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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言道“半部论语治天下”，治天下者，首治人心。从个人的修为到家、国、天下，无不覆载之，后世所谓“内圣外王”是此。“内圣外王”本是一体，无“内圣”，则无以成“外王”，无“外王”，则无以显“内圣”。论语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说的就是无论古今，学问都离不开“为己为人”，即“内圣外王”。
首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即明白地吿诸天下包括帝王和士子，世间所有的学问最终要回归到哪里，自己、家、国、天下最终要实现什么。 “说”者，内在之愉悦、自在，“乐”者，盛世欢畅，举国祥和之象；“君子”，闻、见、学、行“圣人之道”者。此篇言“学”，“学”并不是像我们当下的教育制度，坐在那里毫无生趣、死气沉沉地学知识，死读书，远离本心，远离自然和社会，为了拿到学历、文凭、地位、知识、技术等，我们并不清楚学习是为了什么。当下社会，青少年抑郁症及厌世、自杀现象频发，与“学”有密切关系，家庭、学校、社会教育失误即在此。 谁“学”，当然指的是君子，有志于见、闻、学、行圣人之道的人。无有此志，论语不必读了，读则不是冤枉孔子，就是讥讽论语，弄得“君子”都成为了“伪君子”。何谓“圣人之道”，此篇盖已和盘托出，即是实现普遍的“说”、“乐”、“不愠”，何谓“不愠”，即是没有郁结，不仅自己内在没有郁结，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会、社会与自然之间都没有郁结，到处是生机勃勃、政通人和、活泼泼的和谐景象，这才是“不愠”，而不是“别人不知道我，我也不生气。论语后文皆是圣人之道的具体操作和实现要点而已。 要想实现“不愠”，即要“时习”、“有朋自远方来”、从“人不知”进而“不愠”，就是要见、闻、学、行圣人之道，并立足当下和现实条件，效法圣人并不断地修正、校对，成就一个“不愠”的世界。“时”者，非依时、时时也，而是与天其时、天与其时，人是现实中当下承担和创造的主角，天地即是其躯体和演绎的舞台，非道之玩物，这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精神是一致的。北宋张载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己心立，则天地之心立，天地之心即在吾之心中。“习”者，原指鸟儿在晴天里试飞，在此，指乘天地之正气而游六合，存天地之正气、由内向外、自在欢然地修行、实践，这才是真正的“习”。
“有朋自远方来”，“有”通“友”，同志为友；“朋”，“凤”之古字，本义是凤凰。“有朋自远方来”，即“有凤来仪”。“自”者，依旧、依然，连续不断；“远”者，遥远，久远，渊远而流长；“方”者，通“旁”，广大貌；“乐”者，yue，“箫韶九成，有凤来仪”，盛世之象。圣人之道如日之东升、海之潮回，又如南风般披之六合，播于八方，法度之，教化之，百姓欢愉接纳，自自然然地充满喜乐。 “人不知而不愠”，“知”者，通“智”，智慧的意思。人有郁结、社会动荡不安、环境破坏的根源在于“人不智”，人没有智慧。所以，“学”之前，要“闻道”、“见道”，启发民智，之后“行道”。《论语》后文中即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很多人被人为地分为不同类别得到不同类别的学习，或者某类人根本得不到学习的机会，这就是民众被当成卑下的原因。佛家常说“人身难得，佛法难闻，中土难生”，可见“正法”难得。《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强调的也是多闻和多见的重要性。
孔子，是真正的智者、仁者、勇者，走的是阳刚之路，是真正的大丈夫，非后世小人腐儒所能识见。“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逝”通“誓”，与《诗经》中“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用法一致，孔子说的是，君子之行，就像这江水一样，后浪推前浪、生生不息、前赴后继，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条件优越还是恶劣，都要不断地固守、承担圣人之道直到成就“不愠”的世界而不退转。“朝闻道，夕死可矣”，即是“朝闻夕死”的阳刚精神，“死”者，固守、承担，非死去之义，从闻道开始，无论何时何地、条件如何，甚至出生入死，直至都要不断地承担、固守直至成就“不愠”的世界而不退转，这样才能称得上是为“君子”。 “三年学不至，於毂不易，得也”。“不至”即是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毂”者，活着、存在的意思，“易”者，改变。多年闻、见、学、行圣人之道虽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但能达到活着时不退转的地步，这才算学有所得。如果不能达到尽善尽美，原因是什么呢。“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犹”者，踌躇、疑虑，“恐”者，恐惧，学问无所得的关键在于心的踌躇、疑虑、恐惧，自我迷失而不能直下承担。世间的修行，难的是什么，在于没有定、没有勇，没有持之以恒的心，佛家讲“金刚”，就是能断一切疑惑，能破一切障碍，在“六波罗密”的路上，贪嗔痴慢疑、五阴炽盛，持续不断，需要的就是“不易”。
孔子还总是反复提出“不相”、“不器”、“无类”、“不同”。“相”、“器”、“类”皆是起分别心而著相的意思。“道，不同、不相为谋”，像自古以来的大多数解释那样，意见或志趣不同的人就无法共事，如此的话，倒显得孔子小气，如此，孔子有何德何能成为圣人呢。“同”者，使其一致，没有差别，“相”者，著相而选择，“谋”者，谋划、商量办法。圣人之道如同大河是不会去“选择”的，也不会强迫“一致”，圣人之道之“谋”，就是“不同”、“不相”。“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中的“异端”就是“不智”之人，对于这些人不能攻打、攻击，而是“不相”而去其“相”之，行圣人之道把“不智”进而变为“不愠”。“不同”是“不相”的实现，“不相”是“不同”的前提，唯有不相、不同，才能实现“大同”。 “有教无类”，“教”者，教育、政令、宗旨、学说、宗教等，“无类”就是“不相”。“君子不器”，“不器”也是“不相”的意思，行圣人之道的君子在闻、见、学、行的路上，能够不起分别心，不相而能去其相，这才可以。我们存在的自然和社会中有什么相呢。“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所谓“贫富”，不仅指物质层面，精神、地位、财富、权利分配、学识等等，在现实社会中，都存在显著的“贫富”现象。所谓偶像与粉丝、名人与草根、广告商和消费者、医生和患者，甚至一些自认为高高在上的精神导师和愚痴信众，等等，皆是“贫富”对立者，也就是“贫而谗，富而骄”，贫者有所求而不断奉承在上者，在上者有所恃而不断地高高在上。这都是“贫富”之相。“难”者，埋怨、怨恨，“易”者，赐给、轻视、怠慢。对其真正的“不相”，就是直面这“贫富”之相，利用文化、经济、政治、法律等手段，采取公平、一视同仁之谋，平其“贫富”。 然而， “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并不是最终的境界，孔子认为这还没有达到“贫而乐、富而好礼”的境界。此文为互文用法，即是“贫者能乐、好礼，“富者”也能乐、好礼。“乐”者，yue，歌舞升平之义，连“贫”者都能歌舞升平，事实上，也只要“不愠”，才可能歌舞升平，连“贫”者都能“不愠”，这才是真正的“不愠”。人人能够实现乐、好礼，还指人人内在都要有好的修养，都有一定的内养功夫。
孔子一生中，最喜欢的学生当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对“一箪食一瓢饮”的困境并不在意，并且能安贫乐道，对这种困境能够“不相”之，依然能够不改其乐，是真正的行圣人之道者。“乐”者，自在也，非自由。无论外在的条件好坏，环境优劣，内在都是富足、快乐的，这是自在。自由，则需假借一定的外在条件，有所“由”，才能实现内在的快乐，是有条件的。比如当下，没有一定的财富，没有一定的外在条件，我们的内心便患得患失，难有真正的“说”，非得待到物质富足了，资源充足了，才能有点解放和自由的意思，可真到了那时，新的烦恼和疑惑又来了。而颜回的这种境界，也是孔子最欣赏的。 颜回是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中的代表，也是孔子眼中“好学”的典范。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求学问不是读书，而是要实现最终的“不愠”。“食”者，欲望的代称，“饱”者，欲望的满足，“居”者，现实中当下的生存条件、环境；“安”者，安身立命，对欲望不贪求从而获得满足，对生存的环境不贪求从而安身，就此点来说，对很多人来说就很难了。“敏”者，通“拇”，印证“慎”者，通“顺”，顺应，通过现实当下的事情去印证，使得理论顺应当下实际。“道”者，使行圣人之道，“正”者，指事字，表示向一个方位或目标不偏不倚地走去，对现实究底穷源，使现实行“圣人之道”而在现实中成就之。这样才能称之为“好学”。 孔子之抱负，孔子之阳刚，孔子之智慧，为悠悠万世点亮了一盏灯。真可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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