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敦煌的女儿（二）

1998年5月，樊锦诗（左四）与美国盖蒂基金会、澳大利亚世界遗产保护委员会工作人员考察莫高窟，探讨壁画修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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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22日，举世闻名的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5万余件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为了保护和研究这批无价之宝，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来发展为现在的敦煌研究院。如今116年过去了，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再到今天的樊锦诗先生，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在荒凉的戈壁深处扎下了根。77岁的樊锦诗，已经在敦煌待了52年，和她的前辈还有很多同事一样，从满头青丝待到了一头白发，默默地为世人守护着那份敦煌之美。

“不近人情”的樊院长

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 天地的锻炼，使性格柔弱的樊 锦诗变得说话直来直去、做事  倔强执着。她的“严厉”“不近  人情”和“抠”是出名的。

 

1998 年上任伊始，樊锦诗 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为 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 将敦煌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 市。全面商业化的操作与保护 的矛盾让她忧心忡忡，寝食难 安：敦煌是国家的财产、人类 的财产，决不能拿去做买卖， 捆绑上市是有风险的。为此，  樊锦诗四处奔走，跑遍了相关 部门，向人们讲解敦煌石窟脆 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 要性，“敦煌壁画这么漂亮，它 是拿什么做的？泥巴、草、木 材，你说脆弱不脆弱，你一弄 就坏了！再加上它多病，几乎 每个洞都有病！”

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 “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现 在说起来她还是坚持当时的立 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 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 不是我樊锦诗不相让，你要是 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 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  莫高窟了。”她说：“如果莫高 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  罪人。”一场将敦煌捆绑上市的 风波终于平息了。 

岁月改变了樊锦诗的容颜， 也磨砺着她的性格，让她从一 个说话就脸红、想家就掉泪的 江南姑娘，变成了一个风风火 火的老太太。工作的快节奏使 很多人无所适从，跟不上了就 会挨“骂”。魏丹回忆起在给樊 锦诗当秘书时直言“太可怕了”。  刚来第一年，“常被'骂’哭。”  当时还是个小姑娘的魏丹哭完 了，又快快地去做。因为想着 樊院长比自己母亲还要大，自 己做快些，老太太就能少做些。

 

80 后的程亮从2005 年 开始当上了樊锦诗院长的秘 书。做秘书的八年中，程亮已 习惯了早上6 时上班，中午不 休息，晚上一两点下班的高强 度工作，更适应了樊院长雷厉  风行、一丝不苟、亲力亲为的 工作作风??但是想当初刚成 为樊锦诗的秘书，这样连续工 作十天后，年轻力壮的程亮也 扛不住了，直接就累倒了。为 什么不调整岗位？程亮说，看 着年龄跟自己母亲差不多大的 樊院长这么勤奋地工作，他实 在是张不开这个口。一来二 去，也就习惯了。2006 年，程 亮第一次跟随樊锦诗出差去庐 山，到庐山已天黑，连饭都没 顾上吃，他们就开始工作，等  到开完会离开庐山时，又是个黑天，置身庐山几天却没有见 到庐山。程亮最初觉得，工作  强度大都是能接受的，毕竟自  己年轻，不过有些事，就不容  易想通了。记得刚当秘书时，  一次院里派他陪樊锦诗一起出  差，飞机票都买好了，谁知樊 锦诗坚持一个人去，说如果程 亮也去，那就让程亮去，她不去 了。“起初的确不理解她，后 来才懂她的用心。长期以来每 次出差她都尽可能一人，就是 为了省钱。” 

院里老一些的同事都知道， 樊锦诗多年来只要去北京出差，  总是住在景山公园后的一个地  下室招待所，后来那里的服务  员都认识了她，称她是“住在 地下室里级别最高的名人”。 

信息中心的副主任孙志军  现在再和樊锦诗出差，就不愿  意和她一起吃饭，因为樊锦诗  点菜的标准是“光盘”，决不 允许剩菜，共餐两三次，孙志 军说自己没有一次吃饱过。有 一次实在没有吃饱，偷偷跑出 去买点心吃的事让樊锦诗知道 了，她内疚地每餐饭都要特意 问孙志军吃饱了没有，搞得孙 志军挺不好意思。 

说起老伴樊锦诗的“省”， 彭金章想起儿子打过一个电  话，说一次他去机场送妈妈，  看着她瘦小的身躯拖着个行  李，一个人孤单单地远去的背  影，心里难过得不行。 

不过，和樊锦诗生活了55 年后，对于老伴，彭金章再了 解不过，她是个在物质生活上 可以说没有要求的人，吃得极 其简单，不过问家里的钱，除 非要去帮助他人才伸手向他 要。彭金章清楚，老伴的稿费 多用于帮助别人了。

 

去年春节，樊锦诗家用了 30 多年的那台日立牌电视机终  于被换掉了。彭金章说，这是  在外地生活的小儿子坚持的结  果。“家里不是缺钱，但是我  们俩都觉得没必要。电视好好 的，还能用呢！”现在樊锦诗  家里的沙发是20 世纪80 年代 的，双人床还是她单身时的床 加个凳子拼的。 

该省的决不多花一分钱， 而该花钱的地方又都是大手 笔。这是樊锦诗认准的理财之 道。在她眼中，“像敦煌石窟 这样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再 高端的科技用于保护它都不为 过”。显然，前端高科技运用 的背后是大笔投入的资金。拿 苏伯民的话说，多年来在文保 界，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护发 展得非常快，尤其在近十年，  而作为一个遗址单位，保护它 首先是花钱，是投入，而按照 文物修旧如旧的理念，即使花 了很多钱，也是看不出花在哪 里了。他举例，仅莫高窟85 窟  投入的研究保护时间就达七八 年，这背后的资金投入也是可 以想象到的。

为什么来敦煌

“为什么来敦煌？”直到现 在，这仍是樊锦诗被人无数次  追问的问题。 

1962 年，24 岁的樊锦诗第 一次到敦煌，这位从小在上海 长大，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女 大学生受到巨大震撼。莫高窟 太美，壁画雕塑，无不精美， 学考古的樊锦诗深知它的珍贵；  莫高窟太苦，大漠戈壁、风沙 满天，水又咸又苦，没有电没 有菜，土炕土凳土桌子??最  令人惊讶的是有人已经在这种  条件下工作生活了十年、二十  年，她心里惊呼：如果是我，  这鬼地方一天也待不下去。

 

1963 年，樊锦诗从北京大 学考古系毕业了。因为实习，给 当时的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留 下了良好印象，点名要她去敦煌 工作。此时，北京大学要她留 校。鬼使神差，在留北京与去敦 煌之间，樊锦诗选择了敦煌。

那时候的樊锦诗脸庞圆 圆，齐耳短发，朝气蓬勃，正 是最好的青春年华。当时，有  人以她为原型完成了一尊雕 塑，起名就叫《青春》。这尊定  格了樊锦诗青春岁月的雕塑，  至今还在敦煌研究院很不显眼 的一个角落里矗立。只是，有 几人知道，她是那尊《青春》 雕塑的原型呢？ 

20 世纪60 年代的莫高窟 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住土  房，睡土炕，吃杂粮，喝宕泉 河水??这些，咬咬牙也就挺 过了，可那夜晚的黑让她头皮 发紧。没有电， 站起来坐下 去，都像被倒扣在锅里，莫高 窟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煤 油灯豆大点光亮。厕所离宿舍 有五六分钟的路，她不敢去， 只能硬忍着，眼巴巴地盯着天花板盼着天亮??

樊锦诗来到所里的第一项 工作，就是和其他几位同事撰 写敦煌第一部考古调查报告。  三年后草稿刚刚完成，“文革”  的狂风恶浪就扑面而来，研究 工作被迫搁浅。这时，樊锦诗 的心灵受到极大震荡，自己崇 敬的常书鸿被打倒，整日跪在 地上端食喂猪，自己则每日顶 着烈日风沙， 被迫参加那些 无休止的开会、劳动、大批 判??这样的敦煌让她有了厌 倦之感。恰在此时，她当工程 师的父亲被迫害致死。她想离 开敦煌，但整个“文革”期间， 不可能谈调动的事情。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 学同学，两人是在学校谈的恋 爱。彭金章的家在河北农村， 毕业后被分到武汉大学，于是 志趣相同、情笃意深的两人只 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 

她与彭金章在毕业分配时 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  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向  武汉，两人成家。期限到了，  彭金章没见着人影，就赶往敦 煌。看到朝思暮想的恋人，彭 金章傻眼了：“变土了，哪像在 北京读书时候的样子。”他们一  起看洞窟，彭金章再次傻眼了：  “太震撼了！”但他没有留下来  的打算。 

1967 年， 樊锦诗与彭 金章结合。自此， 天各一  方的两人过着牛郎织女般的 生活。

 

1968 年底，他们的第一个 孩子降生临产前三天，樊锦诗  还挺着大肚子摘棉花。当时 敦煌条件太差，准备到武汉 去生。樊锦诗的母亲、姐姐 准备了很多婴儿用品，彭 金章的母亲从河北农村也带  着红枣、小米、鸡蛋等到了  武汉，等着樊锦诗回来。可 是，樊锦诗却因为忙不能离 开敦煌。彭金章只好挑着东 西反复倒车，等他到了敦 煌，孩子已经出生一个星期 了，光着屁股什么都没穿。  孩子未满月，樊锦诗就上班 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 舍，趁吃饭间隙回去喂 点吃的。好几次跨进屋门，孩 子已从床上摔下来，屎尿、鼻 涕、眼泪弄得满身都是，小衣 服被扯开了，小手小脚冰凉，  嗓子也哭哑了。情急之下，樊 锦诗就用绳子把孩子拴在床 上，一直拴了七个月，可每次 走近家门听不到小宝贝的哭 声，她的心就会揪起来：“孩子 会不会被绳子勒着了？”

1973 年，他们又有了第二 个孩子。二儿子出生后彭金章  把他托给河北农村的姐姐照顾。  一次，樊锦诗去接五岁的儿子  时，猛地看见一个黑不溜秋的小  孩“傻乎乎”站在门背后。当  时，她还没反应过来便直接进门 了。这时，彭金章的大姐笑着 问：“你都不认识你儿了？”樊 锦诗说自己真的不认识了，孩子 也不认识她，把她忘了。在大姐 的一再引导下，那个娃娃才勉 强地叫了一声“妈”。樊锦诗的 眼泪一下子止不住唰唰地流了  下来。 

当年，彭金章在武汉大学 工作，樊锦诗在敦煌。她说：  “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是四  处，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  上海、要么在老家，要么跟着  父亲或者母亲。为了孩子，为  了家庭，我必须离开敦煌和家 人生活在一起。而对于敦煌，  时间久了，越发觉得有意思，  有许多课题需要我去做， 难 以割舍。”每次探亲，樊锦诗 都记得儿子会期待地问：“妈 妈，这回能待多久？什么时候 能调回来呀？”

樊锦诗和彭金章之间有过 拉锯战式的“谈判”。当时彭 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考古专 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 诗来协助。樊锦诗不依，她放 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 么不来敦煌？ 

“持久战”打响了。武汉 大学到敦煌要人三次，敦煌以 礼相待，也到武汉大学要人三 次，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1977 年， 樊锦诗开始担 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自 此，一个全新的任务摆在她面 前，即如何从一个考古业务人 员转变为一个既懂业务又懂管 理的行业能手。为了成全妻子  的事业，彭金章最终“投降”  了。1986 年，由甘肃省委、省  政府出面，把已经在武汉大学  工作了23 年的彭金章调到敦煌  研究院。在结婚21 年后，他们  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这一 年，樊锦诗48 岁。“应该说是 我丈夫下的决心。他一直希望 我到大城市去，起码是为了孩 子，受教育也是去大城市好，  但是他可能也看出来了，我黏 黏糊糊不想走，因为我实在喜  欢这里。”还是丈夫做出了“牺  牲”，从湖光山色俱全的武汉大 学调到了罗布泊边缘的敦煌石  窟，做了一个“敦煌的女婿”。 

其实有段时间樊锦诗也想 过，总不能为了这个不要孩子，  不要家，不要丈夫。但是待在莫 高窟的时间越长，越发现很多事 情要做还没做。自己也跟石窟有 了感情，想离开又舍不得离开， 内心很纠结。“一想为了家算了， 毕竟南方生活还是好，孩子也可 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但是这里的 前辈们不希望我走，老人家们做 出了榜样，我们段先生也罢，还 有别的先生，他们当时说四川话 劝我：小樊你别走，大城市有的 是人才，这地方我们非常需要 你。还有大家对我的感染，特别 是这个洞的魅力，最后就没走。”

彭金章从武汉调到敦煌 后，放弃了自己的商周考古事 业，重拾的是跟自己原来完全 没有关系的考古方向，樊锦诗 安排由他主持莫高窟北区遗址 的发掘工作。由于洞窟积尘都 是成百上千年积下来的，发掘 完一个洞窟后， 彭金章就成 了泥人，“眉毛眼睛上都是灰 土， 口罩一天换几个都是黑 的，咳个痰是黑的??”发掘 的八年里，他几乎用筛子筛遍 了北区洞窟里的每一寸沙土， 正是这种执着，让他研究发 掘出大批珍贵文物，证实完 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是由南 北石窟共同构成的，从而使 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  492 个增加至735 个。

丈夫改了行，也做出成绩 来，这样的结果多少让樊锦诗 从心里替为自己放弃了很多的 丈夫感到高兴。 

敦煌的风沙、艰苦和寂寞 让一些人离开了，但樊锦诗却 无怨无悔地留了下来。她亲眼 看见，幽深的洞窟里，没有晴 天阴天，没有日光月光，只有 昏暗的灯、沉寂的墙和无尽的 孤独。老师和同行们在清冷中  一笔一笔地勾勒着，在寂寞中  一点一点地临摹着??

莫高窟精神的传承者

樊锦诗不是个爱回忆的人，不过一旦说起过往，总是 爱说常书鸿、段文杰那些老一 辈人的故事，说他们为什么来 到敦煌，又说他们为什么留在 敦煌守着莫高窟不离开？“我  来的时候，研究所已经扩大到 40 余人。常书鸿和段文杰这些  老一辈，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  都能坚持下来。他们的精神深 深地感染着我。”她总是这样 开头。

“像我们的第一任院长常 书鸿先生，早年留学法国学油  画，在法国学习期间已经是很 有成就。因在巴黎塞纳河畔一  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一部名 为《敦煌图录》的画册，十份  惊奇，方知在中国还有这样一  座艺术宝库存在，而且在国外 引起了轰动，中国人却不知，  他内心感到一种震撼。为了敦 煌艺术宝库，他放弃了优越的 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毅然回 到了祖国。从此他的一生致力 于敦煌艺术研究工作保护。他 在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经历 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种种 不幸和打击，克服了难以想象 的困难，但他仍然义无反顾， 为保护莫高窟默默地奉献着。  在他辛勤工作的几十年中，组 织大家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 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较高学 术价值的论文，临摹了大量的 壁画精品，并多次举办大型展 览，出版画册，向更多的人介 绍敦煌艺术，为保护和研究莫  高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没 有停歇， 樊锦诗一口气从常 书鸿又说到段文杰，“我的前 任、第二任院长段 文杰先生， 重庆艺 专毕业，就因为看到 张大千先生临摹的 莫高窟壁画作品后， 着了魔， 所以来到 了敦煌。一干就是  60 多年，为敦煌文 物保护、研究和弘 扬事业呕心沥血、 殚精竭虑， 奉献了  毕生心血和精力。  他们就是敦煌的保 护神。” 

隔着宕泉河，莫 高窟的对面是三危  山。说山，不过是一  片起起伏伏的沙丘。  风起时，沙尘扑面，也扑在几 方贴着沙丘的墓碑上。常书鸿、  毕克、龙时英、段文杰、何世 哲??墓碑上的名字，在风沙  中一日日与三危山融为一体。  他们曾以自己的方式守护敦 煌，最终，将生命留下。

樊锦诗总是说，是那个单 纯的时代环境造就了他们这一  群人，“不单单是我，我们那代  人都这样。” 

在冯骥才那部敦煌的剧本 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常书鸿 初到敦煌时，张大千对他说，  “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 研究下去。这是长期——无期 徒刑啊！”有人问及樊锦诗对 这句话的感受，她笑着说，我 没有认为自己是被判了无期徒 刑。选择这个职业，我感到很 幸福。一个人一生做好一件  事，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觉得 自己做得太少。常书鸿先生在 有生之年，用大把的心血和年 华来为敦煌做事。我不知道自 己有没有常先生那样幸运，能 在90 岁时还继续搞自己热爱 的事业。况且，以历史的眼光 看，90 年也仅仅是90 年，太 快太短了?? 

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 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 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  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  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 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不用问，这句话说的就是 70 多年来那些打不走的莫高  窟人。这些默默耕耘奉献的人 们，敦煌对于他们已经是“从 来不用想起，永远不会忘记”  的生命底色。

（本文摘自《百年潮》2015年第12期 作者《兰州晨报》记者 雷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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