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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这个话题，首先得搞清楚科学和技术有啥区别。科学是抽象的，表现为知识形态，技术是具象的，表现为物化形态。科学是发现和探索未知，揭示大自然内在规律，解决“是什么”和“为什么”，技术主要解决“做什么”和“怎么做”。  科学提出“可能”，技术把“可能”变为“现实”，科学是可以预测“现实”的。比如1916年，爱因斯坦基于广义相对论预言引力波的存在，大伙当时都不咋信。 但100多后的2017年10月16日，全球多国科学家同时宣布，人类第一次直接探测到来自双中子星合并的引力波。给人一种无法抑制的吟诗冲动，“握草，牛逼格拉斯”。 科学突破叫“发现”，技术突破叫“发明”，科学具有不可更改的权威性，技术则会不断迭代。 在古代，中西方都把科技点在天文和战争上，“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嘛！“祀”负责诠释合法性，“戎”负责保证合法性，不服就武力说服。  哥白尼通过钻研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地心说”，认为其他星体都围着地球转悠这事很离谱，靠谱的是毕达哥拉斯的“日心说”，地球围绕太阳转，于是到处宣扬“日心说”，还写了本书——《天球运行论》。好在他身兼神父和教会法博士，属于教会体制内，教会护犊心切没收拾他。 但作为哥白尼铁粉——布鲁诺就非常一根筋，不仅坚决捍卫老哥的太阳中心说，还到处传播，然后喜提反教会、反经院哲学的无畏战士。因为“地心说”是经过教会官方认证的科学理论，跟《圣经》关于天堂、人间和地域的说法非常吻合，被教会奉为和《圣经》一样的经典。  所以，布鲁诺挑战地心说就是挑战科学和神学权威，教会也不客气，不仅把他视为“异端”，还在1592年把他扔进了监狱，严刑拷打，不信整不死你！但这哥们头铁不怕液压机，死活不承认自己“有罪”，还说“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的乐趣。”气得罗马教会一跳八丈高，好小子！然后1600年2月6日，就在罗马鲜花广场把他给烤了。 信仰上帝的人都不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人都不信仰上帝。再比如欧洲中世纪“猎巫运动”，为了维护教会权威，让女性为时常发生的天灾人祸背锅，就把女性污蔑为女巫。15-18世纪，迫害了近百万女性，简直匪夷所思。 其实，但凡有一个真女巫，教会都会立马求饶，称她为姑奶奶“神奇女侠”，正义的化身，仁爱的使者。  在古代，我们认为世界由天和地组成，天圆地方，天像一口大锅扣在大地上，就有了“普天之下” 简称“天下”。圆不溜秋的天笼罩着正方形大地，没罩住的四角就叫“四海”，天下就在四海之内，也就是“海内”。 在正方形大地上划拉两条对角线，交叉点就叫“天下之中”，在这建立政权或城市就叫“中国”。但这玩意很不靠谱，就是随着大伙不断走向诗和远方，这个交叉点也会不断变化，咋办呢？ 机灵鬼“商人”就通过讲故事鼓捣出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竟然用一只神鸟就解决了殷商政权的合法性——君权神授，跟欧洲差不多。但商人只敬神不敬天，对老天爷不咋尊重，还经常玩一种叫“射天”的游戏，就是革囊盛血，悬而仰射，以示威武，与天争锋。  相比商人瞎掰自己是“神之子”，周人则人间清醒，折腾出了“君权天授”。这个“天”就是笼罩四野的天，就是“万民之神”，天公正无私不偏不倚，无论你干啥它都知道，天眼嘛！谁好就授天命给谁，谁坏逼就革谁的天命，于是就有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相比商人通过神学支撑“君权神授”，依靠刑罚维持统治。周人则用哲学支撑“君权天授”，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科学则交给天文学家，一是敬天授时，制定和较订历法指导大伙搞生产。二是占卜星象测吉凶，为天子服务。  但占卜本身就是玄学，融合了哲学、科学和神学。比如邹衍“五德始终说”，金木水火土代表五种德性，“五德”周而复始，决定皇朝兴衰。皇太极当年特别吃这套，明朝的“明”属“火”，火克金，而水又克火，因此他赶紧将“后金”改为“清”，然后“清水”灭了“明火”，合着明朝就是这么被大清给干翻的？开玩笑了属于是。 再聊几句宗教、科学和哲学的关系。现在，有些人把宗教和科学对立起来，其实没必要。对人类而言，宗教务虚，科学务实，哲学居于两者之间，虚实相合。  著名数学家罗素认为，科学研究主要是证实，研究对象是真实存在的，是可以被证明的。宗教探索的是抽象之物，比如仁善、友爱和灵魂归宿之类虚头巴脑的东西，即使你觉得它不存在，你也没法证伪，咋办呢？ 最近热得滚烫的《罗刹海市》歌词里提到一个人——维特根斯坦。这哥们是罗素嫡传弟子，也是大哲学家。对于宗教，他说过一句既智慧又谦卑的话：“对于不能言说的东西，你最好保持沉默。”就是自己不懂的东西就闭嘴，别瞎哔哔。  作为文艺复兴巨人，哥白尼、布鲁诺等人所掀起的浪潮，严格来说是“科学革命”，是宗教、资本、政治等互相角逐的结果，为啥？因为地理大发现早开始了，资本需要打破宗教枷锁，解放思想，只有建立新生产关系才能适用新生产力。 此后，欧洲转向以科学为主，神学为辅的偏理性的发展道路，我们则早在周朝就驶入了以哲学为主，科学为辅的偏感性的道路。说个暴论，正是因为走向科学，欧洲才支离破碎，为啥？因为科学是没有温度没有感情的客观存在，过于理性则会精于算计。 比如英国大搞政治精算主义，做账治国，结果就是国家缺乏凝聚力。对于欧洲而言，越科学就越理性，大伙就越喜欢独立暴走，跟喝了雪花似的勇闯天涯。  我们则通过诸子百家、司马迁、周敦颐、朱熹、王夫之等哲学家，以虚驭实偏感性，善于算大账、总账和长远账。 比如古代救灾，知府、县令等得先保证人能活下去，全国调粮，开仓放粮，打压哄抬物价，各处设立粥厂。军队则就近救灾或自救，太医院的太医和医生也必须赶往灾区，防止“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总之，前赴后继，不计成本，激发出了强大凝聚力，维持了大一统。 再聊下技术，科学突破叫“发现”，技术突破叫“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之所以被誉为古代“四大发明”，就是因为这玩意并非科学，而是技术，是可以不断改进，小微迭代的。  比如造纸术，从甲骨到竹简，再到简帛和麻纸，要么贼贵，要么不好用，而蔡伦造纸术的关键就在于把树皮、敝布、鱼网等一锅烩，极大地降低了制作成本。但这玩意并不是天上掉灵感砸蔡伦脑袋上，蔡伦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是一个漫长的技术迭代过程。 再比如蒸汽机，1765年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前，纽可门已于1705年发明了蒸汽机，瓦特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重大改进。其实，纽可门当初对蒸汽机也懵圈，到处拜师学艺，还专门拜访了物理学家胡克，向他学习科学理论知识。这也是为啥技术专利要有期限，因为任何人都不是在零基础上搞研发的，理应由人类共享。  回到标题所提问题，其实也好理解，一是资源决定，二是需求决定，跟所谓人种、民族之类的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所以爆发在英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英国煤在浅层，埋在地下两三米，随便刨个坑就能挖出煤。早在青铜时代，威尔士南部就开始烧煤取暖了。我们直到1878年才开发第一个煤矿——开滦煤矿，而且深埋地下70米，得借助英国蒸汽机才能开采。看到没，材料不好，再牛逼的厨师操刀也没用。 再比如玛雅文明造不出轮子，原因就是他们没马，压根就没想到要造轮子。人类永远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也永远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 日本氢能源汽车之所以点错科技树，原因就在于氢能源获取成本太高，如果不需要电解氢，可直接在矿井里开采出天然活态氢，跟不要钱似的，那氢能源汽车肯定火。 还有诸如我们古代拉船用纤夫，欧洲用马，为啥？因为欧洲差点被黑死病团灭，人力贵得吓死人，而我们的人力则贱得坦荡。我们发明活字印刷，传到欧洲被大量推广使用，而我们依然雇佣木刻工人去雕版，原因还是人力跟不要钱似的。 如果说科学是理想主义，技术就是现实主义，科学思想没有专利，大家可以自由分享，技术则有专利，服务于现实需求。比如，我们发明火药用来做烟花，但西方因为战争需要发明了黄火药，用来做武器。我们发明指南针，用来看风水找墓地，西方则用来大航海发现新大陆。 以武器为例，我们古代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铸剑为犁、解甲归田之类的反战说辞。多说一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既是边塞诗人，同时也是反战诗人，为啥？因为古代帝王对军队缺乏信任感，军队也同样缺乏忠诚度，所以只要战争结束就会削弱军队。 青铜时代，就收缴青铜用来铸鼎，铸四羊方尊、音乐编钟和司母戊鼎等，甚至铸剑为犁。秦汉铁器时代，没法收缴了，就开始杀韩信、樊哙、英布等功臣，再后来就是“杯酒释兵权”。等到乾隆时，干脆把国际领先的火炮束之高阁，严禁传播武器制造理论和技术。 西方则因为拿破仑战争的刺激，把武器装备及相关科学理论技能点满。仅枪械方面就历经了火门枪、火绳枪、燧发枪、滑膛枪和线膛枪等多个阶段，杀伤力越来越大。等到一战索姆河战役，英法联军死磕德军，双方投入150多个师绞肉，伤亡近134万人，跟割草似的。 从技术发明来看，“士农工商”，我国古代发明家大多是“士”。比如古代十大著名发明家，农民只有“女纺织技术家”黄道婆，工人只有毕昇，鲁班、蔡伦、诸葛亮、张衡和沈括等都属于“士”。 “士”就是知识分子，但他们并非专业发明家，而是以协助政务，治理国家为己任，顺便搞点小发明，而且只有当需求产生时，他们才会去搞发明。比如，为了解决北伐后勤问题，诸葛亮发明独轮车，因为“蜀道难”，很多地方仅容“一人一轮”通过。 再比如蔡伦造纸，作为宫廷尚方令，蔡伦负责管理宫廷利刃器械铸造，给皇帝造尚方宝剑，压根就不懂造纸这种低端玩意。但每天给皇帝抬竹简搬奏折，不仅自己累得要死，皇帝也累得跟孙子似的，于是就有了造纸减负的需求。然后，就他日常跑到洛阳城郊跟工匠和农民请教学习。 需求一旦被满足，他们就不会在继续创造发明，更不会吃饱了撑得去研究科学理论，毕竟这玩意又没有KPI考核，更何况还有一堆国事等着处理呢！ 然而，一旦他们把这玩意当事业，那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农业、天文、算学、地理和医学等跟国事密切相关的学科就特别发达。 农业著作一大堆，《氾胜之书》《齐民要术》《陈敷农书》《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数不胜数。为啥？因为“农，天下之大本也”“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做好了很容易出政绩，做坏了也很容易被提溜到午门咔嚓。 天文学涉及到占卜天意和代天“敬授民时”，皇帝也日常需要抽签卜几卦，所以我国古代一堆天文学大咖，石申、张衡、祖冲之和郭守敬等，不仅有《甘石星经》《周髀》《步天歌》等天文学著作，史书还专门辟有天文部分：《史记·天官书》《晋书·天文志》《宋会要》等。 为了测量天体球面坐标，张衡改进发明了浑天仪；为了制定靠谱的《大明历》，祖冲之硬是死磕到了圆周率小数点后七位数——3.1415926。但等到历法在清朝达到天花板，需求被完全满足，就没人再搭理这玩意了，出不了成绩嘛！ 数学因为跟天文、历法等密不可分，涉及到地图测绘、土地丈量、赋税计算、国库收支、货物交易、水利工程等方面，不仅是“六艺”之一，还有《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等一堆算学著作，早在西周初年，商高就提出了“勾股定理”。 纵观我国古代，但凡与国家治理有关的科学技术都较为发达，但需求一旦被满足，就会停滞不前，为啥？因为古代知识分子以做官为出路，大多把精力耗费在皓首穷经之中，是熟读经典的文化人，对科学技术仅仅是“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的注意力大多专注于自身修为，集中于现实需求，醉心于治国平天下，很少有人认真研究自然界，更少以科学技术作为终身事业。正因为如此，西方探索自然界奥秘的独立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没能在我们古代形成。 但这玩意无所谓好与坏，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道路千万条，合适第一条，至少在三大文明古国早就拔管吹唢呐的情况下，我们依然生机勃勃，所以大伙也没必要反思，毕竟民族凝聚和国家认同，才是千金不换的根本利益。 全文完，如果觉得写得不错，请随手点个赞，感谢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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