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尔干战争前英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协调外交” 维持欧洲均势是19世纪英国一以贯之的外交哲学，而“协调外交”则是其实现均势的主要工具。英国以自身大国地位，调解“协调外交”体系内大国的利益冲突，既阻止某一大国取得主导地位，也防止大国的过激行为。就19世纪晚期的东方问题而言，英国凭借“协调外交”保证了在奥斯曼帝国衰落过程中，奥斯曼帝国治下地区秩序变化的有序性，进而保证帝国本土与印度之间军事和商业要道的安全。1878年的柏林会议即是该战略的体现。在此次国际会议上，英国偕同其他欧洲大国迫使俄国放弃控制奥斯曼帝国的野心，恢复了中近东均势。此后，为制衡在该地区势力迅速扩张的德国，英国又转而与俄国接近，并在1908年末爆发的波斯尼亚危机中化解俄国与奥匈帝国的矛盾。 然而，在大国博弈中被忽视的巴尔干诸小国并不甘心扮演棋子的角色。在波斯尼亚危机中，《柏林条约》的权威因奥匈帝国吞并名义上尚属奥斯曼帝国的波黑地区而被破坏。此一行为既令诸小国倍感威胁，也令它们看到突破条约限制的可能。不仅如此，随着英国国际影响力及其对他国制约力的下降，大国多边协商和自我克制转变为对单边优势的追逐。在波斯尼亚危机中受辱的俄国并不甘心服从于英国的战略利益，不断在巴尔干小国间斡旋穿梭，最终促成巴尔干联盟，地区局势也因之骤然紧张。英国外交部意识到，该联盟并非斯拉夫人的反奥匈帝国同盟，而是旨在瓜分奥斯曼帝国欧洲领土的战时同盟。若巴尔干战争爆发，极有可能导致奥斯曼帝国瓦解，进而引发大国争抢奥斯曼帝国领土。英国为维护自身利益，不得不主动介入局势。 1912年7月中旬，奥斯曼帝国发生政变，较温和的自由统一党(Liberal Union Party)取代统一和进步协会(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英国外交部看到了巴尔干局势缓和的一丝希望，决定以奥斯曼帝国政权更迭为时机，维持巴尔干地区的现状。第一，英国要求奥斯曼帝国尽可能以最快速度提出改革草案，变动治下的欧洲疆域。第二，英国婉拒奥匈帝国发出的照会，并游说其他国家不要轻举妄动。在英国看来，在此紧要关头，切勿要求奥斯曼帝国允许巴尔干地区“自治”，否则会产生两种恶劣后果：一是引起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哗变；二是掀起巴尔干地区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运动并最终引发战争。英国为了让奥斯曼帝国进行改革拥有更多的时日，对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两国施压，告诫两国“放弃和平政策将意味着丢掉全欧洲的同情”。此外，俄国也发现自己处心积虑构建的联盟可能要分崩离析，因此，对巴尔干联盟各国进行警告。 构建一个稳定的巴尔干地区秩序符合欧洲大国的利益。1912年9月22日，法国又提出由大国联合施压奥斯曼帝国，要求后者改革内政。英国外长再次拒绝该建议，他担心大国的极限施压会导致奥斯曼帝国新政府的反弹，且英俄支持法国建议，存在被国际社会理解为“大国形成两大集团”的可能，而这是他一直极力避免的后果。 至1912年9月25日，巴尔干联盟和奥斯曼帝国已剑拔弩张，双方均向边境动员部队。面对持续恶化的巴尔干局势，经过商讨，法、俄再次提出三点倡议：一是强烈反对打破目前巴尔干稳定局势的任何行动；二是即使双方爆发战争，各大国拒不同意战后的领土变更安排；三是根据《柏林条约》相关规定，在保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前提下，由各大国监督奥斯曼帝国对其欧洲领土进行行政改革。英国外长对前两点没有异议，但拒绝支持第三点建议。他担心一旦某一大国接管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领土，极有可能在未来转变为实质占有。 英国之所以多次否决和平照会，是因为其低估了巴尔干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在战前英国派驻各国的外交官发往伦敦的报告中鲜见对战争的预测，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说服奥斯曼帝国改革以使巴尔干联盟放弃武力。1912年10月8日，各大国将按照英国建议修改后的集体照会递交奥斯曼帝国与巴尔干联盟各国。然而同日，门的内哥罗向奥斯曼帝国正式宣战，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也以奥斯曼帝国拒绝改革为由，于数日后对后者宣战。 总之，自1912年夏以来，巴尔干地区的潜在危机对大国所造成的共同威胁，再次激起各大国的集体反应，它们多次试图以“协调外交”的名义平息巴尔干地区待燃的战火。然而由于英国的消极态度，各大国始终无法就近东局势发展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未能阻止巴尔干战争爆发。原因有四：一是巴尔干联盟国家认为，巴尔干地区秩序主要由巴尔干联盟决定，完全可以摆脱大国行动，甚至迫使大国追随它们；二是巴尔干联盟各国对如下二者承诺的迟迟难行深感失望：即奥斯曼帝国多次提出改革内政，英国等监督奥斯曼帝国推进改革；三是大国认为战争不会在1912年爆发，对引致战争爆发的种种情形没有深入研究；四是奥斯曼帝国对“改革换和平”建议并不热心，认为《柏林条约》的精神已被化为乌有，当前进行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付诸实施。
二、巴尔干战争中英国“协调外交”的发展巴尔干战争伊始，在意土战争中业已损失巨大的奥斯曼帝国无力抵抗巴尔干联盟的凌厉攻势。至10月底，除亚得里亚堡、斯库台及约阿尼亚等要塞之外，奥斯曼帝国军队均已溃败，巴尔干联盟胜局已定。 巴尔干局势的颠覆性变化，迫使英国放弃维持现状的既定策略，提出新主张：第一，同意巴尔干联盟提出的领土变动诉求。1912年10月，英国外长以国内舆论普遍同情巴尔干小国为借口，承认巴尔干联盟占领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合法性。第二，维持奥斯曼帝国亚洲领土的完整，反对各大国分割奥斯曼帝国。为此，英国外长拒绝了陆军部提出的、借机施压奥斯曼帝国使之承认英国完全据有埃及的建议，他担心这会引发大国新一轮地缘政治竞逐。第三，英国向各大国建议，俄奥协调一致作为大国插手巴尔干危机的前提。英国在巴尔干危机初期的外交基本诉求就是：巴尔干半岛并不是战略重心，希望以自身影响力促成“协调外交”，阻止某一大国单独行动，尽快结束危机。此政策在随后的塞尔维亚出海口争端中得以体现。 塞尔维亚是根据《柏林条约》而诞生的一个内陆小国，因其国际贸易必须借道奥匈帝国而在经济上十分依赖后者。因此，塞尔维亚参加巴尔干同盟的主要目标之一即是打通至亚得里亚海的通道，而这与奥匈帝国的巴尔干战略完全矛盾，奥匈帝国的基本立场有二：一是倘若奥斯曼帝国难以统治巴尔干半岛西部的阿尔巴尼亚山区，则支持该地区自治或独立；二是不允许塞尔维亚获得直达亚得里亚海的通道。由此可见，其战略非常明确：阻止塞尔维亚拓展力量，使之成为自己的附庸。随着战争的持续，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冲突已成必然。 塞尔维亚先发制人，于11月7日在诸多场合公开表达对亚得里亚海出海口的诉求，并声称该诉求得到俄国支持。奥匈帝国对此反应激烈，而俄国则以延长俄属波兰境内军队的服役期限作为回应。为此，德国在支持其盟友的同时，给出一个折中方案：可以将亚得里亚海的某商业港口以及一条通往该港的铁路交给塞尔维亚，确保后者的贸易通行。上述方案得到英国外长的欢迎，格雷既不关心塞尔维亚是否获得出海口，也不希望为俄国火中取栗，他更担心危机拖延，进而升级为国际冲突。缺少英国的支持，俄国也倾向于认可德国方案。但波斯尼亚危机之后，俄国不愿再次接受类似外交失败，因此难以彻底否定塞尔维亚的要求。1912年11月9日，为迫使俄国做出更多让步，英国公开支持德国提议，并宣称以此作为解决出海口问题的基础。次日，奥匈帝国在英国的鼓励下宣称，塞尔维亚无权占有阿尔巴尼亚任何部分。 尽管失去英国的支持，俄国却因国内民族主义势力的鼓动，于13日突然鼓励塞尔维亚政府坚持以武力一劳永逸地解决冲突。当日，大为恼怒的奥匈帝国立即调兵，威慑塞尔维亚。面对意想不到的变局，英国外交大臣展开外交攻势以阻止俄国单独行动，挽救行将瓦解的“协调外交”。14日，英国拒绝承诺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中支持俄方，反而向德国表示，英德之间不存在矛盾，应当通力合作以消弭危机。英国外长的表态效果明显，令俄国倍感压力的同时也促使德国更坚决地支持其盟友。11月16日，英国驻俄大使乔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向俄国政府表态，称为亚得里亚海一个港口而兵戎相见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英国大使的这番言论为俄国政府说服国内反对势力提供了借口，此后俄国态度明显软化，撤回了对塞尔维亚的支持。 亚得里亚海出海口之争是巴尔干战争期间各大国第一次交锋。仅在数日内，英国外长即不顾俄国利益，两次拒绝后者请求，可见其以外交手段尽快处理危机的决心。而英国主动接近德国的行为也表明其继续坚持“协调外交”的外交思维，不希望欧洲出现大国集团对峙的局面。 由于巴尔干联盟未能攻克奥斯曼帝国军队固守的几个残余据点，巴尔干战场于11月底陷入僵局。德国借机提出召集“大使会议”。该建议得到英国外长格雷的积极响应，一方面，国际会议便于各国交换各自利益诉求，也有利于大国斡旋并达成“大国一致”，符合“协调外交”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格雷也希望借大使会议的机会，进一步缓和英德关系。 大使会议于12月17日在伦敦开幕。此次国际会议是自柏林会议后，欧洲六大国代表首次聚首。会议达成共识，各国承认了自巴尔干战争爆发以来奥匈帝国一直坚持的基本诉求，阿尔巴尼亚脱离奥斯曼帝国，获得自治地位。不过由于担心阿尔巴尼亚成为奥匈帝国的附庸，俄国大使提出奥斯曼帝国苏丹继续拥有阿尔巴尼亚宗主权的要求，而其自治权由六大国保证。此后，在英国的劝说下，俄国同意了德国提出的有关塞尔维亚出海口的提议。12月20日，伦敦六国大使会议最终决定，将阿尔巴尼亚某一港口作为塞尔维亚商贸口岸，该港口应是一个中立的自由港，并由一条国际共管的铁路与塞尔维亚相连接。然而，尽管俄国与塞尔维亚做出了让步，但奥匈帝国却在阿尔巴尼亚边界划定问题上令英国和俄国大为失望。前者并没有在其提出的边界草案中做出适当让步。按照奥匈帝国的方案，阿尔巴尼亚将斯库台(Scutari)、迪勃拉(Dibra)、佩奇(Peć)等地区纳入北部边界，且将德亚科瓦(Djakova)纳入东部边界。数日后，塞尔维亚在俄国暗示下将上述地区分别划归门的内哥罗和塞尔维亚，就此引发俄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阿尔巴尼亚边界之争。 争议之初，英国外长为维护英俄关系，提出俄国在塞尔维亚港口问题中已经做出了巨大退让，因此有理由要求奥匈帝国也做出相应的友好举动。但英国的斡旋效果不佳，奥匈帝国对其建议并未给予回应，争端反而在1913年1月被推向顶峰，两国均开始在边境地带动员军队，并表示不能退让。面对僵局，英国外长格雷在请德国说服奥匈帝国的同时，也出面劝说俄国以暂时的退让换取长远利益，称奥皇年事已高，一旦去世，塞尔维亚等斯拉夫国家仍有机会继续扩张。在这些行动之外，格雷还威胁称，倘若争端双方仍不愿退让，他作为大使会议的主持者，将计划出面组织边界委员会前往巴尔干半岛考察，而这只会令双方利益均受损害。 英国外长的策略取得了较好的后果。俄国被说服了，而德国的回应也很积极，不仅表示尽全力化解争端，而且严守中立，并保证大国团结。至1913年1月底，在英德的斡旋下，六大国大使达成一致：阿尔巴尼亚占据斯库台地区，其东部边界向西后退。此外，大国还一致决定保加利亚占有亚得里亚堡，约阿尼亚属于希腊。 由于奥斯曼帝国不肯遵循大国意愿交出领土，巴尔干战事于2月重开。至3月，希腊和保加利亚在攻占约阿尼亚、亚得里亚堡后，以保证不扩大战事换取大国认可。不过门的内哥罗却不顾大国决议，继续围攻被六大国划归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台。为避免该国行为造成“既成事实”，进而破坏早已达成的“大国一致”，引发新冲突，英国外长要求各国保证严守大使会议决定，并以全体大国的名义对门的内哥罗施压，甚至准备动用各国海军封锁其海岸。门的内哥罗在重重压力之下，于5月初撤出了斯库台地区，英国主持的协调外交也得以维持。大使会议的各国代表在《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上签字，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至此画上句号。 “协调外交”体系内的领土变更需经所有大国认可，因此巴尔干同盟的胜利是对该体系的严重挑战。各大国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将各参战国纳入多边协商，为此次战争中的领土变更赋予“合法性”。伦敦大使会议即是这一思想的产物。英国外长通过大使会议实现了英国政府的既定外交诉求，其本人也赢得了巨大的声望。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不久，巴尔干联盟内部就开始为领土之争而同室操戈。矛盾一方是保加利亚，另一方是塞尔维亚、希腊，冲突的核心问题是马其顿、色雷斯与色萨利等地归属问题。1913年6月29日，在奥匈帝国的支持下，保加利亚向马其顿地区的希腊和塞尔维亚军队发动进攻，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 战争爆发后，英国担心俄国或奥匈帝国会亲自介入小国争斗，因此决定以“不干涉”(non-intervention)外交应对巴尔干局势。英国的“不干涉”外交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放任局势发展，实质是其率先宣布不干涉小国之间的内斗，并以自身实力及“大国一致”原则，从而迫使其他大国也同样“不干涉”巴尔干地区事务，使战争局部化，这本质上是“协调外交”原则践行的另一种范式。首先，格雷于当月26日向法国表示英国将秉持“不干涉”方针，并希望其他大国不要破坏“协调外交”原则而单独行动，法国随即表示赞同。如此一来，英国得以断绝法国对其盟友的支持。之后，格雷于次日即向俄、德大使告知英法态度，并传递合作意向。德国认可英国政策，并表示约束奥匈帝国，而俄国大使则承诺将冲突局部化。格雷的外交活动表明，英国一方面是“协调外交”大国势力均衡的斡旋者，另一方面则事实上扮演着协约三国首领的角色。 英国主张的“不干涉”外交随之对巴尔干地区事务产生的影响巨大。尽管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局势远远超出俄国的预期：保加利亚军队被希腊和塞尔维亚联手击退，前者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与此同时，罗马尼亚也派遣军队占领与保加利亚争议之地。但由于受制于“不干涉”外交，俄国对于上述事件仅在口头上反复要求各国停战而未有任何越界行动。同样因为英国的表态，虽然奥匈帝国曾一度考虑出兵救援保加利亚以拉拢之，但由于德国支持“不干涉”外交，且不愿破坏罗马尼亚与三国同盟集团的关系，奥匈帝国不得不放弃自身野心。7月30日，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各参战国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并于8月10日签订《布加勒斯特合约(Treaty of Bucharest)》。 正当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即将停火之时，英国的“不干涉”外交政策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7月16日，奥斯曼帝国军队越过《伦敦条约》规定的新边界，重占亚得里亚堡。奥斯曼帝国的行为有违国际法原则，格雷担心俄国利用此事件支持保加利亚，扩大自身在该地区的势力。不出预料，两日后，俄国大使即向格雷发出警告，要求奥斯曼帝国不得违反《伦敦条约》的相关规定。如果奥斯曼帝国继续恣意妄为，大国将动用海军迫使其撤出占领地区。此时英国与奥斯曼帝国正在就巴格达铁路问题进行外交谈判，格雷不希望因亚得里亚堡的归属而导致两国关系发生变故，因此决定以“不干涉”姿态等待事态发展。仅数日后，更急于改善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的德国明确表示，反对大国集体施压奥斯曼帝国的行动，英国随即以“协调外交”为由，同样拒绝参与海军示威。俄国计划就此流产。 但鉴于俄国国内对奥斯曼帝国开战的热情异常激烈。为了避免俄国单独行动而破坏“大国一致”原则，英国从如下层面进行应对： 第一，坚决要求德法与英国一同坚持“不干涉”外交，确保大国一致。格雷指示英国驻两国代表先后询问驻在国政府态度，德、法外长以任何武装干涉均有可能诱发奥斯曼帝国解体为由，明确赞成英国政府的建议。两国的表态既断绝了盟友对俄国的支持，也间接鼓励了奥匈帝国对俄坚持强硬态度。 第二，拒绝俄国建议。7月26日，不甘受挫的俄国外交部又提出新方案：即英、法、俄三国成立联合舰队协同行动向奥斯曼帝国施压。英国对此一口回绝。其考量有三：一是防止出现三国协约和三国同盟直接对立的局面；二是某些国家不经全体大国商讨，单独行动，破坏了“协调外交”思想；三是担心大国各自行动而导致国家秩序出现混乱，更无法有效阻止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行动。 第三，向奥斯曼帝国政府有限加压，既达到阻止冲突扩大的目的，也不至于破坏两国关系。一方面，7月24日，英国外长格雷公开宣布，奥斯曼帝国政府必须严守《伦敦条约》有关边界条款的各项规定。但另一方面，格雷在两日后发给英驻奥斯曼帝国代办的指示中，指出《伦敦条约》可以进行有利于奥斯曼帝国的改动，前提条件是奥斯曼帝国军队仅在色雷斯地区行动。同时他还提出警告：如果奥斯曼帝国军队进攻保加利亚旧有领土，英国将进行实质性干涉。英国的外交举措取得了明显效果，奥斯曼帝国在数日后即宣称以马里查河(River Maritsa)为停火线，停止军事行动。1913年9月29日，奥斯曼帝国与保加利亚签订《君士坦丁堡和约》(Peace Treaty of Constantinople)，第二次巴尔干战争随即结束。 在巴尔干战争中，格雷努力秉持“大国一致”的基本精神。一方面，他运用英帝国的历史威望，说服俄国对奥匈帝国做出妥协；另一方面，他又与德国大使在恢复巴尔干和平这一短期利益上结成“盟友”，并通过后者向奥匈帝国施压，最终维护了“协调外交”体系。英国通过与德法协调一致，对俄国和奥斯曼帝国施压的外交举措，不仅实现了“不干涉”外交的基本诉求，而且缓和了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尽管格雷极力扮演“政治掮客”的角色，但英国实际上正逐渐转变为协约三国的首领。这事实上也意味着，旧欧洲已鲜有大国能够扮演调解者角色，“协调外交”正逐步蜕化为两大军事集团的有限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