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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霞姐 今年夏天手臂上起了一片疹子，反反复复深受其扰。 医生说是免疫力低下，要加强锻炼。 我们湖南读者周清文也遭遇了这样的困境。 他说，他们一家都患了一种奇怪的皮肤病，一到夏天就复发，包括他的女儿、孙女。 他们家的这个病，是他父亲遗传下来的。 他的父亲是一名老兵，在战场残酷的环境中，竟然改变了身体的基因。
我刚记事，就发现自己身上冒出和父亲一样的水泡。 我怪他说，就是你传我的病。 父亲也没办法开罪。他跟我解释，那可是野人山。 父亲曾经跟随远征军到缅甸抗日，后来经野人山撤退回国。 在那片原始热带雨林里，父亲染上瘴气，得了终生不能医治的皮肤病。 病毒可能改变了他的基因，把皮肤病遗传给哥哥和我。甚至我的女儿、外孙都有遗传。 发病时，父亲全身的皮肤肿胀奇痒。 我在七八岁的时候，见到父亲怎样治他的皮肤病。 那个时候全村百姓在一起吃饭，食堂有一个蒸饭用的巨大木桶。 木桶下面架一口大锅，盛满烧开的水。他跳进那口木桶，用水蒸汽给自己消毒。 父亲一生都被这皮肤病折磨，连上火蒸的方法都试了，始终没法缓解自己的痛苦。 直到多年之后，我自己走进中越边境那片原始热带雨林的战场。 我才真正见识到，父亲口中的“野人山”是多么残酷。
我出生时，父亲年纪已经不小了，但是他那么大的年纪，枪法、见识，都是那么牛逼。 包括我们村子里面的人，不管是老的还是少的，看他的眼光都不一样。 都知道他当兵回来，说他有本事。 因为父亲讲他的战斗经历，我从小就很崇拜他，所以也想当兵，去尝试一下战争的经历。 包括我哥哥，也是要去当兵。 到1979年，战争打起来了，一打起来就要征兵。很多人都不敢去，都知道这时候当兵，就肯定要上前线。 但我们兄弟俩敢。 春季，部队征兵，哥哥报名了。 因为天气暖和，哥哥身上的皮肤病发作，没有通过体检。 本来他是学报务的，解放军日报都登过他的报，最有机会去部队。 到我也报名征兵的时候，已经是10月份，天凉快了，我的皮肤病没有发出来。 我早就参加过民兵训练，学会使用报话机，一去报名就被通信连给选走了。 老百姓欢送我们的队伍很长，至少也有 10 公里，因为我们去火车站还有 30 多公里。 桂阳县城，历史以来，包括抗美援朝，都没有送得这么大场面的。 因为我是去越南打仗，我问父亲，之前缅甸和印度不是和你一起抗过日吗，他们打得跟我们中国比起来怎么样。 父亲说，缅甸的兵比印度的兵还差，打起仗来，父亲他们部队要往前冲，缅甸兵就原地跪下来拜佛。 出征前，征兵的部队要去家里接兵。 部队的人问父亲，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儿子现在要上战场，你支不支持你儿子去？ 父亲满口答应。 他说，没事，保家卫国是好事，这个一定要去。 你想我，抗日战争我都全程参加。负伤了好几次，都坚持下来了。那我儿子，他年轻，不去谁去？ 人家还问他，父亲就说，反正有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儿子在家里面。 父亲嘴上说着不怕牺牲，但是心里还是担心我的。 他是当兵的，比任何人都清楚战场残酷，临行前给我嘱托了那么多。 他说，要是你碰见敌人的话，你不能够有半秒的迟疑。 他说，你肯定要先开枪，你不能等他开枪你再开枪，那你就完了。 他说，看见敌人的第一时间，你就要用枪打过去，打不打得准不管，反正你那个枪也不止一发子弹。 父亲还教我，说当时他们有一句话，叫老兵怕机枪，新兵怕大炮。 那个大炮的炮弹打过来，老兵就知道怎么躲避炮弹。所以说老兵怕机枪，因为那个机枪打过来，子弹比较集中，那密密麻麻地下过来，没办法躲。 新兵听见大炮炮弹掉下来，那个范围好大，不会躲。所以说新兵怕大炮。 父亲教我怎么躲炮弹。炮弹炸了一个坑，你在旁边，就要跳在那个已经爆炸的弹坑里。炮火只是往前延伸，不会再退回来。 这些我都记住了。
很快，我就随部队到了广西。 要上前线了，部队里每个晚上都要放四五部电影在这个电影院，都是战争片。 《上甘岭》《英雄儿女》……都是为了鼓舞我们的斗志，鼓励我们要不怕牺牲。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英雄儿女》。王成是堡垒里最后一个人，在牺牲前对着报话机那头喊“向我开炮！”。
当时自己也想，我也是报务员，我有没有这个机会呢？在战场上，会不会我也喊出来，向我开炮？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同志们，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我也会把这句话讲出来。 就像是英雄一样。像我父亲一样。 父亲跟我讲过去打仗的事情，对广西的地理地形都讲得很详细。 小时候，我听到他跟我讲什么八步、八台，知道是地名，但都不懂。 我到广西后，部队就被拉到了贵港一个地方去训练。一看，那个地方就叫八台。 上了战场，我终于明白父亲之前讲的事情了。 人家说，八年抗战，父亲说，不对，不止八年，光我自己就打了十年的仗。 父亲很爱讲自己的故事。从小，我就很喜欢听父亲讲。 哥哥姐姐不许父亲乱说，我说，凭什么不许他讲。 他们说，你没看见外面的人骂爸爸是国民党。 父亲有时候都是偷偷摸摸地讲，专找那些到农村去收粮食的、买猪的，还有做手艺的人，把故事讲给他们听。 那些人坐在家里面，能坐多久，父亲就讲多久。 同村里面，还有一个人，也是远征军退伍回村。 我小时候，父亲和那个人经常在一起，聊他们的战斗经历。 那个人左手的五个手指头，被打掉了四个。 那个人讲，在印度那边，他在孙立人的部队。我父亲是杜聿明的部队，一听这话，就说，当初不是为救你们，我们最后不会爬野人山，也不会死那么多人。 父亲和那个人有共同语言，能聊的特别多。 小时候，家里穷，我就问他，都说国民党的军官发国难财，我说你也差不多是个军官了，是师长的副官，肯定带了很多金银财宝回来。 父亲告诉我说，打仗的时候，他们规定得很严，一切缴获要归公。 他还说，在缅甸战场上，有一个人，搞了一袋子金皮。当时他们叫金皮，不说金条。 后来不知怎么，那个发财的人就给人家弄死了。所以不能够发财，发财的都没命回来。 父亲带回来的，都是战场的纪念品。
纪念章、证明书、立功奖章等都有。 还有日本人的军呢子大衣、呢子裤，一整套。父亲不穿了以后，给我哥哥穿，后来我也穿了。 初一的时候，我嫌弃衣服上面给那个老鼠咬了两个洞了，虽然穿着很威风，还是跟人家换了件皮大衣。 父亲还带回来几件白色衬衫，是用降落伞的布做的。那些衬衫好凉快，夏天穿在身上，就好像没穿衣服。 还有美国的睡袋，里面有标签，印着1944，睡袋上还有USA的黑色印花。 我父亲说这个睡袋睡在雪地里面都没事，里面不进水的，也不透风。 我们这里修水库，人家都是带几床棉被，我哥哥带一个小小的睡袋，就能过冬。 人钻进去以后，把睡袋用拉链拉起来，脸露在外面，头上包帽子。那个睡袋里面是鸭绒，下雪天人在里面睡觉，都要出汗。
父亲带回家的纪念品，还有他的伤口。父亲一共三次负伤。 第一次负伤，是在广西昆仑关战役，左腿中弹。没伤到骨头，但是腿肚子被洞穿，可能是被机枪打中。 由于伤口太大，最后是从他屁股上挖了一块肉，补到穿洞里面的。 他回忆昆仑关战役，说那个昆仑关打得好辛苦，相当惨烈，还说战场上尸骨遍地、血流成河。 父亲第二次负伤，说自己运气好，枪打到肚皮上面，没有打到内脏，但他也晕过去了。 更惊险的是，醒来他还迷迷糊糊的，发现日本人已经在打扫战场，凡是看见中国远征军的尸体都要补枪。 当时父亲的衣服已经被自己出的血浸透。 见有人补枪，他拉了两具日本人的尸体，覆盖在自己的身上。 他还用手沾了一些血涂在脸上、头上。 大概正因如此，日本人补枪就没有补到他，他幸存了下来。 第三次他负伤，是左脚脚尖的大拇指，留下了好小一个块伤，穿的皮鞋也被打穿了。 我小时候还见过那双鞋，因为那个鞋只是有个洞，还可以穿，也被他带回了家。 这些东西，在我们农村都很酷。 后来村子里出现一辆自行车，多少人都没见过这种东西，不知道是什么。父亲一见，跨上去就能骑。 父亲毕竟是跟在师长身边的，又是蒋介石的宪兵部队，是真正见过大世面的。
日本投降之后，父亲先在芷江接受日军投降，后又坐飞机去南京收缴日军武器、军械。 还飞去上海参与遣送日寇战俘的工作，送日本人回国。 他在上海住的时间比较长。在湖南村子的家里，他跟我讲上海的味道，跟我描述，大上海怎么大，人们过的什么好日子。 这时候我也开他玩笑。我说日本男人很坏，日本女人是不是也很坏。父亲讲，不是，日本女人就很好。 他说日本的女人很懂礼貌，他说你一进门，她就给你把衣服、帽子脱下来，帮你挂好，然后把鞋子提过来。你出门了，她会等看不见你的背影了，才转身。 说到日本女人你就流口水。我就是这样笑话他的。 抗战胜利父亲就回了家，到1950年初，之前的长官还派专员到我姑姑家里，寻其副官“周斌先生”。 长官叫我父亲一起去台湾。但我父亲要照顾家人，不可能去。 后来，村子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父亲说，自己虽然是国民党，但是只抗日，内战前就回家了。 有个人，见过我父亲回家时别了两把枪，就诬告他“双枪返家”，疑是“国军特务”。 就这样，运动的那段时期，父亲白天劳动，晚上被拉出去批斗。 批斗的时候，有人上去踢父亲。有老一点的人就阻拦他们，说你们不能打他。 他重复说一句话，自己是打日本人的。 后来下来一位工作组专员，姓唐，和当时县里的公安局局长，姓刘，两个人一起找他谈话。 我父亲说他是远征军。 唐专员问，你是远征军，你有什么证明？ 然后我父亲就把他那个远征军证明书，什么纪念章，还有他立功的徽章全部找出来。父亲说，自己大大小小立了三次功。 因为这个唐专员曾经是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工作者，也有见识。 他见了父亲的证明，对那些斗我父亲的村民说，从今天晚上以后你们就不能再斗他了，他确确实实是远征军，“有功于国，有功于民”。 这些抗日的荣誉都被那个刘局长收走了。 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斗过我的父亲。 只是父亲一直痛心自己的证明书、纪念章，这些士兵的荣誉全被收走。 下落不明。
三十多年后，现在轮到我上战场了。 到部队，我是队伍里第一个剃光头、写血书的人。我咬破手指，在一块白布上写，我要上战场。 其他新兵会害怕，我一点也不怕，还反过来做他们的工作。 我对他们说，上了战场，你越怕死就越死的快。你看哪部电影，不都是不怕死的人活下来了，真正怕死的他都活不回来，对不对？ 当时我所在的师里，一共配备了四台德国进口的电台，师里把一台电台交给我负责。 1979 年，好像是一个兵士牺牲才发抚恤金500块。到我去上前线，标准提高了到了2000。 而我的电台，是1985 年从德国进口的，价值5 万多。 那个电台要值好多条命。 我也十分重要，因为我脑袋里记着军区的通讯密码。一旦我被俘虏，整个军区的密码都要立即改变。 师里把电台交给我，不给我配手枪，而是发了两颗手榴弹，叫“光荣弹”。关键时刻，一颗炸电台，一颗炸自己。 我每周至少有两天要跟着特务连侦查排出去侦查，都是利用晚上的时间，从山上下来有一条沟，通过这条沟走到越南去侦查，去摸清他们炮兵阵地的坐标。 同时还配有两名工兵，两名侦察兵，来保护我的安全。 晚上，不能从山腰山脊的地方过去，而要从大山的谷底走，而且要挑有水的地方，因为不好埋地雷。 水里面有竹签阵，我们要穿钢板鞋淌水过。钢板鞋底硬而滑，我就穿着钢板鞋摔下去过，把手臂给摔脱臼了。 手臂钻心痛，我也还稳稳背着那台电台。
没任务时，我们就住在猫耳洞里面。 全连的洞都是自己挖的，就跟我们老家烧木炭的洞是一样的。 不是真的什么山洞，没有用石头盖，只盖了一些泥土。连洞口都是我们从山上砍了几根木头架起来的。 一下起雨，洞里面都是水。 猫耳洞里面，没有热菜，只有一些罐头。但是给我们准备的还是比较好，有12种罐头。吃得最多的，是午餐肉和压缩饼干。啤酒也有。 猫耳洞里最难熬的时候，天热，洞里潮湿，难闻。本来我的皮肤就不好，还全身长起湿疹。尤其是裆部的皮肤，烂了又好好了又烂。 还好洞里都是男兵，可以不穿衣服。 越南，也属于热带，山上各种虫子、蛇很多。夜里，我睡在猫耳洞里，感觉有东西从脚上爬过去，惊醒之后拿手电筒照，发现是一条红蛇，给我吓得不得了。 晚上到水沟里面搞潜伏，也要把裤脚都束起来，扎在钢板鞋里，因为水里有很多蚂蟥，不能把脚露在外面。 热带森林里很难熬。走山沟的时候，自己在原始森林里爬山，更觉得辛苦，就想起父亲来。他去过的原始森林比我所在的茂盛得多，他爬的野人山比我现在凶险多了。 我和战友遇到树多的地方，能看出一条很明显的国境线。 在中国这边，没有那么多树了。在越南那边，一下子变得树木茂盛，还是原始森林的样子。我明显感到，越往越南走越难爬。 爬不动时，我就把父亲走过野人山的事讲给战友听，来鼓励他们。 小时候光在家里听父亲讲，不可能想象到原始森林这么可怕。
父亲说，野人山的天气很怪，就是半年时间下雨，半年时间是晴天。 他记得自己爬的时候是雨期。每天雨下个不停，整天在原始森林里面走，白天看不到天，也看不到太阳，永远只有雨。 有一次，他们晚上睡熟的时候，山上发起大水。父亲醒得比较早，可能是去小便，突然大水到眼前了。父亲忙把那些战友叫醒，喊着发水了，发洪水了，大家起来。 然后父亲刚好爬到一棵树上，没让大水把自己冲走。 但是他看到，自己部队里很多人都在水里，被水冲走死掉了。
父亲说得最多的是，一起爬野人山的那些人，走着走着就不走了。 一个炊事班的人，还背着做饭的锅子，忽然就靠在树上没走了。父亲走在前面，然后往后边去看，看见他不走了，就想拉他一下。 一拉那人，那人就倒下去了，已经死了。 当时的人都是这么样的，他说那人死得好快。死的人很多，反正数不清楚，就是忽然倒下去没命了。 在野人山里行军的每个人都硬撑着，随时有可能撑不住，倒下就死了。 父亲当时负责后勤，比人家的粮食带得多一点。 他说，当时有个国民党当官的，把手上的金戒指全部拔下来，想跟他换点锅巴吃。父亲拒绝了，他说这个锅巴是保命的。 后来，父亲吸进山里的瘴气，病得很重，主要是咳嗽，咳得好厉害。 战友有时搀扶他。他也没法再走，病得已经昏死过去，被战友用担架抬着。 他也不会讲话了，吃什么东西都吃不进了。 他们有一个营长，是个山东大汉，在野人山里面，打死了一头熊。当时管那些熊叫野人熊，因为那熊站起来，跟野人一样。 他把熊胆取出来，捣烂以后，全部存在一张纸上面。 看父亲快不行了，他就把父亲的嘴巴用东西撬开，从野人熊胆那张纸上，大概取来指甲块那么一大块，放在酒里面化开，给父亲灌进去。
父亲的命这才救回来。 父亲告诉我，他本来已经可能死在山上了，都是那个营长的熊胆酒给救回来了。 活过来以后，父亲身体虚弱，那时候，整段旅途可能也快接近尾声。最后的山路，其他人合力把他给抬了过去。而他好多天都处于昏迷状态。 父亲说，他为什么能活下来，别人为什么不能活下来，还有一些秘密。 他一直是负责师长生活方面的副官。父亲藏了一些牛肉，风干以后把肉锤成了粉。爬野人山的过程里，他身上一直带着两罐牛肉粉。 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然后再喝一点点水，肚子就饱了。父亲说，还不能吃多。 那个东西你把它包起来，只要里面不进水，不发霉，就一直能吃。所以人家好多都饿死了，他还没饿死。 父亲这一生，虽然三个受伤的地方对他都有影响，但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爬野人山留下的病根。 他从野人山染上皮肤病就从来就没有好过，一直到他去世。 发病时，全身又痒又肿，全身的皮肤都被他抓得没有人样，抓完皮肤出水。 这病还遗传到我哥哥，遗传到我。我又遗传到我的女儿，我女儿还遗传到我外孙。 就这么奇怪。 只是遗传到我的时候就没有他那么严重了，两个手掌只有很小很小的水泡，抓了以后就要脱一层皮。 直到我置身东南亚原始森林，在那潮热的猫耳洞里，皮肤病加倍折磨我。 父亲从野人山出来，就住进了美军医院。他说，在美国人的医院就过上了好日子。每天吃的都是美国罐头，厕所都是自动冲水。 后来在印度休整，部队重组，他还参加了美国人的训练。 父亲说，美军那个正规化的训练很严厉，让他印象特别深。 在印度的时候，哪一场战斗是哪一个将军指挥的，他都记得很清楚。像史迪威这些美国人的名字，他也全部能叫出来。 训练之后，他随部队反攻缅甸。父亲告诉我，到了反攻的时候，那就舒服了，因为总是打胜仗，感觉扬眉吐气了。 我问，你打这么多年在战场上，打死了多少日本人呢？ 他就跟我讲，最多的一次，他是半夜摸去了日本人的驻地。 那些日本人都住到楼上，他上那个楼前，用刺刀顶着一个帽子先上去。 帽子快到楼上，给日本人一刀就削走了。 父亲手里拿了个快慢机，伸上楼，把快慢机里的 20 发子弹，全部打进去。 打完，父亲从楼梯上滚下来，也不回去看，就直接逃走了。 第二天父亲再回那个驻地，看到大片血液从楼上流到楼下。这就是他昨晚的战果。 他回忆，那一次应该是他打死日本人最多的一次，至少有五六个，因为那么多子弹全部打进去了。 父亲一说到日本鬼子，就咬牙切齿，痛恨不已。 他说日本人太坏，把我们中国那个婴儿往天上一抛，用刺刀去扎，这样就把那个婴儿就顶死了。 敌人，哪国都一样的坏。
记得攻打老山前，我们团在靠茅山，为自己准备了3000口棺材。 一个团满打满算也就那么几千人。这3000口棺材，几乎是给每个人都准备了。 如果那天老山没有攻下来的话，我们全团就准备强攻靠茅山。 这3000口棺材，是让我们做好全体牺牲的准备。 老山战场上，战友付出了巨大牺牲，把老山攻下来了。 我们就在靠茅山打炮战。 夜晚，万炮齐鸣，越南向我们这边发射炮弹，我们向越南发射炮弹。 我听见发射炮弹的声音不停响起。 什么闪光弹、照明弹，都打入空中。无数炮弹拖着火光飞入空中，飞向对面山上，在地面炸开。 等炮战停止，对面的山头被削去了至少一米的高度。 夜空一时如白昼一般明亮。往后我见到的任何烟花都没有那场面壮观。
一次快打炮战的时候，在那个猫耳洞里面，我带去一个新兵，可能嘴馋了，想吃罐头。 他就拿了一瓶橘子罐头，去洞外面吃。 我猜，他可能是怕我骂他，但本来我也不会骂他。 他吃的时候，炮战已经打响了。我发现，这个新兵不在我身边，就赶紧去洞外面找他。 我也没看见他了。 就因为我那个猫耳洞旁边有一条新修的公路，给坦克走，上面用伪装网遮住。 我从网底下穿过去，正飞来两发导弹，扎在网上，把下面的公路都给炸了两个好大的洞。 我离导弹坠落点很近，就被爆炸声震晕了。 小时候，父亲教我炮弹打过来怎么办。他学给我听，说你听炮弹打过来的声音，如果是呼呼的声音，就不要怕。听见那个尖啸声，你就马上要俯下去，因为炮弹的落点在近处了。 父亲印象很深的是，当时也有跟他一起的战友，炮弹打下来的时候，都趴在地上了。这个炸弹过后，我父亲把地上的那个战友拉起来，他表面一点伤都没有，但人已经死了。因为他胸部挨到了地。 父亲说，他活活地震死了。 所以你那个胸部千万不能着地，要用手把身体撑起来。 导弹在身旁爆炸的声音好大，我是被声音震晕的。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慢慢醒过来一点。除了被震晕，我检查自己，没发现更多的伤。
部队有规定，一上前线，就不允许向家里写信。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可能是为了保密。 临行前，父亲嘴上讲着保家卫国，表现出不怕牺牲的样子，其实心里还是很担心我。 现在我不能往家里写信，父亲最长有6个月时间没收到我一封信，不知道我的消息，心里很着急。 他叫我哥哥写信给我，信从老家湖南寄出，一路辗转，过了很长时间，才来到我手上。 父亲斥责我说，为什么不往家里写信。 他说，很想念我。他说，你在战场上，不管是负伤还是干什么，都要给父亲报平安，这样父亲才能放心。 父亲想知道我有没有受伤，还担心我受了伤不敢跟他讲。 我的母亲去世了，我其实从小就没离开过老父亲。上战场之后，我跟他分开那么久，想到他一个人在家，自己也不放心。 我在猫耳洞里读信，和所有人一样，都是含着眼泪哭着读完的。 当时，由于我在通信连，有条件用有线电话偷偷给战场后方打电话。 我当时都有冲动，想违背纪律，在半夜三更的时候拨打有线电话，让那头帮我搭上老家的线路，给家里报一声平安。 退伍前，有的老兵说，你小心， 路上知道你们从前线回来的人有钱，有眼睛盯着你们的这些东西。 在贵港的最后一个晚上，我把钱都贴身装着，把父亲写给我的家信，和前线其他一些纪念品，打包好，装在一个纸箱子里，准备第二天托运回家。 等我睡醒，床下的箱子整个不见了。 我和父亲一样，丢失了很重要的纪念品。 父亲见到我回家之后，很高兴 ，对这些战利品已经无所谓了，也根本不说我。 他先要检查我受伤的地方，看有没有疤痕。 我说，没有没有，反正都是年轻人，都恢复了。 我就是右手骨头脱下位，有什么关系，反正骨头又没有断。 再说脑袋也就是给那个导弹震晕了，醒过来就是，那有什么关系？ 我和父亲都经历了战争，都活着回来，真是有讲不完的话。 我跟父亲讲我在猫耳洞里多难熬，提到压缩饼干和午餐肉，我说这辈子都吃不了了。 父亲很羡慕我，说当时他在野人山什么也没有，连树皮草根都吃。 我跟父亲说，我在猫耳洞里遇到红色的蛇，我们都叫不出来名字。 父亲说，他在野人山也见到过蛇，身子好大，大到什么程度呢？蛇身只有一段横在路上，头尾都看不见，像是一棵枯树倒下去。 美式吉普车从蛇身上压过去，它一点事都没有。 我想，那条蟒蛇可能是千年蟒蛇吧。 我还跟父亲讲了我怎么夜里潜伏到越南，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要去两次，想过去就过去了。 父亲那个时候，也没有护照，缅甸、印度，都去了好多次，他还住在美国人的医院里。 我说，咱们村子里，护照都不办还出过国的，老的就有你，小的就有我了。
父亲对儿子意味着什么？ 小时候是引领，是榜样，是无人能及的大英雄。 长大了，是牵挂，是羁绊，是我想要成为你，甚至超越你。 周清文在父亲那里，不仅遗传了皮肤病。 他和父亲还建立了新的链接。 那是只有他们父子才能懂的战地生存密码。 两代人，两场战争。有不同，也有相同。 战场同样的残酷，敌人同样的狡猾，我们的士兵同样的勇敢。 编辑：霞姐 洛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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