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时期，军阀割地，外患不断，国家动荡，民不聊生，震旦大地，有识之士皆发愤怒吟救国之道。“上下无才，国之大患也。”百年前，饮冰室主人梁任公梁启超先生看着皮存肉腐的清政府，不禁发出这样的惜叹。“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  就是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产生了一个个多样个性的文人艺术家。亘古男儿一放翁，他们凭自己独特的思想，以不同的文化方式，力图挽救危机中华夏民族的文化之根本。
 但伟人之所以伟大的原因之一，便是他的平凡性。他们在某方面的成就，总会让普通人望尘莫及，却忽略了他们可爱有趣之处。这一次，便浅谈民国时期各色名人之趣闻，望引诸君欢赏。  谈到民国时期的文人，第一想到的便是“世界十大文豪”之一的鲁迅先生，其文笔的形象性与讽刺性，使得他收到大部分人的推崇。但是伟人的建成，是靠多方面的评论所堆建的。社会上对他有所成见的也大有人在。中国自古以来文人相轻，而攻击批评他的人也大都是同行，比如郭沫若、徐志摩、胡适等。而鲁迅先生用其诙谐幽默的文采，来回怼他们，诸如“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就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宝贵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语言之精妙，无不让人佩服。
 跟激进的鲁迅先生相比，他的同窗兼同事陈寅格先生便显得格外保守。作为民国时期的一名伟大学者，陈寅格先生一生悲惨，甚曾有人评论:“鲁迅是中国最痛苦的文人，陈寅恪也许可以称作中国最痛苦的学人。”这可能便是照应了最是文人不自由了吧。中年盲目，晚年瘫痪，一生受困于书斋，难脱精神的寂寞。 谈到像陈寅格先生一样的学者，那就不得不说一说另一位国学大师“末代狂儒”辜鸿铭先生。作为一名接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人，辜鸿铭非但不追崇西方文化，反而致力于把东方文化往西方输出。在他年轻时，曾在德国坐火车，周围全是德国人，见他是个中国人，有人便嘲笑中国的语言，他便用流利的德语回怼道:“你们的德语语法太简单了，就像小孩子说话一样，我甚至都可以倒着读德文。”说完，便随手抄起一份德国报纸，流利地倒读了起来，震惊了身边狂傲的德国人。
 辜鸿铭刚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学生们看到他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都忍不住哄笑起来。而他，则不动声色地走到讲台上，向下面的学生打量一番后，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一席话把学生统统镇住了。以后上课就没人敢笑话他了。
有“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之称的钱穆先生也用其一生研究国学。1930年，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校长司徒雷登问他对燕大印象如何，他答道：“起初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心中特别向往。我来燕大一看，才发现并非如此。一入校门就看到M楼和S楼，这难道就是中国化吗？我希望将燕大各建筑都改为中国名。” 不久，燕大专门召开会议，决定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施德楼为贝公楼（James White Bashford（1849-1919），中文名字曾被先后翻译成贝施德或贝施福，此楼名为施德或贝公皆是为纪念此人，但是否为钱穆所改，尚难证实，且备一说），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钱穆还为校园的一个湖取名叫“未名湖”。 正是这样一帮有意思的人，才为中国以后文化上的传承铺下了一条崭新的路，他们为国民所做的教育，也为后来中国之真正崛起埋下了思想文化的种子。 END 职为发圈儿 责任编辑：刘蔚琦 文字编辑：徐新悦 于会航 图文排版：徐新悦 张琳 审核：刘蔚琦 QLUT2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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