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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情况: 在《挺进报》事件中被捕叛变后，受到其他革命者的影响，停止了继续出卖组织的行为，拒绝参加特务组织，最后被特务杀害。 涂孝文，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方工委书记。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在党内的职务高于刘国定，他是被冉益智出卖的，在万县被捕。 刘国定、冉益智叛变后，组织上就通知他转移，但他麻痹大意，没有转移。当冉益智带着特务找到他时，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显得惊慌失措。特务将枪顶住他头时，他精神垮了，交待了下川东地方工委两位委员杨虞裳和唐虚谷的住址。又出卖了江竹筠（烈士）、李青林（烈士）雷震（烈士）等十多位下川东地方工委领导下的地下党员。 中共万县县委书记李青林，是涂孝文亲手培养成长起来的年轻女干部。她在万县受审时，被“老虎凳”弄断了一条腿，但她毫不动摇，甚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到了重庆后，特务只好把涂孝文找来和她对质。  涂孝文低着头，不敢看李青林。 李青林怒目而视，盯着涂孝文。她编了一段说词来应付特务，说自己认识涂孝文，抗战时期同在一所小学里教书，当时涂孝文追求过自己，自己没答应，还打过他一耳光，现在涂孝文是报复自己，像疯狗一样乱咬人，让自己坐牢，简直不是个东西。 李青林说的话活灵活现，真假难辨。 特务愣住了。涂孝文更是目瞪口呆，他没想到受了重刑的李青林还这样大义凛然，这样机智顽强。而自己一被捕就惊慌失措，在生死关头经不住考验而叛变。在这个被自己出卖的昔日下级女同志面前，涂孝文羞愧的无地自容。 经过这次对质，让涂孝文内心受到很大震撼。他开始悔恨自己的叛变。此后，他不再与特务合作，当徐远举强迫他参加特务工作时，也被他拒绝了。 涂孝文的转变受到了狱中革命者的认可，大家鼓励他，照顾他，让他顶住了压力。徐远举对涂孝文不抱任何幻想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涂孝文与陈然、王朴等十人被特务公开枪杀于大坪刑场。 蒲华辅，中共川康特委书记。中共川康特委与中共川东临委在组织系统上是平行关系。他的被捕是刘国定和冉益智共同出卖造成的。 蒲华辅在成都被捕后叛变，他出卖了川西地下党系统的数十名党员，其中韩子重（烈士），齐亮（烈士）等几名党员被送到白公馆，渣滓洞关押，后被杀害。 蒲华辅是所有叛徒中党内职务最高的。特务将他和妻子，还有两个小孩儿一起关进了白公馆。  蒲华辅被关进白公馆后，他的表现与涂孝文相似，也是“先软后硬”，他没有进一步出卖组织，他还拒绝了徐远举让他参加特务工作的要求。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八日，蒲华辅、涂孝文与陈然（烈士）等十人一起被公开枪杀于大坪刑场。 在走向刑场时，蒲华辅、涂孝文与其他八名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一起高唱《国际歌》高喊“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他们两人被捕初期的畏惧和赴死时的表现确实让人唏嘘不已。 第三种情况: 在《挺进报》事件中被捕叛变后，没有被特务处死，解放后也没有被人民政府镇压。 骆安靖，中共上川东地方工委委员兼上川东第五工委书记。他是被刘国定出卖的。 刘国定、冉益智叛变后，按地下党规定，他应该马上转移。但他有侥幸心理，认为广安离重庆较远，暂时不会有危险。结果特务悄悄来到广安将他逮捕。 特务对骆安靖用刑时，他的意志开始崩溃了，但他又不想出卖组织，就编了一套真真假假的说词。即说远不说近，说死不说活，说虚不说实。当特务带他到广安南门外的一个地下党用作接头地点的茶馆守候时，他见到认识的地下党员，就东张西望，装着不认识，对方马上会意走开了。 特务在广安忙了一个月，没什么收获，只好把骆安靖押回了重庆。 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审问骆安靖，又指使叛徒刘国定去说服他。在特务的威逼下，骆安靖出卖了丰伟光（烈士）、段定陶（烈士）等几名地下党员，他还供出了王璞在广安的住址，但他留了一手，没有说出王璞已经离开了广安，而他知道王璞的新地址。 骆安靖叛变后，徐元举安排他到保密局西南特区专员室工作，领“少校级薪水”。 一九四九年三月，特务通知他“准予自行就业，停止支薪”。骆安靖大喜过望，带领家人躲到了乡下。 重庆解放后，骆安靖主动向人民政府交代自己的罪行。他还积极检举，协助公安机关抓捕特务，立了功。所以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一九五三年改判无期徒刑，以后又改判有期徒刑。 骆安靖，上世纪七十年代刑满释放。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去世。 骆安靖是重庆地下党里，因《挺进报》事件，被捕叛变后，唯一一位既没被特务处死，也没被人民政府镇压，最终寿终正寝的。 在《挺进报》事件中，因为叛徒的出卖，在重庆以及川康等地，有一百三十多人被捕，其中大部分人被杀害。 感谢您的的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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