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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浔阳旧事 敌特破坏《挺进报》、继而使中共四川地下组织遭受大破坏的最初线索，最初是由敌保密局渝站渝组组长李克昌在重庆文城出版社布置的一个内线提供的。 川东地下党这个概念是历史形成的。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两度设立川东特委，属于四川省委领导，但均为时不久就撤销了。当时的情形大致是，四川省委在重庆时，设立川西特委，驻成都；四川省委在成都时，则设立川东特委，驻重庆。这里所说的川东地下党，是指抗日战争以后重建起来的，一直到解放为止的川东地区党组织（注：1947年11月在重庆成立了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川东临委”）。 一 解放前夕，中共川东地下党组织遭遇了灭顶之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切，竟然是由于当时两位最高领导叛变造成的，而最初的导火索，竟然是一份报纸。 1948年3月的一天，国民党西南地区最高指挥官朱绍良大发雷霆，在他的桌上赫然摆放着一份中共地下党在重庆秘密发行的《挺进报》，里面除了有解放军在各大战场的捷报外，还有对国民党官兵的直接敬告。 《挺进报》在当时一直是在中共地下党内部传看，然而在1948年2月，上级指示重庆地下市委对敌攻心，开始把《挺进报》发给各军警宪特的头目。 朱绍良看见《挺进报》后，立刻命令西南地区最大的特务头子徐远举（注：小说《红岩》中徐鹏飞的原型），必须在一个月内破案。其实，徐远举早就在重庆布下了一张巨大的暗网，这张网里有很多被称作“红旗特务”的触角（注：所谓“红旗特务”，就是伪装进步、打入到地下党内部或外围组织的特务）。 敌特破坏《挺进报》、继而使中共四川地下组织遭受大破坏的最初线索，最初是由敌保密局渝站渝组组长李克昌在重庆文城出版社布置的一个内线提供的。 李克昌，四川省（现重庆市）黔江县人，时年30岁出头；他于1942年9月参加军统，先后任军统黔江组组员、组长；1944年4月调任军统重庆特区情报股编辑，次年1月参加"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渝训班高干系第三期""深造"，结业后升任助理督察、督察；1946年春，军统局改组，分为四块（军事情报及电讯侦察划归国防部，特务武装划归交通警察总队，警察局划归警察总局，保密局为专门对付中共和民主进步力量而转入地下活动），他又升任保密局渝站渝组组长。李克昌是保密局渝站最狡猾而又能吃苦的一个特务，也是副站长吕世锟的得力助手，他相貌憨厚，衣着朴素，经常混入社会下层和各工厂，伪装进步，迷惑群众，发展军统特务。李克昌将自己在重庆大梁子公园路拐角处的家，作为特务渝组的机关，手下有8名组员、10名试用员（又称利用员）。这18名特务的社会职业有工人、大学生、中学教师、报馆经理、职员、交际花，甚至还有民主党派成员、基督教徒，他们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和角落，利用同乡、同学、同行、朋友、恋人的关系，专门收集情报，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和抓捕民主进步人士。 李克昌手下的特务试用员中，有曾继纲、姚仿桓二人，均是他的黔江县小老乡。姚仿桓原本是一个失学青年，1947年春，他通过国民党黔江县党部书记长、族叔姚风平，托县税捐处长汪宝初给其朋友、重庆江北盘溪"草堂国学专科学校"校长杜钢百写了一封引见信，于是，身材瘦小、走路脚瘸的姚仿桓便成了该校的学生。有一次，姚仿桓进城玩，碰上了老乡曾继纲，二人便联系上了。曾继纲到重庆来，是找他的亲戚李克昌谋职的，李克昌一边答应下来，一边观察曾继纲是否有利用价值，这是他发展特务人员的一贯伎俩。由于都是黔江老乡，因此曾继纲便带姚仿桓与李克昌相识，在三人闲谈中，职业特务的敏感性使李克昌探听出姚仿桓与杜钢百校长的关系，并认为是很有利用价值的。因为李克昌手下的军统渝组试用员、《民主报》的排字工人吴芝瑞，早在一年前就密报过杜钢百校长是"民盟"成员。于是，李克昌便趁机发展曾继刚和姚仿桓为军统渝组试用员，将曾继纲安插到重庆大坪中心校任教，布置姚仿桓侦探杜钢百校长的言行情报，但姚仿桓一直没有搞到证实杜校长是民盟成员的情报。 1947年8月，在重庆现代书局作店员的中共地下党员陈伯林（文献中又名陈柏林，小说《红岩》中陈松林的原型，1930年出生，四川省苍溪县人，），因书店被反动当局查封而失业，经书局经理蔡梦慰（民盟成员）介绍，找杜钢百校长借住于草堂国学专科学校，在此他与姚仿桓相识。姚仿桓伪装进步，年仅17岁且缺乏斗争经验的陈伯林便将其视为"知己"，在往来交谈中，陈伯林对国民党极其不满，并借给姚仿桓一本夹有《挺进报》的进步书籍。后蔡梦慰和杜钢百筹办在民生路（现重庆宾馆对面）的文城出版社书店，准备再让陈伯林去当店员。 中共重庆地下党员陈柏林烈士 姚仿桓将陈伯林的情况告诉曾继纲后，二人便向李克昌进行密报，认为陈伯林肯定是共产党。阴险的李克昌考虑到姚仿桓从县城出来时间不长，缺少社会经验，便让混迹江湖已久的曾继纲以失业的身份，借口请老乡姚仿桓帮忙找寄宿之处，住进草堂国学专科学校，接近陈伯林，进一步侦察中共地下组织的线索。按照李克昌的指教，曾继纲接近陈伯林后，并不打探什么，而是先假借失业大发牢骚，培养感情以取得陈伯林的信任，然后由陈伯林自己吐露真情。年轻幼稚的陈伯林果然上当，不久便将曾继纲视为又一"知己"，逐渐推心置腹地向曾继纲透露连自己也并不真正知道的情况："《挺进报》是用铁笔磨尖后刻的，所以笔划很精细，油印时不用滚筒，是用竹片在蜡纸上刮的"；"顾先生是我们党内的负责人，电台是安装在市政府里，《挺进报》上的消息，都是顾先生电台提供的"；"我们打算集股开家书店，这样晚上好在里面办报纸，消息由顾先生提供，刻和印不成问题，就是开店的资金还有点问题"。李克昌将曾继纲的一份又一份密报，很快转呈给顶头上司、保密局渝站副站长吕世锟，并申请了500万元活动经费给曾继纲，让其以这笔钱是卖衣物和向朋友借款筹集而来的名义入股书店，以实现"放长线，钓大鱼"的阴谋。 1948年初，文城出版社书店开张了，曾继纲又借口失业无家、为进城找工作方便，想搬进书店里寄住。陈伯林原本不同意，但碍于情面和曾继纲的股东身份，便勉强同意了。住进书店的曾继纲显得十分勤快，帮忙挑水、扫地、擦灰，很快骗取了大家的好感，陈伯林更为有这样的"好朋友"而高兴，全不知引狼入室的危险后果。不久，曾继纲发现一个被陈伯林称为"向先生"的身材瘦小的人常到书店来，随便翻了几本书就走了，有一次"向先生"走后，陈伯林就拿出《挺进报》给他看。这位"向先生"，本名向成义，四川省合川县人，1918年出生，1941年在重庆红球坝曙光汽车汽缸厂当钳工时加入共产党。1948年2月重庆城区建立党支部，向成义任支部委员，负责秘密传递《挺进报》工作，文城出版社书店就是他的一个传递点。没几天，又有一个不时光顾书店的人，经陈伯林介绍，曾继纲认识了这位被称为"顾先生"的人。曾继纲谎称出去找工作，一次又一次地跑到李克昌那里将这些情况密报。根据曾继纲描述的"顾先生"的身材相貌、衣着和举止，李克昌的特务职业敏感使他想起了一个人，他翻出一张军统特务试用员的登记表，指着上面的照片让曾继纲核对，曾继纲一看，果然是"顾先生"。李克昌不禁为自己的正确判断而沾沾自喜。 所谓"顾先生"，本名任达哉，又名任库伦，时年30岁左右，四川省万县人。抗日战争时期，任达哉在重庆枣子岚垭中央印刷厂当印刷工人，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工人运动。抗战胜利后，中央印刷厂迁返南京，任达哉失业潦倒，经已成为军统渝组试用员的印刷排字工人吴芝瑞介绍，认识了李克昌，李克昌以安排工作、给予生活救济为诱饵，发展他为军统渝组试用员。1946年，任达哉进入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当工务主任，曾向李克昌密报过"报社经济困难，工人嚷闹"等一些价值不大的情报，在此期间他伪装积极进步，并隐瞒参加军统试用员的历史，混入了党内，组织关系在省委工运组。混入党内后，任达哉并未以"内奸"的身份从事告密活动，并逐渐疏远了李克昌，因此他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和投机分子。1947年2月，省委被迫撤返延安，任达哉失掉组织关系；同年6月，国民党在全国统一的"六一"大逮捕行动中，他也被捕，但他靠军统渝组试用员的秘密身份，暗中受到保护，随即释放。由于《民主报》早在"六一"大逮捕前3个月就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后来任达哉便给李克昌写了封信，内称：因《民主报》停刊，自己失业，靠（军统试用员的）津贴难以生活，即日回老家万县，以后再相机对"团体"（即军统组织）效力。此后，任达哉与李克昌不再联系，而李克昌也因任达哉久无"成绩"，感到没有利用的价值，未主动找他。1947年9月，时任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的王璞去上海向钱瑛汇报工作，带回了任达哉的组织关系，交给萧泽宽；萧泽宽又交由已任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的许建业领导。这时，任达哉仍无职业，在许建业领导下从事工运工作，负责联系一部分工人党员和积极分子。1948年2月，中共重庆城区支部建立，任达哉担任支部书记，与支部委员向成义一起住在红球坝铁工厂的宿舍里。 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工运书记许建业 极端狡诈的李克昌为了进一步掌握和了解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情况，指示曾继纲继续注意任达哉和进出书店的其他人，以便扩大线索；然后，又向吕世锟汇报。吕世锟接报后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便于1948年3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带着李克昌和曾继纲，来到曾家岩徐远举的住宅汇报情况。正被朱绍良限期破案手令逼得心急火燎的徐远举听了汇报，真是大喜过望，但是考虑到几次接到关于《挺进报》和中共地下组织的密报后，抓捕行动却又都扑了空，因此他要求吕世锟等人要继续深入下去，不要轻率行动，以免再次扑空。 此后，接连几天晚上，吕世锟都要去和平路姜海清苏裱铺楼上的渝组新址，询问曾继纲密报的新情况，与李克昌商量办法，他们决定跟踪陈伯林和"向先生"，设法找到找到"向先生"和任达哉的住处。李克昌先派手下的另两名黔江籍的试用员：小龙坎小学教员陈桂莹，南温泉新闻专科学校学生陶蜀屏去盯梢，但这两人缺少经验，险些被识破。于是，吕世锟又改派职业特务、渝组副组长李芳信和组员盛登科去盯梢。几天后，盛登科跟踪陈伯林，准确地查清了任达哉与向成义，一起住在红球坝铁工厂内的宿舍。吕世锟认为下手的时机到了，召集渝组的特务们研究制定了抓捕行动方案。3月31 日，吕世锟向徐远举汇报，要求实施抓捕行动。徐远举当即批准，并将二处警卫组的大批特务交由吕世锟指挥。 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 1948年4月1日上午，曾继纲谎称已找到了工作，准备中午在书店内办桌酒席招待大家，并托陈伯林去请"顾先生"。陈伯林本不答应去，但经不住曾继纲的一再恳求就去了，回来后带了一张"顾先生"婉言谢绝的纸条。时至中午，在书店附近隐蔽指挥的李克昌得知任达哉不来赴宴的信息后，唯恐行动失败，立即命令特务们直扑红球坝，包围了铁工厂。接着，由盛登科带路，李克昌、李信芳等一帮特务紧随其后，将正在宿舍内写帐的任达哉、午睡的向成义一并逮捕。并在宿舍内搜出印报用的白纸1捆，《共产党支部组织纲领》等文件书籍，又从工厂高老板的房间里搜出无线电子管2个。吕世锟下令对厂里的20多名青年工人进行讯问和登记；与此同时，又派特务到文城出版社书店，逮捕了尚不知道突发事变的陈伯林。 徐远举对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有3套恶毒的手段：1、重刑；2、讹诈；3、诱降。利用意志薄弱者的贪生心理、家庭观念、身体上的弱点，用各种威胁利诱和欺骗讹诈手段来动摇其革命意志。如说，上级将你出卖了，你不说不行。如说，已掌握了全部材料，知道你的情况，不说也不行。如说，你的妻子已将你的情况全部说出来了。以生与死相威胁，并施以种种欺骗诱惑。任达哉、向成义、陈伯林被捕后，特务们将他们立即解往行营二处，当晚由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进行刑讯逼供。经过两天一夜的酷刑拷打，任达哉未能再挺住，说出了他的领导人叫"老杨"（许建业化名杨清，称为老杨），通常每个星期天在磁器街的嘉阳茶馆接头，给他布置任务。就这样，任达哉这个集两面派、投机者和叛徒于一身的党内异己分子，成为祸起萧墙的始作俑者。为了尽早捕获"老杨"，徐远举派二处渝组组长季缕带领一帮特务，暗中押着任达哉到磁器街和其他过去与"老杨"接头的地点，转了两天马路，终于在4月4日（星期天）上午，发现了"老杨"。 二 1948年4月4日上午，许建业正约了中共地下党员高震明商谈工作。他们开始在较场口的一个茶馆内，许建业警惕地觉得这个茶馆当街临市，情况复杂，怕出问题，便转到另一个茶馆，但许建业仍觉得不安全，要高震明找一个隐蔽安全的地方谈。可是高震明反复思索，也未想出合适的地方。最后，他们来到较为僻静的磁器街嘉阳茶馆，一边喝茶，一边谈工作。忽然，许建业发现任达哉神色反常地出现在门前，身后还跟随着几个鬼鬼祟祟的陌生人，他即刻反应出事态危险，马上让高震明离开，高震明侥幸从后门走脱。许建业则因任达哉上前"点水"，当场被捕，押往行营二处。随后的刑讯仍旧由徐远举亲自主持。 名为"慈居"，实为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民主人士魔窟的行营二处，里面的刑具，从中国封建社会古老的式样，到美国现代化的最新产品，应有尽有。特务们对革命者使用的主要有老虎凳、水葫芦、踩杠子、吊杆子、竹签子等毒刑。受过这些毒刑的革命者，即令能够幸免于死，也会留下终身残疾。按照特务们的习惯做法，一上来就对被审讯的革命者用刑，妄图用这种血腥的恐怖，从生理上和心理上来打击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打得你昏头转向，失去冷静的头脑，从而落入他们的圈套。然而，这种凶残的手段，对许建业却毫无作用。 在徐远举面前，许建业不但没有丝毫畏惧，反而气宇轩昂、神情自若，强壮的身体好似用钢铁锻铸而成。徐远举按惯例先问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许建业只说自己叫杨清，邻水县人，住在过街楼的一个旅馆里做生意。其它问题一字不答。徐远举一改马上动刑的习惯做法，强忍暴躁的脾气，奸笑着说："你真的不讲吗？，那好，我叫一个人与你见见面。"他一按电铃，叛徒任达哉随即被带进刑讯室。 "老杨，他们都知道了，你就讲了吧......"任达哉无颜正视许建业，低着头，胆怯地劝说。 许建业没等任达哉说完，便怒声骂道："劣种！可耻叛徒！" 然后，对徐远举嗤之以鼻。 徐远举黔驴技穷、暴跳如雷，立刻命令陆坚如、雷天元、王仁德等特务头目动刑。先是将许建业双手捆绑，反吊在屋中大梁上，几个特务手执皮鞭、棍棒，反复抽打，许建业仍以"无声"对抗，直至伤痕累累、昏死过去。灭绝人性的的特务们，不容许建业有喘息的机会，用凉水将他泼醒后，又绑上刑椅，举起大号白铁壶，向他的鼻孔猛烈冲灌辣椒水。带刺激性的水冲入鼻孔，呛入气管、肺部，痛如针砭刀绞，但许建业一字不吐。特务们两次刑讯失败后，对许建业使用更加残忍的毒刑，将他绑在了"老虎凳"上。这是一种既原始又残酷的刑具，可以使人腿骨断裂，特务们在许建业脚跟下垫到第三块砖时，他的膝盖骨吱吱作响，顿时昏迷过去，特务们再用凉水将他泼醒，又加砖头，他再次昏迷。 经过一天一夜的刑讯，特务们用尽各种手段，许建业没吐只言片言。带头刑讯的特务陆坚如声嘶力竭地对许建业狂吠："你再不说，我就叫你皮肉分家，尸首不全。" 这时，许建业已是遍体鳞伤、精神恍惚，但一听到陆坚如的狂吠，立刻挣扎起来，怒视着凶残的特务们，高声喊道："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就是我要说的，其他任何事情你们都休想知道！" 徐远举解放后在其交代材料《血手染红岩》中叙述了抓捕和审讯许建业的经过： “在最初抓到陈伯林的领导任达哉时，就是我与二处侦房课课长陆坚如用酷刑追逼出来的。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任达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出了他的领导杨清，说杨清经常约他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门某茶馆见面，给他布置任务。任达哉交代后我即派二处渝组长季缕，押任达哉去保安路约定地点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门某茶馆将杨清抓到。” “杨清身体强壮，气宇昂扬，有革命英雄气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拷打，几上几放，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过调查，过街楼根本没有这个旅馆。从他身上检查，也无片纸只字。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用尽各种手段，不得要领。我怕线索中断，即命二处严加看守，注意杨的每一动态。” 在白公馆看守所牢房里，许建业遍体鳞伤，他趴在地板上仔细地想，任达哉为什么会叛变？有哪些同志可能被捕？突然，他猛地一颤，冷汗从心里冒出！家里床下的箱子里面那十几个工人入党的申请书和几份党内文件，怎么办？他不顾浑身的剧烈疼痛，强行挣扎起来，在牢房门口急促地张望。他要想出去，他要想找人…… 当时白公馆有一个看守特务叫陈远德，此人利用被捕人员急于与外界联系的心情，经常主动接触被捕人员，表示可以帮助带信出去或带信进来，从中他可以得到一些被捕人员或家属给的衣物和小费。所以他发现许建业在牢房里焦急不安的时候，便又去向许建业表示他可以帮忙。这时的许建业为那些那些工人入党申请书和党内文件的安全，已是心急如焚，陈远德的出现和他的表示使许建业欣喜若狂。他没有也来不及仔细考虑，便恳求陈远德送一封信到志诚公司刘德惠处，并答应信送到后给4000法币，而且今后可以介绍工作。许建业一再请求陈远德立即去送信，陈远德表示可以。 陈远德拿了许建业的信后，他没有立即去送信。他认为：这封信不是一般的内容，不像是通知家属的那种信，万一送出去惹出问题自己就会有麻烦……一个恶毒的念头在他脑里出现。陈远德立即向上级报告：新关进来的犯人杨清向他行贿，托他送信给志诚公司的刘德惠。这封信很快就送到了徐远举的手里。徐远举一看信中是要刘德惠烧掉文件，他认为这可能又会发现新的线索，所以立即命令手下的特务们控制和搜查志成公司。 图为地下党员刘德惠 解放后徐远举在《血手染红岩》中交代：“我根据这个材料，立即派特务包围了新华路志诚公司，进行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证及其历史，并在其卧室下查出一个大皮包，内中有二三十份党员入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才知他叫许建业，确系邻水人，曾在重庆和成银行及轮渡公司任会计职务，时在志诚公司当会计。” 徐远举当场将公司董事长黄大墉、总务科科长周则洵和会计组组长刘德惠逮捕。而黄大墉供出了地下党在电力公司的组织情况，向特务交代了刘德惠是中共重庆地下党电力公司的支部书记。徐远举根据这一情况派特务继续在公司守候监视，以扩大线索。同时，立即派特务按搜查出来的入党申请书上的地址、姓名到各工厂抓人。1948年4月5日，特务在重庆的兵工厂、铅笔厂等地将陈丹墀、余祖胜、皮晓云、朱小吾、蔡梦慰、雷志震、潘鸿志、刘祖春、孙志成等秘密逮捕。看守陈远德，密报情况有功，嘉奖连升三级，由看守兵提为少尉。 徐远举从特务们搜查志成公司的报告中得知了许建业的真实姓名，及其职业经历。并猜出许建业是中共重庆地下组织的重要人物，但是仍然不知道他在党内的确切职务。为了进一步扩大破坏线索，特务们给许建业简单包扎伤口后，又将其拖到刑讯室继续逼供。徐远举和陆坚如一边严刑拷打，一边对许建业的上当受骗冷嘲热讽。许建业满腔怒火化为沉默，面对特务们的疯狂叫嚣和酷刑，他一言不发、一声不吭，而是陷入了重大失误后的深深自责中难以自拔，直至被酷刑折磨的昏死过去。无奈，徐远举只好命令将已处于昏迷状态的许建业押回牢房，等待时机再进行刑讯。（未待续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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