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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约翰·菲利普·辛普森（John Philip Simpson）《俘虏奴隶》（The Captive Slave，1827），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收藏 权威、异化和社会死亡 Authority, Alienation, and Social Death 作者：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1940-，哈佛大学社会学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节选自帕特森的著作《奴隶制与社会死亡》（Slavery and Social Death，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第二部分第2章前两节 所有权力（power）都在追求权威（authority）。亚瑟·杰弗里·伍德海德（A. Geoffrey Woodhead）在研究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权力的本质时指出：“人们一直需要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持，需要说某一行动是'正确的’，不管行动背后的现实政治是什么。”在上一章对财产（property）概念的阐释中，我们看到，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不能脱离主人和奴隶所处的更广社会的权力分配。奴隶的全部权力或财产意味着排除他人对他的要求和权力。如果主人尽可能排除奴隶的所有要求和权力，那么，他对他人行使主权权力仍然需要得到该社群非奴隶成员的认可和支持。一个孤立的主人面临着严重的风险。在这个问题上深谙其道的柏拉图（Plato）精明地指出，一个奴隶主在他的社群内不用担心他的奴隶威胁到他，因为整个国家随时准备保卫每一位公民。但是，如果他和他的直系亲属以及五十多名奴隶被运到一个没有自由民可以保护他的荒漠之中，这位公民就会非常担心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事实上，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因为主人面临的危险不仅是身体上的。在所有奴隶制社会中，奴隶都构成了严重的道德和精神危险。在大部分情况下，奴隶人口很少，很少被视为严重的政治威胁。他们的危险在于他们有能力“超自然地”（supernaturally）冒犯。因此，主人的任务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从消极方面看，他必须化解奴隶对他身体和精神构成的潜在威胁；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他必须为自己的权力争取“额外的强制力”（extracoercive）。这两方面都要通过获得我们称之为“权力”的东西来实现。作为象征性控制（symbolic control）的权威获得“权力”涉及哪些方面？从整个社会来看，权威来自于奴隶关系的制度化。要实现权威，就要把奴隶关系纳入规范秩序。西格弗里德·劳弗（Siegfried Lauffer）认为，构成奴隶关系基础的权力关系（Gewaltverhaltnis）必须成为一种权利关系（rights relationship，Rechtsverhältnis）。那些没有直接参与这种关系的人，哪怕只是间接地受到这种关系的影响，也必须接受这种关系，而不仅仅是勉强接受，必须将其视为事物的正常秩序（就像非奴隶主的希腊人、罗马人、豪萨人或“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农民一样）。主人不仅希望那些没有奴隶的自由人承认他的权威，还希望其他人也承认他的权威，不论他们是否拥有奴隶。权力的傲慢是无止境的，因为主人也希望奴隶承认他的权威以及他支配奴隶的权利（right）。只要他做到了这一点，他就能够无所畏惧地和他的奴隶一起走进沙漠。事实上，许多主人都成功了。正如撒哈拉地区奴隶制民族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许多主人和他的奴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认识彼此和“沙漠”。要理解这种情况的发生并非易事。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在面对权威问题时，都满足于引用韦伯（Weber）这位该领域公认的权威的几段著名论述，然后继续轻率地做出分析。韦伯的分析有太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我们不能采取这种做法。他告诉我们，权威有三个来源——法律（law）、魅力（charisma）和传统（tradition）。然而，法律并不能成为权威的来源，因为它仅仅是拥有国家强制力的规则综合体。正如斯堪的纳维亚等地的现代法学家指出，将法律定义为规范性规则（normative rules）就是回避了法律本身对我们称之为“权威”的东西的乞求。每一位法学（jurisprudence）学生都知道，法律和法律权威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传统。韦伯的“魅力”概念也无法让我们走得更远。就其本质而言，这是一种特殊现象。毫无疑问，偶尔会有真正具有人格魅力的主人，但一般来说，主人并不比其他人（包括他们的奴隶）更具有非同寻常的个人品质。我们只剩下传统了。韦伯的思路没错，但遗憾的是过于含糊。传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传统会自动传达权威？韦伯所说的传统显然指我们称之为“文化”（culture）的规范、价值、思想和行为模式的综合体。我同意，在这个浩瀚的人类经验宇宙中的某个地方，可以找到权威的源泉——但在哪里呢？我认为，从迈耶·福蒂斯（Meyer Fortes）对韦伯的批判开始，象征人类学的学生们已经给出了答案。福蒂斯和其他英国人类学家，尤其是雷蒙德·弗斯（Raymond Firth）认为，无论是私人象征（private symbols）还是公共象征（public symbols），在直接或间接使用它们时，都构成了权力的主要工具。这就是权力的来源。那些行使权力的人，如果能够将权力转化为一种“权利”、一种规范、一种事物秩序的惯常组成部分，就必须首先控制（或至少能够操纵）正确的象征工具。他们可以利用已有的象征，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新的象征。象征性挪用过程的全部机制不在本章的讨论范围之内。我要研究主奴关系中象征性控制的本质。与人类经验的许多其他领域一样，象征过程既有知识层面，也有社会层面。在知识层面上，象征性思想试图用象征的语言解释特定领域的实际经验。它本质上是一种神话，在知识形式上类似于宗教的验证（validate）概念和信仰。象征行为的社会层面指的是仪式过程，通过这种过程，象征性思想在真实的人类互动中得以实现。这种行为无一例外都是高度正规化和仪式化的。当“被象征”（being symbolized）的经验延续很长一段时间时，就会发展出明确定义的象征模式，亦即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阶段，尤其是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的过渡，都会被赋予特殊的仪式表达。例如，阿诺德·范·金纳普（Arnold Van Gennep）的著名著作研究了不同民族对人类生命周期的各种仪式表达。在持久的关系中也可能存在类似的“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译注：范·金纳普的理论），正如我们所见，奴隶制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最后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观点来自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的贡献，他在研究恩丹布人（Ndembu）的巨著及其后来的理论著述中提出了“支配象征”（dominant symbol）的概念。神话和仪式过程在本质上是多义的、模糊的、分散的，有时甚至难以理解。然而，在一个特定的文化领域中，一个支配象征、一个重要的神话主题或一个关键的仪式行为都举足轻重。它的出现使人们能够从知识和社会两个层面对象征过程进行内部阐释。我计划在本章中阐述奴隶制是一个高度象征性的领域，存在于人类经验中。尽管奴隶制的各个方面都具有象征性，但绝大多数集中在奴隶深刻的异化（alienation）现象上。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奴隶的孤立性（isolation）和陌生感（strangeness）使他对主人来说变得非常有价值。然而，正是这种陌生感对社会构成了最大的威胁，最能展现出“感觉和意志高于思维”（primacy of feeling and willing over thinking）的特点，而这正是象征性思维的核心。在认知或神话的层面上，有一个主题占据支配地位，赋予异化行为以非同寻常的意义，这就是奴隶的社会死亡（social death）。在仪式层面上，奴役过程通过明确的（well-defined）成年仪式来表达。如果奴隶不再属于某个社群，如果他在主人之外没有社会存在（social existence），那么他是什么？几乎所有奴隶制社会的最初反应都是把奴隶定义为社会上的死人。克洛德·梅亚苏（Claude Meillassoux）和他的同事们对奴隶制的这一方面进行了最深入的探讨。他们反对简单化的唯物主义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这一问题，甚至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梅亚苏认为，从结构的角度看，奴隶制必须被视为一个包含几个过渡阶段的过程。奴隶被粗暴地从他的环境中连根拔起。他被去社会化（desocialized）和去人格化（depersonalized）。这一否定社会的过程构成了奴役的第一阶段，本质上是外部阶段。下一阶段是将奴隶带入主人的社会，但这是一个悖论——把奴隶带入社会，但视其为“非人”（nonbeing）。这就解释了法律、习俗和意识形态在奴隶关系表达中的重要性。梅亚苏在总结自己及其同事米歇尔·伊扎尔（Michel Izard）的观点时写道：因此，俘虏总是以一种原始的、不可磨灭的缺陷出现，这种缺陷无休止地影响着他的命运。用伊扎尔的话说，这是一种“社会死亡”。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虚构重生（fictive rebirth）的例子（这些例子本身就很有启发意义），但奴隶将永远是一个“未出生的人”（non-né），因此，他永远也不可能“重生”。 这一分析很有价值，尽管它夸大了观点。它之所以误入歧途，可能误导人们，主要在于它过分强调外部来源和征服是奴役的起始行为。事实上，“奴隶制的状况从来都不是由社会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的内部过程造成的”。梅亚苏在这里过于狭隘地借鉴了他在西非的田野经验，这与早先的法国理论家亨利·列维-布鲁尔（Henri Levy-Bruhl）从罗马奴隶制的单一经验中归纳出同样结论的做法如出一辙。委内瑞拉原住民瓦尤人（Wayuu）的奴隶制、朝鲜从高丽时期到李氏王朝末期的大规模奴隶制和17世纪到18世纪的俄罗斯奴隶制是奴隶制在不同背景下运作的三个案例，其规模也大相径庭，却都是内部分化过程的结果。在几乎所有前现代的奴隶制社会中，都有一些奴隶是在当地收来的。这些奴隶带来的问题与那些受到更严重破坏的俘虏带来的问题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不同的是他们在社会中死亡的方式。我认为，社会死亡有两种表现形式和文化“解释”，这取决于早期招收奴隶的主要模式。最早和最主要的招收模式是外部招收，他们的社会死亡的文化模式就是我所说的“侵入性”（intrusive），即使后来大多数奴隶是内部招收的，这种情况也可能会继续下去。表现社会死亡的第二种方式可称为“外在性”（extrusive），这也由最早的主要奴隶招收方式决定。即使后来转向外部来源，这种方式依然存在。在表现社会死亡的“侵入性”模式中，奴隶在仪式上被视为内部的永久敌人。他们在中世纪的托斯卡纳（Tuscany）被称为“内部敌人”（domestic enemy）。他们没有归属感，也不可能有归属感，因为他们是敌对的、外来文化的产物。一方面，他们是对当地神灵的直接冒犯，是神圣空间的侵入者——米尔恰·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所说的、界定社会的“宇宙化圈层”（cosmicized circle）。就此而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贝拉库拉（Bella Coola）印第安人和印度尼西亚的尼亚斯（Nias）岛民的观点几乎相同，甚至这是所有民族的典型观点。贝拉库拉印第安人喜欢说“最初的人们来到地球上时，并没有奴隶降临”，托马斯·F·麦克尔瓦思（Thomas F. McIlwraith）评论道：“对于贝拉库拉人来说，一个人在土地上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祖先神话，所以奴隶的最大不幸就在于他没有祖先的家园，因此没有权利……一名奴隶是一片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没有一系列可追溯至时间起点的祖先。”同样，彼得·铃木（Peter Suzuki）的研究称，在尼亚斯岛民中间，“奴隶在任何祖先神话中都没有被提及，他们在世界树中没有位置，因此缺乏宗教，从而在宇宙中没有位置。他们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他们生活在他们主人的任性和怜悯中。他们生活在宇宙的边缘，几乎被视为动物。”另一方面，奴隶象征着被击败的敌人、地方神明的力量和社群的优越荣誉。由于奴隶与敌人在这种社会死亡的表现模式中相互关联，奴隶制当然与军事有关，这并不令人惊讶，并且奴隶制的术语在许多这样的社会中呈现出军事色彩。在美洲西北海岸的瓜求图（Kwakiutl）印第安人中，“奴隶用q!aku q!ak’o这个词来指代，这个词的基础是根词q!ak，意为着“割下头颅”。U·P·阿维尔基耶娃（U. P. Averkieva）观察到：将被杀敌人的头颅割下并带走作为一种战利品的习俗，与奴隶制的实践并存，这表明，在遥远的过去，一个被俘的敌人会被割下头颅，因为当时社会上还没有奴隶的位置，但后来他开始被收为奴隶。 与早期美索不达米亚人一样，西非的阿散蒂人（Ashanti）把奴隶称为外国人。事实上，在阿散蒂语中，adonke是奴隶的统称，也是对所有外来北方人的统称。在乌尔第三王朝（Third Dynasty of Ur），奴隶一词的字面意思是山里的男人或女人，最早的奴隶就来自这个地区。希腊语中的“奴隶”（doulos，δοῦλος）一词至今仍是一个词源学之谜，但重要的是，尽管希腊古典时期的奴隶制具有高度的商业性质，而且从公元前6世纪起，绝大多数奴隶都是在奴隶市场上买来的，而不是抓来的，但负责对奴隶进行公共管理的国家代理人却是负责战争的军官。罗马的经验更能说明问题。韦弗（P. R. C. Weaver）在讨论“替身奴隶”（servus vicarius）时告诉我们，该词“与罗马奴隶制的许多术语一样，源于军事用途和组织”。奴隶的一个常用术语是captivus，罗马法充分体现了奴隶的“侵入性”概念。被敌方俘虏的罗马人丧失了身为罗马公民的一切权利，但如果他逃脱并找到回家的路，则适用“复境权”（postliminium）原则（译注：这个原则认为，一旦一个人返回到他的家园，就好像他从未离开过一样，他之前的法律地位、权利和财产都应该得到恢复）。奴隶是“无主的”（pro nullo，译注：这个词在古罗马的拉丁文中也有“是物而非人”的含义）。我们还从普劳图斯（Plautus）和泰伦提乌斯（Terence）的喜剧中了解到，奴隶是不认父亲（father）、不认祖国（fatherland）的人。在古代和中世纪，希伯来奴隶制在法律和实践中都具有很强的“侵入性”。在《圣经》时代，犹太人同胞可以被奴役，也曾经被奴役。在《利未记》（Leviticus）中，我们读到：至于你的男仆与女仆，你们要从你们四周的国家中购买。而且你们还要从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邦人的儿女中购买，你们要从那些在你们土地上生下他们的家庭中购买。他们将成为你们的财产。你们要将他们作为你们子孙的产业，永远拥为财产。你们要从他们中购买男仆，使之永远为奴。 迈蒙尼德（Maimonides）认为，外籍奴隶“就像土地一样，能获得他们的所有权”，而未成年奴隶“就像牲畜一样，人们可以通过获得牲畜所有权的方式获得他们”。中世纪的基督教国家从很早开始就把所有抵制皈依的异教徒和异教徒定义为敌人，如果在战争中被俘，他们就会被正当地奴役。与希伯来人一样，中世纪的基督教国家允许奴役基督徒同胞，并否认奴隶一旦皈依主人就有义务释放（manumit）他们。在伊斯兰教的宗教和社会思想中，我们发现了对社会死亡的“侵入性”概念的最纯粹表达。“外来者”包括外国人、敌人和异教徒，应该在“圣战”之后被奴役，作为内部的敌人收编。从法律上讲，穆斯林不允许奴役自己的教友，不过，正如我们所见，人们找到了许多绕过这一禁令的方法。然而，作为一种文化表现模式，奴隶的形象（被俘的敌人和处于社会死亡状态的内化外来者）已牢牢地固定在伊斯兰思想中。《古兰经》中用来描述女奴的最常见表达是“你右手所拥有的”。奴隶主要是“在战争中被俘虏或被强行带走的人，来自外国敌对国家，被俘时是不信仰者”。阿里·阿卜杜·埃尔瓦希德（Ali Abd Elwahed）有力地指出，与西方奴隶社会（包括古代和现代）对奴隶独特性的基本种族概念不同，伊斯兰世界的奴隶概念基于宗教差异（religious differences）。他承认，在阿拉伯人的政治和法律思想中都有强烈的种族主义痕迹，但他坚持认为，在他们的“集体表达”（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中，奴隶制是因对异教徒的正义战争而被俘虏的结果。同样，迈克尔·加菲尔德·史密斯（M. G. Smith）也强调了伊斯兰奴隶主和西印度群岛奴隶主在奴隶制表达上的这种差异。最近，保罗·洛夫乔伊（Paul Lovejoy）呼吁在解释伊斯兰民族的奴隶制时需要区分意识形态和实践。除了混淆意识形态与现实的问题之外，过分强调伊斯兰教表现奴隶在社会死亡模式中的宗教内容，往往会掩盖西方和伊斯兰教表现形式中更重要的共同点——它们都具有“侵入性”。与“侵入性”的死亡概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在性”的表现形式。在这里，奴隶的主要形象是一个堕落的内部人，一个不再属于社会的人，一个由于未能达到某些最低限度的法律或社会经济行为准则而被逐出社会的人。赤贫者也包括在这一群体中，因为尽管他们可能没有犯下公开的罪行，但他们无法独立生存，因此被视为天生无能（innate incompetence）和上天失宠（divine disfavor）的标志。委内瑞拉的瓦尤人是原始人中社会死亡的典型代表，在他们中间，奴隶制基本上是“违反社会秩序准则的后果”。在先进的古老文明中（阿兹特克人、埃及人和中国人是典型代表），阿兹台克人虽然俘虏了许多战俘，但主要用于宗教仪式，否则就重新安置。奴隶制源于“内部”，奴隶是因贫困或犯罪而沦为奴隶的人。在法老时代的埃及，奴隶制的术语与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奴隶制术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它没有把奴隶称为外国人。埃及的术语准确地反映了奴隶制的内部根源，以及奴隶制主要源于贫困的事实。对埃及人来说，这种地位等同于社会和法律上的死亡，阿卜杜勒-穆赫辛·巴基尔（Abd al-Muhsin Bakir）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埃及语中，“俘虏”一词的直译意思是“活死人”。中国在其漫长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一直坚定地奉行一种“外在性”的奴隶制观念。奴隶被视为罪犯，战俘如果被奴役，则在法律上和意识形态上被同化为国内罪犯。在上述社会中，我们都没有发现真正大规模的奴隶制，因此，人们可能会问，这种外在的奴隶制表现方式是否只适用于奴隶制尚未具有重大结构意义的社会制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高度依赖奴隶制的先进社会中，有两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例子。这两个地方分别是朝鲜（高丽和李氏王朝时期）和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俄罗斯。朝鲜和俄罗斯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行政管理方面都严重依赖奴隶，这一点即使在专门研究奴隶制的学者中也不算广为人知。朝鲜的奴隶人口占总人口的30%以上。在高丽时期的朝鲜，奴隶制具有“道德内涵”（moral connotation）。奴隶被认为是被上天抛弃的人。1300年，朝鲜国王高丽忠烈王对一位中国人提出的奴隶制改革草案作出了令人震惊的回应。国王解释道：“我们的祖先曾指示我们，这些奴役分子属于异族，因此不可能成为普通人。反对祖先的指示，就是危害我们的社会秩序。”五百年后，人们对奴隶的概念大致相同。苏珊·申（Susan Shin）和爱德华·瓦格纳（Edward W. Wagner）研究了17世纪末的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发现，社会流动方向“大体上都是向下的”，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奴隶基本上是跌落到社会底层的人。在俄罗斯，我们发现了另一种重要的奴隶制社会，它的奴隶制属于“外在性”的概念。俄罗斯最早关于奴隶制的法律可以追溯到12世纪下半叶。这一法律明确列举了人们成为奴隶的三种方式，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方式不包括在战争中被俘虏。这个排除法让俄罗斯历史学家感到困惑，因此提出了多种理论来解释这一看似遗漏的情况。其中最广为接受的解释是，相关条款可能只涉及个人因自身行为而成为奴隶的情况。这种解释或许没错，但也有另一种解释同样有道理。在帝制中国，被奴役的战俘可能被等同于因被判死罪而成为奴隶的人，而在基辅罗斯，被俘虏的人也很可能被同化为占支配地位的“外在性”概念——奴隶是一个内在堕落的人。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围绕izgoi一词内涵的争议。这个词指的是外国人和自由民，但重要的是，它的主要含义是“失去原有地位并需要特别保护的人”。在这方面，它既适用于皇室孤儿和破产商人，也适用于赤贫的前奴隶和外国人。因此，我们发现，外国人被同化为堕落的内部人，而不是相反。奴隶制在17世纪初的俄罗斯几乎销声匿迹，但在彼得大帝时代又开始扩张，并一直持续到俄罗斯成为包括“新大陆”国家在内的欧洲最重要的奴隶制国家之一。然而，在欧洲的奴隶制中，俄罗斯的奴隶制仍然独一无二，因为它对奴隶制的概念保持了高度的外延性。与帝制中国一样，奴隶制与刑罚制度紧密相连，奴隶被视为犯了死罪的人。并非所有罪犯都成为奴隶，但被判处终生从事苦役和强迫殖民化的“卡托什尼基”（katorshniki，译注：直译是“公共奴隶”的意思）和“波谢连茨”（poselentsi，直译是“定居者”的意思）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公共奴隶”。这两类人被剥夺了他们所有的公民权利。在法律看来，他们不是人，他们的财产分配给继承人，他们的妻子可以再婚，因为所有的家庭关系都被判决给撤销了。奴隶制的“外在性”概念同样适用于在城市地区为主人服务的“私人奴隶”。前面我们看到了三大一神教如何强化了“侵入性”奴隶制观念。因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基督教国家中，俄罗斯是唯一没有把“奴隶”界定为“皈依基督教的异教徒”的国家。理查德·赫利（Richard Hellie）认为，东正教会“纵容乃至鼓励东正教徒奴役东正教徒”，它也并不反对其他信仰的成员奴役东正教基督徒。当我们意识到，在莫斯科，民族意识主要表现在宗教方面时，这种情况就更加不同寻常了，因为“东正教在莫斯科的崛起和巩固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奴隶制在俄罗斯一直具有高度的“外在性”，奴隶从来不是内部的敌人，而是内部的“堕落者”。在意识形态上阐述奴隶与自由民的区别时，并没有诉诸宗教，而是用赫利所说的“模拟壁垒”（simulated barriers）来界定这种鸿沟。其中一个壁垒最能说明问题。奴隶主编造了族谱，“声称他们的部族来自外国”。他们声称自己是贵族王朝出身的外国人，“统治着另一个民族”。（译按：比如俄罗斯历史上对留里克王朝的奠基者们是哪国人的争论）几乎所有这些说法都是虚假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奴隶主没有把他的奴隶定义为在他土地上被俘虏的外国人，而是选择了恰恰相反的方式，把自己定义为具有高贵血统的外国人。当然，这与奴隶制的“外在性”概念是一致的，即奴隶是堕落的内部人。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这两种表现奴隶制社会死亡模式——在“侵入性”模式中，奴隶被视为不属于社会的人，因为他是外来者；在“外在性”模式中，奴隶之所以成为外来者，是因为他不属于社会（或不再属于社会）。在前者中，奴隶是外来流亡者，是侵入者；在后者中，他是内部流亡者，是被剥夺了对社会的一切要求的人。一个人因为是敌人而堕落，另一个人因为堕落而成为敌人。在一个极端，即使战俘成为中国北朝时期奴隶的主要来源，但作为内部堕落者、罪犯的奴隶依然存在；在另一个极端，在美索不达米亚王朝和乌尔第三王朝，当绝大多数奴隶都是内部招收的时候，奴隶也可能是战败的敌人和“山里人”。正是这种在我们通常认为是奴隶制的时期却持续存在着另一种奴隶制观念的现象，解释了研究和阐述奴隶制问题时的许多费解方面。让我举一个重要的例子来说明。欧美作家和历史读者几乎普遍认为，西欧北部在中世纪晚期已经废除了奴隶制。然而，在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荷兰，一种欧洲人奴役欧洲人的严重形式从15世纪中叶一直发展到19世纪。这就是刑罚奴隶制——从“船奴制”（galley slavery）开始，直到被“工程奴隶制”（Bagnes，公共工程中的刑罚奴隶制）取代。（译注：前者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奴隶制度，通常发生在历史上的海上船只，特别是帆船的桨手或桨师身上。在这种制度下，奴隶通常被迫划动桨帆船，为船只提供动力，而且生活条件非常苦苦的，常常处于非常恶劣的环境下。至于后者，犯有各种罪行的囚犯，包括政治犯、罪犯和社会不良分子，被强制劳动，通常是在监狱或工作营地中。这些囚犯被迫从事重体力劳动，比如采矿、修建道路、建筑和其他劳动。这个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囚犯的自由，他们被迫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工作，通常受到残酷的待遇。此外，这种制度在法国殖民地很普遍。） 这两种奴隶制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奴隶制。在欧洲还没有监狱系统来容纳数量庞大的死刑犯时，这两种奴隶制作为死刑的替代品而发展起来。可以肯定的是，此类罪行的发生率越来越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法律上如此定义的行为数量的增加。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法律对犯罪的重新定义以及由此导致的刑法和公共奴隶制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由规范劳动的需要所决定。欧洲学者要么忽视了这一主题的整个方面，要么在承认奴隶制时将其定义为奴隶制以外的东西，这确实非同寻常。当我们寻找原因时，很容易就会说这是沉默的阴谋，或者更糟糕的是，这是蓄意歪曲历史事实。我个人的感觉是，由于西方思想意识中普遍存在着奴隶制的“侵入性”概念，人们确实没有认识到这一制度的本来面目。西欧学者对现代俄罗斯奴隶制的忽视也可以用同样的框架来解释。对于从“外在性”角度理解奴隶制的人来说，“厨房奴隶制”和“工程奴隶制”都一目了然了。当法国国王向司法当局发出一封敕书，要求他们将“所有应判处死刑或肉刑的罪犯，以及他们可以认真宣布为不可救药且生活和行为邪恶的人”送上帆船时，他是在发出呼吁，要求有更多的公众奴隶。这种方式与东方或俄罗斯的君主所做的大致相同。唯一不同的是，东方或俄罗斯的统治者知道他在要求更多的奴隶，并且对此没有任何顾虑。但是，法国国王要么自认为他是在要求其他类别的劳动力，要么轻易地说服了自己他是在要求其他类别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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