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楚荷：我的两个入党介绍人

两千年时，我自费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梦里春秋》和《棋王》，将家里弄得债台高筑。我和妻子的收入，除了维持家里必要开支，能省的，都省了下来还账。于是，家里的基本建设、甚至简单的维护，都几近于无。譬如说，我家那套六十来平米的房子，一间房的墙壁开了指头宽的坼，地面仍是本色的水泥地面，吃饭的四方桌，四条方凳，油漆斑驳得不忍多睹。好在我天生乐观，将个“穷”字说成“清贫”，再加一句“享受清贫之美”，每天照旧能“躲进小楼成一统”，乐在其中地看书和写作。

俗语说，贫在闹市无人问。这话说得地道。那段时日，除了至亲和几个疯子般的文朋诗友，还真鲜有人到访。

万事都有例外。

那天，乐华和方延川到了我家。

乐华是老朋友了，可谓知根知底。一九八六年，板塘地区几个青年，这家单位进，那家单位出，动员爱好文学者，加入他们筹备的湘水文学社。乐华是那几个筹备者之一。我们三水厂仅有七八十个员工，派去了四个，其中有一个是我。此之前，我虽然也读书，虽然写几首旧体诗，但离“文学爱好”几字，好似还有些距离。

过了几天，在昭山寺召开湘水文学社成立大会，乐华当选社长。他说了些什么，不记得了，但他的形象，却刻在了脑子里。那形象乐观，豁达，真诚。也是在那个会上，社员们纷纷拿出自己的作品传阅。那些作品有打印的，有油印的，更多的则是手写的。我没带作品去。或者说，当时没有作品。但那个会的氛围感染了我，使我以为人原该如这些文学爱好者，在学习和奋斗中活着。

回到家，我写了两千余字的小说《秋叶》，投到《新创作》，居然发表了。

该是八七年下半年，乐华联系了《湖南文学》主编王以平，来湘水文学社讲座。那天上午，乐华邀了我和另一个社员一起，去长沙接王一平。我们是坐长途汽车去的。车上，有两个女孩叽叽喳喳，声音大得出奇，且语言粗中见俗，俗中更粗，叫人不得安生。乐华便制止她们，要她们少说几句。乐华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还说了几箩筐道理。他说话的样子，憨厚而有趣。或是乐华的话起了作用，两个女孩没再喧闹了。

那次讲座，乐华忙上忙下，事无巨细，都亲历亲为。他自己并没有交作品，倒是我这个什么活儿也没干的社员交了，并且那个短篇小说发表了，名《没有必要后悔》。

再后来，随着文学热的迅速降温，爱好文学的人愈来愈少，湘水文学社和许多文学社一样，无疾而终了。我和乐华见面的时候便少之又少，听到的关于他的信息也不太多，只是知道他考进了工商局，后来当了科长，至于其他，不甚了了。但每次记起他，我都会想到那六个字：乐观、豁达和真诚。

方延川是初次相见。乐华介绍说，电化厂一个什么老总，还说了方延川的几个社会职务。于我，很少记那些职务，有时甚至对某些介绍都不太当真。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给我的印象，一是腿不方便，二是目光好似能穿透钢板，有种不容置疑的自信和坚定，三是他的笑，在灿烂中十分干净，只有童稚的笑可以类比。同时，纵使乐华不介绍，他的气质和谈吐也让我知道了，这位是高知类人物。

叫我高兴的是，两位没有因为我家的寒碜，而表现出半点嫌厌，样子好似他们家也是我家的样子，无论喝茶，无论坐立或者说话，都十分自然。不像我某些友人，表现出那种高我一等的样子。这让我对他们已是十分信用。我心说，乐华没变，还是当年的乐华，方延川当和乐华性情相类，也是可以结交的朋友。我不知道方延川对我的看法如何，但我的确觉得这次一见如故。套用贾宝玉第一次见林黛玉的想法，是“这人我是见过的”。

乐华问：你加入中共了吗？

我说：没。

乐华说：加入我们党吧。

我问：你们是什么党？

乐华说：致公党。

两位介绍着致公党的历史和宗旨。让我肃然起敬的是，致公党创始人是陈炯明。我便觉得这个党不坏，该是可以入的。当年，陈炯明和孙中山闹矛盾，孙要以国民党为核心，以三民主义建国，而陈炯明则要实现美国式的联邦制和多党制。两种制度孰优孰劣，我不知道，也没兴趣和能力去评判。何况历史没有给陈炯明机会，证明他的主张是否正确。可以肯定的是，孙中山的主张，愿景虽然善之又善，但，的确为蒋介石的独裁奠定了基础。而独裁，总是叫人厌恶的。

于是，我毫不犹豫答应了，加入致公党。乐华和方延川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这天，我的确不记得是发生在哪个季节，但，我愿意相信，那是在春天。因为春天的湘潭，先年的树叶在深绿中飘落；新的树叶在吐芽、长大，渐成嫩绿一片；各色花在预示秋天可能有的果实中，灿烂地开了。何况那段时日我的心境，如我写这篇文章时心境一样：昨天和前天的我，无论荣，无论耻，都已如春天里该掉落的旧叶，心底的希望则已如新叶在嫩绿中充满生机。我之所以如此看重这天，是因为那天如我人生许多节点的日子，让我有种“知今是而昨非”的感叹。

我被安排在方延川任主委的板塘二支部。

也是那以后，方延川对我的关心与日俱增。我取得点儿进步，他保准会鼓励有加，更为难得的是，我不少作品，在投稿前，他能提出许多修改意见。我的长篇小说《工厂工会》（头条发表在《当代》（长篇小说选刊））中几个情节，就接受了他的意见。

前不久，在致公党市委开会，见到了乐华。他胖了些，也如我，老了不少。我们约定，在各自方便时，去家茶楼畅谈。

昨天黄昏时，我开始写这篇文章，写了两三百字时，电话响了，是方延川打来的。

方延川问，晚饭有主没？

我说，没。

方延川说，到“丑小鸭”来吃饭吧，我在这里等你。

饭时，我告诉他，我正在写这篇文章。

我们相视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