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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高校在内迁途中，因医疗条件差，师生发病率高。如内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根据1942年统计，每天有40人患疟疾，而医务所仅有10支奎宁。武汉大学学生死于地方病的达60人。一些极富才华的教授如黄方刚、吴其昌、萧君绛等，因贫病而英年早逝。而西北联合大学，据校医室1939年3月8日至29日20天的统计，全校800人左右，生病就诊者达2177人次，其中肺病和心脏病者占的比例最大。《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 院校师生在迁徙离乱中的身心折磨和精神损害，更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唐文治在回忆内迁广西情景时写道：“余雇小艇四，与眷属、生徒，踡伏其中。道出武进、丹阳，飞鸟之音，照明之弹，吾民号哭流离之状，震耳、刿目、怵心。抵京口，寓大华旅社。登英公司德和轮船溯江而上，山哀浪咽，离愁万端。过芜湖夜，忽舟中人惊相语曰：铁鸟在檣上回旋矣!于是灯火尽息。数时始去。抵长沙未旬日，忽同人竞相告曰：京口之大华、英公司德和俱被炸矣，死者约二千余人。闻之惶駭。旋转湘乡……未几，伤兵集湘乡，不得已又迁桂。” 即便在省内迁移者，也是历经磨难。如河南大学于1939年因开封沦陷，迁入伏牛山处的嵩县县城及嵩县潭头镇。1944年5月，日军陷洛阳后，校方疏于防范而没有及时组织转移，等到日军到时才仓皇出走。5月15日，日军逼近潭头，大雨滂沱，山洪暴发，在急难择路中，有5人遭遇日军，当场中弹身亡。女生李先知、李先觉姐妹及李先知之夫刘某，逃避不及，共投一井自尽。医学院院长张静吾被俘，其妻被杀害于杨坡岭。农学院院长王直青等师生二十余人被日军关押，罚作苦工，常遭毒打。王院长不堪受辱，跳崖而受重伤。 3战时对内迁高校损失的统计 1938年8月底，全国有25所高校关闭，继续维持的83所中，37所迁入内陆，15所在敌机轰炸中勉力支撑。全国原有大专教师7500多人，职工4300人，学生42000人，因战争而失学者超过2万，占了一半，失业的教职工也达2000人。据北京大学、北平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46所高校统计，师生死伤不知下落者108人，财产损失3360余万元。其中有些图书仪器，可谓为价值连城。如南开大学关于华北经济之研究资料、清华大学收集的中国近代史档案、北京大学关于中国地质之资料，“均为极珍贵之物，故不能徒以金钱数字为之表现”。毛磊等：《武汉抗战史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 教育主管部门对西迁的69所高校财产损失进行调查。1939年据统计，这69所高校由于在西迁途中辗转搬运，图书设备损坏严重，直接财产损失22491867元。1940年，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在《中国季刊》上撰文称，截至1939年12月底，全国公立专科以上77所院校总损失达90451000元以上，国立23所院校共损失37013000元，省立16所院校共损失9276000元，私立38所院校共计损失44171000元。1943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学者韩启桐对高等院校财产损失进行分析研究，将南开大学损失数内的中学部分减去不计；补充了陈立夫报告中没有的12所院校的损失，这12所院校为：东北大学、贵阳医学院、福建学院、湘雅医学院、戏剧专科学校、中央工业职业学校、华西大学、燕京大学、江苏教育学院、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大同大学及广西大学；根据教育部1943年统计，对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东吴大学、上海商学院、民国学院、南通学院、广东光华医学院、音乐专科学校、同德医学院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等12校损失进行了修正；扣除校园土地价值部分，初步估计89所院校的损失为74750000元，即国立26所院校损失35970000元；省立20所院校损失7700000元；私立43所院校损失31080000元。韩启桐：《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1937—1943）》，中华书局1946年版，第55页。对照可以发现，韩启桐的统计并没有将1940年、1941年日军对内陆高校轰炸所致损失计算在内。 事实上，有些学校也作了西迁损失的调查和统计。如1944年私立金陵大学统计，截至1941年8月，金陵大学共计损失146785008元，其中，校舍损失2999000元，设备损失1479500元，林场损失10200000元，折合美金4448028元。《为查报抗战损失金大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649，卷13。以金陵大学战前每年预算100万中国元计算，其损失相当于14年的预算。金陵大学战前图书已达317839册，而据1938年5月31日的统计，仅剩16946册，这里面还包括1938年添置的603册。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金大1926—1937学年度学校概况统计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649，卷68。 1943年10月，国民政府指示行政院和教育部，迅速成立“向敌要求赔偿文化事业研究会”，专门从事文化教育事业损失调查统计工作，并形成了一些统计资料。但由于战事仍未结束，统计局限于一时一地，无法完整地反映抗战中高等院校损失的全貌。 抗战胜利后，内迁69所高校的大部分又千里迢迢迁回原地，撇开物质和精神损害不论，这往返的搬迁费用就很惊人。1946年统计，专科以上学校间接损失中，迁移费为503 120 695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584。 战后调查统计，1937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计有108校，七七事变后应战时停顿及先后迁移后方者达2/3以上，其后陆续增设至1945年8月，共有专科以上学校142校，其中受战事损失者共115校，占总校数80%以上，其未受损失者仅后方新设之少数学校。同上。 二高校遭轰炸惨状及其损失 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以轰炸、纵火等种种暴虐、野蛮手段，极力毁灭中国大中小学校、科学研究机构、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摧残至为酷烈，给中华民族文明造成深重的创伤。中国的各级学校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所受损失极其严重，本节仅就战时中国部分高校遭受空袭、轰炸所受损失作简要的叙述。 1东南沿海沿江地区高校损失概况 中国战时损失的各种统计数字，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就着手进行了。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就开始对中国教育文化进行肆意破坏。1932年1月28日，密集沪市的各大学多遭劫难。事后，上海各大学联合会主席、交通大学校长黎照表于4月10日致教育部报告称： “自日军犯境，淞沪沦为战区，所有各大学或遭炮火轰击而毁坏无余，或为敌军所占领，虽房屋仅存，而书籍木器供其炊薪。”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日寇侵略上海各校呈报战事损失情形的有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2。具体情况如下： 同济大学位于吴淞。“全校房屋15幢均被炮弹及炸弹轰毁，无一完整者。大礼堂被日飞机掷弹炸穿七个大洞，医学院生理研究馆、中学部、教室宿舍及新筑将竣工之宿舍共被日飞机掷弹炸穿12个大洞，此外，被日军炮弹攻穿与机枪打破之板壁窗户尚不知其数。屋瓦横飞，梁崩栋折，尤以附设工厂大部分竟至塌为瓦砾场。” 持志学院位于江湾水电路。2月10日下午，新建二层楼教室、图书馆及办公室，三层楼宿舍，全部被日军机关枪队纵火焚毁。所有图书（3万册）及运动器具、校具等，概遭焚毁。中学部此前即被日军放火焚烧。 上海法学院位于江湾路。新建房屋为日军纵火焚烧，经两昼夜全部被毁。所有公私财产均付之一炬。 中国公学在台湾。校舍十分之六毁于炮火，校具、图书、仪器及教职员、学生之行李书籍等，被焚毁损失惨重。 私立复旦大学位于江湾。学生损失惨重，约有1000人行李被劫，书籍被焚。其后日军长久侵占校舍，附中学生宿舍改作马厩。其中简公院、子彬院、女生宿舍已成废墟，图书馆藏书尽成灰烬。 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与复旦大学一墙之隔。2月22日被焚起火，新建教学楼、办公楼及宿舍全部被毁。图书4万册（内有宋明善本）被焚。 1932年6月3日，教育部报行政院秘书处《淞沪受灾专科以上学校所报损失表》载，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国立暨南大学、国立同济大学、国立劳动大学、国立交通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私立大夏大学及附中、私立东吴大学法律学院、私立上海法学院、私立持志学院及附中等14校，在日军侵沪之役中，所受直接、间接损失，总计7438187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日寇侵略上海各校呈报战事损失情形的有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2。事实上，此时上海全被日机炸毁的暨南大学大礼堂。 ——采自新生画报号外《抗日画报》第十号市共有高校33所，其中16所遭受战火的破坏，占全市总数的50%。 从七七事变到南京陷落的短短数月，日军掀起破坏中国教育文化又一狂潮。 1937年7月29日，日机连续轰炸天津四小时，“其轰炸的目标集中在南开大学。这是因为日本军队认为南开大学是抗日运动的据点”。两架日机飞到八里台南开大学上空投弹，至8月1日晨，“火犹未息”，南开“已成瓦砾场”。日军将军车开进学校，把尚未炸毁的楼房泼上汽油纵火烧毁。南开大学部的秀山堂、本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和教授宿舍楼，均被夷为平地；中学部的西楼、南楼和小学部的教学楼，也成了一片废墟。《申报》1937年7月30日、8月1日。 半月以后，日军又在上海挑起战端。日机首先轰炸位于真如的暨南大学和东南医学院，炸毁暨南大学的化学馆、大礼堂、学生宿舍等；1937年8月23日，日军飞机轰炸同济大学，“校舍等各项建筑均被破坏，所有校具等机械设备，亦均被炸毁无余”。复旦大学体育馆被夷为平地，子彬院（科学馆）及学生宿舍等也被炸毁。日军在上海破坏中国文化教育机关，8月13日至10月15日，同济大学、上海法学院、吴淞商船学校、东南医学院全部被毁；复旦大学、同德医学院、持志学校大部被毁；暨南大学、大同大学、正风文学院等局部被毁；沪江大学、音乐专科学校、上海商学院、市立体育专科等校舍被日军占据。10月24日，日机轰炸大厦大学，“巍巍校舍，在日机轰炸与炮弹烧毁之下，多半成为灰烬”，“全部损失约在200万元以上”。欧元怀：《抗战期间大厦大学的苦斗》，载《教育杂志》第39编第4号。位于沪西梵王渡的圣约翰大学大部被炸毁。大同大学在南市沦陷后的大火中全部被毁。 由于日本飞机对上海夜以继日的狂轰滥炸，遭日机袭击的文教机关和学校就有九十多所（高校14所，小学44所，中学27所，社会教育机关8处），其中全部被毁的占75％。在战火中，上海社会局对文化教育事业遭受的损失作了初步调查，至1937年10月的三个月中，上海全市文化教育事业损失达10942242元（国币），其中高等院校损失6623159元，中等学校损失2199954元，小学校损失259129元，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等损失1860000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八一三”后上海教育文化机关遭受日军破坏情形调查统计表》，1937年10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自1937年8月15日日机首次轰炸南京，到同年10月13日的两个月中，日机对中国61座城市实施了轰炸，“大部分空袭都以无防备的城市为对象，特别是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澳］哈罗德·约翰·廷伯利：《侵华日军暴行录》，马庆平等译，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其中首都南京罹祸尤巨。日本军方曾公布如下数字，从战争开始到南京攻陷，日本海军飞机袭击南京五十多次，出动飞机超过800架，投弹160多吨。1937年8月15日至26日，中央大学遭日机三次袭击。第一次为8月15日下午，敌机的机关枪扫射图书馆及实验学校各一次；第二次为19日下午，在大学本部投250公斤炸弹七枚；第三次为26日深夜。对此，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报告指出： “窃查8月19日下午6时许，敌机进袭首都投掷炸弹。本校计共落弹七枚：一在图书馆后身距离建筑仅丈许，一在牙医学校后身；二在大礼堂后身，一在建造中之牙医院与科学院馆之间，一在女生宿舍中部，一在无机化学教室东边。二十六日夜，本校附属实验学校又着一弹。事后检查计损失：（一）牙科学校（原昆虫局平房）全部震塌；（二）女生健身房局部震毁；（三）无机化学教室着火被焚；（四）女生宿舍旧平房大部分炸毁；（五）大礼堂后墙炸穿数处，礼台部分全毁；（六）实验学校办公用平房炸毁两边。女生宿舍亦毁；（七）此外如图书馆、大礼堂、科学馆南高院、生物馆以及实验学校各处教室之门窗玻璃、隔间木壁多被震毁；（八）本校校工死一人，建筑牙医院之厂方工人死五人。至于内部设备除化学教室内尚有一部分普通仪器药品，临时不及抢救外，因事前早有准备，所有重要图书仪器文卷成绩等项，均已转运，故损失甚微。”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央大学校长呈报该校8月19日、26日先后被炸损失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藏，全5，卷5287。 “9月25日下午本校中山院又中敌弹一枚，该建筑之西北角被其炸毁墙壁，完全震塌，损毁较重，将来修复颇为困难。所幸原在内办公人员已先一日转移三牌楼农学院内办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5287。 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恣意摧毁中国各级学校及其他种文化机关之行为，1937年11月5日，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本破坏我国教育机关的罪行。声明说：“北自北平，南至广州，东起上海，西迄江西，我国教育机关被日方破坏者，大学、专门学校有23处，中学、小学则不可胜数……诚所谓中国30年建设之不足，而日本一日毁之有余也。日方此种举动，每以军事必要为藉口，殊不知此种教育机关，分布各地，往往距军事区域非常遥远，且绝与军事无关。日人之蓄意破坏，殆即以其为教育机关而毁坏之，且毁坏之使其不能复兴，此外皆属遁辞耳。”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1页。 1937年12月底，中国政府教育部对开战以来中国教育机关所受中国教育机关被日军破坏之区域、数目及其估计之损失作了初步的总结： “自战争开始迄今三月有余，日军连续采取其一贯之残酷行动，以大炮飞机摧毁我国各大学及专科学校。当撰写此文时，我国专科以上学校之被全部摧毁，或局部摧毁者已达23所。此外尚有无数中小学及他种学校也遭同样厄运。” “日军以炮火炸弹破坏中国教育机关而最使人注目者，厥为区域之广阔。北至平津，南至广州，东至上海，西至内陆江西，各地学校校产、校舍及图书仪器等设备，付诸一炬者为数甚大。日机轰炸实尽量以自其根据地所能达到之地点为惟一止境，彰彰明显。 教育机关之被摧毁者，在上海及其附近有国立同济大学，暨南大学，私立大同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上海法学院，持志学院，东南医学院，正凡文学院，国立上海商学院，同德医学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私立体育专科学校，共计14所学校，大多数均曾受日军炮火多次摧毁，现所遗者，仅一片瓦砾而已。截至12月25日，上海共有27中学，44小学几化为灰烬，此外，市立博物馆、图书馆和体育馆也均遭摧毁，而其他文化会社及与教育有关之机关，如商务印书馆等，姑不具述。但教育文化机关所受物质损失估计非常困难，且正确之估计，在短期也非可能。在昆明的同济大学学生同济大学是战时迁移地点最多的大学。从上海江湾至浙江金华、至江西赣州、至广西八步，最后在昆明上课。这是该校学生和昆明各大学学生为抗战献金时的情形——采自《中国抗日战争图誌》（广东旅游出版社） 天津之私立南开大学，尽毁靡遗，其中学男子部与女子部及小学近全毁；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及河北省立工业学院之遭遇亦同。保定之河北省立医学院及河北省立农学院也均受重大损失。北平及河北境内之专科以上学校物质损失虽不如上海及天津之各校，现在环境下，已失去中国教育上之效用。但在北平区域内，有专科以上学校14所，在河北区域内有8所，约占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总数五分之一。各该学校校舍，现已多数为日军所强占，充日军营房，最显著者如国立北京大学，及国立师范大学等。 日军之残酷行为并不限于上海及天津，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曾两度被炸，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曾四遭日机袭击，其实验学校及小学几乎全部被毁，该校牙医专科学校亦为日机轰炸目标之一。远在内陆之南昌，亦有数校遭日机轰炸，及省立乡村师范学校，省立医学专科学校，省立第一中学及葆望女子中学。凡此诸校，均距离战区至远，且绝无借口涉及任何军事目标之可能。 津沪横被摧毁之学校及北平强被日军占据而失去教育效用之学校，内有全国学校之最优良者，不仅代表中国人民文化幸福之寄托所在，且代表中国树立教育制度过程中数十年来，无数国人惨淡经营与努力之效果。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设立于1898年，复旦大学设立于1905年，南开大学本部于1919年由前期之中学扩充而成，而就中若干学校，平昔所搜罗者颇多全世界最优秀之师资。各地被毁及被占之专科以上学校约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总数二分之一。此种学校在教育文化方面之损失，自不可以数计，且不能与其物质损失相比拟。各校校舍、校产设备及图书馆之损失，根据1935年之值估计损失约为国币5700万圆，国立中山大学尚不在内，其新校舍实值1000万圆以上。各校受日军直接间接行动之损失确数估计至为困难。” 教育部的报告还以事实揭露日军的暴行是有计划、有系统之破坏行为： 天津南开大学被日军轰炸后情形 ——采自良友图画杂志社《战事画刊》第七期 “中国被毁学校所受物质及人命之损失既如此重大与酷烈，然吾人设一思及日军设施此种暴行之方式，则此种恐怖景象本身已属无关重要。据可靠消息，日军飞机师所携带地图，显将中央大学列为轰炸目标之一，该校之于8月15日、19日、28及9月25日四遭空袭者，其解释均可由此项消息中探求之。该校迭遭多次空袭，日本机师自不能狡辩误认该校为军事机关。国立中山大学距离广州市若干里以外，自成一孤立地位，四周并无任何其他机关之房屋。上海许多学校也具有同样情形，如国立同济大学，在被轰炸时，距离军事行动区域若干里以外。凡此学校，均未为中国军队所占。南昌被毁各校，实际上在战区数千里外。根据此种事实，不能逃避下列结论：即中国教育机关之摧毁，实不外日军有系统的计划之一部分。 日军所欲摧毁者，已竭尽其力为之。世人如当有对日军之真实企图与坚决目的表示疑义者，可用南开大学被毁之一例释之。日军之摧毁该校，曾使用一切可能之破坏之工具，属于机械的，人工的，如炸弹，炮火及煤油等等，其残酷行为，曾经事先周密计划。7月29日清晨，日军开始炮击该校图书馆及其他部分，是日下午炮击尤密，日军并以飞机指示大炮轰炸地点，直视该校为一军事堡垒。在此继续不断之猛烈炮火下，该校图书馆及其他主要建筑物均付一炬，全校已成灰烬。次日下午，日机复前往轰炸该校中学男子部、女子部及小学。7月31日后，复派遣日鲜浪人多名，携带煤油前往该校，焚该校残留部分。在该校全毁后，复抢学校之设备品及教职员与学生之私人所有物而去。单就该校而论，其损失已达国币数百万元。南开之被毁，将使后世人常常回忆日军毁文化机关而无顾忌之一种例证，且为日军采取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方式摧毁能事之一例证。要之，日军对于南开所摧毁之范围，及所使用之方法，实行之方式，可用以衡量其他同样被毁各校之损失，倘其暴行不受抑制，并可用以衡量日军对于其他无数中国教育机关所能摧毁之程度。” 上海晏摩氏女学被日军轰炸后情形 ——采自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日寇暴行实录》 教育部的报告进而剖析日军此举的真实企图与政策，“日军对于中国各级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所施有计划之广大摧毁，仅有一种意义，即日军指挥者意欲本其有计划之企图与政策，摧毁中国教育，使其几无救展之可能，即复兴亦须经过长久之时期。日军摧毁中国教育文化机关之暴行仅可以此解释之”。 “10月20日东京方面曾有一种因内心惶恐而发表之卑鄙报告，谓中国最高军事领袖蒋委员长，因日机轰炸，致中国军队营房感觉缺乏，拟将各学校校舍改为军用，并谓蒋委员长，经与学校当局详密会商后决定对学校学生实施军事训练。末又称，因中国学校实际上已改为军事组织，故日本军事当局可无须辨认学校与军事机关区别，而日机对于中国任何学校均可施以轰炸。此种露骨论调，并无足惊异，因日军从未承认此项区别；惟吾人所惊异者，即日军除以极幼稚之遁词狡称中国军队缺乏营房，并与学校内实施军事训练外，现已公开暴露其政策，欲使中国之教育及其他文化机关永久毁灭。 日本军人及舆论久已认为中国在进行抗日阵线之组织，并认为中国学校系此种敌忾情绪之发源地。日军之决心毁灭南开大学者，即因该校为反抗日军侵略华北之舆论中心；日军之亟欲以最迅速最周密之途径消灭中国之知识与文化生命者，其故亦在此。” “日本政府及其侵华军队曾迭向全世界狡称，彼之军事行动乃对中国政府及其军队，非与中国人民为敌。惟自本年7月开战以来，日军行动已屡自证所言之伪诞，其尤为显著而酷烈。战争继续发展，势将更有其他多数教育机关横遭同样厄运。日本此种行为，除演成大量物质损失及人命牺牲外，其意义实超越单纯战争之性质。”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教育部草拟中日战争中日军破坏中国教育机关之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2），卷581。 21938年以来，部分高校损失举要 中山大学损失。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山大学屡遭日本飞机轰炸，特别是1937年8、9、10三个月和1938年3、4、6三个月，中山大学校舍被敌机轰炸10余次，投弹50余枚，部分校舍被炸毁，死5人，伤十余人，图书仪器损失很多，学校被迫停课3周，文、法、理3学院一度迁入广州市文明路附中上课。梁山等编著：《中山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89、97页。 1943年11月6日，中山大学代理校长金曾澄报告该校财产损失统计情形，“1938年10月底广州沦陷损失校产及器材经于1940年2月20日天字第765号呈送各院部财产直接损失汇报表，其由港运回一部分器材在1939年12月底在海防沦陷敌手，亦以列具详细清单，在九龙沦陷器材并经造据清册，附同统计表于1942年4月22日汇集呈送。计本校在抗战期间直接损失共1497628305元，惟所列损失总额系照当时国币价值。”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584。 《日寇暴行实录》1938年6月8日，广州岭南大学遭敌机轰炸，学校遂告关闭。 1938年8月11日，日机轰炸武昌华中大学，三幢教学大楼被夷为平地。死伤60余人，正在武汉参加救亡活动的中山大学教授林诚厚也殉难。 湖南大学损失。1938年4月10日，日机27架空袭长沙，在岳麓山地区投弹1000余枚，其中湖南大学被30余枚炸弹袭击，该校图书馆全部、科学馆三分之一被毁，众多珍贵书籍、标本及仪器设备等被炸毁。事发当日，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政治部等部委电文云： “今日十四时半，敌机27架侵袭长沙上空，于岳麓山湖南大学投弹卅余枚（内燃烧弹十余枚），查湖大为本省最高学府，设备较善，敌人本其破坏文化机关及轰杀平民之一贯政策加以重大毁灭，此种暴行，实为文化恶魔，文（人）类公敌。”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湖南大学被日机轰炸情形及迁校舍建筑、复原等问题的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322。 湖南大学自治会4月12日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的“快邮代电”称：在中国军队台儿庄大捷之后，日人“挟其报复心理，不问设防地带与非设防地带，文化慈善机关与非文化机关，肆意轰炸，罔惜人道。本大学既非军事机关，亦无军事机关，乃本月十日下午二时卅分，突有敌机27架，窜入本大学上空……事后调查，共投烧夷弹50余枚，爆炸弹30余枚，其重者在千公斤以上。……总计此次损失，其价值当在300万元以上”。该校在这次空袭中，图书馆、第五学生宿舍全毁，科学馆仪器损坏殆尽。学生死2人，工友死1人，员生伤约40人。湖南大学旋迁湘西辰溪，又遭日机两次轰炸。校长皮宗石1939年4月21日给教育部称“本校西迁，费时九月，用款十万，在辰开课。”可谓历尽磨难。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湖南大学被日机轰炸情形及迁校舍建筑、复原等问题的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322。 1941年7月17日，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于电呈教育部，报告麓山校舍1940年3次遭轰炸财产损失情形：“查本校长沙麓山校舍于去年3月3日遭受寇机轰炸损失奇重，业经呈奉钧部在去年4月高字15529号马代电饬依照院颂表式将损详情翔实填报等因，遵即转饬长沙留守员遵照办理，去后，旋据该员电报4月18日10时，又有敌机7架来山投弹30余枚，轰炸本校一院校舍，部分损失等情当即电示该员，依照前项办法迅速照报，正拟办间，复据电告，寇机9架，忽于5月7日午后分3次来袭，投重磅炸弹数十枚，一院及文庙全部被毁，损失较前两次更大等情，前来比饬，一并汇报。兹据该员造具，各次共有损失报告单列，核查3月3日损失357000元，4月18日损失118000元，5月7日损失402600元，三次共计损失财产877600元……查麓山本校校舍具有千年之历史，经过若干人之经营，始能大具规模，奠定学府宏基，一旦损毁，几无全瓦，殊堪痛恨。”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电呈本校麓山校舍去年三次遭受寇机轰炸财产损失报告清单请予备案并拨款修复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847。 1942年，湖南大学对抗战以来财产损失数目与复原经费作一统计，从中可见轰炸所造成的损失之巨： “战时损失：本校自抗战以来，麓山方面先后被敌机轰炸5次。辰奚方面被炸两次。就战时之物价估计，两处损失，约计国币100万元左右，由长沙西迁辰奚，旅运各费，共计20余万元。以二十七、八九年物价与现时之物价相较，有超过数十倍或数百倍不等，就现值计算（照以前物价与现时物价普加20倍计算），共计损失国币2400万元之谱。 复原经费：本校麓山本部，经历次轰炸，教室宿舍及其他重要建筑，毁损三分之二，其存者百孔千疮，非大加修理，不足以资永久，而壮观瞻。关于仪器、图书、机械、材料，以及其他设备，历次损毁甚多，均须尽量补充，俾资应用。将来由长沙迁回麓山本校，公物运输，固由公款开支，而抗战期间员工学生，含辛茹苦，共维大业，复原旅费，亦应由公家负担，以示抗战普天同庆之意。查复原经费内，计分三部分，（一）建筑费共需国币二万万一千万元。（二）设备费共需国币2700万元。（三）旅运费共需国币300万元。以上战时损失，与复原经费，共需国币二万万六千四百万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抗战以来教育机关学校财产损失统计表及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2），卷584。 3“疲劳轰炸”给内陆高校造成的损失 “疲劳轰炸”，即日军所说的“神经轰炸”，是指1939年至1942年间，日军发动的对以重庆为重点的西南地区的轰炸。由于内迁聚集在这里的高校较多，因而损失也大。 1938年12月2日，日本大本营参谋部下达了“345号大陆作战令”，要求侵华空军组织“航空进攻作战”，矛头直指中国战时的政治军事中心——重庆。作战令要求空袭重庆的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产业中枢机关，甚至直接袭击市民，“给敌（中国）国民千万极大的恐怖”，袭扰中国抗战后方，使军民丧失抗战意志，生产生活难以为继。1938年12月26日，22架日军重型轰炸机，在陆军航空兵团团长寺仓少将指挥下，自汉口直扑重庆，揭开了大空袭的序幕。 1939年5月3日13时17分，45架日本中型轰炸机分两批轰炸了重庆。5月3日晚6时许，又有27架飞机轰炸重庆，并投下燃烧弹。两次轰炸，共造成平民6000多人伤亡，在4日的轰炸中死亡即达2000人。 1940年春夏之交，日军发动了代号为“101”的更大规模空袭，空袭频率加快，调集300多架飞机。从1940年5月18日当年的第一次轰炸，到9月20日之间，日军飞机大规模出动有30次，平均4天就有一次大轰炸。日方公布的资料显示，出动飞机2023架次，投弹1404吨。可以推算，每次空袭，出动飞机近70架次，投弹22吨。8月19日和8月20日，轰炸达到高潮。19日出动飞机190架，第二天是170架。这年轰炸，不仅针对商业区、居民区，还对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等教育设施、医院进行了轰炸。 1941年夏季，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轰炸（代号102），7月21日至8月31日共42天，对重庆轰炸14次，出动飞机2389架次，投弹1500余枚，即每3天就有一次空袭，每次出动飞机170架次，投100多枚炸弹。8月7日后的一星期，轰炸“无六小时间隔”。 现将“疲劳轰炸”，特别是1941年轰炸所造成的损失作如下介绍： （1）重庆地区高校所受损失 1940年5月20日，日机轰炸南郑的同日，又在重庆肆虐。日机出动70架，将重庆市区变成火海，大火燃烧七八天之久。余烬尚温，日机又集中轰炸重庆的文教机构。5月29日，日机向沙坪坝重庆大学周围投弹70余枚；又炸北碚复旦大学，炸死教务长孙寒冰及职员、学生4人，伤4人。同日重庆沙磁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被炸，死学生7人，伤数人。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专科以上学校呈报遭受日机轰炸损失情形的文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4。 1940年7月4日，日军飞机猛烈轰炸重庆大学和内迁的中央大学，两校主要校舍均被炸毁。 1941年7月5日，日军轰炸重庆川东师范学校，该校大部分被毁。《档案史料与研究》，1994第3期，第8页。8月23日，日军飞机再度空袭重庆沙坝学校区，各校均损失惨重。此外，西南联大、复旦大学、四川教育学院、西北农学院、云南大学等先后遭日本飞机轰炸，损失严重。 重庆大学的损失： 1941年10月31日，四川省立重庆大学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洪元向教育部报告： “案查去年8月10日及21日敌机常扰陪都师部，本校西屋被炸，公私损失惨重……兹查明8月10日敌机轰炸时，本校作育所中弹一枚，附近落弹一枚，炸毁办公室一间，并震毁全部寝室、试金石及饶家院教职员宿舍。21日再度被炸，理学院门首中弹2枚，该院一、二、三楼门窗墙壁屋瓦器具多被震毁。饶家院教职员宿舍中弹一枚，炸毁舍屋10间，余均震坏。运动场中弹两枚，试金室中弹一枚，附近落弹一枚，新生宿舍附近落弹一枚。前后中弹计有11枚之多炸毁大小房屋，震坏校舍校具按照？估计，修复校舍约需国币545000元，添置校具约需国币156800元，合计共需国币70万元。又查上述两次轰炸时，教职员遭受损害者计有蒋梅笙等12人，据报损失各物约值国币22240元。” 1943年9月9日，国立重庆大学校长张洪元呈文教育部，汇报该校抗战以来所受损失情形，“查抗战期间，本校所受损失，关于仪器及化学药品方面，计31年2月在仰光随时测量仪器，电气仪器，采矿冶金仪器，及其他化学药品36箱，当时值20余万元。此项仪器、药品系于民国26、27年间向德商兴华洋行订购，始因交通梗阻，寄存港栈，嗣因欧战发生，被港政府扣留，中经函托香港中央信托局代为交涉，始准提货，不意30年4月，经凭财政部免费内运护照，由香港运抵仰光，承运之利安公司即倒闭，致未能赓续起运，时局吃紧，本校于41年2月电请中央信托局抢运，及中央电台住腊代表张慈涵就近协助，率以抢运不及时，全部损失，估计现值2000万元。关于校舍方面，本校于29年5月29日被敌机轰炸，中弹50余枚，工学院及教员院第3号楼房均被炸毁，行字斋、气象台、绘图室、农场房屋、男女生宿舍及教员院第1、2、3单元各幢，大部均被震坍，或震毁。理学院瓦及玻璃，亦均损坏。工学院仪器各系均有损坏，尤以电机系损失最大，其他校局具损失亦多，当时约值25万，现值800万元。又30年8月10日及21日复遭轰炸，计10日体专科办公室一间全毁，课堂寝舍多被震坏。21日饶家院教职员宿舍炸毁10余间，余均震坏。理学院第一二三楼门窗墙壁屋瓦校具，亦多被震坏，当时估计约75万，现值1200万元，以上各项损失，合计现值约4000万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584。 1941年10月29日，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呈文教育部，并附损失清册七本，统计了1940年8月两次被炸所受损失，“案查本校于去年8月2日及8月4日两次被敌机狂炸，损毁情形已经于8月29日及9月4日发电呈报在案，关于全校两次被炸之损失，当即分别从事调查，兹将已调查完竣者，先行开列于后，计房屋675800元，图书10万册7631元，材料62690元，车辆10万元，用具22051076元。物品52077元，以上共计121800876元”。 1941年8月中央大学连续遭两次轰炸，其被炸情形及损失为： “兹查是日（28日）校区以内，共中炸弹23枚，计总办公处前着重磅炸弹1枚，屋顶全部震坏。化学馆航空系教室各着弹3枚，房屋全部炸毁。法学院、理学院、林学院办公室教室及建筑系教室均被波及，塌毁一部分；艺术系教室着弹2，屋顶门窗全部震坏。学生第四宿舍第六宿舍教职员饭厅及教职员第三宿舍各着1弹，屋顶门窗全部或一部被炸毁。开水房以及学生第二厨房各着弹2，房屋全部被炸毁。学生饭厅着1弹，屋顶门窗墙壁被炸一部分。第二教室、第十四教室各着1弹起火，全部焚毁。校门口着1弹，校传达室电灯房警卫室及材料室震坏。第二防空洞顶上及第二球场各着1弹，尚无损失。惟并屋瓦被震落者计算在内，则全校房屋已无一完整，多被震坏，当时估计约75万，现值1200万元，以上各项损失，合计现值约4000万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国立中央大学电呈该校八二八被炸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847。 “8月30日敌机袭渝，本校又遭轰炸，共着弹15枚：计警卫队储藏室、办公室、本校材料室、汽车房，共着燃烧弹3枚，起火燃烧，储藏室公物及材料，全部焚毁，损失甚重……图书馆、学生第四、第七宿舍、学生第一厨房、学生大饭厅，各着1弹，房屋炸毁或震坏一部分。工人厨房着1弹起火，幸即扑灭，教职员宿舍着弹2枚，房屋毁坏大半，教职员第三宿舍尚未修复，又落弹3枚，马路侧着1弹幸未炸发。” 1941年9月19日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呈报8月23日敌机轰炸损失： “财产损失情形：查是日轰炸东山之敌机，共计九架，投掷燃烧弹及爆炸弹约百余枚；在本校及其切近周围区域，约有四五十枚，致月塘第一男生宿舍新建之楼房一栋，全被炸毁，经查原造价值约373625元，该宿舍其他部分屋顶之同被震毁者，估计原价约450元；又白塔街本校女生宿舍一部分被毁，并震坏门房及其他部分之屋顶，估计原价损失约270元；总计房屋损失共为原价445625元；该两处一切应用公物，如写字台、自习桌椅均被炸毁，原置价值约共4038元。其中住宿学生之书籍衣物，尽被炸毁，损失情形至为惨痛。惟详细数目，尚难作精确之估计，计损失较重者，女生有谢云清等9人，男生有石真球等34人。至各教职员因职务关系，与个人经济情形，不能遵令疏散移往乡间，仍散居城市各处者，此次被炸，所住房屋，或被焚烧，或被炸毁，书籍衣物之损失，亦极惨重，当经详细调查，计有倪德修等13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849。 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呈报该校磁器口附设实验药厂1941年8月23日被炸损失情形： “本校磁器口附设实验药厂，于本月23日午后全部被炸。查是日敌机27架，于午后滥炸磁器口，投弹约100枚，本校附设药厂四周，落弹数十枚，房屋全部震毁，所有一切原料成品玻璃仪器及各项生产器具等，共计损失约8万余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校长陈思义为呈报附设实验药厂被炸损失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849。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1941年8月两次被炸损失为： “查本院于8月11日惨遭敌机轰炸投弹30余枚，炸毁总办公厅女生宿舍及作物组房屋各一部。复于23日向本院投弹数枚，幸落隙地但仍震坏房屋多处。是月30日复将本院男生宿舍、第四教职员宿舍及女生部澡堂炸毁各一部，并炸死工友杨精益一名，炸伤工友蔡子光一名。本院有财产损失统计已达126562元之多，员工财产损失统计已达34155元。现恢复建筑之维修费应需52652490元，而赔偿损失之购置费应需款123481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颜歌呈报被炸损失及维修购置计划仰祈鉴核惠拨巨款救济员工损失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847。 （2）西北地区高校被炸损失 国立西北农学院1940年8月30日遭敌机轰炸。1941年8月又遭日机轰炸，此次轰炸财产损失为： “查本院于本年8月5日上午8时30分被敌机7架轰炸，投弹20余枚，本院大楼东北隅图书馆即印刷室附设高职办公室合作社等处均中弹被毁，房屋门窗水管玻璃图书仪器电料等损失约8万余元。训育员王文英、一年级学生宋肃孟、投考高职学生张杰仁被炸殒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849。 甘肃省立甘肃学院院长宋恪呈报该院1941年8月被炸情形：“查8月31日，敌机袭兰，本院竟遭惨炸，（当晚）……本院共落弹11枚，所幸师生工友尽皆无恙，惟交通部会计训练班，借本院房屋办理，死学生2人，炸毁教室2座，共计8间，办公室3座，共15间，学生宿舍12间，贮藏室2间，此外大礼堂前檐全毁，图书馆南墙亦倒，防空洞一部亦遭塌陷，至实验室及其他所有房屋，概受波及除门窗屋顶墙壁悉数破裂外，即什物器具亦大部损失，……恢复以前，最低估计，非15万元莫办，前请钧部准拨救济费5万元，俾资补助一节，恳祈准予从速拨发。”《呈报本院被炸情形及修理开课经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案849。 1940年5月29日，国立西北医学院向教育部报告：5月20日，日机袭南郑，在该校上空投弹40余枚，炸死教授兼教务主任杨其昌及两名学生，该校损失惨重。《专科以上学校呈报遭受日机轰炸损失情形的文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5284。 1943年9月11日，国立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报告该校搬迁、被炸等各项损失为：“查本校原设辽宁沈阳，九一八事变后，沈阳校舍及各种设备均沦入敌手，约值过去之银币1070余万元。嗣于同年10月18日在北平复校，经过5年于之惨淡经营，粗具规模，26年七七事变起全校徙至西安，所有北平校舍及设备约值银币82万元，亦均陷入敌手，27年春以敌机空袭频繁，西安校舍密迩机场，无法继续上课，乃迁至四川三台，所有西安校舍虽在，但不能利用，本校不能不列入损失，而迁费约值银币7万元。在三台遭受敌机轰炸及历年防空设备之损失约合银币5万元。是本校在抗战前后共计损失，约合银币1214万余元。” 1943年9月，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赖连向高等教育司报告该学院变迁及损失，该院系于1938年秋奉令合并国立北洋工学院、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改组而成。“本院前身各院校于抗战开始时由平津各地几经南移，图书仪器等物有未及抢运出险者，有既经搬运而于途中遗弃者损失甚巨。该院校等直接所受损失亦即本院间接之损失，迨至本院成立后数年来锐意经营而设备仍欠充实。缘抗战中所遭损失有以致之兹经查明，图书仪器损失现值亦即系本院于抗战后期待复原所需用，计中英文图书约值332000元，各工程学系仪器约320万，总计共需美金35320元”。 1943年10月，私立焦作工学院根据行政院政务处函“以联合国订立战后救济及复兴协定，美国政府将于今秋召集会议讨论一切，饬查明抗战期间损失估计战后复原费用分列清单具报，以便汇转提案等由”，对抗战以来学院损失进行调查，附清单二纸，“查本院图书仪器机件等在焦作未沦陷前已运出一部分，展转新乡郑州许昌西安天水南郑等地，或被轰炸，或被颠覆，或经潮湿，或经散逸，损失较重。尚存国立西北工学院借用之数，其余一部均属不急用之件，或太笨重之件，未及运出焦作即被沦陷，尽为敌有，留有房屋家具亦均为敌所毁没。现查明，抗战期间损失之现值约计美金174万元，又以战时教育计划力量集中，奉令与国立西北工学院合并，战后准予回焦作复校，将来图书仪器之装运及购置房屋家具之修理及建设需款甚巨，估计战后复原需要之费用约计美金179万元”。 （3）西南地区高校损失 西南联合大学的损失： 日军空袭昆明从1938年9月28日开始，持续至1943年底。其中以1940—1941年最烈。其后随着“飞虎队”的投入战斗，空袭的威胁渐趋稀。敌机直接轰炸到联大校舍的有两次。一次是1940年10月，另一次是1941年8月14日。1940年10月13日下午2时左右，敌机27架飞入市区，投弹百余枚。这次轰炸主要以联大和离联大较近的云南大学为对象，俯冲投弹，联大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全毁，该院办公处及教员宿舍也多震坏。该院校舍系租自省立昆华中学之一部分，其中昆中北院中数十弹，损毁甚巨；昆中南院也有震坏。此次轰炸中，清华大学在西仓坡设的办事处也遭2枚落弹，屋顶遭到严重损坏。办事处后院中用于存储重要卷宗的防空洞被炸弹震塌，两名工友被埋在洞里，以身殉校。 1941年8月14日的轰炸所致损失比上次更为严重。“本校于本月14日被敌机轰炸，校舍被毁，业于当日以急电呈报在案。兹查本校新校舍被炸毁房屋64间，震坏房屋210余间。计常务委员会，教训总三处，事处出纳2组，图书库全部毁坏。生物及地质实验室各毁一所。此外各办公室教室宿舍或全部被炸毁或毁坏一二间不等。房屋部分按照时价，损失35万元，家具部分损失11万元，电料等项损失15万余元，三共统计62万元。图书及仪器部分……不过22000余元。又师范学院及附属中小学系租借云南省立工业职业学校校舍，此次被炸毁房屋89间，女生宿舍系租借昆华中学校舍，次此被炸，倒毁房屋48间，上述两处被震毁者共约190余间，倘照原样修复，所费必更不赀，但即简单修葺，俾可勉强应用亦需20余万元”。《西南联大电呈被炸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849。学校教室只好作为宿舍。 国立同济大学代理校长周均时1941年8月30日报告：“查本月11日上午9时敌机狂炸宜宾，本院门诊部后座中一弹，库房膳食厨房炸塌，办公室右首板壁一座震坏，并震破窗户多处，经于十二三日停诊两天加以整理。”同济大学附设医院门诊部被炸，计六类别物品损失共33500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849。 在1941年8月23日的空袭中，国立交通大学分校的损失，计屋瓦墙壁灰顶竹篱课桌方凳各项估计合共12997元。 此外，在原省的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1943年12月22日报告，该校财产间接损失，自1938年至1942年，计191920365元。又原复计划必需费用，依照现值最低估计，需215万元。 相比有形的损失，“疲劳轰炸”对市民和师生的精神摧残更难以文字表述。时时响起的防空警报，使人闻之如惊弓之鸟，是人们生活中挥之不去的梦。人们正常的生活作息完全被打乱，饮食无常，席不暇暖。躲避空难时，在防空洞里一躲就是2小时，最长达9小时，洞内人多空间狭小，空气浑浊，潮湿难耐。时间一长，再有耐心的人都会烦躁不安。空袭对中国民众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折磨和煎熬。1941年6月5日的重庆校场口“大隧道惨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此次惨案中，共死992人（儿童151人），伤八千多人（重伤二百多人）。轰炸增加了物价上涨的速度，恶化了师生的生活状况。跑警报也给人们的身心以很大的伤害。警报有3种，跑警报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根据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1942年毕业生徐泽物统计，自1940年5月2日至1941年12月24日昆明共有预行警报95次，空袭警报72次，紧急警报52次。在这些警报中，自空袭至解除，共约300小时。警报声声，人心惶惶。文浩：《日军空袭威胁下的西南联大日常生活》，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 应当指出是，在国土沦丧，敌机狂轰滥炸，中国教育机关备受摧残的情况下，广大教育工作者不辞千辛万苦，大部分大专院校迁至大后方，坚持办学，使中国的教育事业没有中断，这对于国民教育的维持，传统文化的延续，现代知识的传授，人民素质的提高，以及抗战所需的技术人才和建设人才的培养，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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