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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3年第4期 基于考古学研究的琉璃河遗址价值建构与阐释 王冬冬1，王晶2* （1.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 100083；2.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 100009） 摘要：从考古遗址到考古遗产的关键内容是遗产价值研究，而考古学研究成果既是遗产价值凝练的核心，也是价值阐释的重要内容。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自2019年起重启系统化的考古工作，遗产保护和利用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通过查阅考古报告、研究文章及采访考古学家等，文章将琉璃河遗址的发现、发掘和保护史分为5个主要阶段，随后重点分析考古遗存本身和考古学研究成果如何支撑价值的建构，以及价值阐释中如何利用考古要素，探讨考古遗址遗产化路径中的价值“编”“译”问题。 关键词：琉璃河遗址；价值建构；价值阐释；考古遗产；遗产化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志码：A DOI:10.19490/j.cnki.issn2096-698X.2023.04.026-035 世界范围内考古遗址“遗产化”趋势的增强，尤其是申报世界遗产热的出现，使得从考古遗址到考古遗产的转换路径愈加清晰。这一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是考古学研究成果转化为遗产领域话语的问题，最核心的内容就是遗产价值研究。丛桂芹借鉴传播理念中的“编码”和“译码”，认为文化遗产“价值建构”的过程为“建构遗产关键知识而生产出文化遗产的意义”，“价值传递”是“对遗产关键知识的解析而阐释、传达遗产意义”[1]8。其中考古学研究成果既是遗产价值凝练和建构的核心，也是价值阐释和传播的重要内容。 虽然考古遗产价值研究需要涉及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等诸多因素，也包含管理者、考古学家、公众、媒体人、在地居民等各利益相关者，但是本文聚焦以考古学家为主体的、基于考古遗址本体的考古学研究这一核心部分，着重分析2个关键问题：第一是价值建构中，考古遗存本身及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如何支撑这一目标的实现；第二是价值阐释中，与考古相关的内容和方法都有哪些，发挥着怎样的阐释作用。 2019年以来，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重新开展了系统化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遗址保护和利用工作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是考古遗址“遗产化”的典型案例之一。因此，本文尝试以琉璃河遗址为例，通过查阅考古报告、研究文章和媒体报道，以及实地调研和采访考古学家等方式，系统梳理考古遗址调查、发掘、研究和保护过程中价值建构的相关内容，以及考古遗址保护、管理、展示和利用过程中价值阐释的情况，探讨考古遗址遗产化路径中的价值“编”“译”问题。本研究从考古遗产的价值问题出发，希望能够揭示考古学与文化遗产研究更深层次的关联。 1 从考古到遗产 虽然考古遗址一经发现就成了考古遗产，但是这一过程并非是不言自明的。由考古遗产管理国际科学委员会（ICAHM）准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审议通过的《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1990年）中将考古遗产定义为“根据考古方法提供主要资料的实物遗产部分，它包括人类生存的各种遗存，它是由与人类活动各种表现有关的地点、被遗弃的结构、各种各样的遗迹（包括地下和水下）以及与上述有关的各种可移动的文化资料所组成”[2]，并且作为考古遗产需要开展勘察、研究、保护、管理、利用等一系列工作。吴敬在《从考古走向遗产》的后记中，以文化遗产保护为核心总结了从考古到遗产的发展过程，即“以田野考古为手段揭露遗址、以科学研究为基础阐释遗址、以保护文物为原则利用遗址、以传承历史为目的宣传遗址，让古代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发挥其应有的价值”[3]，这里强调了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公众考古等对遗产研究的支撑作用。 但是考古遗产的形成过程不是单纯的“考古”“遗产保护”“遗产管理”等工作的叠加，而是“一个由遗址类考古资源向社会公共文化资源转变的人为建构过程”[4]，需要考古学和遗产研究的密切结合。二者其实是有着内在联系并相互支撑的。基于考古遗址的考古学研究包括田野调查、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科技分析等，最终通过考古遗存阐明历史和社会发展中的规律。这些研究成果可以支撑考古遗产历史、科学、艺术等价值研究，也对考古遗产管理、保护和利用等工作的开展有益。反过来看，以考古遗产为主导的考古遗址研究也在逐渐增多，例如支撑遗产科学价值挖掘的科技考古工作，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等。更进一步，考古遗址作为考古遗产的载体，通过开展公众考古传播遗产内涵、建设遗址博物馆或公园展示考古遗存，能够使公众了解考古遗产价值、共享考古研究成果。 总之，从考古到遗产非常复杂，二者以考古遗址作为共同对象，考古是基础和内核，遗产是一系列建构的过程。 2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发掘和保护史概述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指以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和燕国墓地为中心的商周时期文化遗存，分布于大石河（琉璃河）自北向南折而向东流经的广阔区域内，面积5.25 km2，范围主要包括琉璃河镇董家林、黄土坡、刘李店、洄城、庄头等村和窦店镇立教、齐家坟、白草洼等村的部分地区（图1、图2）。  图1 琉璃河遗址核心区考古工作示意图 （来源：文献[8]）  图2 琉璃河遗址保护规划范围图（来源：文献[9]） 通过查阅考古报告、研究文章及采访考古学家，本文将琉璃河遗址发掘和保护的历史分为5个主要阶段。 2.1 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发现阶段 清末卢汉铁路修建纵穿琉璃河墓葬区，但尚未查找到文物出土的相关报道。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良才先生在赴琉璃河水泥厂工作途中于遗址附近采集了不少陶片，因此发现了该遗址[5]236。但是此后很长时间并未有进一步的考古工作。 1958年秋—1959年，摸索中开展的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基本完成，登记琉璃河遗址为商周时期重要遗址。1962年3—6月，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对房山县南部的琉璃河公社等进行了进一步考古调查和探沟试掘；同年10月，配合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五年级同学进行实习，对遗址区域内的刘李店、董家林等遗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并发表简报[6]。此次考古工作明确了琉璃河遗址为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地区重要的遗址。此后，黄土坡村村民施友还于1964年在琉璃河遗址挖菜窖时，发现青铜鼎和爵[7]。 因此，20世纪60年代以前是琉璃河遗址的发现、试掘及商周重要遗址地位的确立阶段。 2.2 20世纪70年代发掘和西周燕国都城的确定 时隔10余年，1972年秋，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实习师生再次对遗址区域进行小规模试掘，发现了古代的房基、窖穴、灰坑等遗迹，以及建筑构件（板瓦）、生产工具和生活工具，还在西周地层中发现钻凿的卜骨[5]29,44。这次试掘为琉璃河遗址的持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从1973年春开始，为配合当地的土地平整工程和对遗址作进一步了解，琉璃河遗址进行了一次全面勘察，明确了遗址范围。 随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房山县文教局等联合组建琉璃河考古工作队，对遗址进行长期发掘。首次联合考古队对城址的发掘进行于1976年秋—1977年春，对墓葬的发掘进行于1973—1977年，这一时期取得了丰富的科研成果。郭仁、田敬东在《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报告中指出：从遗址面积、古城址年代、大型墓葬及“ 侯”铭文铜器的发现等，说明琉璃河地区就是周初燕的封地，城址就是当时燕的都邑[10]。鉴于琉璃河遗址的重要性，1979年琉璃河商周遗址、窦店土城等列入第二批北京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1]。 因此,20世纪70年代是琉璃河遗址的联合发掘及西周燕国都城、华北地区商周考古的重要中心、北京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的确立阶段。 2.3 20世纪80—90年代前期发掘和 北京城市起源的重要证明 这一阶段，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再次组建琉璃河考古工作队对遗址进行发掘。第二次联合考古队对城址发掘进行于1984年春，对墓葬的发掘进行于1981—1986年，这一时期取得了更加丰富的科研成果。在城址研究方面，初步判定城墙长度、建筑方式等细节，增加对城内西北角的认识；在墓葬研究方面，克、克铭文中“王曰太保”“令（命）克侯于”为周初封燕提供了重要的出土文物支撑，琉璃河遗址作为周初燕国始封地的观点基本在学界达成共识。鉴于琉璃河遗址丰富的出土文物及研究成果，1988年琉璃河遗址被列入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4月21日，北京市文物局在正阳门箭楼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琉璃河商周遗址的重大收获及研究成果，认为北京作为有证可考的都城已有3 000多年的历史。 因此，20世纪80—90年代前期是琉璃河遗址再次联合发掘及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北京城市起源的重要证明（1990年）的确立阶段。 2.4 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掘和 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开放 这一阶段，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第三次合作发掘琉璃河遗址。第三次联合考古队主要对城址进行发掘，时间为1995年秋—1997年，这一时期不仅在研究上取得综合性成果，也在遗址的保护和利用上取得突破。琉璃河遗址的分期与年代正式确立，早期包含商文化因素、周文化因素、张家园上层文化因素，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征，同时存在使用板瓦的大型建筑、城墙、大型墓葬、陶范代表的铸铜作坊，推断城址始建于西周早期，为燕国早期都城遗址；中晚期文化因素较为单纯，形成周、商文化合体的西周燕文化，其他文化因素消失，墓葬级别降低，逐渐失去都城地位。 在琉璃河遗址考古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的同时，西周燕都博物馆于1990年筹建；1993年，北京市政府正式决定在琉璃河遗址建馆予以保护和展示，选址I区墓葬区；1995年8月21日，西周燕都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内部原址展示M52、M53这2座中型墓及陪葬的2座车马坑。 因此，20世纪90年代后期是琉璃河遗址第三次联合发掘及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院开放（1995年至今）的阶段。 2.5 21世纪以来的全面考古、保护和利用阶段 2000年以来，配合琉璃河遗址保护的调查和发掘偶有开展。尤其是2019年以来，以大遗址保护理念为核心的琉璃河考古开始全面深入展开，具体工作以航空摄影为先导，勘探、试掘与重点发掘为补充验证，建立起GIS数据库；以金属、土壤、动植物等科技检测为主要手段，支撑遗址多元信息提取；此外，还包括对于学者、技工和村民的口述调查，上述工作将服务于以科研、保管、展示、教育为一体的考古遗址公园和考古基地建设。 鉴于琉璃河遗址范围广大、内涵丰富、地位重要，该遗址被列入“十一五”期间公布的第一批100项大遗址名录，以及2021年公布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目前，《琉璃河遗址保护规划（2020年—2035年）》已经国家文物局同意、北京市政府批准，保护范围从1987年划定的10.1 km2增加至17.3 km2，形成文物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和环境控制区3个区划保护体系[9]。《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正在编制中，由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持，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多家单位参与。 因此，2019年以来是琉璃河遗址全面开展考古、保护和利用的阶段。 从上述5个阶段的划分可以看出：随着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遗址的内涵逐步充实、性质判断持续更新、价值认识显著深入、保护利用优化升级，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在此过程中，琉璃河遗址价值的建构和阐释将是下文重点讨论的2个方面。 3 基于考古学研究的琉璃河遗址价值建构 考古遗产是文化遗产中专业性较强的组成部分，虽然考古遗存可作为遗产价值的重要载体，考古学研究成果则可作为价值的直接知识来源，但是当考古遗址因其承载的价值被社会广泛认可时，仍需要开展大量的基础工作。例如，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就需要通过可被识别和感知的特征要素（attributes）呈现出来[12]54，这些特征要素的构成复杂、辨识困难，尤其是考古遗址类遗产，研究壁垒高、精准表述难，需要专业人士开展研究。虽然目前遗产价值的建构与阐释已不再是专家独有的权力，但是考古遗址因其“需要通过考古调查发掘才能得以确认、揭露，并通过专业的技术手段才能开展科学研究”，因此考古学家始终是主导力量，并且考古“遗址价值也并非一成不变，需要通过不断的发掘研究给予验证、补充甚至更新”，因此是一个“自我赋能（empowerment）的过程”[13]。本文正是在动态建构和静态呈现中，对琉璃河遗址的价值进行考量的。 3.1 琉璃河遗址价值的动态建构 正如孟周圆和杜晓帆提出的：文物的价值在考古、研究和修复保护等行动中产生[14]，琉璃河遗址的价值也在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行动中逐渐地、有选择地呈现。 （1）调查。偶然的发现和文物普查的开展是考古遗址发现与发掘的基础。琉璃河遗址早期的调查活动初步判定了遗址的范围、年代、文化内涵和保存状况等，是使考古遗址成为考古遗产的起点。而近年来以大遗址保护理念为核心，借助聚落考古、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GIS在考古学中的应用、环境考古等，开展以大石河流域为核心的区域系统调查工作，则是在减少破坏、节约成本的基础上，全面揭露琉璃河遗址的聚落布局和与周边环境的关系等情况。调查结果显示：琉璃河遗址位于背靠太行山脉的二级台地、毗邻大石河、扼守南北交通要道，且气候温暖湿润、自然资源丰富，是都城选址、城市建设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典范。 （2）发掘。发掘活动既是直接认识考古遗址的方式，也是一种不可逆的活动。随着琉璃河遗址几十年来的逐步发掘，西周燕都遗址的范围、城墙和壕沟、居址、墓葬等各功能区的布局已基本清晰（图1、图3），并且出土了大量陶器、青铜器、漆器、玉器等，丰富了对于遗址内涵的理解，对于琉璃河遗址性质的认识，也随着考古发掘从商周遗址、到燕国都城遗址、再到燕国始封地逐渐深入。而2021年最新出土的青铜“作册奂器组合”中“太保墉”的铭文释读，或将改写西周燕国都城营建的历史[15]（图4）。需要强调的是，在整个考古发掘区域内，考古发掘地点的选择、遗迹发掘目标的设定，也深刻影响着可能揭示出的遗址内涵和价值，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选择性。此外，已发掘的部分将不复存在，一些重点区域的研究将止步于当时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水平，这将直接影响对价值特征要素的提炼，因此必须珍视每一次的考古发掘活动。  图3 琉璃河遗址发掘现场（来源：作者自摄）  图4 2021琉璃河考古新发现 （来源：文献[16]） （3）研究。与考古遗址本体相关的价值凝练需要基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聚落考古、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冶金考古、古DNA和同位素分析、艺术考古等各个方面的深入研究。对于琉璃河遗址长期的考古学研究是凝练如下历史、艺术、科技等多元价值的基础。近年来，许多世界文化遗产项目除了关注完整的遗址结构和重要文物外，还强调“个体构成尺度以下由局部反映的细节特征”，与自然、森林植被等相关联的要素，以及与物质相关的非物质特征要素[12]61等，这就要求关注考古遗迹的细节现象，加强对于古代环境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于出土文物反映的工艺信息等的挖掘。例如，琉璃河遗址首次出土刻有“成周”的卜甲，通过考古地层学、古文字、历史学和测年技术等交叉研究，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重要材料，为我国古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3.2 琉璃河遗址价值的静态呈现 “由于每一处大遗址所包含的内容都不一样，因此对于遗址价值的凝练需要考古工作者，尤其是主持和参与遗址发掘的考古工作者对其作出全面准确和科学的研究”[17]。随着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深入，遗址包含的西周时期燕国历史文化内涵逐渐被揭露，实证了北京作为西周早期诸侯国的地位，将北京城市史上溯至3 000余年前，确定了“北京城市之源”的地位。立足当下最新考古研究成果 ，琉璃河遗址蕴含的多重价值主要可分为以下6点。 （1）历史价值。琉璃河遗址作为西周燕国都城所在，其蕴含的历史价值最为显著。一系列考古发现证明了《史记》中“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的记载，印证广建诸侯、以藩屏周的史实，是西周燕国、周初分封等相关历史的见证。此外，琉璃河遗址被誉为“北京城之源”，是北京具有3 000多年建城历史的见证，证实了北京是当今世界各国首都中建城时间最早的城市。 （2）考古价值。琉璃河遗址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逐渐展示在世人面前，具有丰富的考古价值。一方面，琉璃河遗址的都城布局、墓葬排列、青铜器、漆器和玉器等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另一方面，琉璃河遗址还成就了许多考古学者、培养了大批考古学生、训练了当地村民成为考古技工或民工，在推动北京考古、公众考古和考古学科发展上具有重大价值。 （3）艺术价值。琉璃河遗址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出土青铜器、漆器、玉器、陶器等文物上。这些器物造型丰富、纹饰精美、工艺复杂，反映了当时的设计理念、审美取向和艺术表达，且早期器物包含有周文化、殷文化、北方文化等多重因素，是中原和北方交界地带典型器物群，反映了该时期政治、文化和人群的交融。 （4）科学价值。琉璃河遗址的科学价值体现在城市规划、建筑营造、冶金技术、制骨技术、植物栽培等方面，具体如城墙、排水系统、道路系统在城市中的规划，夯土建造技术、板瓦制作技术等，这些为了解西周时期诸侯国的城市选址、营建、布局、规模，以及社会组织、人群特征和生业模式等提供依据，是相关技术创造过程和成果的见证。 （5）文化价值。琉璃河遗址的文化价值体现在作为周初封国燕国的文化和北京城市的文化。燕文化以周文化为核心，早期与殷遗民、北方草原、本地文化因素相融合，具有多元化的文化因素，后逐渐形成辐射京津冀地区的燕文化圈；琉璃河遗址是北京3 000年建城史的实证，与窦店土城遗址、路县故城遗址、金中都遗址、元大都遗址、明清城墙遗址和紫禁城等共同见证北京城市发展，对于充实首都文化中心的意义重大。 （6）社会价值。琉璃河遗址的社会价值体现在促进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如形成市区镇居民群体关于琉璃河遗址的共同记忆等，推动历史教育、科普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北京市校外教育，促进北京市房山区产业结构转型、旅游业发展等。这将进一步促进青少年热爱文化遗产、在地居民认同文化遗产、全社会共同保护利用文化遗产，从而有助于改善当地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促进地域综合发展。 总体来讲，考古遗产价值的凝练是随着考古调查、发掘、研究及其后续保护工作不断深入而进行迭代与更新的过程，是通过对考古研究成果进行话语体系转化而形成遗产领域表述的过程。但是也应该看到，目前对于琉璃河遗址价值的挖掘还不充分，需要在持续的考古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充实完善。 4 琉璃河遗址价值阐释中的考古要素 基于考古学研究成果凝练的遗产价值不会自觉的为人们所认知，需要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向各类人群进行广泛的阐释，从而凸显考古遗址的独特魅力。相较于价值建构的专业性、复杂性，价值阐释的研究更加丰富多元，并且形成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文化遗产地阐释与展示宪章》中介绍了阐释和展示的定义和途径[18]；Copeland将阐释和展示考古的过程分为初次专家阐释考古遗存并形成展示和二次公众参与展示，其中通过展示进行信息交流是关键[19]；丛桂芹归纳3种主要遗产价值阐释和传播的方式：学术传播的初次阐释、展示传播的现场阐释和大众传播的拟态阐释[1]131-137。本文聚焦阐释过程中考古元素的利用，对上述研究内容略作整合后形成以下3类阐释。 4.1 学术阐释 学术阐释主要指考古学家利用考古遗存和考古研究成果进行学术研究与交流，这是阐释考古遗产价值最为专业的一种手段。 这些阐释活动既包括学者们通过发表学术著作宣传考古遗产，如《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的报告及其他诸多简报；也包括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中国文物学会等的运行以及周期性学术交流会的举办，如1995年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北京房山区文物局联合发起的“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琉璃河召开，这是一次高规格、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是北京史和燕文明研究的里程碑；还包括国家及各省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文物报社等组织或授权组织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等专业培训；此外，“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等兼具学术性和社会关注度的评选活动也越来越受到瞩目。 在阐释途径越来越多元、方式越来越规范的同时，学术阐释更应追求内容的专业性、科学性、准确性，并且致力于最前沿的、最艰巨的、最有争议性的问题的探讨和解决。例如，1995年的国际研讨会就聚焦召公封燕国年代，城址和墓葬的年代，族属、青铜器铭文，燕文化渊源和内涵等关键问题进行了讨论。学术阐释的对象还应有所兼顾，除了聚焦青铜重器、高等级建筑外，如何阐释普通的陶鬲和一般性居址；除了陈列物质遗存本身及其材料、工艺、年代、文化因素等信息，如何进一步阐释其背后的资源利用、人员组织以及社会形态等，这些内容都是琉璃河遗址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 4.2 实体阐释 实体阐释主要指以考古遗址和出土遗物等实物资料为核心，通过直接展示或配合以辅助手段阐释考古遗产的内涵和价值，这是阐释考古遗产价值最为核心的手段。 基于考古遗址建立的考古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以及考古博物馆等具有原址性的、可视性的利用方式，有利于激发公众对于考古遗址的崇敬。琉璃河遗址核心区燕都遗址东城墙外的墓葬及车马坑上已原址修建考古遗址博物馆，既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遗址博物馆造型古色古香，内部展出大量西周时期燕国的陶、铜、漆、玉质文物300余件，最重要的是馆内复原展示M52、M53这2座中型墓及陪葬的2座车马坑，是了解西周燕国历史和考古学的重要场馆（图5）。  图5 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来源：作者自摄） 围绕考古遗物在综合性、历史性或艺术性博物馆设立的展示，有利于更多的公众对考古遗存的理解。琉璃河遗址出土的重要青铜器主要藏于首都博物馆，虽然这些文物剥离了考古遗址的现场，但是通过将克盉、克罍等琉璃河遗址出土文物嵌入北京古都历史文化的展览中，并将伯矩鬲单独设立展柜，以方便参观者全面地观察和解读其艺术、工艺、历史等内容，使琉璃河遗址得到更多元、更丰富的内涵阐释（图6）。  图6 首都博物馆展出的琉璃河遗址出土文物（来源：文献[20]） 4.3 拟态阐释 相对于实体阐释，拟态阐释主要基于考古遗存形成的文字、图像、影像等，在各种传播媒介选择和加工形成的“拟态环境”下阐述考古遗产，这是阐释考古遗产价值最为丰富的手段。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传媒成为阐释考古遗产价值的重要手段，这一方法可通过多层次的视角和多样化的手段营造考古遗产的形象、阐释考古遗产的信息。近年来，通过互联网平台直播考古遗址发掘和保护、影视化展示考古遗址和出土遗物、形成具备考古元素的多媒体产品等阐释手段越来越丰富，并形成较大社会影响力。例如，2022年5月18—19日，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CCTV-10）《探索·发现》栏目推出《北京琉璃河遗址（上）（下）》2个特辑，节目播出第一天恰好为国际博物馆日。该节目将琉璃河遗址的始末娓娓道来，自1945年8月琉璃河进入考古工作者的视野开始，到2021年12月琉璃河遗址正在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五代考古人历时70余年的不断探索，在历史痕迹之下拨开重重迷雾，为公众讲述3 000多年前北京琉璃河曾经发生过的故事[21-22]。 总体来讲，近年来琉璃河遗址逐渐开展多样化的价值阐释，形成以考古遗存为核心的阐释和传播模式，并具备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但仍需要继续扩充阐释途径、丰富阐释内容，形成面向各类人群需求的全方位、多元化、互动性阐释体系。 5 余论与展望 本文以考古遗址为主体视角，基于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考古调查、发掘、保护与研究的成果，探讨琉璃河遗址价值建构与阐释的现状。但是不能忽略的是，遗产价值的反馈研究是对价值建构与阐释效果的有效评价标准。本研究从批判性视角对在地居民和一般公众对于遗址价值的反馈也略作调查，发现其对遗址价值的认知呈现出较为特殊的现象。例如，价值内涵的理解存在滞后性，价值体系的理解存在偏颇性等。因此，基于考古学研究的琉璃河遗址价值建构和阐释需要不断在反馈中调整与完善，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此外，鉴于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在考古发掘史上的重要地位，在西周分封和燕文化中的研究价值，以及在北京城市发展中的突出作用，琉璃河遗址已受到高度重视，并在动态和静态层面呈现出了多重价值，通过学术、实物和拟态等方式进行着阐释。但是琉璃河遗址的价值研究仍需不断充实，并在多个方面继续延展，如其对燕文化的塑造，对周初分封制和西周时期国家治理体系的研究，对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的作用，以及对国际古都建设交流互鉴的推动方面等。总之，本文以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为例，揭示了从考古遗址到考古遗产转变过程中价值的“编”“译”问题，还有更多考古遗址遗产化中的问题值得进一步分析。 参考文献 向上滑动阅览   作者简介：王冬冬（1986—），女，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资源管理、商周考古、工业遗产。E-mail:dongdong@ustb.edu.cn. *通信作者：王晶（1993—），女，馆员，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商周考古。E-mail:bjkgwangjing@163.com.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北京琉璃河遗址保护与活化利用研究”（19LSC009）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Values of Liulihe Site Based on Archaeological Studies WANG Dongdong1，WANG Jing2* （1.Institute for Cultural Heritage and Histor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2.Beijing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Beijing 100009，China） Abstract: The significance in change of concept from an archaeological site to an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is the research on heritage value,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s not only the basis of heritage value construction, but also an indispensable content of heritage value interpretation. Systematic archaeological work has been carried out at the Liulihe site, Fangshan District, Beijing since 2019, with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happening alongside. By analyzing the related publications and interviewing archaeologist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discovery, excavation, and protection history of the Liulihe site into five main stages. Then it focuses on how archaeological remains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results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value, as well as how to use archaeological element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value. This research tries to explore the“construction” and“interpretation” of values in the heritagization process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Keywords: Liulihe site；value construction；value interpretation；archaeological heritage；heritagiz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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