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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刘福通红巾军起义的时候，就喊了这么一句口号：贫瘠江南，富夸塞北。 是的，你没有看错，自宋朝经济重心南移以来，江南烟火瞳瞳，好不热闹。 但是在蒙古人的统治下百里鸡犬不闻。 有元一代，江南（原宋境）的税制为“两税法”，即一年需要缴纳“夏税”和“秋税”，而其他地方只需要缴纳“秋税”。 整个江南地区几乎承担了，元朝岁入粮赋的一半以上。 以1324年元朝的岁入举例，是年，全国累计岁入1200万石粮食。 原宋境内的四川、云南、江浙、江西、湖广五地累计690万石粮食，占比57.5%。 至于其他的金银铁税等，找不到具体数据，就不举例了，但可以确定的是，江南地区赋税比例肯定比其他地方高。 这些民脂民膏都被官府集中起来，送往塞北，给那些漠北宗王、部落领主、军事贵族、王子皇孙享乐所用。 这么大规模的搜刮，硬抢肯定是不行的。 要想捞银子，步子不能迈得太大，一次收的税可不能太多。 要是一上来就是高税率、勒索盘剥，人家老百姓也不傻，饿死累死都是死，咱就饿死算了。 引得老百姓大规模罢工，这样谁来干活？ 那群吃得滚瓜溜圆的蒙古老爷吗？ 所以专业的事，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办才好。 于是蒙古人就引入了善于经商和理财的色目人来替蒙古人捞钱。 色目人的范围很广，其中就有犹太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这几个中东老表是出了名的会做生意。 所以蒙古人到欧洲四处征战时，都带着他们来管理经济和财政以及进行东西方的贸易，当然放高利贷这种传统艺能也不会少。 所以这群色目人很快就掌握了蒙古人的经济命脉，并获得了蒙古帝国二等公民的身份，他们不是高官厚禄就是商家巨贾，地位比南人高了一大截。 要论民间土豪最好的时代是哪个？刘伯温等一大票大儒一定会跳出来说大元朝。 为啥？因为元朝搞出了包税制这种东西。 最开始的蒙古人以抢劫起家，后来契丹人耶律楚材帮他们设计一套正规的农业税，这是他们第一次享受到税收的好处。 但是这种快乐并没有维持多久，关键是农业税收来的钱太慢、太少。这种细水长流的收入，并不能满足他们四处征战的需求。 于是色目人给蒙古人出了个主意，你们不是缺钱嘛，我可以帮你一次性提现，让你大快朵颐一场，但是收税的权力你可得给我。 换句话说就是，商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政府一次性交齐某项税款后，商人就可以在规定的区域向百姓征税。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坑，但这种既有害于国家又有害于百姓的税制，还被蒙古人同意了。 要是汉人不配合怎么办？没关系，咱们可以培养一群买办集团，将这个权力拍卖给他们，这叫以汉制汉，地主们有的是法子让农民掏出钱来。 于是这个政策一出，全国各地的豪强们云集响应，有时候甚至一个地区收税钱都能拍卖到原价的好几倍。 比如说，浙江这个地区，每年元政府派自己的税务官去收，只能搞到300万两白银，但是把这个收税权力拍卖出去就可能收到600、900万的税款。 靠着这个法子，中央政府得到了好几倍的财源、艺高人胆大的地主从百姓身上榨出更多的油水，政府和地主是双赢了，叫苦连天的只是百姓。 地主既然花了300万承包了原来只有100万税收的地方，那么自然可以将税收到500万，钱怎么来？ 他们可不关心，就像他们也不会关心安徽凤阳一个叫朱重八的孩子，他爹娘和大哥二哥是怎么死的一样。 有元朝在，他们这些买办地主、士绅就可以继续获取少女的初夜权、鱼肉、奴役、剥削百姓。 他们说是为了镇压叛军，其实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罢了。 这才是士绅们最好的时代，也是劳苦大众最坏的时代。 到了明朝后期，江南士绅们终于还是控制了社会舆论，将他们标榜为与阉党有别的一股清流。 后来他们打着不与民争利的口号，搞大规模不受监管的对外贸，输入大量白银，搞出了输入性的通货膨胀，这下农民手里仅存的那些银子都开始不值钱了。 当明末遇到小冰河世纪时，西部连年大旱，他们又在自由经济的支持下，将原本为数不多的粮食高价卖给了后金和江南所谓的桑棉基地。 再加上他们在朝廷的话语权，每当朝廷提议收商业税、矿税时增加财源时，他们纷纷跳起来反对。 最后导致国家既没有粮食救济灾民，也没有钱戍边，明朝就这样在内外交困中亡了。 士绅们在乎是谁的统治吗？不关心。 毕竟闯王来了他们得被拷打一番后掏出钱来。 而山海关的门一开，他们该干啥还是干啥，种地的种地、读书的读书，博取功名的继续考试，过得比大明朝还要舒坦。 要是你，你会选谁当主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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