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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叛徒之:出卖江姐的叛徒刘国定、冉益智

 兰州家长 2023-02-18 发布于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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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竹筠烈士

江姐原名江竹筠,与彭咏梧结婚后,一直负责《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后来彭咏梧牺牲后,江姐接任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因为叛徒出卖,1948年6月14日,江竹筠在万县被捕,被关押于位于重庆的国民政府军统渣滓洞集中营,遭酷刑折磨,和国民党特务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江姐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壮烈牺牲于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牺牲时年仅29岁,此时新中国成立才刚刚过去一个月零三天。江姐被捕牺牲主要原因是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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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刘国定

刘国定:又名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县人。抗战时期入党,先后任中共巴县县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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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冉益智

冉益智,又名冉启熙,四川省(今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钟多镇骑龙村人,1909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成都公学(四川大学前身)文科肄业。

冉益智1936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酉阳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干事,主编县党部机关刊物《党政周刊》,经常撰写文章,进行反共宣传,对共产党和红军极尽造谣污蔑谩骂之能事。由于酉阳当地王、蔡两大封建派别斗争十分激烈,而冉益智又是王派的骨干,被掌握着当地别动队武装的蔡派逮捕并押送至重庆的监狱。王派通过国民党上层的关系,对蔡派进行报复,这次事件的主谋分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冉益智才被释放出狱。

冉益智在重庆关押期间,曾得到同狱的钱瑛帮助。他隐瞒了自己的国民党身份和反共历史,出狱不久便混入共产党组织,用张德明、冉毛、肖青等化名在重庆、万县、云阳一带活动。1939年先后任中共合川县委、北碚中心县委宣传、组织委员,万县中心县委组织委员,1941年5月任中共万县中心县委书记,1947年10月冉益智从万县调到中共重庆市委任职。重庆市委领导班子由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冉益智、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维嘉、委员兼工运书记许建业4人组成。冉益智分管学运工作,领导重庆市中心和南岸区学运特支、沙磁区学运特支、北碚区学运特支、女师院支部和各大学、中学党的外围组织。

1948年4月,刘国定因牵涉《挺进报》案被捕,他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只承认自己是一名候补党员,但为求自保,还是供出了地下党员李忠良等人。李忠良被捕后又出卖了余永安。1948年4月16日,徐远举派特务到重庆银行望龙门办事处将余永安秘密逮捕,余永安又供出了冉益智。

冉益智被捕后,在特务的威逼下,当天即叛变出卖组织,指认已被捕的刘国定是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兼工运书记,供出重庆沙磁区、北碚区、城区和下川东地下党组织,致使江竹筠、李青林、李国志等大批党员被捕。为邀功请赏,他和刘国定争先恐后地向特务机关出卖自己的同志和组织,提供有关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规律及情况,被军统视为有功,授予西南特区中校军衔,晋升为重庆行辕侦防处专员。

叛变投敌的冉益智,重庆解放前夕回到北碚黄桷镇82号家中藏匿,重庆解放的第二天,他先到江北一朋友家住下,以便进城活动。1949年12月2日,冉益智到和平路原国民党市党部脱险同志登记处,想找罗广斌解释,结果罗广斌不在。13日他又去江北,企图找原地下党领导表白,也未找到人。18日,冉益智经民生路到大同路德胜戏院门口时,碰见已自首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李修凯正苦于找不到立功赎罪的机会,见了冉益智大喜,立即冲上前去将冉益智紧紧抓住,口中大呼:“这人是大叛徒,害死了很多共产党员!”在群众的帮助下,李修凯把冉益智扭送到早些时候徐远举的老巢“慈居”(时为公安局政保处所在地)关押。

1948年4月的一天,当时刘国定到志成公司执行任务,结果刚进大门,就被埋伏在此的特务们抓住了。起初特务们并不知道他的身份,问:“你是什么人?”刘国定交代,“我姓刘,是许建业发展的交通员。”当时敌人以为他只是一个小人物,因此并未重视,直接将他抓进了渣滓洞监狱中。

刘国定一面应付特务,一面思考如何逃离监狱,但是过了几天,这位重要人物就是他的副手、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冉益智,冉益智一被抓就立马叛变,然后当场指认了刘国定的身份。

特务头子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抓住了两位中共高层人物,于是对刘国定进行威逼利诱,最终刘国定没能坚守住信念,选择了叛变投敌。

不过,刘国定提出了条件,他对特务头子徐远举说:“我好歹也是一个中共省级干部,你们起码要给我一个处长当。”刘国定又说:“为了保证我的安全,我想住进戴笠的公馆中,你们还要给我准备两名女仆。”徐远举虽然有些不乐意,但是最终还是同意了刘国定的条件。

就这样,刘国定开始死心塌地地为国民党卖命,他出卖了大量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成员,因此被任命为上校侦防专员。不仅如此,当时刘国定为了赢得重视,还专门为特务机关编写了《防止中共入川之对策》等,帮助国民党出谋划策。

不过,很快解放军先后解放了重庆、成都,当时刘国定被国民党抛弃,根本去不了台湾,

1951年,成都市军管会。

一名中年人缓缓走近军管会的大门,哨兵马上将之拦住,问:“什么人?来这里找谁的?”这名中年人叹了口气,说道:“我是来自首的,你进去通知你们首长!”

哨兵一听此人是来自首的,吓了一跳,马上叫人来将他控制住,然后带进了军管会的审讯室。一名办案人员走进审讯室,中年人已经在审讯室中等候多时。

办案人员问:“你叫什么?什么身份?”中年人答道:“刘国定,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

办案人员一听,上下打量着这位叫做“刘国定”的中年人,似乎不相信他的身份,要知道川东临委委员,那就是相当于省级干部,而且办案人员知道,刘国定在1948年叛变革命,成为了一名可耻的叛徒。

刘国定被送往重庆市公安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刘国定非但不悔改,反而向政府“表功”,还说自己“保护了不少的战友”。

刘国定的伎俩根本骗不了公安部门,1951年,刘国定被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51年2月,刘国定、冉益智被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临刑前,冉益智自己要求将尸体“弃之于荒郊,与草木同腐”,两个可耻的叛徒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此时,距江姐等渣滓洞集中营烈士的牺牲,一年零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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