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都学者”说“十大红色经典小说”之一：《红岩》背后的故事
（三）《挺进报》案中的叛徒和特务的结局
1947年秋天,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成立。市委书记是刘国定；副书记是冉益智，兼组织部长；委员许建业，公开身分是志成实业公司会计；委员李维嘉，兼宣传部长，领导《挺进报》。1948年2月，上级川东临委根据解放军已转入了战略反攻，向外线挺进的形势，决定改变《挺进报》“对内发行，注意保密”的方针，指示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对敌开展攻心战，把《挺进报》寄给敌人头目。于是在1948年3月初，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出现一封“亲启”信，里面有一封警告信和《挺进报》。朱绍良又惊又怒，责令西南特务组织的徐远举迅速破案。
1948年4月初，特务找到了破坏《挺进报》的突破口，那就是重庆民生路上的一家进步书店的店员、18岁的地下党员陈柏林。国民党保密局重庆站特务李克昌派了一个叫曾纪纲的特务，以失业青年的身份接近陈柏林。在骗取陈柏林的信任后，捕获了陈柏林和他的上级“老顾”。酷刑之下，“老顾”叛变了，他承认自己是中共重庆城区支部的书记，真名任达哉，并出卖了他的领导杨清，而“杨清”就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许建业被捕后，虽遭受酷刑，但一口咬定自己叫“杨清”，住在某旅馆，使敌人未能掌握他的真实身份和住处。但他非常担心宿舍里藏着的十几位工人申请入党写的自传。这时许建业得知看守陈远德曾给狱中党员往监牢外捎过信时，便托他送一封信给志成公司的地下党员刘德惠，信中嘱咐刘毁掉床下的文件。但这封信却落到了徐远举的手里，徐远举马上派人对志成实业公司严密搜查，不仅找出了18位工人的入党自传，还弄清了“杨清”的真名叫许建业。许建业看到一位位同志被关进监狱，强烈的自责与内疚使他在狱中三次触壁自杀未遂。在以后的审讯中，只以沉默来回应敌人，三个多月后被杀害。
在志成实业公司出事的第二天，一名身材矮小的男子刚进大门就被特务扣住。“矮个子”承认自己是许建业发展的候补党员，并写了“悔过书”。敌人信以为真，对他并不重视，当晚将他关进了渣滓洞。而“矮个子”不是别人，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为了脱险，刘国定说自己只是个“交通”，帮许建业送过一封信到南岸永生钱庄，交给李忠良和余天，别的活动都没参加过。李忠良是个1947年入党的年轻党员，曾被组织派往梁(山)大(竹)达(县)地区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和几位起义骨干一起躲在永生钱庄——自己的家中。此前，刘国定曾写信通知李、余二人转移，刘估计敌人可能抓不到人。然而李忠良等人并没转移，被赶来的特务抓了个正着。4月9日，徐远举亲自审讯，李忠良供出王敏、邓照明等30多名参加“梁大达”地区武装起义的人员。李忠良顺便又提及一个积极分子，叫余永安。根据李忠良的叛变口供，徐远举抓到了余永安。而余永安向徐远举交代出了一个叫“老张”的人。至于“老张”的真实身份和在党内的职务，余永安确实不知道。但余永安说，“老张”要在4月15日或者16日找他取钱。
在徐远举提审李忠良的当天，李维嘉从南岸李家沱过江城跟当时中共重庆市委的上级——川东临委的秘书长萧泽宽在心心咖啡馆里碰了面。由于刘国定被捕原因不明，他们认为刘国定在敌人眼里只是嫌疑，可以顶住，所以并没有确定疏散一切可能被波及的人。心心咖啡馆接头之后，李、萧二人去找到冉益智商量对策，并约定4月17日中午12时在北碚碰面。但17日李维嘉与萧泽宽没有等到冉益智。其实冉益智在上午9时许就到了北碚，当他走过北碚公共体育场，在文声书店转弯处，碰上了被特务押着的、党外积极分子余永安。他一见冉益智，就向特务们示意，原来冉益智就是余永安供出的“老张”。冉益智上午被捕，下午就叛变。由于他对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一交待，连徐远举都听得瞠目结舌！在冉益智的指认下，刘国定的身份被暴露。面对酷刑，刘国定也叛变了。为了讨好敌人，刘国定和冉益智这两个叛徒，竟然开始以出卖同志来争宠邀功。1948年4月18日，北碚区学运特支书记胡友猷和为《挺进报》提供新闻稿件的电台支部委员张永昌被捕；19日，沙磁区特支书记刘国鋕及其女友曾紫霞被捕；27日，北区工委委员王朴被捕；28日，电台支部委员成善谋被捕……。1948年6月11日，冉益智带着特务抓到了川东临委副书记、中共“七大”代表涂孝文。随后，涂孝文叛变。根据他和冉益智的口供，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负责川东临委和下川东联络的江竹筠、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唐虚谷等二三十位地下党员被捕。
那段时间里，刘国定正在南京接受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的接见和嘉奖。因为他一口气出卖了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钱瑛，上川东地工委委员骆安靖，重庆的党员干部李玉佃、王丕钦，秀山的党员干部罗广斌等多人。
大逮捕从1948年4月一直持续到9月。年底，刘、冉又联合出卖了成都川康特委的领导人，致使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被捕。酷刑之下，蒲华辅又出卖了齐亮等人。据统计，因敌人围剿《挺进报》而被捕的共133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40人。除上海、南京8人外，被杀害的53人，下落不明(大半牺牲)35人，营救和突围脱险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枪杀的4人，叛变投敌当了特务的8人。重庆地下党组织全线瓦解，甚至牵连到整个四川的我地下组织。
尽管任达哉出卖了许建业，为敌特的大破坏立下“首功”，但仍被视为“共党分子”关进渣滓洞，死于“11"27”大屠杀。涂孝文和蒲华辅“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没有再继续出卖同志，1949年10月28日遭特务枪杀。
刘国定在重庆解放前，哀求保密局头子毛人凤让他去台湾，被毛人凤一脚踢开。他又筹措路费想逃往香港，但借不到钱，只好先逃到成都，后来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冉益智在重庆解放的第三天居然跑到“脱险同志登记处”，厚着脸皮找罗广斌要求登记，被脱险同志认出，一顿训斥，叫他赶快去投案自首。冉益智匆忙溜走。半个月后，冉益智在路上碰到了国民党军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李修凯当时已向人民政府自首，急于立功表现，他一见冉益智就喊：“你这个大叛徒，跟我到公安局去。”两人推推搡搡，被巡逻的解放军发现送进了公安机关。1951年，刘国定、冉益智、李忠良、李文祥4人被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出卖冉益智的余永安，1955年被逮捕。但他不是党员，不能以叛徒论处，被送往农场接受改造。
那些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看守特务也没能逃脱法网。白公馆副所长杨进兴改名杨大发，潜逃到四川南充县青居乡当起了农民。在那里，他狠斗地主，被评为贫农，分了田地，还当选互助组小组长。1955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的一些可疑举动被揭露出来,经公安机关调查，才发现这个“杨大发”就是杀害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刽子手。杀害杨虎城将军、小萝卜头，制造“11·27”大屠杀，他也有份。1958年5月16日，杨进兴被执行枪决。
《红岩》中“猫头鹰”的原型----渣滓洞看守所看守长徐贵林，在“11·27”大屠杀之后，被编进了胡宗南部76军80师，在被解放军俘虏后，当作一般俘虏资遣了。徐贵林潜回到重庆南岸弹子石地区，走背街串小巷卖起菜来了。他满以为在弹子石这样的偏远郊区是不会有人认出他来的，但公安机关很快就发现了他的踪迹并迅速实施逮捕。1950年5月18日，重庆市军管会宣布了对徐贵林执行枪决的命令。
《红岩》中的头号反派人物徐鹏飞原型----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他在指挥血洗白公馆、火烧渣滓洞之后，逃往成都，后又赶到云南昆明。卢汉将军宣布起义时将徐远举等人逮捕，于1950年3月移送重庆。历史出现戏剧性的一幕：1950年6月，36岁的徐远举被送进了白公馆。重庆解放后，白公馆已经由军统局监狱变成了战犯管理所，曾经关押革命者的监牢里，住进了特务头子和刽子手。1956年，徐远举被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积极接受改造，表现很好。1964年，徐远举以《血手染红岩》为题写下数万字的材料，详细交代了自己破坏《挺进报》和四川地下党组织、逮捕审讯共产党人，以及制造一系列大屠杀的全过程。1973年，徐远举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复兴医院抢救无效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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