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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明:纪录片摄影的现场美学与即兴创作

 凹凸镜DOC 2023-09-26 发布于山东
第七届澳门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 MOIDF ) 于九月八日至二十四日举办。今年影展主题是“改变”,过去几年世界大变,透过光影穿梭时空感受片中人经历的巨变,以及扬尘过后那恆久不变的追求和渴望。除了令人热切期待的片单,延伸活动更是今年影展一大亮点。


“真实影像拓展计划”(Project: Extending Reality into Imagery结合讲座、工作坊的全新创作训练企划,带领大家一起学习与研究如何发掘真实故事并将它们转化为影像,寻找自身与“真实”和“影像”的关系。


本次活动邀请到了摄影师薛明与杨宇菲进行主题为“纪录片摄影的现场美学与即兴创作”的对谈,以下为对谈实录:

对谈嘉宾

杨宇菲

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助理教授,清华大学人类学博士,主要从事影视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纪录片作品包括《姑婆》,文化部“节日影像志”项目《卯节》《端节》《中元节vr》,纪录电影《大河唱》(执行导演和田野调研)等。

薛明 

致力于纪录片实践教学与纪录电影创作的摄影师。从业近20年,以摄影师的身份担任了40余部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其代表作有《摇摇晃晃的人间》《大河唱》《四次旅行》《两个星球》《少女與馬》《中国门》《纺织城》等,著作有《纪录片摄影手册》。

以下内容节选自
第七届澳门国际纪录片节杨宇菲与薛明对谈交流的现场录音

杨: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这场薛明老师的分享活动。我是今天的对谈人杨宇菲。围绕纪录片形成的缘分非常奇妙,我跟薛老师认识是在2016年秋天一起在大西北拍摄纪录电影《大河唱》,今天因为纪录片再次相聚在澳门,有缘与在座各位一起来探讨“纪录片摄影的现场美学与即兴创作”这样一个有趣的话题。薛明老师自从2005年开始担任过很多部纪录电影的摄影师,包括刚才的《两个星球》,早前的《大河唱》《摇摇晃晃的人间》等等,获得过一系列国际纪录片节大奖,是纪录电影的“宝藏摄影师”。现在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薛明老师上台入座。



薛:谢谢!真的很奇妙啊,现在与很多老朋友的相聚都是借着纪录片的缘份,来到不同的城市,在不同的项目拍摄中和不同的电影节上与大家见面,畅谈创作、把酒言欢。

杨:上次我们讨论纪录片拍摄还是在宁夏盐池,这一次到电影院里,而薛老师的创作也主要集中在纪录电影上,您如何理解纪录片的电影感呢?

薛:首先是影片的制作技术要能达到电影放映的工业标准,能通过技术审查。这一点说详细了就包括前期拍摄时,摄影机所使用到的具体参数、画面的稳定性、色域空间、同期录音的质量与后期混音的效果等。

其次就是创作者的思维方式作为导演,你有没有观众意识?你如何让观众在15分钟后就能喜欢上你的电影,在30分钟后就能与你拍的人物共情,在70分钟后就能看懂你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在90分钟电影结束时能拍手叫好,并能get到你所传达的价值观。同是电影,纪录片相对于剧情片,娱乐性和明星效应要弱很多。那导演就得思考一个问题——你的影片拿什么吸引观众?靠故事?靠议题?靠IP?靠你的思想?


作为摄影师你有没有影像思维?你不仅仅是拍到就可以了,拍到其实很容易,只要你愿意花时间,拿一台智能性较高的机器完全可以做到。但电影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来电影院看电影?电影是有语言的,我们要用这种视听语言来呈现导演要讲的事。在现场要做的是精准拍摄和表达。用这套语言把你在现场看到的、听到的和感受到的人和事压缩在90分钟内,再呈现给观众,让观众与你影片中的人物能共情,并感同身受。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就至少具备了电影感。

最后一点是你的影片是否具备电影的美学特征。美学这个词说起来太大太空,很难形象化。简单的说,就是你的影片是否区别于电视节目和新闻专题的形式与美学,从技术层面、视听层面、思想性上还有质感上一看就是一部值得坐在大银幕前观赏的电影。

一部纪录电影,若能做到这几点,至少我作为一名普通观众,买了一张电影票,花了90分钟看完后我觉得是物有所值的。

杨:纪录电影摄制组作为一个团队的工作方式其实与导演持摄影机独立完成的纪录片还是有所不同的,请薛老师与我们分享一下一部纪录电影的摄制组是如何组建和工作的?

薛:导演、摄影、录音、摄助这四个人缺一不可。这是纪录电影的摄制组最精简的组合了,有些题材可能还会增加一个制片。

有经验的导演一般会请自己经常合作的摄影师,这样的合作相对固定与默契,这一点对于纪录片创作尤为重要。纪录片不像剧情片的拍摄,导演在现场是没有监视器可看的,很多时候没有再来一条的可能性,导演对于现场发生的一切,最终都期望于摄影师拍到的素材。这两人的默契程度最主要取决于彼此之间的信任。要能达成相互信任,首先取决于互相认可并欣赏对方的才能、为人处事等。

摄影师与录音师的配合也相当重要,有经验的录音师他会看着摄影师的镜头焦距与景别来下杆,而不是仅仅把声音录清晰就好,他录到的声音就像我拍到的画面景深和景别一样,是有虚实也有空间的,当然也有情绪。纪录片的拍摄,摄影师有时也很依赖于录音师,为什么这么讲?尤其是一些对话场景,有录音师在,摄影师就能尽情发挥,至少不用担心因换机位换镜头使谈话内容中断,更不用担心因机头麦的距离受限,而必须时刻紧贴着拍摄对象才能获得更好的收音,可以说有录音师在现场,摄影师拍起来会进退自如,游刃有余。

摄影助理一般是由摄影师带自己的得力干将。别小看一个摄助,在纪录片组里,摄助很可能就是一个全能性的“万金油”。他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摄影师快速更换镜头、背器材、盯身后发生的事,同时还要负责器材和摄影师的人身安全,尤其是跟拍时,有助理在摄影师身旁,那是相当有安全感的。这种感觉在画面上可以体现出来,就是运镜会很流畅、镜头会很稳、气口会很长等。助理有时还会兼顾第二机位的拍摄,还有开车、做些DIT的工作等。

所以,一个优秀的摄制组一定不是随意拼凑的,彼此之间需要的是信任与默契、信念与互助、当然还要“气味”相投,知行合一。

杨:纪录电影的摄制组注重彼此信任与合作,其实也是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那么,在与不同导演的合作过程中,您有什么样的心得体会或者收获?

薛:与每一位导演合作都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有经验的或是经验不足的,每一位导演的修养、个性、知识面以及对于纪录片的理解和认知都不同。作为一名职业摄影师,首先我是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和艺术创造力帮助导演获取他想要的影像,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与导演合作,还会与团队的其他成员有交流,若能悄悄地留意到他们每个人身上的优点,并学以致用,这样收获与进步可想而知,问题在于你愿不愿学,会不会学?每位导演都有自己拍片的方式与方法,很多经验都可以直接拿来用,这是在教科书上学不到的。所以学习纪录片的途径,不一定要从导演开始,从摄影、从剪辑、从录音学起,最后再转为导演也是一条路径,这条路径看似经历了很多,其实是走了捷径。另外,在我职业生涯中,接触各种各样的拍摄对象,他们生活的酸甜苦辣、人生的喜怒哀乐也影响并改变着我的三观。


杨:摄影师与导演如何才能更好地达成默契的创作关系呢?

薛:我拍片这二十年来,合作了有20多个导演,也不是跟所有人都能愉快地创作,与大部分导演我们都能达成默契,产生信任。在这我分享一点自己的经验:

a.主创成员要保持稳定性,不能经常换;

b.彼此要建立起信任。(举例:导演不要老盯着摄影师和液晶屏,不要动不动就制造紧张,声东击西,拉扯摄影师或调整机位)

c.导演在片场,一要控场,关注人物周遭的环境,帮助人物迅速“入戏”;二要引导,把内容往想要的点上去靠;三要配合,帮助摄影在规定时间完成拍摄,确保一场戏的完整、有效;

d.拍摄结束后的探讨、交流与分享。(当天拍摄结束后,坚持看回放画面,随意讨论。剪辑阶段能与摄影师有深入交流,调色时最好能让摄影师介入。)

杨:您与这么多导演合作过,很好奇您有没有想过自己来导演拍摄一部纪录片呢?

薛:在我刚入行时我有这么想过,也有过导演梦。经历这么多年的拍摄后,我放弃了这样的想法。每个人要认清自己,知道自己的长处是什么,做自己擅长的事,把它做精、做好、做扎实,同样也能获得不一样的人生价值。

记得在我刚入纪录片这一行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奔着导演这个角色而去,但到最后,能留下作品的导演有几个?屈指可数吧。那时候基本上都是导演自己掌机拍,偏独立创作,也很少有专职做纪录片摄影的人。我是看到了这个契机,就选择了做摄影,为大家服务。其实更内在的原因是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导演方面的修养和能力都不足,那时我擅长的就是技术,为何不做呢?

作为摄影师,我可以跟不同的导演合作,拍不同类型的纪录片。时间久了,我发现每个导演都很厉害,真有两把“刷子”,我就开始偷学“武功”,在导演与拍摄对象聊天时,我就靠近凑上去听,听他们聊什么?这一点很重要,这是在纪录片组里,偷学“武功秘籍”的最佳时刻,这个时候他们聊的内容一般都与本次拍摄的“行动计划”相关,当你作为摄影师能清楚地了解导演想要什么,能掌握拍摄对象的“行动路线”时,你说还有什么你拍不到?这一切不都尽在掌控之中吗?除非你的技术跟不上,那就得去苦练了。

时间久了,导演也会觉得你有灵气,他想要的不用他说你都懂,他在现场看到的你都拍到了,这样自然就达成默契了,也必然产生信任。日积月累,你不就是一名有导演思维的摄影师了吗?而纪录片最稀缺的就是这样的摄影师,有导演思维,至于摄影技艺那都是其次,技艺是可以速成的,但思维和想法是需要时间来沉淀的。

录音师和剪辑师也是一样,我合作过的很多录音师他们都懂一些基本的摄影常识,在现场他根据摄影机的物距和焦距是能迅速推断出我拍的景别大小,他的录音杆下多长,声音的空间、虚实和层次是什么样,他都是带着创作的思维在拍摄,而不仅仅是把声音录清楚录到。


总结一下,我觉得纪录电影的创作,摄影师最宝贵的是要有导演思维,录音师要有摄影思维,剪辑师和导演要有观众意识和故(叙)事思维。

杨:纪录片的现场拍摄其实很考验团队合作、团队与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磨合的过程都是相当考验的,您有没有考虑过转行做剧情片摄影?

薛:从来没有,这是两个行当。纪录片的创作过程和创作环境是与人、与时间共同成长的,有收获也有快乐,在拍摄别人的过程中你收获的是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这让你自己的生活也得以丰富。这些无形的收获在剧情片组里你是享受不到的。

另外,任何一门手艺,只有你把它做精、做尖,你的价值不就体现出来了吗。就纪录片摄影这一行,分的都很细:有专拍美食的、拍历史文献的、拍社科人文的、拍动物风光和水下的,拍社会议题和人物的,拍纪录电影的……拍了这么多年,我都不敢说自己什么都能拍,我只知道自己擅长拍人、拍社会议题。要给自己在行业和圈子里有一个明确的定位,让别人清楚的知道你能做什么,擅长做什么,这一点很关键。

杨:您担任摄影的纪录片似乎都以手持摄影为主,是您个人的风格么?您如何理解手持摄影呢?

薛:现在想想,我似乎已经不太会用三脚架拍东西了,真的是这样。最近五六年我拍摄的影片中,用到三脚架的画面我能屈指可数。当然,我不是说要让大家抛弃脚架,该用的时候必须用。比如你要拍个远景、拍个空镜,拍一些相对静态的画面时,你若没有足够的功力拿稳机器,那种轻微地晃动会分散观众感受。并且在纪录片里,很多时候需要跟拍,跟拍人的动作和行为,用脚架就没那么灵活,所以手持摄影是必备的技能。

这种手持不是随意晃动、更不是依赖稳定器挂一支广角镜头从头到尾的跟拍式长镜头。手持摄影目的是为了灵活自由地运镜和调度,为了迅速地抓住瞬间而选择的一种“人机合一”的方式与状态,这种方式拍摄的画面有着创作者的情感流动和特有气息。当然,还有一类影片是偏观察式的,那得使用三脚架稳稳当当的拍,那样的稳定本身就是一种美学。所以说选择手持或固定,要根据影片的题材和内容来定,没有绝对。

杨:手持摄影时有没有什么技巧?

手持摄影机想要达到稳定的“人机合一”状态,也是需要方法的。剧情片拍摄,一般会把摄影机扛到肩上,一是机器重,扛到肩上省力;二是有专职的跟焦员,摄影师只用把握构图就行。在纪录片拍摄中,多数摄影机都是轻型的微单及一体机,摄影师需自己跟焦点。为了快速更换镜头,减轻重量,我会抛弃一切外挂附件(兔笼、小监、外挂电池、跟焦齿轮等),选择手持摄影机抱在怀里,这样在拍摄时才会有亲近的感觉。

在选择摄影机时,要考虑它是否有防抖功能。跟拍人物行走时选择21-35mm之间焦距的镜头,在助理的协助下,拽着摄影师的后衣襟正跟或侧跟拍摄,摄影师要和被摄者的移动速度、步伐大小保持一致。路上遇到台阶时,要和助理达成默契的“暗号”来提示摄影师。

其次手持的姿势也很关键,要让机器尽可能地贴近自己的身体和脸庞,双手紧抱机器时要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双肘要在身体上找到支撑点,把机器的重力分散到身体上,同时还要调整好心率和呼吸,有时拍一个固定镜头甚至需要憋气,要练就纹丝不动憋气30秒的“特异功能”。还可以借助一些物体来做支撑点,比如身体靠着墙、坐在椅子上、将摄影机贴住桌椅门框或蹲下拍摄等,有时还可以借助一些轻便的辅助器材以减轻负重。比如马鞍袋和独脚架。最后还需要练就用左手的两根手指一正一反同时跟焦点又收缩光孔的硬功夫,这也是摄影师的基本功。配合腰杆和脚步还要适当地做出上下左右的移动来调度摄影机运动……所以,手持摄影在拍摄现场需要的是一种高度专注的状态,而不是漫无目的地摇晃和跟随。


我之所以一直坚持手持摄影,一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人手帮着拎脚架,只有一个摄影助理,有时他要负责为两个摄影师频繁更换镜头;二是一旦摄影机上了脚架,就意味着禁锢的开始。而我们拍摄的大多数题材和场景,都是以活生生的人和家庭为主,他们随时都会动,这时机位就必须根据人物的运动作出迅速的调整和调度。若把摄影机上了脚架,那就只能摇摄了,而摇摄的行程也是受限的。所以在很多时候,我用自己的身体扮演着一个“人肉摇臂”的功能,跟、摇、移包括升降这些常用的运动方式,只有在我紧抱摄影机的时候才能灵活地发挥到“人机合一”的状态。

记得刚入行时,生怕自己的摄影机没有别人的大,我曾给一台单反相机加了各式各样的“兔笼”套件,外挂了小监和V口大电池,还像模像样地装了跟焦器和遮光斗,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瞧,我多专业。而当我越来越深入到摄影的内在,越来越能在现场投入到那股牵引我的神秘洪流中,摄影的外在形式感就会越来越弱。

现在,要不是考虑到大银幕放映的技术指标,我恨不得拿着手机去拍,那是多么随意和任性啊!当然在保证各项参数能达到影院级调色的最低指标下,我尽可能地拆掉机器上所有无用的配件,甚至一颗螺丝、一条肩带和一块厚电。目的是当我把摄影机抱在怀里时,减少负重,调整心率,让摄影机和身体同步静止,一同舞动,游刃有余。

杨:纪录电影的拍摄既要兼顾技术指标,又要考虑到一个团队进入拍摄对象的生活空间之中尽可能不打扰原本的生活节奏,作为摄影师其实是与拍摄对象距离最近的人,您如何理解纪录电影的真实性问题呢?

薛:根据影片类型确定影像风格,不同的摄影风格和视角给观众带来的真实感是不一样的。我所说的“真实”一定是带引号的。我们自以为像直接电影一样躲在角落里默默地记录就很真实,但在现实拍摄中,尤其是面对家庭、拍一个活生生的人时,我很难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墙上的苍蝇”。很多时候会被那些可爱的拍摄对象所感动,会与他们共情。所以我的选择会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性。包括拍谁不拍谁,什么视角,什么景别,与拍摄对象之间的距离等,这些技术性选择来自我在现场的第一感受,它会直接影响现场的气氛与人物的情绪。当然,也会给观众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我作为一名创作者,通过技术手段,把在现场的感受转化为视听语言,再通过剪辑取舍,最后传递给了观众。你说这个过程真实吗?我认为这个真实其实是创作者所看到和感受到的真实,至于观众所感受到的真实是什么样的,那就人与亦云了。

我们现在拍纪录片,很多时候为了追求电影的质感和视听效果,从团队的组建到器材的选择就已经很像一个电影小剧组了。对于拍摄那些普通人,现场的气氛,人数、器材的压迫感会让拍摄对象有一种不自觉的表演,尤其是双方信任没有完全建立时,这种表演看的很清楚。所以我有时也在片场问自己,我的影片是要拍到真实吗?此刻我所看到的真实观众会认为是真的吗?观众买了一张票坐在电影院,仅仅是想窥视一个人的真实吗?我把我的拍摄对象拍的又真又实的目的是什么?说到这,我想大家该明白我要说什么了。今天我们坐在电影院,买票来看的是一部非虚构电影,既然是电影,首先就是立人物讲故事,我们作为创作者,如果能站在一名普通观众的视角去想,观众是想看一个人的真实还是想看一个有故事的人?

所以我的理解—纪录片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真实,不是物质现实的复原,是我们创作者经过艺术的眼光雕刻的真实。

杨:拍摄纪录片时,摄影组人数与器材远比剧情片少,又常采用自然光,加上人物关系变幻莫测,在现场瞬息万变中,摄影师该如何兼顾捕捉当下,又保持摄影风格?有时候可能现场的场景与预期的差距很大,您能分享一下遇到这种情况时在现场会如何处理么?

薛:这个问题非常好。在我刚入行拿起摄影机拍摄的前几年,我也是底气不足,随着拍摄经验的不断积累,现在进入一个陌生的场景拍摄,我不怯场,有底气了。后来我发现,很多拍摄场景在不同的影片拍摄中都会重复出现,有相似的,也有相同的。以前,在一个陌生的场景中,尤其是遇到突发事件和重要拍摄时,我拍的手忙脚乱,摄影机的节奏甚至都甩了起来。现在回想,那是因为自己经验和底气都不足,我所指的不足一是准备不足,对场景不熟悉;二是没有想清楚为什么拍?拍什么?怎么拍?

现在我每当进入一个陌生的场景拍摄时,如果有可能,我一定会争取提前堪景。你没听错,是堪景。大家知道剧情片有堪景这一说,难道纪录片也需要看景吗?纪录片不就是跟着走哪拍哪吗?错!堪景对于纪录片的拍摄至关重要。堪什么?看光是从哪进来的,需不需要调整?看场景中有没有影响和干扰视觉的东西,如果有怎么调整?听场景里在拍摄的时间段会不会有干扰的噪音?看场景的大小,了解人物的活动范围,确定一个机位是否可行?想象你的机位和调度该怎么分布……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提前熟悉场景,让你在拍摄时增加自信和底气,让你能够“控制”现场,从容拍摄。

另外,导演与摄影师要建立起信任关系,如同在战场上的两个战友一样,背靠背。导演要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想明白搞清楚在这一个场景中,你想让摄影师拍到什么?想给观众看到什么?看似只有两句话,在真实的拍摄现场,能做到思路清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导演真不多,很多导演犯的最大问题就是多拍,不停地拍,生怕漏掉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这对于创作来说是件很恐怖的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你不自信,想要的太多,这样做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啥,时间久了只能消耗掉大家的体力和精力,当然还有机器的电量和硬盘的储存空间,这都是无形的成本。

作为导演,在一个场景中,都没想明白自己要什么,仅仅靠摄影机监控式的拍摄,后期剪辑时再一点一点的删除用不到的素材,那这样的导演岂不是做起来很容易?所以,在一个陌生的场景中拍摄,导演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想要什么?能拍到什么?同时要做到能“控制”现场、引导拍摄对象进入进入佳境。作为摄影师要做就是提前堪景,与导演充分沟通,想好拍摄方案与对策,即便现场在意料之外,也能顺势而为。

在实际工作中,这两人就跟唱双簧一样,要打配合。导演始终是站在摄影师的旁边(身后),听着拍摄对象的谈话、观察着摄影师的神态以及周遭的人和事,时刻判断着现场谁该出现在你的镜头里,谁不该出现。这是需要导演来“控”场的,这里所指的控是一种能力和智慧。

杨:我们在座可能有些朋友未来有志于纪录片创作,您认为一位职业纪录片摄影师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和能力呢?


薛:1)能为导演和制片人提供性价比最好的器材解决方案与拍摄方案
(2)能与不同的团队成员友好合作,能让导演在影像方面放心
(3)对于影像有自我要求的标准和艺术追求的水准,对于技术规范和器材使用有严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4)在片场,人和摄影机应始终处于待机状态,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开拍
(5)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丢三落四的低级错误,要做到有备而来,有备而拍
(6)做事靠谱,言而有信,说一不二
(7)最重要的一点是具备导演思维

杨:纪录片的拍摄周期较长,您是如何有效合理地安排你的档期?

薛:首先,作为一名摄影师,得有明确的定位和职业规划。你是想干快活拍短片还是想拍一部电影作品,这两者区别很大。前者也许你猛干三五年就有房有车,而且生活会很小资,但你继续再拍,会越拍越累,最终不断重复自己,对拍摄内容失去兴趣。后者则需要你有强大的信念,有作品意识,要能耐得住寂寞和诱惑,能把自己宝贵的时间都用在刀刃上。拍一部是一部,最终在属于自己的作品中找到自我价值。

对我而言,这两者身份我都扮演过,从最开始给别人拍婚礼,拍活动会议,拍宣传广告,拍专题片再到纪录片,最终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职业定位,就是做一名创作型的摄影师,拍纪录片,拍纪录电影。当你给自己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位后,行业里那些有创作意识的导演自然就会找到你,前提是你得有几部像样的代表作才行。说回来,就是先让别人认识你,至于怎么样认识你,这一行首先是认作品,还有人品。

一旦为自己找准定位后,若是选择了创作,那你的精力必然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内踏踏实实地一年一部地往下拍,有时都不止一年一部,也许两三年甚至更久才能拍完一部。如果你能把一部作品当成是自己的孩子,那你一定不会随便让别人来碰,希望她在成人之前,都有你的陪伴与呵护。创作就是这样,你能允许时不时有人来为你的作品“添砖加瓦”吗?所以,当我接手了一部电影的拍摄后,我不仅仅是与导演与这部影片建立了劳务关系,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陪伴与呵护,直到她有一天在银幕上与观众见面、亮相,我的使命才完成,我的价值也在那一刻体现出来。

所以,且行且拍且珍惜,不求数,求质,求志同道合。

(图中从左到右依次为:澳门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策展人林键均,纪录片摄影师薛明,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助理教授,清华大学人类学博士杨宇菲,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教师李凡)
杨:您从业至今拍摄了这么多有质有量的纪录电影,今天在座也有一些学生,您有什么想给青年创作者的忠告或寄语么?

薛:摄影既是一门熟能生巧的手艺活儿,也是一种用影像准确传达感受的艺术形式。前者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后者需要自身艺术修养的深造。希望我们都不要做那个只会开关摄影机的操机手,我们要做的是一个拿起摄影机来表达的观察者。

作为影像创作者,我们不仅要有知识积累,还要有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要多读书、多看电影、多关心时事,提升自己的美学修养和鉴赏力。要经常走入市井中去体验生活,这是纪录片创作者最核心也是最灵魂的东西。你要亲自去馆子里点一道菜,坐下来慢慢地享用,才能尝出食材的味道;你要走街串巷,听家常里短,才能理解人和人之间微妙的关系;你要仔细地去看人群中你感兴趣的人,看他的神态和情绪、穿着与打扮、言谈和举止,猜他的性格和他的取向等,你才能预测他下一件事会如何选择;还有那些小猫小狗、花花草草,它们身上有很多与人共通的灵气,也许你的人物可以用他的宠物去表达自己的困境;你要在最热闹的地方去发呆,让自己放空,在万事万物中看到万事万物……总之,慢下来,训练你的观察力和感知力,这比拍片更重要!

最后,珍惜自己的激情和专注力,它很有限,也很宝贵。不要让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去透支它。


特别鸣谢:澳门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本期编辑:奥伊米亚康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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