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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王建平 | 怀念母亲(散文)

 家乡文汇 2023-09-27 发布于黑龙江



作者简介:

王建平,男,1956年生,黑龙江省肇东县人。1984年毕业于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科班。现为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黑龙江分会理事。

随  笔

怀

【黑龙江】王建平 

    望着满天的繁星,我在猜想哪一颗曾经与您的双手有过轻轻的摩擦?有过生命的第一次接触?

    母亲,姓田,名桂馥。桂是桂花,馥是馥郁,亦“桂馥兰香”。虽说桂的香虽不似暗香浮动的梅,也不似香气逸清的莲,它热烈芬芳,吐着浓烈情思、馥郁缠绵,历久弥新。尽管其外形平凡,米粒般细碎的黄花一丛丛藏于花间,若不是香气漫溢,很容易被遗忘。古来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林和靖爱梅,郑板桥爱竹,然而,姥爷独爱桂,桂的香气带丝丝甜味,桂绿又喻杰出者,桂香亦可流芳,于是“桂馥”成了母亲的名字。一九二五年农历六月十九日是母亲生日,这一天是观世音菩萨成道日,也是佛教的节日。如今,“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已随岁月匆匆过去。仰望苍穹,天空没有痕迹,大雁已经飞过。

一、母亲的家世

    二十世纪初,在肇东县和兰西县交界处有一个田石匠屯,这里只有几十户人家,屯东头住着一个石匠叫田富,家家户户以及十里八村的石匠活都找他,别看他逊于粗手大脚的壮汉,个子不高,形体单薄,干起石匠活却十分利落,冲碾子,剔门柱石,凿看家护院的石狮子,无论多大的石头,一锤子不苟,能把小狮子凿的简直就是一件工艺品,如今田石匠屯仍有人家珍藏他凿刻的小石狮子。在我的书架上有一个碎瓷青花笔筒,一道裂痕上有一个姥爷亲手铆上的小八锯,是他的手泽之遗。据母亲讲,他七十多岁时,还有人来找他做石匠活,他背起前褡裢,装上姥姥为他烙的小面饼就赶活去了。姥爷的手艺,在今天看来并不算什么,可在当时老百姓的眼里却非同小可,把他看成大能人,大伙都愿意和田石匠搭讪,有啥事就找他说说,有啥困难就来找他帮忙。由于都是苦出身,他同情穷人,所以乐于助人。他的人生信条是晴天交朋友,雨天好借伞。长此以往,田石匠的为人远近皆知,生意日隆,久而久之屯名就叫成了田石匠屯。沿用至今。用一生勤劳节俭形容他不过分,“手艺在身,袖里囤金”是挂在他嘴边的一句话,他靠自己双手凿出万贯家财,在肇东置了上百垧地,盖了几十间房,家境日益富裕。他性情乐观,致富不忘生活节俭,也不忘过往的乡邻,做到有求必应。听母亲常说,你姥爷心眼好使,谁家有困难都会伸手帮一把。他会喝酒,也喜欢喝,可每天都不超过二两,最愿意吃的“千层耳”也是切那么几小条,从不大吃大喝。他常说,“君子吃略尝之味,小人撑死不知足”。做事有节制,乐于帮助人,从不端东家的架子,有很好的人缘。土改那年斗争地主分田地,不少地主被当场打死,而姥爷的田地和财产被分了,在肇东给留了三间房,他被批被斗,身上却连一个棍棒都没挨,他被老百姓保护起来,有人晚上让他上家里喝二两酒,从玉米地把他偷偷送回家。到了晚年他已不能行走,眼睛里呈蓝色,布满了石头屑,靠女儿照顾。我三四岁时的印象是,他整天躺在三间房中间那个小屋炕上,我好奇总去偷偷看他,他抓不着我,就逗使我,我往前一凑,他把拐棍倒过来勾住我的脖子,将我擒拿住,他开心极了。那时“文革”风暴已经逼近,他已是八十四岁,无疾而终。

    姥爷膝下三个女儿,人称“田家三姐妹”。从姥爷兄弟的儿女中母亲排行第五。大姨生五个儿子一个女儿,母亲生我们姐弟四人。经常听母亲说,你大姨命里够苦,38岁守寡,一个字不认识的家庭妇女把几个儿子都培养成大学生。那个年代,大学生属凤毛麟角。母亲反复说这些,意在激励我们。母亲在家排行第二,性情亲和,谦虚内敛,面子薄,干啥会干,特别要强。什么事经不得人说,做什么事都想要个好。姨妈念书多,有文化,机敏处事,能言善说,有人情,虑事周到。三姐妹年龄相差十几岁,但长得出落,模样一个赛一个,气质风度也堪称当时的一道风景。如果不是生在阶级斗争那个年代,若不是出身影响,她们定会走出甜草岗这块盐碱地。也正因为这个出身,她们身上有一副精神枷锁,让她们从此失去光环,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二、童年的心结

    记得在我刚懂事的时候,常常听母亲讲,做人要如何低调,低调不是被边缘或遗忘,也不是无能,相反,占有自信才能做到安于低调,这是一种智慧。如何做到诚实厚道,与人为善?她常说,你姥爷一生奉行的就是多做善事,他是靠“与人为善”这四个字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保住了性命。

    由于她的工作性质极特殊,不能像别人的母亲那样一心照顾家,把我和哥哥送进了离家很近的机关幼儿园,可待到她回到家时,我们二人排称称地坐在炕沿上,弄得她真是哭笑不得。儿时的记忆印象最深的,别人家有饭有菜,母亲却领着我们吃饼子大葱蘸大酱,很少换样,休息日,她除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外,剪鞋样,打隔布,纳鞋底,炒黄豆,做大酱块,她管鸡蛋叫鸡子,把每月每人供应的二两豆油积攒起来,大米用大雪花膏瓶子装着,等到过年才能吃上一顿,余下的留着待客。尽管这样,我们上学的东西什么都不缺,学校开运动会,我们会有白小褂、蓝裤子和涂着白笔粉的运动鞋。家里来客了,她会用一勺大米做粥,还有面食招待。她常常对我们说:“儿啊,熬过这段就好了,有好东西妈会做。”我们也常抱不平,本来就没什么油水,为什么还要勒紧裤腰带?原来是姥爷留下的三间房,姨妈住的那一半准备卖掉,母亲思虑了好长时间,终于一狠心咬牙买了下来,可在那个年月,看到一张十元钱的票面都难,可那1300块钱的饥荒沉重地压在心头,在那个五分钱都能够全家吃一顿菜的年代,我无从知道她是如何把1300元真金白银积攒足,把那个万丈深渊填平的。现在看,这段煎熬的日子,是母亲从一家人的身上口中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儿时的记忆是那么刻骨铭心,它给我精神上的烙印与激励又是多么如此珍贵啊!

 三、托举新生命的双手

    母亲工作在肇东县妇幼保健站,“助产士”这个称呼应该是属于上个世纪的了,现在的孩子,只知道医生和产院。我小时候常常到那里去玩,至今还记得医院的后院长满了野草野花,有野菇孃,黑幽幽,捉不完的蝴蝶、蜻蜓和蚂蚱,经常落得一身花大姐。玩耍后,母亲常常捏着我的小黑爪,教我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我惯常躺在母亲的腿上让她给我掏耳朵,剪指甲,把针用酒精棉消毒,给我挑针眼。她喜欢我头歪在她腿上,此时,她会长久地端详我的手指,眼睛在寻找手上的骨节筋腱及脉络,她端详得那样仔细,仿佛在欣赏一件艺术品,在这些地方发现神秘了之处,对生命朔造出的奇妙感到其乐无穷。来自她身上那温暖的气息,参半着浓郁的来苏味,放射出一种特有的香气,芬芳扑鼻的爱的气息笼罩着我,吸吮着母体深处的馨香。此时的母亲也一定忘记了劳作和生活的苦涩,被一丝暖暖的爱意所陶冶,洋溢在她那皱纹初绽、白发初生的面部表情上,慈祥的让我感到窒息。

    还记得有一次在家玩木头刀枪,不小心扎进鼻翼侧,有一块木头茬在里面化脓了,母亲天天给我擦拭、消毒、上药,还是落下了一个疤痕,至今犹在。

    母亲单位的工作是以出诊为主,上一天一夜班,休息一天一夜。那时没有电话,都是患者家属来接,肇东方圆几十里那么多乡镇,说不定得到哪里去。遇到熟人家里生产,母亲的休息日就会被占去,我们家半夜来敲门的已是常事,无论是酷暑炎热,无论是刮风下雨,无论是严冬的冰天雪地,她都不计较,常常坐在来人的自行车后架上任意颠簸。母亲说,就怕遇到难产。难产,意味着两条生命要共存,考验着助产士的经验技术,这就是她工作的特质,也是工作赋予她的责任。幸福和痛苦并存,希望与风险同在。可见,母亲一生饱经世事,每遇到的困难和难题都与生命休戚相关。可以想像,她所从事的事业和她精神付出与一般的医生是不一样的,常人更是无从体会得到。

    多少年后,让我抹不掉的记忆是那浓烈的来苏水的味道。,还有那墙上挂着一排排子宫里的婴儿图解,值班室常常坐满了来接产的患者家属。记得老院长是个姓李的老太太,精明过人,母亲十分敬重她。十几个助产阿姨,与母亲相处得很近。他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只要听到老院长的脚步,一切会嘎然而止。母亲和阿姨们互相倒班,每人每班平均要出两诊以上,有时最多五六个,经常是累得精疲力尽,困的东倒西歪,疲惫不堪。有的干脆在家挂一个助产士招牌,自己干了。母亲却坚持在医院工作,为的是在医院工作器械全,遇难产,剖腹产,产家母子平安会更有保障。

    在我们家里也经常有人挺着大肚子来找母亲检查,因为母亲对女人的身体和生理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她就是用双手判断什么胎位正不正,预测应该是男孩还是女孩,预产期什么时间,叮嘱妊辰期应该注意些什么,自我护理和胎儿的一些保护方法,她总是替患者着想,嘱咐患者能不吃药尽量不吃药,能不打针尽量不打针,说的耐心细致。实践证明,她的诊断和预测基本上准确。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成了县城有名的产科医生。她深知初生婴儿的健康关乎着一生的健康,接生的方法,包括手轻手重,是否借助助产钳对婴儿的发育和智力影响很大,丝毫不能有半点马虎。所以很多人家都提前和她打招呼预约,能够找到“老田大夫”为自己孩子接生那就是福气了,母子平安就有保证了。

    在她的工作中,她深深地体会到,产房是最难预测和把握的地方,产妇的生产无疑是痛苦的,但这种痛苦只有接生的医生在此相伴。有人把痛苦分为十二级,最低级的痛苦是蚊子叮咬,最高的十二级就是女人分娩的痛苦,而她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柔弱、也是最有希望的守夜人,婴儿出生前的阵痛,如涨潮的海浪,一阵接一阵地拍向生命之门。她要帮助产妇调整好情绪,在阵痛间歇注意休息,阵痛袭来时的用力方法,等到宫口开到五指,才是婴儿进入产道的最佳时机。当她将婴儿那连接着母体半透明的脐带剪断那一刻,她用柔软的消毒纱布擦拭着湿漉漉的小小身子,双手捧起一团红彤彤的血肉,她听到了婴儿的第一声哭啼,感受着人类生命偶然与神秘的降临,心里涌动着一种说不出的欣慰。此时,她忘记了疲劳,忘记了惊险,因为她收获的是新的生命。

    在那困难的年月,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母亲照样是大家心中的亲人,相见时脸上都是洋溢着甜蜜幸福的笑容,谈论的都是小孩如何如何,还有的给她看照片。也许是爱屋及乌吧,有人夸母亲,逗趣地说:“老田啊,你看你这四个孩子,越生质量越高啊。”我曾听姨妈说,小时候她抱着我去县人委大院,很多人羡慕啊,有人说:“看,这孩子长得像小水葱似的。”

    母亲一生亲手接生的孩子无计其数,在县城如果碰到与我的年龄相差无几的其中必有一个是母亲接生的,估计几千人的大剧场能够坐满。巧合的是我嫂子就是母亲接生的,当时她绝不会想到二十余年后这个女婴竟成了她的大儿媳妇。也许母亲是一位产科医生的缘故,我在厦门工作期间,每陪客人到鼓浪屿,我都会在林巧稚的林园多逗留一会,因为她是中国妇产科医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与母亲是同行。在那里,让我感到无比的温馨,感到无比的亲切和舒畅,连对那里扑面而来的风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眷恋。

    在那个苦涩的年代,母亲的工作是对她的最大安慰藉,因为她的工作的意义与生命息息相关。她虽背着沉重的出身包袱,仍耿耿于新的生命的完美,孜孜于她所从事的妇幼保健事业。如果说,那里还有什么兴致而言,那是她的工作本身给她带来了最大的幸福和快乐。但这些,常人是不能理解的,就连她自己的儿子也不知其中的堂奥。若干年后,我看到美国《太阳报》刊登一则消息,48个国家调查显示,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不是长寿的日本,也不是排在第十位的美国人,而是冰岛。冰岛自然环境恶劣,阳光不充沛,物质不丰富,他们凭什么最快乐呢?答案十分简单,友爱、坦诚、心地善良。对个人快乐也有四个答案,一是作品刚刚完成吹着口哨欣赏时;二是正在用沙子建筑城堡的儿童;三是为婴儿洗澡的母亲;四是术后拯救了病人的外科医生。母亲对她的工作乐此不彼,奔波几十年,其动力从中可以找到答案。她一定是一个内心最富有的,因为,产家把她看成是“婴儿和母亲的守护神,”一尊“活菩萨”,这是何等的褒奖啊!

四、心中的灯塔

    在那个追求物质的年代,母亲给予我的多半是是摸不着的爱。

    母亲对我的影响无时不在。无论离母亲多远,我都能感觉到母亲的气息和体温,不管任何时候遇到什么困难都会看到母亲的亲切目光在注视着。因为母爱,没有任何力量能将其彼此分开,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将这道目光隔断。

    是母亲的影响,从小我的体内就注入一种要强剂,十岁就和邻居家的同伴去离家几里地以外的草甸子去割青草。偌大的旷野,虫叫蛙鸣,各种鸟儿飞起飞落,蝈蝈沙虫隐藏在草丛中,沙的一声飞起,让你受到不小的惊吓。美丽的大自然给我以无限的想象空间,无垠的旷野,无形之中拓宽了我的视野,那段经历多少年后我都记忆犹新。

    打柴禾虽然是艰苦的累活,我用扁担挑着两大捆青草,要走上四五里路,可我却乐此不疲。打回的青草晾晒在院子里,清芬四溢。对此,母亲倒是不说什么,但从她的目光中,我能感受到一种激励,能吸收一种能量。我希望所做的每件事都能让母亲高兴,可是就在我念书念得起劲之时,一场政治风暴打破了我念书的梦,母亲的心上更是雪上加霜。

    母亲在单位人缘好,在家里一向受邻居的尊敬,自信好强,从不把自己的困难说与人。自己也常说,“什么事做就做好,脸皮薄,听不得人说”。文革期间,母亲因为出身不好,受尽欺凌,她的自尊心也受到极大的挫伤。在一次批斗会上,有一个粗鲁的人打了母亲一个耳光,这让她受到莫大的侮辱,再加上家里被抄,母亲情绪低落到极点,多少年都忘不掉这一屈辱,但她没有把这个事情详细告诉我,因为她自己也曾打趣地说,“我老儿子不是个东西”。是的,我曾因我家邻居小孩骂我“小地主”,气的我一路飞跑追到他家,他家大人见此紧张的把他藏了起来,我一气之下,把他家刚刚做好的一盆大馇子粥给掀翻了。他家长来找我家告状,我断定这下坏了,免不了回家挨一顿揍,可不知为什么,那次竟然平安无事,躲过一劫。从小受人欺负,在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和精神摧残。父亲因为姨爸是“走资派”而受牵连,在一所小学挨批斗,一度反省不让回家。几个月的时间,家里送饭,一送就是一天的。我经常提着闷罐,背着一些吃的去学校送饭。一次大雪天,我去送饭,送的饭菜又遭到了一个值班老师严格检查,她怕我在饭底下藏东西,把饭搅得稀巴烂,怕在馒头里夹纸条,把馒头掰得粉碎,一脸的阶级斗争相,结果什么也没有查到,气的她说,你昨天给你爸送的饭让猪吃了。实际上是让他们给扔掉了。一帮孩子在一旁起哄,有的骂我“黑帮崽子”,有的上前拽我的布袋子,向我挑衅,我怒不可竭,与他们厮打成一团,一边打一边跑,他们在后边追。这时,从不远处嘎吱嘎吱过来一辆牛车,只见车上一个满身是霜的女人大声制止:“你们干什么,一大帮欺负一个孩子。”边说边赶过来,走近一看,万万没想到竟然是我,我也认出了母亲。此时她更是疯了似的扑赶着这群孩子,这群孩子见状都吓跑了。母亲护着我,把我揽在怀里让我上她的牛车。我一边抹着泪水,一边倔强地甩开母亲,说什么也不肯上车,自己背起饭盒口袋,踩着嘎吱嘎吱的雪走回家,一路上心里种下了一颗复仇的种子。不懂事的我,怎么不想想母亲当时心里是什么滋味啊!

    从那以后,我开始玩起了棍棒刀枪,练起了武术,后来又与一些朋友练起了拳击。三九天光着膀子在肇东花园大树趟子里打,与比我高出一头的膀汉打,将两个拳头攥成平面,练出直拳、摆拳、勾拳,打的如此疯狂甚至痴迷,打的一些人包括欺负过我的邻居,见着我都害怕。绝非夸海口,当时在肇东城里已是小有名气。大约两年后,在一次县运动会集聚的人群中,找到当年欺负我的几个人,故意挑衅,将那几个人一齐收拾一顿,从此,洗手不干了。

    文革后期,我在铁路大修队干清筛,抬铁轨,比我棒的膀的也有累哭的,我有练功的底子咬牙坚持。那时,两合面四两的馒头一顿能吃四个,肩膀黝黑,一掉几层皮,一回到家母亲看着我心疼的直用手摸。大姨从北京回来,见此情景赞叹道:“我老外甥刚啊”。当时大修队有一伙刺头,一见我文弱书生的样子,想让我拜在他们脚下,几次找茬,那天收工,在树趟子我们“玩”了一次,打得树上的叶子哗哗直落,拳头里的激愤喷发到对方身上,几近疯狂。真是不打不成交,那伙人服了,从此还交上了朋友。日复一日的出工枯燥得很,每当我累得到极限时,母亲那刚毅的面孔、坚定的目光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知道,她无时不在看着我,期待着儿子出息,任何时候不能够叫熊。我常想,挨累受罪是小事,母亲盼儿出息的心思只有我深知,从她讲给我的那些事理我能悟出八九。尽管在最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我没有忘记读上几页书,写上几行字,尽管知道修铁路用不上,就是不想让母亲看到一个没有出息,没有志向,没有希望的儿子。

    1981年,我在县工业科工作两年后考上了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大专班,那年我已经25岁,也是我人生最后一次机遇。此举,母亲高兴异常,她兴奋地说:“去念吧,妈的工资全供你。”上学期间,母亲真的把每个月45块钱的工资都给了我。我在学校期间很能花钱,主要是买了一些书,那时是文革后一些名著刚刚重新出版,每一部书浓郁的墨香都让我眼馋。为此,我把烟也戒掉了。我没有辜负母亲,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在学校三年时间,没有一天不是最后走出教室的,没有一天是在晚11点前睡觉的。我心里总是想,一定要对得起一辈子省吃俭用、好脸要强的母亲。

五、母心深潭

    母亲与父亲结婚,在外人看来我们家似乎是个很美满很幸福的家庭,其实,这个家庭里包含着两层极其特殊的关系,明的是父亲与母亲结婚时,带来一儿一女,且精神上都有毛病,男孩当时与住在铁道东的奶奶生活在一起,女儿在父亲与母亲再婚之前就患有精神病,父亲一生很大的精力花费在他俩身上,为此操碎了心。母亲的事情是个暗线,我们一直到八十年代,才听说了母亲的故事。

    母亲与父亲结婚之前也结过婚,那是1947年,她的第一个丈夫张先生与母亲感情甚好,据说是在绥化行署做事,后来去长春“师道大学”深造。在那个战乱年代,老师对学生说学校要南移,全班跟着走,当时有的学生动摇了,有的坚定要念下去。就这样,很多学生包括张先生随老师南下了。就这样,一路退到了台湾。到台湾后,由于局势变化,逐渐感到回大陆无望。这时,张先生得了重病,瘦得皮包骨,有人为他介绍对象,前门进来后门就走了,只有现在的张太太对他照顾入微,日久生情,两人结了婚,张先生对她瞒了与母亲的婚事。从此两人断了近50年的音讯。后来,两岸关系缓和,逐渐有人捎信来,彼此才知道一些音讯。原来张先生到了台湾后,在南投一所中学教书,后来当了校长,在南投教育界人称“三张”之一。这次回来,也仅是说回大陆省亲看表妹的。那是1992年,张先生带着夫人回大陆,为和母亲见面我安排在北方大厦“日本风味料理餐厅”,这次相见是他们分别50年后唯一的一次见面,也是最后的一次见面。由于张太太在场,谈话间吞吞吐吐,停停顿顿,如鲠在喉,局面有些令人窒息。是姨妈有意将张太太引开去卫生间,两人才在几分钟之内说了几十年间发生的紧要事情,张先生急着打听婚后一岁多的女儿灵音,母亲哽咽着告诉他不到四岁就得病死了,并告诉他父亲从来不掉泪,那次泪流不止。听到这,张先生肝肠欲断,老泪纵横。我一直站在外面,不忍靠前打扰。这次暂短见面后,张先生随后到乡下去,然后就返回台湾了。岂不知,两位老人各怀心腹事隔岸相思,尤其是日夜期盼他的母亲,是如何熬过这日日夜夜度日如年的一万多天,内心的泪水啊已经干枯。若干年后,我才明白我的家,为什么母亲和父亲之间总是不协调,母亲经常被噩梦惊醒,时常梦魇,有时半夜在屋子里坐不住非得往外走,可见她此时内心的波澜是无法平息的,她的内心世界是别人无法揣度的。好在我父亲对母亲多有理解,这对母亲无疑是莫大的安慰。

六、艰难的脚步

    改革开放,邓小平南巡那年,正赶上我们哈洽会组委会组团去南方考察,回到家我把这事和母亲说了,她很兴奋,正好她也想上广州去看眼睛,我深知母亲有出外走一走的心思,于是便和单位领导说了,领导十分善解人意就同意了,我考虑到母亲的双腿在接生的道路上蹒跚了几十年,行走比较艰难,我说,到了广州我俩就回哈尔滨。这样,母亲随我们一行五人从上海到了广州。一路上,大家知道她的经历,对老人照顾入微,参观南浦大桥等景点时,大家簇拥着老人走,每到一处都礼让在先。母亲为人处事亲和,说话善解人意,得到大家好感。到了广州,大家一致劝说,大娘和我们一块去吧,你这把年纪再出来不容易机会难得呀。这样,母亲和我们一起走下去。我们所到之处都得到一些特殊关照,车能够开到公园里,这样母亲能够多看很多景点。记得,一次在公园,别人走的快,我的同事见一个园工在修剪树枝,他向人家求助,给了那个人几块钱,把人家的三轮车给借来,拉着母亲在公园转了起来。大家看着都笑了,我心里却是另番滋味。这样,母亲和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了海南的“天涯海角”。

    母亲几十年的助产士生涯,双腿跑遍了全县二十几个城乡和城区的角落,那个年代,多数都是马车牛车,县城基本上都是步行,还要拿上一个很大的医药箱,一个用白布包的助产包。三十年的工作就靠这两条腿带着她的医疗器械四处奔走,积劳成疾,再加上体重较重,落下了膝关节痛。有时我们赶时间去机场,大家虽不说什么,可我心里着急,又无法表现出来,看着母亲内制的努力着,我常常是先一头汗。

    到了海南,当晚,参加省领导的一个宴请,母亲主动提出不去参加,她留在房间,我说,那就把吃的带回来。宴请我们一行的是原我省调到海南省的领导,这样他和夫人一起参加。席间,领导夫人石阿姨问我说:“建平,你长得这么像一个人?”我说:“像谁?”她说:“你像肇东的马力。”我马上说:“那是我姐姐呀。”她说:“真的啊!是你怎么个姐?”我说:“亲姐。”她说:“亲姐,你姓王,她姓马啊?”我说:“石阿姨,我还没来得及说,昨晚我姐听说我来到海南,特意嘱咐我,如果见到石阿姨一定问好。”我又解释说:“我和我姐马力是一奶同胞,我姐五岁时给了我姨妈家,我姨妈身体不好,不能生育,随后又将我弟弟也给了过去。这样,我母亲将四个孩子的一男一女给了她妹妹,自己留两个男孩。我母亲也和我们一起来到了海南,就在宾馆房间里呢。”听到这,她感叹地说:“从黑龙江到天涯海角,世间的事竟有这么巧啊?怎么不请你妈妈来吃饭?”我说:“她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

    仅就母亲将姐姐和弟弟给姨妈家的事,知道此事的人都十分好奇,一时很难理解。大姨家老哥一岁时,当时家在农村,后店池屯四姨家没有孩子,想把他过继给四姨当儿子,而且提出很优厚的条件,被大姨夫断然拒绝,并说:“你老赵家就是给我个金蛋,我也给你踢出黄水来,你知道我老儿子长大是干啥的?”现在老哥已近耄耋之年,退休于国家公安部所属单位。遗憾的是老哥不到两岁大姨夫就去世了。若干年后,还有人说,要是我可舍不得。给一个的有,给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自己家里留两个儿子,这事还没听说过,是不是申请一下吉尼斯。岂不知,这就是母亲的大爱无私和深厚的姐妹情怀啊。

    还记得那是1994年,大姨在长春过90岁生日,为老姐姐贺寿母亲坚持和姨妈一起去,那时母亲的双腿走路已经非常困难,用一步一挪来形容不过份,尤其是坐火车,下地道爬楼梯在她眼里都是天然的屏障,可是她决心已定,我只好陪她们一起去。火车在哈尔滨站停车时间很短,看着母亲艰难地下着地道,爬着楼梯,与匆匆过往的旅客擦肩而过,我有些后悔让母亲出来遭这个罪。在长春三姐妹见面,大姨的儿孙从外地回来,几代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两天很快过去,一想到回程,火车站一眼望不到头的楼梯,我的心就悬着。我们住在吉林省宾馆,真巧,我的同事来此办事,当他见到我母亲步履蹒跚时,问起原由,我告诉他是来给90岁大姨祝寿来的,他望着母亲蹒跚的背影,真的很惊讶。没想到,我们第二天准备返程时,他打来电话,说回哈尔滨的车已为我们安排好了,那台轿车一直把我们送到家。这件事我一直不忘,我想,这一定是母亲修来的啊!

七、愧对母亲

    母亲离开这些年,我心里一直纠结,总觉得有一个幻象,就是愧对母亲。

    应该说,我对母亲凡事从她的角度考虑,总想尽量让她开心。比如,我在工作选择上,宁愿在一个忙碌的单位,去选择一个比较清净的部门,是因为母亲。1996年,母亲的双腿就已经不能行走,沉重的身体是靠拄着一条木板凳能从床上走到屋外。我上班时有时自己一人不小心从床上掉下来,好在床边有一部打电话向我求助,我只好求单位同事一起跑回来,一起把母亲安顿好再去上班。那年正赶上省直机构改革,我选择了到办公厅机关党委工作。这样,我每天中午可骑自行车回家,给母亲做点饭,洗洗什么的,有时还推轮椅让她晒晒太阳。那些日子母亲拥有从上海到天涯海角一大本心爱的出游相册没事在翻,心里很滋润。没想到,这样的日子维持不长,办公厅党组任命我党组秘书工作,这样,我不得不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上,而对母亲的照顾就成了问题。过了一段时间,由于工作紧张,饮食又不注意,我的脚出了问题,肿胀得直到不能行走,我以为是崴了,去骨伤医院看,用中药敷,开了一些口服药,也仍不见好,痛到连被角刮一下都钻心。用热水敷依然痛疼不减,那时,痛风还是很少见的。后来姨妈来了,看到我这个状态,和母亲商量,暂时接回肇东老家,姨妈给她找了一个离她家很近的房子,还找了一个亲属伺候她,做她爱吃的,更高兴的是每天有人陪她唠嗑,她的生活发生质的变化。我为此释然,心里好感谢姨妈在我为难之时,大大帮了我一把。我隔段时间回去看看她。

     1998年冬季的一个早晨,一个晴天霹雳的电话,母亲去世了。原来,这段时间伺候她的亲属田芹老给她包韭菜馅的饺子,她却不知道我在家时包饺子只给她煮十二个小饺子,如果多一个,她的胃一定承受不了,然后吐出来,十分受罪。回肇东了这事别人不知道,怪我粗心没有将此事交代清楚,惹了塌天大祸。一些天来,由于饮食原因,母亲的胃病引起胃出血,导致血压增高,综合病复发又导致心脏衰竭不幸去世。是我的粗心使母亲过早离开了人世。她的死是与我有直接关系的,什么理由也开脱不了,什么客观原因也没有说服力,如果她不回肇东,不会有这样的后果,她不会过早离开我,不会离开她所爱的这个世界,她如果不是这样,她会看到很多她爱看的事情,她会管许多她爱管的闲事。

八、母亲在身边

    人生毕竟有限,作为母亲终究要离去,而我却觉得母亲没有离开我,而总是绕在我身边。

    二十年,母亲一直在我的生活中,甚至一刻也没有分离。只要心闲,或是某一件事的触动,我都会想起母亲。比如,孩子考上大学、出国工作,哥哥姐姐孩子结婚,我每一次搬家,从鸿翔苑到厦门的菡菁里、瑞景公园,到上海的新湖明珠小区,哈尔滨省公务员小区,三亚的龙栖湾,无处不弥漫着思念母亲的气息。每遇到什么事我总会想到母亲,以她的视角推测应该怎么办,她那祥和睿智的眼神,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母亲不仅是我生命的载体,精神的栖息地,更是我灵魂的归宿。她在我心里最重要的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给我最大的礼物是那巨大的精神财富,是我如何做人,如何对周边人,对社会上的人,像母亲那样给以应有的爱心,使我能够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环境。沿着母亲的精神脚步,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童,走过青少年、成年,如今年过花甲,膝下也有儿孙。可以说,每做一件事,都像是母亲的延续。母亲身上的东西,今天仍能够扑捉到,比如,每天做饭都会想起这些米放多少水,如何蒸鸡蛋羹、擀面条,包饺子和面用筷子一面搅搅成洛,一定不软不硬。大白菜炖、炒怎么切,拌凉菜怎么切都有不同方法。衣服怎么洗,晾的时候怎样不出褶皱,以及做大酱、腌咸菜的一些方法技巧。我也有惹着她的时候,母亲爱看我吃饭,有时为我夹菜,她一夹菜我就不吃,她看到我很烦,照我脑门拍一巴掌,骂了一句“小王八犊子”,起身走了。其实,她爱看着我,想抓住孩子的每一个瞬间,恨不得吞噬你每一个动作。现在想这些场面,心口都有一种痛。有时,我无意之中的一声咳嗽都那么像母亲咳嗽的声音。

    此时,我知道,母亲就在我身边。

    人们常说,有母亲的地方是故乡,没有母亲的地方是他乡。慈祥的母亲离开我整整二十年了,记得那是严冬最冷的一天,我们在鲜花的簇拥覆盖下送走了她。如今儿子已年过花甲,重新回过头来看人生三重境界,从“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再到“看山还是山”,只是多一份理性思考。现在对“世事一场春梦,人生几度秋凉”已有切身体会,再看这山山水水已是另一种内涵了。尤其是心中母亲这一座山,是那样壮阔雄伟,起伏连绵,郁郁葱葱,花团锦簇,一眼望不尽迷人的山峦,那是我人生的一道天然的屏障。母亲对我而言,正是“钻石,以最小的体积凝聚了最大的价值”。我相信,世间有一种美,它不一定只在天然的生成上,更应当在人的灵魂上。

    母亲,用事实放大并延伸了美的内涵。母爱,即使我有很多过错,你的心依然仁厚宽容。母亲对儿女来说永远也走不远,对我来说,永远也走不出母亲的心田。有科学发现,人死后生命不会结束,灵魂会穿越进不同宇宙。死亡只是人类意识造成的幻象。

    高远的天际,一排排大雁渐渐隐去,那是生命的追逐,是生命的延续……母爱,这仅是生活的点滴。还是用心灵这部电脑吧,把母爱输入在怀念的心里。

    收笔之即,微信天使送来桂花绽放的图片,是母亲外孙前几天去厦门拍摄特意发我的,画面中的桂花有一挺花茎拔节昂出,长而宽厚的绿叶参差纷披,托起怒绽的花蕊,细碎的小黄花簇拥其间,争相喷吐着浓郁芬芳,夹裹在其间微红和浅蓝色的花蕾,如天上的颗颗繁星,在苍穹上熠熠闪烁,璀璨得让我心醉……

    今天927日,母亲活着的时候常说的一句话:“儿的生日娘的苦日”。以此文怀念母亲。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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