝世。而君未得宁其上。无遇比干子胥之忠。而毁瘁主君於闇墨之中。遂染溺灭名而死。 【译文】 在社会处在混乱的时代，在国家衰亡时的大臣中，国家并非没有忠臣；在国家得到治理的时候，在君主名声显赫时的大臣中，并非都能尽忠。在国家得到治理的时候，人们尽忠并不偏重于君主；在国家处在混乱的时候，治国之道并不偏重在几个贤臣身上。然而国家得到治理或处在混乱之时却有相同的地方，即世上都有忠于国家的人。臣子想尽忠的，世代不绝，但君主在上位却没有得到安宁，是没有遇到比干、伍子胥这样的忠臣吗?他们忠于国家，却使君主毁败在社会的黑暗之中，最后使夏桀、夫差身败名裂而死。 由是观之。忠未足以救乱世。而适足以重非。何以识其然也。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叟。桀有忠臣而过盈天下。然则孝子不生慈父之家。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是以过修於身。而下不敢以善骄矜守职之吏。人务其治。而莫敢淫偷其事。官正以敬其业。和顺以事其上。如此。则至治已。 【译文】 由此看来，臣子尽忠并不能挽救乱世，而恰巧加重了君主的罪过，怎样说明这个道理呢?父亲虽然有个孝顺的好儿子，却有虞舜放逐了父亲瞽叟；夏桀有忠诚的臣子，却使自己的罪过闻名天下。那么，这说明孝子不生在慈父的家庭，忠臣不产生在圣君的下面。所以，贤明的君主使用臣子，使臣下尽忠而不越过自己的职权，使臣下尽职而不越过职责范围。君主有了过失自己加以修正，在下面的臣子就不敢骄傲自大。各级官吏都忠于职守，为治理国家尽心竭力，对公务都不敢过于偷懒。各级官吏都能修身敬业，谦和恭顺地事奉君主，如果都能这样，那么国家的治理就达到了最理想的程度。 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将治乱。在乎贤使任职而不在於忠也。故智盈天下。泽及其君。忠盈天下。害及其国。故桀之所以亡。尧不能以为存。然而尧有不胜之善。而桀有运非之名。则得人与失人也。故廊庙之材。盖非一木之枝也。粹白之裘。盖非一狐之皮也。治乱安危。存亡荣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 【译文】 亡国的君主，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罪过；会治理国家的君主，也不是靠他一个人的力量。要治理动乱的国家，关键在于任贤使能，而不在于忠臣的多少。因此，有贤能的人都能得到重用，连君主也会得到恩惠；只靠忠臣统治天下，灾难就会危及整个国家。所以，夏桀使国家灭亡的措施，即使让唐尧使用也不能使国家安存。然而，唐尧有非常好的善行，夏桀有运用无才无德之人的罪名，关键在于是得到人材或是失掉人材。所以，修建庞大皇宫所用的木材，决不是一棵树的材料；纯白的狐皮裘衣，决不是一只狐狸皮所能做成的；而国家的治乱安危、存亡荣辱的形成，也决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就能做到的。 《慎子·德立》 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 疑则动。两则争。杂则相伤。害在有与不在独也。 【译文】 确立天子的地位，不能使诸侯产生怀疑；确立诸侯的地位，不能使大夫产生怀疑；确立正妻的地位，不能使嬖妾产生怀疑；确立嫡子的地位，不能使庶子产生怀疑。 互相怀疑就不会安宁，有了对立的双方就容易产生争斗，互相争斗的结果就是互相残害，危害就产生在这种双方的争斗中，而不会产生在只有单独的一方。 故臣有两位者国必乱。臣两位而国不乱者。君在也。恃君而不乱矣。失君必乱。 子有两位者家必乱。子两位而家不乱者。父在也。恃父而不乱矣。失父必乱。 臣疑其君。无不危之国。孽疑其宗。无不危之家。 【译文】 所以，大臣中有两个官位相同的，国家必定发生混乱。两个大臣官位相同而国家却没有发生混乱的，是因为仗着君主还在位的缘故。正因为依赖君主在位才使国家没有出现混乱的局面。如果君主失位，国家就必然出现混乱。家中如果确立两个地位相同的嫡子，家庭就必然出现混乱。 如果家中确立了两个地位相同的嫡子而没有出现混乱，是因为仗着父亲还健在的缘故。正因为依赖父亲的健在才使家庭没有发生混乱，如果父亲去世，家庭就必然出现混乱。 因此，臣子如果怀疑君主的，国家没有不发生危险的；庶子如果怀疑嫡子的，家庭没有不发生危机的。 《慎子·君人》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 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 【译文】 君主治理国家，如果舍弃法制而实行人治，那么诛杀、奖赏、任用、罢免都会由君主个人的喜怒爱好来决定。这样受到的奖赏即使恰当。但受到奖赏的人欲望是没有穷尽的；受到惩罚即使也得当，但受惩罚的人都期望无休止地减轻罪行。 君主如果舍弃法制而以私人的意愿来裁定赏罚的轻重，那么就会造成相同的功劳而受到不同的奖赏，相同的罪过却受到不同的惩罚，这样怨恨就由此产生了。 是以分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钩。非以钩策为过於人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 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於法矣。 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赏罚而无望於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 【译文】 因此，分马用抽签的办法，分田用抓阄的办法，并不是说用抽签、抓阄的办法比人的智慧高明多少。是因为这样做可以排除私心杂念。堵塞怨恨。 所以说，君主治理国家要任用法制，而不要仅凭个人的主观意愿去做，那么一切事情都依着法制来决断。  传，要依据法制权术来处理政事，观察得失。不符合法制的言论。不盲目听信；不符合法制的劳作，不算作功劳；没有功劳的亲戚朋友，不委任他们官职。不把官职私自赠送给亲戚朋友，施行法制不遗忘自己所喜欢的人，上下相安无事，只有施行法制才办得到。 《慎子·逸文 》 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行陆者，立而至秦，有车也。秦、越，远途也，安坐而至者。械也。 厝钧石，使禹察锱铢之重，则不识也；悬于权衡，则氂发之不可差。则不待禹之智，中人之知，莫不足以识之矣。 谚云：不聪不明，不能为王；不瞽不聋，不能为公。海与山争水，海必得之。 【译文】 海上游动，安坐而到达越国，因有船舟; 陆上行走，立足而到达秦国，因有车马。秦国、越国路途遥远，安稳乘坐而到达，因为器具。 分列轻物重物，让帝禹审察其中的轻重之差，就不能识别。悬挂在秤锤秤杆上，就一毫一厘也不会差错，就不用等待帝禹的智慧，寻常人的知识，无不足以去知道了啊。 谚语说：“耳朵不灵敏眼睛不明察，不能够成为一国之君，眼睛没瞎掉耳朵没聋掉，不能够成为朝廷重臣。” 大海与群山争夺流水，必是大海夺得。(难怪有人说：到了退休的年纪，眼睛要蒙一点，耳朵要聋一点，看不惯的不要看，听不惯的不要听……原来出处在这儿，原来古圣先贤早已有了这种智慧的忠告。😁诸子界小编·注) 礼从俗，政从上，使从君。国有贵贱之礼，无贤不肖之礼；有长幼之礼，无勇怯之礼；有亲疏之礼，无爱憎之礼也。 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 【译文】 礼仪依从民俗，政治依从上位，调遣依从君主。国家是有划分尊贵卑贱的礼仪，没有划分贤明不肖的礼仪; 是有划分年长年幼的礼仪，没有划分勇敢畏怯的礼仪；是有划分亲近疏远的礼仪，没有划分喜爱憎恶的礼仪。 法度的功效，没有比导致私欲不能成功更大的; 君主的功效，没有比导致民众互不相争更大的。 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 故有道之国，法立，则私议不行；君立，则贤者不尊。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 【译文】 现在建立法度而徇私谋利，是徇私谋利与公法制度互相争斗，这样的动乱会比没有法度更为严重; 确立君主而尊贵贤人，是贤人与君主互相争斗，这样的动乱会比没有君主更为严重。 因此政治清明的国家，法度确立就不可以私下议评，君主确立就贤人不会尊贵。民众统一听令于君主，事件依据法度来审断，是国家的正确道路。 河之下龙门．其流驶如竹箭，驷马追，弗能及。 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 有虞之诛，以幪巾当墨，以草缨当剿，以菲履当刖，以艾鞸当宫，布衣无领当大辟，此有虞之诛也。斩人肢体，凿其肌肤，谓之刑；画衣冠，异章服，谓之戮。 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当世用刑，而民不从。 【译文】 过渡龙门那样的河峡，就像射出的竹箭一样瞬间流逝，驾驭马车追逐也不能赶及。 有秤锤秤杆，不可以靠轻重来欺骗; 有量度标准，不可以用长短来增减; 有公法制度，不可以凭计谋来诈伪。 舜帝时代的象刑，用黑巾布蒙头当作墨刑，在头上扎草当作劓刑，把犯人一脚涂黑当作刖刑，将两脚穿上不配的鞋当作宫刑，以穿没领的上衣当作死刑，这些是舜帝时代的刑罚。斩断人的肢体，破损人的肌肤，叫做'刑’，在衣冠画上特殊标志，穿上异常着装，叫做'戮’。 上古世代用戮而民众不会犯罪，当今世代用刑而民众不依从。 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设服；足能行，而相者导进；口能言，而行人称辞。故无失言失礼也。 离朱之明，察秋毫之末于百步之外；下于水尺，而不能见浅深。非目不明也，其势难睹也。 尧让许由，舜让善卷，皆辞为天子而退为匹夫。 【译文】 从前，天子两手能够穿衣而太宰设置服饰，双腿能够行走而近侍传命导客，嘴巴能言善道而使节外交出访，所以没有出言失当违反礼仪。 离朱的明鉴，在百步以外能洞察秋天鸟兽新生的绒毛，探望水位的高低，而不能看清楚水浅水深。并非眼睛不能明鉴，那样的水势难以察看。 帝尧把帝位让给许由，帝舜把帝位让给善卷，都是为了天子而推辞，为了民众而禅让。 折券契，属符节，贤不肖用之。 鲁庄公铸大钟，曹刿入见曰：“今国褊小而钟大，君何不图之？” 公输子巧用材也，不能以檀为瑟。 【译文】 定立契据，佩带符节，贤人不肖都能调遣。 鲁庄公将铸造大钟，曹刿前来进见说:“ 现在邦国越是小而铸的钟越大。大王何不去想一想？” 公输班，巧妙运用各类木材，不能够用檀木造成琴瑟。 孔子曰：“丘少而好学，晚而闻道，以此博矣。” 孔子云：“有虞氏不赏不罚，夏后氏赏而不罚，殷人罚而不赏，周人赏且罚。罚，禁也；赏，使也。” 【译文】 孔子说：“年轻而爱好学习，年老而寻求真理，这样来博学多闻啊。” 孔子说：“ 帝舜时代没有奖赏没有惩罚，帝禹时代只有奖赏没有惩罚，商朝时只有惩罚没有奖赏，周朝时既有奖赏又有惩罚。惩罚，为了禁止；奖赏，为了调遣。 燕鼎之重乎千钧，乘于吴舟，则可以济，所托者，浮道也。 君臣之间，犹权衡也。权左轻则右重，右重则左轻，轻重迭相橛，天地之理也。 饮过度者生水，食过度者生贪。 【译文】 燕国的鼎千钧那般沉重，搭乘吴国的船，就可以渡河，因为搭乘的能在水上漂浮。 君主臣下之间，就像是秤。左边的秤锤减轻就加重了右边，右边的秤锤加重就减轻了左边。轻重相互交替变换，天地之间的规律。 喝饮过度会产生水液，进食过度会产生贪婪。 故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 一兔走街，百人追之，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为未定分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后，虽鄙不争。 【译文】 所以治理国家没有法度就动乱，执行法度而毫不变革就衰落。有了法度而徇私谋利，叫做“不法”。以身作则遵守法纪成为榜让，是民众的事；不论情况誓死捍卫法度，是官吏的事；根据世情顺应时势变革法度，是君主的事。 一只兔子走上街上，众人都会前来追捕，贪婪的人匿藏其中，人们也不会去责备，因为兔子还未确定归属。成堆兔子在市场上，行人过路而不顾看，并非不想要兔子，归属确定之后，即使不肖之徒也不会争夺。 匠人知为门，能以门，所以不知门也。故必杜，然后能门。 劲而害能，则乱也；云能而害无能，则乱也。 弃道术，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识识天下，谁子之识能足焉？ 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 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 【译文】 匠人知道怎样造门，也能够造门，不知道为什么要造门，所以一定是把门关上了，清楚用途然后才知道怎样造门。 有武力的人伤害有才能的人就会有动乱。有才能的人伤害无才能的人，也会有动乱。 放弃道德学问，舍掉计量评测，单凭个人见识认识天下，谁的见识能够足够呢？ 众多贤人而不可以众多君主，没有贤人而不可以没有君主。 匠人制造棺材，并不厌恶人们死去，因为对自己有利益，忘掉自己行为的丑恶。 兽伏就秽。 夫德，精微而不见，聪明而不发，是故外物不累其内。 夫道，所以使贤无奈不肖何也，所以使智无奈愚何也。若此，则谓之道胜矣。 道胜，则名不彰。 趋事之有司，贱也。 【译文】 野兽趴下来吃肮脏的食物。 美德行为精致微细而不会显露，耳目聪明而不散发，所以外在事物不能损害内在心境。 道，是致使贤人的贤明无可奈何不肖之徒也思考发问的因由，是致使智者的智慧无可奈何愚蠢之人也思考发问的因由，如果这样，就叫做“道胜”啊。 道胜就不会彰显名声。 办事庸碌功效甚微的官吏，会变得卑贱。 臣下闭口，左右结舌。 久处无过之地，则世俗听矣。 昔周室之衰也、厉王扰乱天下，诸侯力政，人欲独行以相兼。 众之胜寡，必也。 《诗》，往志也；《书》，往诰也；《春秋》，往事也。 【译文】 臣下都闭口不说，心腹也不敢多讲。 长久留在不犯过错的地方，就世俗的人都会听从他啊。 从前周朝政权衰落，周厉王扰乱天下的太平安定，诸侯们以武力干预朝政，人们都想自立为王来兼并对方。 多数群众胜过少数贵族，这是必然。 《诗经》，体现古人的志向；《尚书》，是古代帝王的公文告示；《春秋》，是从前编年记事的史书。 两贵不相事，两贱不相使。 家富则疏族聚，家贫则兄弟离，非不相爱，利不足相容也。 藏甲之国，必有兵遁，市人可驱而战；安国之兵，不由忿起。 苍颉在庖牺之前。为毳者，患途之泥也。 【译文】 地位同等尊贵的不会互相侍奉，地位同等卑贱的不会互相唤使。 家境富裕就疏远亲族也会来团聚。家境贫穷就至亲兄弟也会相离散。并非互不相爱，利益不足以相互容纳。 贮藏铠甲的国家，必有隐藏的军队，基层的人都可被驱使上阵。安定国家的军队，不因忿恨而发动战争。 苍颉是包牺氏之前的人。身披兽皮，害怕走泥泞的路。 昼无事者，夜不梦。 田骈名广。 桀、纣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内皆乱，关龙逢、王子比干不与焉，而谓之皆乱，其乱者众也。尧、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内皆治，而丹朱、商均不与焉，而谓之皆治，其治者众也。 【译文】 白天无所事事，夜晚就不会做梦。 田骄名叫广。 夏桀商纣统治天下的时候，四海之内都是纠扰动乱，而关龙逢、王子比干不助纣为虐。而叫做“皆乱”，是引起动乱的来自于大多数人。帝尧帝舜统治天下的时候，四海之内都是安定太平，而丹朱、商均不辅助贤明。而叫做“皆治”，是导致安定的来自于大多数人。 君明臣直，国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申生孝而不能安晋，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国家灭乱者，何也？无明君贤父以听之。故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圣君之下。 王者，有易政而无易国，有易君而无易民。汤、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纣非得跖、蹻之民以乱也。民之治乱在于上，国之安危在于政。 【译文】 君主英明臣下忠直，是国家的福气。父亲仁慈儿子孝顺，丈夫诚信妻子贞节、是家庭的福气。因此比干忠诚而不能保存商朝，申生孝顺而不能安定晋国，都是出现忠臣孝子而国家动乱灭亡。为什么？没有英明君主贤良父亲听信他们的劝告。所以孝顺儿子不会生在仁慈父亲的家里，忠诚臣子不会生在圣明君主的朝廷。 帝王天子会推翻政权而不会推翻国家，会更替君主而不会更替民众。商汤、武王并非有了伯夷那样的民众才得以治理，夏桀、商纣并非有了盗跖、庄蹻那样的民众才出现动乱。民众是治理动乱在于朝廷，国家是安定危险在于政治。 《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戒之哉！ 与天下于人，大事也，煦煦者以为惠，而尧、舜无德色；取天下于人，大嫌也，洁洁者以为污，而汤、武无愧容。惟其义也。 日月为天下眼目，人不知德；山川为天下衣食，人不能感。 有勇不以怒，反与怯均也。 【译文】 《夏箴》说：“平民百姓没有两年的储粮，遇上饥荒，妻子儿女就不属他所有了；大夫没有两年的储粮，遇上饥荒，奴隶侍妾车马就不属他所有了。小心警戒啊！ 把天下退让给别人，重大的事情，小恩小惠的人认为是给人恩惠，而帝尧、帝舜没有感恩戴德的面色。从别人手中夺取天下，大大的厌恶，洁身自好的人认为是不光彩，而商汤、周武王没有惭愧后悔的容貌，都认为是正义的行为。 太阳月亮照亮天下人的眼目，人们不知道它的恩德；群山河川是天下衣服食物之源，人们不去感激它的恩情。 有勇气的人不动怒，反而与怯儒的人差不多。 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先王之训也。故常欲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耕，分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其不能饱可知也。 欲织而衣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织，分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其不能暖可知也。 故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究其旨，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 【译文】 小人靠力气吃饭，君子凭道吃饭，这是古代先王的遗训。所以常想耕作而使天下人有饭可吃啊，然而一个人耕作所得的食物，分给天下人吃用，每人分不到一升粮食，这样人们不能吃饱就可想而知。 想纺织而让天下人都有衣服穿啊，然而一个人纺织所得到的布，分给天下人穿着，每人分不到一尺布，这样人们不能保暖就可想而知。 因此认为不如诵习先王的学问研讨先王的学说，通晓圣人的言语而探究其中的旨意。向上劝说王公大人，向下劝导平民百姓。王公大人采纳我的意见，国家必然治理；平民百姓采纳我的学说，品行必然修整。尽管不去耕作也有粮食充饥，不去纺织也有衣服御寒，这样的功德胜过去耕作而得到粮食、去纺织而得到衣服。 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治水者，茨防决塞，九州四海，相似如一。学之于水，不学之于禹也。 【译文】 法度并非从天上降下，并非从地下冒出，来自世俗社会之间，符合人们的意愿来制订而己。治理河水，运用疏导与堵塞，无论在哪个地方，道理都兼通相似，对着江河来学习治水，不要对着帝禹来学习治水。 古之全大体者，望天地，观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 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 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 【译文】 古代顾全大局的人，探望天地，观看江海，因随山谷地势，日月流转，四时运行，风云变动。不用智慧损伤内在心境，不用私欲损耗自己身体。把治理与动乱寄靠在公法制度与内在心神上，把是非标准附托在奖赏罚惩上，辨别事情的缓急轻重归类在权衡得失上。 不违背自然的规律，不损伤人的性情。不吹开皮毛而寻求瑕疵，不洗尽污秽而审微察细。不把原则强加于他方，不变改原则来徇私舞弊。 对法度以外的事并不急切，对法度之内的事豪不迟缓。维护完善的法则，顺应自然的规律。祸患幸福产生在自然规律与公法制度，而不由个人的爱好与厌恶。荣誉耻辱的责任全都在是自己身上，而不在于别人。 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欺，心无结怨，口无烦言。 故车马不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 故曰：利莫长于简，福莫久于安。 【译文】 所以在太平盛世，法度就像清晨露珠，纯洁质朴真实无欺。人们心中没有积怨，嘴里没有不满言论。 因此车马不会倒毙在遥远的路上，族旗不会在河泽中破乱，万民不会因寇盗而丧命，豪杰不在书籍典册上留名，盘盂礼器上不记功绩，记年史册上一片空白。 所以说，最长远的利益莫过于一切从简，最持久的幸福莫过于安定太平。 鹰，善击也，然日击之，则疲而无全翼矣。骥，善驰也，然日驰之，则蹶而无全蹄矣。 能辞万钟之禄于朝陛，不能不拾一金于无人之地；能谨百节之礼于庙宇，不能不驰一容于独居之余。盖人情每狎于所私故也。 【译文】 鹰，善于搏击，然而每天搏击不止，就会精疲力竭而没有完整的双翅。良马，善于奔驰，然而每天奔驰不止，就会跌倒而没有完整的蹄趾啊。 能够在朝廷上辞去万钟俸禄，不能够在无人之地不拾起一两黄金。能在庙堂谨慎遵守各种礼节，不能在闲余时于独居的处所不放松一下容貌。这是人的性情都习惯私下放纵的缘故。 不肖者，不自谓不肖也，而不肖见于行，虽自谓贤，人犹谓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谓愚也，而愚见于言，虽自谓智，人犹谓之愚。 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 【译文】 不肖之徒并不自称为不肖之徒，而不肖鄙劣在行为上显现，即使自称为贤人，人们还是称他们做不肖之徒; 愚蠢之人并不自称为愚蠢之人，而愚蠢荒唐在言论上显现，即使自称为智者，人们还是称他们做愚蠢之人。 法度，天下人统一行动的成因，最为公正稳定的制订。因此智慧的人不能违反法度而徇私谋利，善辩的人不能违反法度而枉议是非，士人不能违反法度而散播名声，臣下不能违反法度而贪取功勋。我喜欢的可以抑制，我忿恨的可以禁止，而我的法度一刻也不能离弃。骨肉至亲违法可以施行刑罚，亲戚朋友犯法可以进行诛杀，国家法度不能够除去。 善为国者，移谋身之心而谋国，移富国之术而富民，移保子孙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禄之意而求义，则不劳而化理成矣。 【译文】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把谋取自身利益的心思而转移到谋取国家的利益，把富足国家的办法而去转移到富足民众的方面，把谋求官禄爵位的意念而去转移到追求仁义的方面，就不用劳累而生成道理取得成就啊。 始吾未生之时，焉知生之为乐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为不乐也？ 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动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 明于死生之分，达于利害之变；是以目观玉辂、琬象之状，耳听《白雪》、《清角》之声，不能以乱其神；登千仞之溪，临猿眩之岸，不足以淆其知。 夫如是，身可以杀，生可以无，仁可以成。 【译文】 当初在我还没有出生之前，怎么知道生存的快乐; 现在我还没有死去，又怎么知道死亡是不快乐。 因此生存不足以能够驱使我，利益怎么能够打动我！死亡不足以去禁止，祸害又怎足够让人畏惧！ 从死亡与生存的分别来透切明白，从利益与祸害的变化来排难实现，所以眼睛观看雕琢精美的赏物，耳朵聆听高雅美妙的音乐，也不能扰乱内在的神志; 攀登上高耸千仞的溪谷，面临陡峭险峻的悬崖，也不足以混肴留存的智慧。 像这样，身体可以自制无畏，生命可以无欲无求，仁爱正义可以成就达到。 鸟飞于空，鱼游于渊，非术也。故为鸟、为鱼者，亦不自知其能飞、能游。苟知之，立心以为之，则必堕、必溺。犹人之足驰手提，耳听目视，当其驰、捉、听、视之际，应机自至，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须思之而后可施之，则疲矣。是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济。 【译文】 鸟在天空自由飞翔，鱼在水里尽情遨游，并非是它们刻意想拥有什么而去做。所以对鸟和鱼来说，也不知道自己能飞能游的原因。假如它们知道的话，有意存心地去飞翔遨游，就必定会坠落遇溺。好比人脚会行走手会捉拿，耳朵会听眼睛会看，当人走捉听看时，随时就自然做到了，又无须等待考虑好后再去施展。如果都等想好后再去施展，就疲倦啊。因此，能够听任自然就会长久不衰，能够遵循事理行事就会源源不断。 周成王问鬻子曰：“寡人闻圣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寿。若夫富，则可为也；若夫寿，则在天乎？” 鬻子对曰：“夫圣王在上位，天下无军兵之事，故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斗也，则民得尽一生矣。圣王在上，则君积于德化，而民积于用力，故妇人为其所衣，丈夫为其所食，则民无冻饿，民得二生矣。圣人在上，则君积于仁，吏积于爱，民积于顺，则刑罚废而无夭遏之诛，民则得三生矣。圣王在上，则使人有时，而用之有节，则民无疠疾，民得四生矣。” 【译文】 周成王问鬻子说：“我听说圣人居于上位，能使百姓富足而且长寿。让百姓富足就还可做到; 让百姓长寿，就要由上天决定吧？” 鬻子回答说：“圣王居于上位，天下没有兴兵打仗的事。诸侯之间不为私利相互攻伐，而百姓之间不为私利相互争斗，就百姓可以平安度过一生。圣王居于上位，就君主积攒美德实行感化，而百姓积蓄精力尽展才能。所以   慎子曰：恭俭以立身，坚强以立志，忠（中）疐（实）以反俞（渝），逆（择）友以载道，精法以巽（顺）（势）。 襄（尚）得用于世，均分而广施，时（恃）德而方（傍）义，民之…… 干（焉），恭以为履囗，莫偏干（焉）；信以为言，莫偏干（焉）；强以【为】庚（赓）志，【莫偏焉】…… 禄不累其志，故曰强。首戴茅芙（蒲），撰筱（莜）执樝（鉏），遵畎服亩，必于…… 察今，为民之故，仁之至！是以君子向方知道不可以矣（已），临…… 物以坏（丕），身中处而不皮（颇），赁（任）德以竢，故曰青（精）。断室（？）…… 小编闲感 《慎子》一书已大部分失传了，可惜！ 《慎子》为何失传？ 据说是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结果。 秦始皇三十四年，嬴政逐渐掌握大权，并开始了“郡县制”的实施，这些想法却遭到了很多名人大夫的反对，嬴政被言论逼迫的头痛，丞相李斯却眼光长远，他认为想要堵上那些阻挠“郡县制”的嘴，就要从根本思想上进行改变，所以他建议：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嬴政觉得这个方法好，开始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等等……“郡县制”成功实施了，很多名著包括《慎子》却也消失了。(注意此为一家之说，可能并非历史真相。) 但《慎子》中的真知灼见，却不会消亡。后人又根据其他古籍记载，还有仅留存的部分《慎子》中，又找到了比较多的慎子有意义的观点。 比如对归属权最有想法的一篇：“一兔走街，百人追之，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未定分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后，虽鄙不争。” 这句话翻译出来非常简单：一只兔子在大街上走，会有很多人去抓捕这只兔子。菜市场里明明有几百上千只兔子，却没人去随意抓捕，这背后的原因是是什么？就是菜市场里的兔子是有主人的，所以没人去抓捕，但是大街上的兔子没有主人，就有很多人去抓了。这一个简单的小例子，通俗易懂地介绍出了“归属权”对于社会的重要性，非常有意思。 还有一种“以柔克刚”的思想，其实也是出于《慎子》。他是用一个小故事说明的：商容是商代的贵族，也是著名思想家老子的老师。商容有一天得了重病，躺在床上虚弱不已，老子在床前照顾他，又怕商容真的去世了，所以很悲痛地问商容：“老师还有什么教导留给学生吗？”只见商容张开干瘪的嘴巴，虚弱地问：“我的舌头还在吗？”老子老实回答：“还在的。”“我的牙齿还在吗？”老子看着商容苍老的面容，难过地回答：“不在了。”商容却又问他：“我的柔软舌头还在，坚硬的牙齿却不在了，你知道为什么吗？”老子想了想，说道：“坚硬的东西很难长久，柔软的东西却能够长久存在。”商容点点头，欣慰地看了看爱徒，又留下一句话：“天下的道理就留在这一句当中。” 后来，“柔弱胜刚强”这句话就出自《老子》，《吕氏春秋》对老子的评价也是：“老子贵柔。” 慎子的故事虽然简短，却非常深刻，而且对人的影响很大。 不仅仅这两个故事，还有《慎子·知忠》出过的成语——集腋成裘，意思是：狐狸腋下的皮虽很小，但聚集起来就能制一件皮袍。比喻积少成多。 这些故事就几句话，每一篇都反映出很真诚、强大的道理，值得后人去学习和研究。 随着历史的发展，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希望可以找到失传的《慎子》。不仅为华夏的文化接续上香火，也让我们能再一次接受那位先贤的思想和教育。 相关阅读： 慎子（战国时期法家创始人之一） 及其法治思想 慎子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思想，从道家里面分化发展出来了法家，后人故称作道法家。 慎子提出，法治比人治优越，甚至说即使不好的法律都比没有法律要好。这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法律是固定不变的，而人是善于变化的，可以变好，但也可能变坏，法律开始或许不完善，但以后逐渐地会更加完善起来。 不过，慎子说国君是由天下百姓供养，国君的权力是百姓授予的，而不是国君自己获得的，因此国君为百姓服务是必然的义务，这种权力在民的思想倒是非常具有现代民主政治色彩的。的确，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授权，而非政府靠武力获取，政府官员靠人民纳税养活着，就一定要依法办事，为人民服务。 慎到，生于赵国首都邯郸。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和梁启超《先秦学术年表》认为其卒于公元前299年(齐闵王时，今人以为错误)。早年曾“学黄老道德之术”，后来成为法家创始人物。也有人鉴于其道法结合的思想倾向，称之为道法家。齐宣王时他曾长期在稷下讲学，有不少学生，在当时享有盛名。在稷下学宫时，与田骈、接子、环渊等有较多的交往。他们一起被齐王命为“列大夫'，齐王特意为他们在宽阔平坦、四通八达的大路旁建造高门大屋的宅第，以示尊宠之意。他主张“抱法处世”“无为而治”。又一说，慎到，赵人也，其著作多佚。明慎懋编纂《慎子内外篇》 ，并辑录慎到传记大略谓： 传中所记慎子为襄王献计事，发生于前299年。襄王即顷襄王。（据六国表，立于周赧王17年，卒于周赧王52年）其父即楚怀王。（《周书谥法解》曰：“慈义短折曰怀”）楚怀王赴秦会盟，被秦所欺而扣留于秦国。顷襄王立于周赦王17年（前298），襄王立之三年后，怀王客死于秦。 慎到与屈原约略同时。 梁玉绳《汉书人表考》记战国时有二慎子：“ 《战国策》有慎子，为襄王傅；鲁亦有慎子，见《孟子》。”按鲁慎子即墨子弟子禽滑厘。“滑厘，慎子名。” 二、慎到法治思想民一于君，事断于法 慎到主张“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即百姓、百官听从于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做事时必须完全依法行事。而且，立法权也要集中于君主之手，各级的官吏只能严格地遵守法律和执行法律，即“以死守法”。百姓则要接受法令的规定，按法做事，即“以力役法”。慎到认为这样才能实行法治，并取得功效。在君主具体执法的过程中，慎到提倡法治，做到公平执法，反对人治。主张立法要为公，反对立法为私。用他的话说，就是“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他认为法治比人治优越，甚至说不好的法律也比没有法律好。 慎到非常重视法律的作用，认为“治国无其法则乱”，坚决主张“法治”；而要实行“法治”，就必须尊君和尚法。所以他说：“民一于君、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要求“民一于君”的主要理由是“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为了尊君，他不仅反对与国君分庭抗礼的贵族，也反对儒、墨的尊贤、尚贤，认为“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主张“君立则贤者不尊”、“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民一于君”在法律上的表现，是只有国君才有权立法和变法，各级官吏只能“以死守法”，严格遵守和执行君主的法令。一般老百姓则必须“以力役法”，受法令的役使。但他的“民一于君”又是有条件的，即国君有权立法、变法，但不能随意立法、变法，而应“以道变法”，具体说，就是“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他这种“人莫不自为”的人性论，实质上正是当时以封建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新兴地主阶级私有观念的反映。他认为国君如能“因人之情”来立法，立法以后凡事一断于法，就能治理好国家。 三、慎到的治国思想重“势”和“无为而治” 他提倡重“势”和“无为而治”。重“势”是为了重视法律，君主只有掌握了权势，才能保证法律的执行。慎到把君主和权势分别比喻为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了云雾才能飞得高，如果云雾散去，飞龙就是地上的蚯蚓了。如果有了权势，即使像夏桀那样的昏庸残暴，命令也能执行，即“令则行，禁则止”。如果没有权势，即使像尧那样贤德，百姓也不听从命令。所以，慎到反对儒家主张的“德治”，认为那样不可能使法律贯彻执行，会产生很多弊端。 慎到的无为而治，包含“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即国君不要去做具体工作，具体工作应在“事断于法”的前提下，尽量让臣下去作，以调动臣下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才能，使得“下之所能不同”，而都能为“上之用”，从而达到“事无不治”的目的。他还认为，“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如果国君只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决不能把各方面的事办好。因为“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即使“君之智最贤”，也必然精疲力竭，不胜其劳。而且国君如果事必躬亲，一个人去“为善”，臣下就不敢争先“为善”，甚至会“私其所知”，不肯出力，国事如有差错，“臣反责君”。慎到认为这是“乱逆之道”，是“君臣易位”，国家也就不可能不乱。在无为而治方面，慎到和申不害主张是相似的，只是论述的角度不同。他认为，如果国君什么事都自己亲自去做，不但会筋疲力尽，还会使大臣旁观，不积极做事，等一旦有了过失，大臣会把责任推到君主身上，君臣矛盾的激化甚至会导致谋反篡位的事出现。 在慎到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势”被置于法、礼之上，被认为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前提。慎子关于“势”的理解，历代为正统思想所斥，但只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贵势”的思想基础是人的平等，即君主与匹夫一样。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的“天生圣人，作君作师”理论，是道家“齐物论”哲学的应用。为了进一步说明“势”，慎到还引进了一个概念：“定分”。所谓“定分”，即“分定”“名分”“占据”之义。君主是国家机器的主轴，君权一定要大于臣权。慎到提出“得助于众”来实现此目标，核心是人，方法是“兼畜下者”。君主得“势”在于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民能”与“君用”；(二)上下关系。 慎到的权势集中论的基础在于：权势大小取决于“下”、“众”支持的多少。其权势论最精彩处在于君主“为天下”说，意即君主立天下不是为一己之私利，而是有利于社会的治理。为了进一步要求国君为国家服务，慎到提出了“谁养活谁”的问题，即国君由百姓供养，其权力是百姓授予的，而非天子自己取得。因此，国君、天子为国家、为民众是当然的义务。这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的“君权神授”说。 基于“贵势”理论，慎到鲜明地主张法治。他认为“国家之政要，在一人心矣”。保持人心之平稳与和谐，对于维护国家系统的稳定有关键意义。要达到这个目标，慎子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实行法治。“一人心”是法治的本质。 人治还是法治，是先秦政治思想的焦点，慎到明确指出人治是一种最大的“私”，慎到的立法原则，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社会化。立法要遵循人性的好利，是一条原则。但法不能满足一切私利，慎到的又一条准则是“立公去私”。“公”具有一般意义，高于君主利益。为了保证人们能“立公去私”，奉公守法，慎到提出“分”的概念，即分清职守，不得逾越。这样所有的臣民都被法分解成特定的个体，“法”是唯一的连接纽带，便于君主控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在先秦的法家代表人物中，慎到、申不害和商鞅分别重视“势”、“术”、“法”，但都是在提倡法治的基础上提出的不同观点。“势”主要指权势，慎到认为，君主如果要实行法治，就必须重视权势，这样才能令行禁止。 四、慎到主张：（一）清静而治 一方面，慎到主张因循自然，清静而治，所以，他说：“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慎子·因循》）意思是说，任其自然，则万物亨通，化而变之，物就不得其用了。自然界是这样，社会也是这样。他在《民杂》中说：“民杂处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畜之，无所去取焉。是故不设一方以求于人，故所求者无不足也。大君不择其下，故足。不择其下，则易为下矣。易为下则莫不容。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谓太上。” “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畜之，无所去取”，这就是在治理百姓时也要因其所能，不要偏取，有所去取，这样才能富足。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法和势。法就是法律、法规，势就是权势。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势是前提，法是手段。慎到认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慎子·君人》）。他明确地说过：“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螘同矣，则失其所乘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从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这是《韩非子·难势》中转引慎到的话。龙蛇之所以腾空飞天，主要凭借云雾的威势，一旦云雾消失，龙蛇就与地上的蚯蚓一样，无所作为，原因在于失去了它们赖以飞腾的势。同样，没有了权势，聪明贤能如尧这样的君主连三个普通人也治理不了；而有了权势，昏聩平庸如桀这样的人却能使天下大乱。 （二）抢法处势 所以，他主张“抢法处势”；“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所以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把法看成了国家的根本，是维系社会秩序，伦理道德的可靠保证。慎到认为，有了法，就要真正以法治国，不能只是摆设。他说：“为人君者不多听，据法倚数以观得失。无法之言，不听于耳；无法之劳，不图于功；无劳之亲，不任于官。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慎子·君臣》）什么都要用法来实行、判断、裁定，不能有所遗漏。法有种种作用，所以，“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慎子·威德》）然而，“治国无其法则乱，宗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艺文类聚》卷54引《慎子》）法必须不断变化以顺应时代，否则，法就会衰败，就会走向死亡，所以，作为国君的责任之一就是变法。 表面上看来，慎到主张因循自然、清静而治与依法治国是矛盾的，实际上，慎子的意思是在法治的基础上依照事物的本性，顺其自然，法也必须遵循自然本性。 （三）驭人 《慎子》一书中，没有“术”的概念，但他的贵势，尚法理论要得到推行，就不可能没有一套方法。慎到把驭人之术总结为两条：(一)“尚法不尚贤”，(二)“君无事臣有事”。慎到反对“尚贤”，并不反对“任能”。“能”与“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能”指技术性的才干，而“贤”是道德、政治概念。君主的领导艺术在于知人之能而善用之。君主要有得当的驭臣之术，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不要事必躬亲。至于用什么人，慎到“不用忠臣”，不相信那种“空言忠心”的臣子。 这里区分两个概念：“自我”与“为我”。前者是人的本性，后者是君主的私欲，要臣下舍身奉献，即忠臣。与此联系，慎到反对用忠臣，并不反对用能臣。他用直率的语言，揭露出君臣关系的本质，在政治思想史上意义重大。 五、慎到著作慎到与老子、庄子都崇尚自然，其出发点相同，但他们的归宿差之甚远。老子看到自然的伟大，鼓吹“绝圣弃智，复古归朴”，庄子在“完美自然”的前提下，对人类社会充满绝望之情。慎子认为天地的伟大，但同时相信人们能能够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哲学史上从慎子开始，走上了积极干预社会的道路。慎子以“因循自然”的哲学体系，在政治上提出较系统的法、术、势理论，为法家政治理论增添了许多新鲜血液。在前期法家中，慎到以“贵势”著称。“势”有三层含义，其一相当于今天物理学上的“势能”；其二指的是一种有利地位；其三是指政治生活中的权力。 慎到则认为人君在法面前也应“事断于法”、“无为而治”。这既是他的法律观所导致的结论，也是他的国家观所导致的结论。二者都源于他的公私观。在他看来,天子、国君以及各级官吏不但必须“任法”、“守法”、“唯法所在”，而且都是为了服务于天下、国家而设立的。因此他说：“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他已从公私观上将天下、国家和天子、国君区分开来。所以他主张臣下“以死守法”、“守职”，而反对忠君。君主本人也只能为国、为“公”，而不能“行私”。为了防止国君行私，慎到反对国君“自任”，而要求国君“任法”。 六、慎到的影响1、慎到把国家职能规范化，用规范的形式体现和保证统治阶级的利益，无疑是杰出的思想。慎到的法治思想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其一，他论述了君主与国家的关系，指出君主仅仅是国家职能的执行者，是法的工具。其二，他把国家职能规范化，使治理国家的方法从神秘转向公开，是中国行政管理学上的一个创举。 慎到的势、法、术互相制约、互相补充。尚法是处于中心地位的思想。而法之行，赖于统治者的威势。有威势、始能令行禁止，而达于至治。重势之说为韩非吸收继承。 七、对慎到的评价对于慎到的学说与思想，历史上的评价分歧颇大。 1、庄子评价。 2、荀子评价。 荀子认为，慎到的思想学说是一种迎合君主与大众的学说，细究起来很难看出它的旨归所在，散乱而不成系统，因而是不能用来安邦治国的。而且慎到片面强调法，忽视人的作用、能人的作用，认为法可以包办一切，这又走向了极端。但是，慎到的学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并非毫无道理，因而是可以聊备一说的。秦汉以后，随着儒家学说定于一尊局面的出现，慎到的学说遭到了彻底批判。《韩诗外传》说：“夫当世之愚，饰邪说，文奸言，以乱天下，欺惑众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则是范睢、魏牟、田文、庄周、慎到、田骈、墨翟、邓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顺非而泽，闻见杂博。然而不师上古，不法先王，按往旧造说，务自为工，道无所遇，而人相从。故曰十子者之工说，说皆不足合大道，美风俗，治纲纪；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众愚，交乱朴鄙，则是十子之罪也。”这个意见既是正统儒家的看法。后面的几句话与荀子的评论相同，或者本来就来源于荀子，但是口吻却有天壤之别了。 3、现代评价 客观地说，在慎到的学说中，确实存在着重法轻贤的缺陷，也存在着重法与顺自然这两者难以统一的矛盾，但是，它避免了老庄道学纯粹任自然而不要法治和法家主张绝对的法治而不必因循自然的两种极端。它对稍后的法家具有启蒙的意义，也可以说是法家的开创者。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今考其书大旨，欲因物理之当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于法之外，亦不宽于法之中，则上下相安，可以清静而治。然法所不行，势必刑以齐之，道德之为刑名，此其转关，所以申、韩多称之也。”这个意见应该说是比较公正客观的。所以，现代学者钱基博在作《名家五种校读记》时，全盘袭用了这一段文字。 八、考证1、屈慎争鸣 郭店一号楚墓的出土文物中，于考证墓主身份最具启发性的材料，乃是殉葬耳杯铭文“东宫之杯”4字。因为，这表明墓主与东宫太子应有其特殊的关系。庞朴先生认为“东宫之杯”是“东宫之师”4字，进而提出墓主应即楚国太子的老师。这一推断显然是合理的。问题在于：如果进一步推论此“东宫之师”即是屈原，则很难成立。 2、东宫之师 据考察，怀王在东宫时的师傅正是屈原。依据有三。一是《离骚》中的荃蕙之喻有此暗示。二是《离骚》中“来！吾导夫先路”一语，不能简单视作“引导之辞”，而是具有师傅身份的屈原对怀王发出的召唤之辞。三是《橘颂》中有“行比伯夷，置以为像”的话，其中的伯夷不是周初的孤竹君之子，而是指五帝时的伯夷父，亦即五帝之一的帝高阳颛顼的老师。 怀王即位时（公元前328年），屈原23岁，“年岁虽少，可师长兮”，恰好表达了屈原在准备作好东宫之师时的愿望与信心。 3、郭店楚墓 据考古学家根据墓葬形制及器物纹样等推定，郭店楚墓墓主入葬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约在公元前300年上下。屈原卒年，一般认为是秦军陷郢之年，即公元前278年，故时间相距不小；又，屈原自沉于汨罗，此葬地相距亦远，且秦已陷郢，阻其道路，无法归葬于此。故郭店楚墓墓主不可能是屈原。 郭店楚墓墓主是顷襄王之师慎到。怀王在位时，慎到为太子横之师。太子横质于齐（前300—前299年），慎到相随到齐。襄王归楚，“即位为王。齐使车五十乘来取东地于楚。楚王告慎子”，则又可见慎子已随襄王自齐归楚，佐襄王巧妙地处理了楚与齐、秦两国之间的复杂关系，既暂时安定了楚国，又维护了领土完整。慎子卒年大约在顷襄王二、三年（前297—前296年）。这个时间与郭店楚墓墓主下葬年代最为接近，且不与史实相悖。 慎到，据《史记》之《田完敬仲世家》及《孟子荀卿传》的《正义》，知为赵人，齐宣王时入齐。《史记》载，慎到列于齐之稷下先生之中，又被赐第为上大夫，大约是慎到初入齐时的事，后来则做了楚太子横的师傅。 又，慎到为当时著名学者。《汉书·艺文志》谓作《慎子》四十二篇；《史记·孟子荀卿传》谓著十二论；《正义》谓是十卷，在法家。慎子的学者身份，与郭店一号楚墓墓主的殉葬文献之多相映照。说屈原从齐之稷下带回竹书，固然可能；说慎到从齐之稷下带回大批文献，更为可信。已搜集整理出来的郭店楚简属儒、道两家著作，但不能就此推论说此墓非慎到之墓；更何况，据说郭店楚简还有一部分被盗并已由海外购回，存量较已出版者为多，尚在整理中，安知其中无慎到本人所著之书？又安知，慎到为法家之说未必无误？ 4、墓葬竹简 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村一号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经整理编定为十六篇（图片和释文见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简》 ）其中四种是道家学派的著作，一种儒道共同的著作，其余多为儒家学派的著作。楚简《老子》分为三组，抄录在不同的竹简上，整理者将三组简文分别称为《老子》甲、乙、丙。简文不分上下篇（“道经”与“德经”），亦不分章，其次序与现传本章序有较大差异，文字也有不少出入。简文全部加起来，约相当于现代本文字的五分之二。 李学勤认为，郭店楚墓竹简的年代可以由相关楚墓的年代推定。郭店楚简出自郭店一号墓，考古学文化性质于邻近的荆门包山二号墓，该墓的年代可由出土的竹简定为公元前300年左右。郭店一号墓位于楚都郢城外墓地的范围之内。这里楚墓的序列是清楚的，可以判定郭店一号墓葬在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之前。因此，郭店一号墓的年代当在公元前280年前后。即在楚怀王——楚顷襄王年代之间，与屈原的时代约略同时。但墓之主人的身份尚未表明。有人认为是屈原，有人认为是慎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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