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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戴笠死后，毛人凤以副局长的身份代理局长期间，徐远举投其所好，经常到重庆陪毛人风或他妻子向影心赌钱打牌，而且总是变相贡献一些黄金美钞。 徐记忆力很强，与四川军政人员赌博，十有九次总是赢钱的，而与毛人凤等赌博便故意输一点出来。 国民党从重庆迁回南京后，便在重庆成立了绥靖公署，以代替过去的卫戍总司令部，集川康地区的军政大权于一身。 徐远举也由毛人风保举，晋升为绥靖公署第二处少将处长，我当时已随军统局迁回南京，曾专为他晋升新职，而赶到重庆去庆贺。 他当面向我提出，希望我把军统过去招待张国焘住的观音岩张家花园 4号住宅拨给他居住，并将军统招待美国特务的一些上等家具，也借给他用，我当然都同意了。  朱绍良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48 年春天，重庆中共地下党把其主办的一份《挺进报》，直接寄给了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朱看后气愤万分。 他是这一地区的最高军政负责人，也是反共反人民的大头头，这种报纸，居然直接送到他手中，这不仅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说明他统治的地方，共产党能公开活动，而且，把这种刊物直接寄与他，更是对他的莫大侮辱，是直接向他挑战。 所以，他把徐远举叫去后，把那份《挺进报》用力挥到徐远举面前，徐一看，连忙说：“报告主任，我也接到这报了!” 平日里，朱绍良对徐远举还客气三分，因为他知道徐的关系，以不过分为宜，这次，却狠狠地批了他一顿。 朱绍良说，徐掌握的第二处工作做得太差，工作人员太无能，这张报已发行了 10多期，都没有能破获,直到今天，欺到了他的头上，叫他怎么向蒋介石变代，怎么还有脸来担任这个绥靖区主任…… 徐被他这番话，说得哑口无言，一个劲的表示：一定遵示“限期破案”。 据徐远举后来告诉我，他回去后，晚饭也吃不下去，一夜没睡好。 《挺进报》在重庆发行了很久，他是知道的，也看到过几期，但像这次直接寄给朱绍良，他是做梦也没想到的，这些共产党人真是太胆大包天了。 第二天，他即通知召开“丙种汇报”。这个汇报是国民党所规定的三种反共汇报中的一种。 当时的所谓“甲种汇报”,是蒋介石召集的党、政、军、特领导人的汇报，一般是在蒋的官邸举行，所以也称“官邸汇报”，是制定反共政策的。 “乙种汇报”,是由一个省或一个绥靖区主管官召集当地地区或省的党、政、军、特首领举行的汇报。 “丙种汇报”,是区或省下一级的党、政、军、特机关负责人，经常举行的一种研究和具体执行反共任务的会议，由当地党、政、军、特的负责人轮流主持。 某一单位负责人如有特殊重要情况，需要共同研究或配合行动时，也可临时召集。 这里有一点，必须特别说明，就是这些机关，平日在争权夺利中，常常明争暗斗，打得你死我活，但在反共方面，却是一致的。 所以，徐远举召开的这次紧急临时汇报，邀请的人有中统特务机关在西南地区的督导徐政、重庆市警察局局长施觉民、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罗国熙、宪兵十二团团长沙吉夫，以及市党部与市三青团的负责人。 徐在会上，把朱绍良收到《挺进报》后把他叫去批评的情况和朱“限期破案”的指示传达后，便请他们提出破获《挺进报》,拘捕在重庆地区的中共她下党组织的办法。当时，到会的人一致认为，应设法派特务打入地下党组织，只有从内部，才能深入进行大规模破坏。 破获《挺进报》只是一个方面，主要在领导核心，而当时能做到的只有加强邮政检查、派特务在邮筒附近守候、搜索红色书刊、在新闻界布置线索和监视左倾文化界人士，以及学校、工厂等。 朱绍良接到了共产党寄给他的《挺进报》,保密局重庆站获悉这一惊人的消息后，便据实向南京写了报告。 保密局长毛人风也感到，大后方中共地下党的活动越来越厉害，不得不把这一情况向蒋介石如实报告。 蒋听了非常生气，责令毛人凤要保密局后方各站，加紧侦破各地中共地下党组织，以免后方发生动乱而影响前方战事，毛人凤除责令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堒，一定要设法搜集中共地下党活动线索，并严责了徐远举一顿。 徐远举日夜不安,因朱绍良每星期举行周会时，常常当面问徐远举，“限期破案”有无消息，徐只能回答：“正在全力进行中。”  挺进报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徐远举在紧张不安的心情下，度过了一个多月后，忽听说保密局重庆站已派特务打入了重庆中共地下党组织，并且取得了信任，正逐步深入中。 这一消息使徐喜出望外，但重庆站直属保密局，不归他领导。 按照规定，他只能向重庆站汇报工作情况而不能过问重庆站的工作，因为秘密领导公开，这是戴笠定下的原则，所以，他不敢把重庆站的这一线索要过来。 正在这段时间，重庆站站长人事变更，原站长吕世琨调成都站，由颜齐接任站长。 颜齐在军统中的资历比吕要老得多，吕是军统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学生，颜是黄埔六期的学生，抗战前即参加了军统。 此时，颜刚从南京保密局站长讲习班学习出来，毛人凤过去在调整各省站站长时，几乎清一色换成了临澧、黔阳、重庆等特训班毕业的学生担任，因为这些人容易指挥，肯听他的话。 鉴于过去秘密领导公开后，公开单位的一些老资格军统分子就不买这些后辈站长的账，蒋介石十分不满,于是，于1948年初决定，各省省站长一律换成军统老骨干，原有的站长降为副站长或调任其他职务。 在站长讲习班结业时，蒋介石特别召见所有站长，一再强调：为了更好地加强各地的反共工作，打击各民主党派的活动，各省一定要团结一致，共同完成这些任务，为了便于各省站领导人对外活动方便，可由国防部或地方最高军事机关按站长过去军阶原级或提高一级给以专员、高参等名义。 所以，额齐到重庆后，即由重庆绥靖公署给以少将高参的名义，这比吕世堒任站长时，没有公开名义方便多了。 颜齐和徐远举是特务处时期洪公祠特训班的同学，两人走到一起更加紧密配合了。 不久，重庆站打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线索即交给了徐远举，由二处与重庆站合作起来搞。 4月初，中共地下党开设的一家小书店被特务破获，逮捕了任达哉、陈柏林等，任很快叛变。 徐远举有他的一套办法，只要抓到一点可乘之机，他是从来不会放松的。 他发觉捕到的几个地下党员中，任达哉有贪生怕死的表现，便拿出他穷追猛打、日以继夜的审讯方法。 在软硬兼施之下，这个没有脊梁的软骨头，马上交出了他的上级领导——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 徐远举大喜之余，又采用同样办法去审讯许建业，结果什么办法都用尽了，这位忠贞不屈的革命者口中没有吐出半点东西。 回过头来，徐又严刑追逼任达哉，任忽然想到了另一位不知身份和姓名的领导，常在某处活动。 徐派人去守候，结果竟把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抓到了。  叛徒刘国定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徐远举连饭也不吃，不停地审讯，这个市委书记竟也是一个软骨头，稍受威胁，立即叛变。 他这一叛变，一下就交出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党员来，这是保密局从来没有过的重大的破坏活动。 堡垒只有从内部才容易破坏，如果不出叛徒，特务能抓到几个，便断线了，一旦出了叛徒，对党的损失真是无法估计。 因为，叛徒不但怕死，而且想取得信任，从而可以升官发财，所以就像发了狂的疯犬一样乱咬。 十来天时间，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下的地下党员，几乎有一半被捕。 更有一个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也和刘国定一样，被捕后，稍经威胁，又看到他的上级书记已叛变，也就跟着叛变了。 重庆市委书记和副书记的投敌，除重庆地下党员大部分被捕外,《挺进报》机关也被破坏，并在该报负责人陈然家中，抄出了印刷机和尚未发出的大量《挺进报》。 当徐远举把这一大喜讯去向朱绍良报告时，朱绍良也高兴万分，除将破坏重庆中共地下党全部组织和《挺进报》的情况向蒋介石报告外，还把这一情况在各大报上公布，以显示他负责的地区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已被摧垮，地方从此安定了。 毛人风得到徐远举破坏了重庆市委并逮捕了书记、副书记和许多重要党员的消息后，立即派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飞到重庆，指导徐近举继续进行搜捕，还和刘国定、冉益智等几个叛徒商谈说，如何能破坏中共长江局及南京、上海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据刘国定交代，他曾和这些地区的几位领导人接触过，叶翔之便亲自带领刘国定去上海、南京。 恰好，当时上海方面刘国定所认识的那位领导人离开了上海，才幸免于难，而刘认识的南京的几位地下党的重要骨干,却被刘出卖了好几位。 毛人风十分高兴绝接见了刘，给了他十两黄金的奖赏，刘在毛人凤招待他吃饭时，更加卑躬屈膝地表示，一定还要尽一切办法，继续为保密局卖力,把上海、南京的地下党组织摧垮。  江姐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冉益智叛变后，也和刘国定一样，拼命卖力，他亲自带领特务，去万县逮捕了江竹筠(江姐)等多人，还把川东地区一个工委书记涂孝文出卖了。 涂孝文被捕后，在冉益智的诱劝下，很快叛变，并带特务抓了川东十多位共产党的主要干部。 接着，这几个叛徒又出卖了川康特委蒲华辅等一些负责人。 蒲华辅被捕后，徐远举高兴异常，连夜亲自主持审讯，利诱末成，乃改用酷刑，蒲交出了川康特委一些上层关系和一些与地下觉有关的上层人士，连打入国民党军队的党员也交了出来。 徐远举仍不满足，还不断逼他进一步交代，直到重庆解放还不释放他，最后将他和徐孝文等四个叛徒一同杀掉了。 在徐远举亲自主持下，破获了《挺进报》,前后被捕地下党员达 130 多人，除其中 20 余人被释放脱险外，绝大多数是忠贞不屈，被分批杀害了。 还有一些人，于 1949 年 11月27日，在重庆屠杀中遇害。 由于这一案件，徐远举得到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毛人风于1949年10月间，到重庆视察时,还对徐远举大加赞扬。 为了加强西南大后方的特务统治，特成立了“西南特区”。以徐远举为区长，任命原息烽监狱主任、毛人凤的亲戚周养浩为副区长，将川、康、滇、黔四省省站交特区指挥。 这样一来，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开单位和各地警察局、稽查处、公路和运输部门的警务处、组，兵工厂的警稽组等40 多个机构也交该区统一指挥。 重庆站站长颜齐，因协助有功，重庆站归并到特区后，便被晋升为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发给了一枚一等光华奖章。 朱绍良也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不久，朱调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遗缺由张群继任。 朱在离开重庆前，许多人为他举行盛大宴会，在向别人回敬时，他特地走到徐远举面前，拍着徐远举的肩向在场的上百人说: “老弟给我争了面子,否则我是要灰溜溜地离开重庆的。” 因为，把《挺进报》直接寄给他，如不能破获，便太丢人了。 张群接替朱绍良后，不久，即将重庆绥靖公署升格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也由绥靖公署主任晋升为军政长官，徐远举也成为长官公署二处处长。 朱在向张介绍徐远举时，特地称赞他能干精明。 张早就认识徐，所以张在任期间，徐比过去更吃香，什么事都随心所欲去办。 这时，二处已成为公开掩护机构，许多事他可以用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名义去办，西南长官公署无法过问。 张群做人比朱绍良更圆滑，只求徐表面上承认他是上级就行了，而徐干些什么，他完全不愿过问。 徐远举设在渣滓洞的看守所，关了些什么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完全不知道，甚至连数目都不清楚。 叛徒刘国定和冉益智，因出卖革命人士有功，都被毛人风批准授予保密局西南特区中校专员军衔。 我于 1948 年5月由保密局总务处长调云南站长后，几个月没有侦察出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听徐远举说，刘国定认识云南地下党的领导，很希望刘国定能到昆明帮我一下忙。 我正想去重庆找徐远举，就在这时，毛人凤有天夜间，打了一个大途电话给我，说徐远举和周养浩两人一开始合作就闹矛盾，希望我有空，能去重庆劝说劝说他们，要以工作为重，不要为个人小事闹意见而影响工作。 接到毛人凤的电话，第二天，我即由昆明飞往重庆，徐、周两人都到飞机场接我。 我与徐的私交，比周要深得家，所以，当周提出我应当住在他安排的杨家山戴笠的别整时，我马上表示同意。 徐则表示，他在城内已经给我安排好了住处，我一听，正中下杯，于是把眼睛对徐眨一下，徐马上意识到了我的用意，说乡下城内两处都可以住，便让周养浩把我接到乡下去了。 我虽然是奉命来调解他们之间的纠纷的，但更重要的是，希望能把刘国定带到昆明去，帮我破坏云南中共地下党的组织。 所以，当天晚上，我和周养浩谈了希望他和徐远举，要以大局为重通力合作等一套外，第二天便和周一道去徐远举办公室。 我要徐远举把刘国定找来，想当面问问他云南地下党的情况，徐远举很快把他找来了，这个叛徒穿着崭新的军服，佩中校肩章，看到我们三人坐在一起，便脱下军帽先向我们三人鞠躬。 徐向他介绍了我之后，我便让他坐下。徐远举从茶几上拿一支香烟朝他丢过去，他很熟练地接住，不敢抽，我又把打火机递给他。 他赶忙从口袋中掏出火柴,连说:“有火,有火。”那一副奴才相，看了使人发笑。 那次，他给我的印象很坏，他表示只认识一两个负责人，对云南地下党工委在什么地方设有联络处，并不知道，要抓到他们，只有到昆明街上去碰碰运气。 对这种海底捞针的办法，我不感兴趣，加上刘国定刚从南京回来不久，又要到川西一带，去破坏川西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所以我们只谈了一会，便向徐一使眼色。 徐说了一声：“你可以走了！” 刘国定站起来，向我们三人各鞠了一躬，他站的是立正姿式，向后转本应当右脚退后向右转动，他却左脚退了很远向左边转过去。 我一向爱笑，见了他这种举动，几乎要笑出来，徐道举忙把我一推，我才没有笑出声。 徐远举因头天晚上，接到我的长途电话，知道是为他和周养浩的事要我去重庆，周也得到毛人凤的电话，要周和我好好谈谈，不要与徐闹翻脸。 所以，刘国定一走，徐远举便吩咐坐在他办公室门口的卫士，把门关好,暂不见客，以便我们三人好好谈谈。 我本打算，让他们两人把一切误会，都摆在桌面上来谈，我好向毛人凤去复命，没料到，这些人都是阴一套阳一套,真正到了应当摊出来的时候，嘴上却一个劲地敷衍着。 徐看不起周，是因周凭江山人关系爬上来的，而周则自命是上海名牌大学毕业，看不起别人。 谈了半天，都不着边际，最后我不得不说出，毛人凤叫我来，不是没有事，而是他得到各方面的报告之后，才决定要我来调停的。 周养浩比较痛快，最后也只是说，《挺进报》事件完全是徐远举一手包办的，他向都不能问。 徐本来是急性子，易冒火，当着我的面不好吵，只说因为从去年开始，他就一直亲自在抓，很多事只是收尾，所以，没有能仔细和周详谈，以后有时间，一定让周把全案过程看一遍，有不够的地方他再补充。 周养浩也同意，就这样，他们算是把误会解开了，我也完成了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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