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卖“江姐”的叛徒，却是这样的下场！

在《红岩》小说的原型中出卖江姐的叛徒最终都什么下场呢？我们来看一下：

一、“自作孽不可活”的叛徒任达哉。

任达哉，准确点说不算叛徒，因为他本身就是军统的人，是混入地下党的特务。他最初是重庆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工人，失业后被发展为军统的通讯员，1945年他混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4月被捕后即交出领导他的上级和其他党员，并带领特务抓捕到负责工运的中共党员许建业，造成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的严重破坏。

据一份国民党对被捕人员审讯记录显示，任达哉是其中第一个叛变的人。1948年《挺进报》被破坏后，在另一份国民党审讯记录中发现了任达哉出卖江姐的材料。任达哉出卖江姐后，还带着特务去乡下抓捕江姐。任达哉出卖了许建业（许云峰）和江竹筠（江姐），为敌特的大破坏立下了“首功”。不过，讽刺的是，这位为为国民党特务机关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最终仍被视为没交待清楚的“共党分子”而被关进渣滓洞，或许这位在国民党内部有死对头，最终这个可耻的假货竟然被国民党特务在渣滓洞枪杀了，真是死有余辜。

二、“痛改前非”的涂孝文：痛恨自己叛变革命，不再配合特务，最终被杀害，临刑前高唱国际歌。

出卖了江姐、张静芳等十多位地下党员的叛徒涂孝文，是特务发现他无利用价值后将他枪杀的。虽说死得其所，但也悔之晚矣，属于最终饮恨自己的典型。

涂原本是一个有革命理想的人，受党教育多年，但在生死关头他没能经受住考验，从而叛变了革命。他叛变后出卖的革命同志中，就包括当时年轻的万县县委书记李青林（女）。李青林被捕后坚贞不屈，连共产党员的身份也不承认，结果一条腿被老虎凳弄断。特务想不出其它办法，把涂孝文叫去和李青林对质。

涂孝文虽然背叛了革命，但要他当面去指认自己的同志，他的内心还是很痛苦，看到李青林身受酷刑，他竟不敢与李青林对视，双腿也颤抖起来。机智的李青林却先声夺人地当着特务的面骂起了涂孝文：“你这个家伙简直不是个东西！没追求到我就死缠烂打，挨了我的耳光后竟如此来报复我！”面对李青林的痛骂，涂孝文尴尬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支吾了半天没说一句话。后来涂孝文称，“他当时看到李青林受了那么重的伤还那么勇敢，感到很狼狈，根本没勇气反驳她的话。

这次对质给涂的刺激很大，他开始痛悔自己的叛变，也不再配合特务的审讯。1949年10月28日，特务将涂孝文连同陈然、王朴等10人押到大坪刑场枪杀，涂孝文和其他人都高唱起国际歌，也喊了“共产党万岁”口号。

此人罪孽深重，但最后也算迷途知返，保留了一丝气节。

三、“狡猾投机的冉益智：解放后冒充脱险志士被揪出，最终审判枪毙。

冉益智作为小说《红岩》中叛徒甫志高的原型之一，入狱后表现得非常怕死。他入狱后没好好睡过一晚上觉，曾半夜起床写遗书，白天不停叹气，有时会突然坐下来朝床上打拳。他背叛革命，供出大量地下党组织，罪孽深重。

重庆解放后，冉益智想蒙混过关，他冒充脱险者跑到“脱险志士联络处”去登记，结果被知道底细的同志轰了出去。后来，他又到组织部门去主动汇报情况，着重说明他被捕后保留了一大批组织和地下党员，有一百多人没有透露给特务，希望立功赎罪。但事实上，他被捕后交代了可能影响他的一批共产党员，没交代的都是对他的生命没有威胁和影响的。随后，冉益智还心存侥幸，想去上大学，他在交代材料中写道，“不知今后能否准许我以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资格去参加为人民服务。”1951年2月，经重庆市人民法院审判后执行枪决。

四、“忏悔”叛徒骆安靖：老死的叛徒，万年总结“叛变哲学”。

叛徒骆安靖是重庆地下党叛徒中唯一一个既未被特务处死，也没有被人民政府处以死刑而得以寿终正寝的人。在被捕初期，他也曾意志顽强地经受了一些酷刑的考验，譬如“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他都经历了，但依然守口如瓶。但是，随着后来特务的威逼利诱以及叛徒的劝降，骆安靖没能顶住压力，最终骆安靖为了苟且偷生，最终成为叛徒。

建国后，他写过大量的回忆材料，并这样剖析过自己：“我被捕后既不愿出卖组织，也不想沦为可耻的叛徒，但又缺乏坚贞不屈和自我牺牲勇气。”据专家解密，骆安靖被捕之初，坚强度高于涂孝文。在特务给他上了“老虎凳”刑具，在加到第四块砖头时，他的意志才开始崩溃，但当时还是不愿当叛徒，采取“说远不说近，说大不说小，说死不说活，说上不说下”的原则，编了一些说辞，以摆脱面临的皮肉之苦。

解放前夕，骆安靖充满负罪感，在重庆各界群众收殓歌乐山烈士遗骸期间，当时尚未归案的骆曾悄悄到现场查看，惨烈景象让他受到了强烈刺激，他对自己的叛变行为表示了悔恨。上世纪70年代，骆安靖刑满释放后，他选择了在监狱就业，跟一位老中医潜心于医术习练，改革开放后，他转到江北一家蔬菜商店工作，于上世纪末去世。他晚年总结出的叛徒哲学是可耻的“我字当头，活命第一”。

五、“江湖流氓”叛徒刘国定：为保命要求住戴笠公寓。

帮助特务破获了《挺进报》地下党特别党支部、抓捕了陈然等人的叛徒刘国定，是在江湖上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油子”。他被捕后很快制定了自己的行动原则——将自己手上掌握的地下党情况当作保命的资源，以此与特务做利益交换。特务刘德文对他的评价是“显得浮猾，具有充分的流氓意识”。

据了解，刘国定曾向特务头子徐远举提出，他愿意参加特务工作打击共产党，但自己原来是中共的省级干部，给的地位待遇不能低，起码要当个处长，否则鱼死网破大家都不玩了！他在与特务讨价还价期间，还提出要住在杨家山原戴笠公馆，还要了两个女仆服侍。他对两个佣人随意训斥，每顿没有鸡鸭不上桌，稍不如意就摔杯子砸碗。

解放后，刘国定在交代材料中写道：“如果党和政府的处分和惩罚不至于‘肉体的毁灭’，我请求能在实际工作中赎恶。”这位想“赎罪”的叛徒，最终人民没有给他赎罪的机会。1951年2月，重庆市人民法庭对罪大恶极的刘国定公审后，执行枪决。

清明时节，我们缅怀那些为了中国未来而英勇牺牲的先烈，向他们致以深深的缅怀！

（内容综合自重庆商报、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