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我的书房

这人，像个偷书贼吧

           我的书房

日报编辑曾明辉女史给我布置了作业，写我的书房。

我的书房，是从一口木箱开始的。

八四年，我从湘机调到自来水公司三水厂，报到时，带着两个箱子。一个箱子里是衣服，一个箱子内是书。那些书，部分是买的，部分是偷的。

在湘机技校读书时，白天的正经课不喜欢上，却喜欢晚上泡图书室。

之所以不喜欢上正经课，是那些课本太容易学，用不着老师教，自己看一遍，快多了。有课本叫《金属材料》，我一节课也没听过。快考试了，使劲看了两天，居然打了九十八分。这个是毕业成绩。

晚上泡图书室不一样，越泡越觉得自己是白痴，于是，越使劲泡。管理图书室的是个阿姨。稍晚点儿，图书室就留着我一个读者。她索性开溜，叫我给她关门。机会来了，哪能放过？于是，今天偷一本，明天偷一本。反正偷了不少。如今想想，还真不觉得可耻。那时候，身上钱不多，何况要抽烟喝酒，哪还有钱买书？阿姨给个机会给我，也就不拿白不拿。

偷的书，我早还给社会了。一是我后来不少的书，有些朋友借了，不还了，我只能干瞪眼。二是这些年，四处兴起的书屋，我捐出的书，怕有十麻袋。因此，于当年偷书的事儿，心安理得了。我都还了，而且付了高息，该算个正经人了。

我有个知交叫郭务强，当年是湘潭市一中校长。当时，有学生在校图书馆偷书。他说，他从不追究，甚至不叫学生赔。道理极简单，他不好学，偷书干嘛？他家富裕，用得着偷？我就想，我在一中读书时，若遇到这样的校长，保准不会天天去玩，也会使劲读书。我玩，是因为不喜欢上课，家里又穷，没别的书可读，不玩，能怎的？若遇着他，可以从学校图书馆偷书，我肯定会使劲看书。偷一本，看一本，看完，又去偷。

当时，我管偷公家的书叫“得路”，管偷私人的财物，叫偷。我没偷过私人财物，所以也就没偷过，只得过路。何况这件事，的确与道德无关，而是与贫穷有关。今年《红岩》一期，发了我的短篇《斑鸠》，里面有个情节，一个小女孩坐公交车，将半截一元币塞进投币箱，被司机发现了，司机叫她补了一张一元币。这是个真实的事，我亲眼所见。我当时想，如果我是司机，就装着没看到，也算帮了女孩一把。女孩的穿着，明显不如别的同龄女孩。她若不是穷，若不是这一块钱于她的家份量不轻，用得着这么做？我之所以能这么想，就因为我曾经偷过书，而之所以偷，就因为穷。

拥有书房，是我搬到现在的住址后。书房不大，十来平米吧。因此，书便层层叠叠地摆，实在摆不下，就弄些纸箱盛，还装不下，便将其中一些落到阁楼上。这事儿有点麻烦，有时为找一本书，翻半天也没法儿翻到。但不管怎样，有了书房后，我该算个有钱人了，因为有了属于自己读书码字的地方。我区分有钱人还是穷人的标准，极简单，有书房的，是有钱人，没书房的，是穷人。

有次，我对女儿说，如果你读一本书，感觉知识增加了，那么，你读书还没有上路；如果你读书，读出的结果，动不动就引经据典，就谁说，谁又说，那么，当初你不如不读书。读书，要使你读过的东西，成为你的血液，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才算真正读了书。

仔细想来，我书房有两所，一是家里的，一是家外的。

许多事儿，问书是问不明白的。必须跑出去，跑到山上，或者到溪边，一个人，该想什么就想什么。有天夜里，该是十一点了，我打电话给湘潭县作协主席齐延龄，请他赶快开车过来。我和齐延龄便跑到湘潭县，找了一条溪听溪响，听了好久。这种听溪式的举动，好似常常发生，以至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习惯。

而更多的，则是和各色人物海阔天空地扯。有时候有目的，有时候没有目的。我坚信，每个人都是一本书，都值得读书人去读。我对自己的要求，一是能坐在五星级宾馆和人论道，二是能坐在田坎上和老农说三担牛屎六箢箕。

于是，完全可以这样说，屋外的世界是我的另一个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