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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19世纪30年代的中英关系 对道光朝禁烟的介绍暂告一段落，下面插叙一下这段时间的中英关系。在清王朝这里，此时禁烟与外交基本是两层皮，谈禁烟，看不见外交的影子，谈外交，则没有禁烟这个核心内容。此乃自我封闭的天朝体制使然，只想过好自己日子，不在外面招惹是非使然。西方列强正在四处扩张，清王朝还能躲在自己的世外桃源，独善其身吗？ 一、英国向东方的扩张进入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工业革命继续处于如火如荼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已完全确立，工业实力急剧增强，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社会格局伴随着工业革命也急剧变化，英国已是个翻天覆地的资本主义新世界，已成为资本主义最强者。但是，资产阶级享受繁荣富强的同时，新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也到来了。在资本主义世界，资产阶级主导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成果的大头也由它独享，社会其他阶层只能拿个零头，而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化大生产本质上要求社会各阶层共享发展成果，要求社会发展更多为公而不是为私。资产阶级享受着繁荣富强，广大群众得到的却是贫穷落后，工业革命创造出巨大的生产能力，群众却消费不起，于是生产过剩危机出现了，新的阶级矛盾产生了，群众要求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斗争展开了。资产阶级通过适度改革满足群众的部分要求，但更多地考虑通过对外扩张寻找新的出路。 而在资产阶级内部，权力分配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工业革命前，居主导地位的是商业资本，大商人、大船主和大地主掌握着国家政权，他们靠资本原始积累的巧取豪夺，靠重商主义、贸易垄断、高关税，靠倒买倒卖的商品差价发家致富。工业革命后，工业资产阶级实力大增，发起挑战，通过议会改革逐渐掌握了政权，通过一系列经济改革逐步取消贸易垄断和高关税政策。英国成了世界工厂，工业居于世界绝对优势地位，工业资产阶级不需要贸易垄断和关税之类的东西保护自己，它凭借自己的技术优势、劳动生产率优势和商品价值低廉优势赢得一切，它需要自由贸易，需要向世界推销自己巨大的生产能力，需要世界向它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和生活资料，它要按照自己的利益改造世界，自己是世界的工业中心，世界是自己的原料来源和商品市场。 新兴工业资产阶级急需扩大自己的世界市场——不管是为了缓和国内矛盾还是为自己开拓无限发展空间。它已经处于舞台的中心，成为资产阶级的主体，它的利益诉求就是英国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它的市场开疆扩土就是英国统治阶级的行动方向。这就是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光芒四射，正在用进取扩张消除内部矛盾，寻找发展出路。我们的古老王朝则垂垂暮老，黯淡无光，只想封闭自守，偷安苟且，安享尊荣。 以工业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英国统治阶级对东方世界有什么安排呢？现在英国正在完成对印度的征服，在印度的旁边有一个四亿人口的古老大国，而以东印度公司为主体的资本家正在中印英间展开以鸦片贸易为基础的三角贸易。东印度公司是重商主义的产物，是商业资本的堡垒，是贸易垄断的象征。多年来，各工业中心和各大城市的资本家建立了形形色色商会、协会等，结成同盟，四处奔走，猛烈抨击东印度公司，只有先把自家的堡垒拆除掉，才能为东方扩张铺平道路。东印度公司节节后退，放弃权益，1813-1834年先后开放印度市场、东南亚市场和中国市场。所谓开放印度市场，就是东印度公司放弃了垄断权，允许英商自由向印度输送英国商品，从此以棉织品为主的英国工业品如潮水般涌入印度。曾几何时，东印度公司想把印度棉织品输入英国，遭到工业资本家的极力反对，如今枪口调过来了，印度是英国理想的商品市场，这是自家的，自家的地盘，可以把关税降到极低，可以肆意欺负印度土产棉织品。没有任何保护的印度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纷纷破产，于是就有了“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这句名言。 1834年，东印度公司开放中国市场，放弃了以茶叶为主体的中英贸易，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即与我们打了进二百年交道的东印度公司从此不再涉足商业领域，专注于印度殖民统治，它作为的一个商业公司至此寿终正寝。从此以后，英国散商一手握着鸦片走私，一手投身茶叶贸易，两头得利。但是，这不意味着英国商品可以自由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依然是一个主权国家，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的一切；广东贸易制度依然存在，阻碍着中国市场的扩大；中国手工业品依然具有竞争优势和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属性，抗拒着对英国商品的消费。于是，以工业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英国统治阶级怀着更强烈愿望要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至于如何打开，无非战争和和平两种手段，而用哪种手段，则是英国统治阶级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 在英国内部，以武力打开中国市场的叫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此时不同以往，以往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实力弱，对中国只能小打小闹，攫取点小权益，此时是工业时代，实力强，对中国可以大干一场，彻底打破它的天朝体制。 东印度公司垄断权撤销后，侵华的战争叫嚣在英国资产阶级内部逐步增长着，英国各工业中心和各大城市的资本家商会、协会等过去积极推动撤销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如今又成了侵华叫嚣的旗手，而身处对华贸易第一线的英国鸦片贩子积极向国内传递中国的各种情报，为侵华行动出谋划策，同时以自己的桀骜不驯和肆意妄为测试着清王朝懦弱无能和腐败腐朽的程度。工业资本家和鸦片贩子的合流构成了侵华战争叫嚣的主力军。 大致来说，这些叫嚣和策划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为侵华制造舆论氛围，这包括污蔑中国封建王朝如何野蛮落后，广州贸易制度如何欺负侮辱英商，英商的生命财产遭遇怎样的迫害损失，等等；二是具体策划侵华行动，这包括出多少兵、多少军舰，用哪种方式侵华，是直接武力进攻，还是单纯武力威胁、封锁港口海岸，等等；三是向中国索取什么样的权益，这包括开放更多的港口，废除行商制度，允许英商自由与中国人贸易，让英国人占据一个岛屿，等等。 当然，叫嚣归叫嚣，不意味着英国政府马上就要迈出侵略第一步。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机构解散了，广东当局要英国再派个人继续发挥公司大班的作用，管理约束自家人。趁此契机，英国也要把自己的正式外交代表——商务监督——派往中国，同时确定近期的对华政策。各派势力就此发表观点，主张对华强硬的有之，主张搞武力威胁的有之，主张封锁海岸的有之；但也有对华和缓的，主张不要过分刺激清王朝，不是靠恫吓而是用协调与清朝官员相处，赢得其好印象，以此逐步改变其贸易制度，“应该操纵的不是中国人的恐怖心，而是其利益心”。 最后议会形成的对华决议案则选择了对华和缓的路线，其中充满乐观主义的观点：东印度公司垄断废止后，中国的行商垄断制度也会自动归入消灭；按自由贸易原则行动的散商比垄断的东印度公司更坚强有力，会积极拓展对华贸易，有能力逐步改变广州贸易体制和清王朝的天朝体制；尽管有清政府的阻碍，“中国人对于贸易发展还是很关心的”，似乎有改变自身贸易体制的愿望，内外配合就能改变中国现状，说不定还能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目前“广东的社会状态是完全和平的”，不宜采取刺激清朝政府的行动，打破这种状态可能不利于英国商业利益；等等。而英国驻华正式外交代表——商务监督也应是一位“慎重而细心地行动”的官员，通过“怀柔广东的中国官吏”，消除中英贸易障碍。 英国政府任命律劳卑为首任商务监督，外交大臣巴麦尊给他的训令同样是一份充满稳健谨慎调子的文件。英国政府赋予首任商务监督的责任明显带有战略侦察性质：查明扩大中国贸易地域范围的可行性，寻找与北京朝廷建立直接联系的方法，查明勘测中国沿海的方法和费用，等等。巴麦尊要求律劳卑搞这些行动时务必谨慎小心，要安安稳稳待在广州，不要贸然去北京搞事，不要急不可耐地扩大与中国官员的交往，不要轻易与中国方面谈判，不要让军舰冒险驶入虎门，尽量遵守中国的规矩，等等。这些规矩显然吸取了历年来英国人与中国官商交往的经验教训。 干侵略买卖，迈出第一步怎么说也得谨慎小心，探探路线，更何况还是入侵天朝大国这样一个大买卖。而能通过非战争手段得到利益，何必玩战争的冒险游戏，英国决定先走对华和缓这条路，我想，它既看到广州贸易制度劣势，也看到了它的“优势”。虽然清政府对外商有限制，但是它的腐败腐朽和软弱无能又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外商肆意而为的环境，身处对华贸易一线的外商们既感受到了种种限制，更感受到了种种自由，一些人甚至声称广州有天下最好的商业环境。这就使英国政府感到，也许可以通过和平手段改变广州贸易制度，退一步说，即使暂时维持现状也非绝对坏事，只要清王朝继续腐败腐朽，软弱无能下去，不敢动鸦片贸易这个奶酪，也许可以享受更多和平时光。 二、律劳卑事件英国政府想低调做人，和平做事，和谐相处，不过所派的首任商务监督律劳卑却不是一个善茬子，却想一鸣惊人，一到中国就向天朝体制发起挑战，这是用人不当呢，还是有意为之，还是实在选不出合适人选——在这个世界里除了桀骜不驯就是桀骜不驯。律劳卑当过海军，有过风涛经历，也干过畜牧业资本家，家底厚实，后来晋封贵族，典型的资产阶级成功人士。 在两艘军舰的护送下，经过五个多月的航行，1834年7月15日（道光十四年六月初九），律劳卑一行来到广东，先入住澳门。在此我们有必要为律劳卑这个新人介绍一下规矩：外商无事留澳门，有事进省城，澳门和省城间来往要先请红牌（通行证），凭牌乘专门船只出入；大班与总督间沟通必须经过行商转达，必须用以下对上的禀帖形式；外商主要待在商馆里，不得随意外出、不得随意与外人接触、不得带妇女、不得坐轿子……当然，只要律劳卑低调做人，不惹事生非，不公开挑衅，这里的日子是优哉游哉的。 但律劳卑是英王任命的外交代表不是公司大班，是官不是商，官就要有官的派头、官的威风，他来了就是要破这些规矩，创立自己的规矩，他要用西方文明的派头破除东方古国的老套子。他要破的第一个规矩就是不请红牌，坐自家船只，带着随从，直入广州，进入商馆区，与自家队伍会合（7月25日）。从虎门到商馆区有无数官兵和关卡，但无人敢拦，无人敢管。事后律劳卑在信中向外交大臣夸耀道，广州有四万军队，并发出四道谕令“恳求”他离开，但“他们对我没有护照或未经允许登岸一事”毫无办法，“假定有一名中国人或任何其他的人在类似情况下来到白厅，阁下将不会允许他'闲游’，像他们曾经允许我那样。”看来他此时破的不只是中国的规矩，连西方的规矩都破了，因此他狂喜不已，有理由鄙视天朝大国。 不过，他要破下一个规矩——跳过行商直接与总督沟通，并用平行文体而非禀帖与总督沟通——却没有成功。26日，他的秘书在广州城门外待了三个小时，也未把信送给总督。这是一次公开的外交行动，广州城门外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围观者自是不少。期间有行商表示愿意单独或与官员共同把书信呈交总督，但遭到一口回绝，律劳卑这次态度坚决，绝不假手行商这个中间人。不过，这个规矩值得一破，我们支持律劳卑用西方平等外交礼仪取代天朝以上对下外交礼仪。但话又说回来，礼仪不过面子而已，内里却是外商利用清王朝的软弱大得肆意妄为的实惠。 当然，要面子的同时，广东当局对律劳卑的到来，自然还是以不得罪人、不惹是生非为原则，怀柔宽大。总督卢坤说，念律劳卑初来乍到，不懂规矩，就不加深究了，令他在广州忙完后还是回到澳门为好，同时律劳卑有什么要求，也可以向总督禀明，但一切必须经过行商转达，按规矩办事，而改变规矩必须由皇帝裁定，总督是没有这个权力的。卢坤对外商按君子之道行事，动口不动手，没有搞任何暴力驱逐之事，而又严令行商们立刻向律劳卑“详明开导”，若事情办不妥，严惩不贷。这下可苦了行商们，这律劳卑乃是一大爷呀，一点不好伺候，根本不听话，他们是左右为难，干脆弃财免灾吧，于是8月16日主动停止了中英贸易。卢坤对行商主动配合官府之举表示赞赏，同时觉得此时停止贸易有些为时尚早，因律劳卑一人而停了大家的生意也不合适。 同时，卢坤也觉得为了把律劳卑这尊神送走，光靠商是不行了，官也得出动了，于是8月23日和28日，他派出两拨官员会见律劳卑。现在律劳卑已然摸清了广东当局的底线，知道他们不能把自己怎么样，于是他的架子就摆得更大了，气焰就更嚣张了，他或者拿双方会见的座次说事，或者拒绝通事传话，于是两拨官员就因这些枝节问题连他面都没见上。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律劳卑是借着争面子来争里子，他正在用他的桀骜不驯测试清朝官员的软弱程度。他感觉自己在短短一个月内就已摸清了清王朝的底细，狂妄地宣称“该政府太不足挂齿了，只能够当作怜悯或嘲笑的对象加以看待”。他自以为是地认为可以利用清朝内部的官民矛盾和满汉矛盾达到目的，“中国人非常渴望与我们进行贸易；满族的总督们不能够理解此事。如果皇帝拒绝我们的要求，便应提醒他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入侵者；通过满足他的人民的愿望以保住他的皇位，将是他的良好的策略。”于是，他认为巴麦尊给自己的训令落后于形势了，应该给予他更自由的授权，让他更大胆地行动，只要几艘军舰和几百军队就足以唬住清朝皇帝，只要自己振臂一呼，中国老百姓就能站在他这边，他还私下里从印度调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他在刁难广东当局的同时，也没闲着，一方面把英商团结起来，成立英侨商会，和自己一个鼻孔出气，以防中国官商的分化瓦解；一方面四处贴告示，大肆污蔑广东当局，大肆渲染自己受到侮辱，看看自己振臂一呼的效果如何。但是广州的士绅百姓根本不给律劳卑的面子，他们比官府强硬得多，怒斥律劳卑这个“不法番奴”“擅自胆敢闯关，任意出入，大干例禁”“以国法恭请王命，斩枭示众，以儆刁风”——几千年传统文化熏陶下的百姓岂是这个“不法番奴”所能撼动。 好了，现在连官府也要强硬起来了，不能再任这个律劳卑闹腾下去了，自己一再忍让，其目的是息事宁人，现在越忍事越大，就得改变策略了。经过反复磋商，9月2日，广东督抚联合发出告示，历数律劳卑乖谬执拗之处，官府已仁至义尽，不得不断绝与英商的贸易。随后对商馆的供应也断绝了（当然私下里还可以继续供应），买办、通事、杂役等各类服务人员也从商馆撤出。由此英商非但买卖做不成了，后勤保障也成问题了。当看到商馆也贴上了广东当局的告示，律劳卑气不打一处来，上前就把它撕了，蛮横之性尽情展示，守在旁边的官兵也没敢阻拦，任他再愤怒一把。 同时，律劳卑决定铤而走险，派军舰冲入虎门，给广东当局来个压力测试，看这招能不能唬住它，彻底翻盘。虎门外早就有两艘英舰待命，广东水师密切关注这两艘军舰，不断报告其行踪。9月7日，两艘军舰气势汹汹向虎门冲来，随即双方接战，展开炮击。从虎门到黄埔广东水师设置了许多炮台——接下来介绍鸦片战争时我们还会详细介绍之，这里大家只需知道这场战斗主要是军舰对炮台之战。战斗持续了几天，英舰受了一些伤，死伤了一些人，但还是冲破炮台阻拦，冲到了黄埔。这是英舰第三次冲入虎门，看来只要它敢冲就能冲进来，我们重重叠叠的炮台几乎不能把它怎么样。 现在一石激起千层浪，本来是我们想给人家个厉害，结果人家来了个大反杀，事情又闹大了，卢坤的日子一下子就不好过了。此前卢坤也向皇帝汇报了律劳卑的事，道光帝见办得不错，没把事闹大，“不失国体而免衅端”，也就没进行干涉，而是通过其他途径了解事情的进展。现在，兵船闯进来了，消息很快传到皇帝那里，严厉的批评也跟着就来了：“看来各炮台俱系虚设，两只夷船不能击退，可笑可恨！武备废弛，一至如是，无怪外夷轻视也。”严厉的惩罚也跟着降临了：卢坤摘掉顶戴花翎，革职留任，戴罪立功，一批尸位素餐的水师官员被撤职查办。 当然，卢坤也不是吃素的，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四万官兵动起来了。大石、沉船、木排、木筏封锁江面，堵其来路，截其后路；设木闸，守炮台，预备一百多船只，藏放燃火之物，暗作火攻之计；沿江沿海加强防守，布下天罗地网——反正奏折上说的是天花乱坠。当然效果是有的，敌人再桀骜不驯，也只有两只船，面对严阵以待的官兵，想蹦跶也蹦跶不起来，除了束手就擒，别无选择。 律劳卑的日子彻底不好过了，折腾了一场，一无所获，贸易断绝，商馆断供，贸易旺季马上到来，后续上百艘船将要进港贸易，再这样下去，他将成为众矢之的。恰在此时，他的身体也不支持他的桀骜不驯，大概水土不服外加操劳过度，他得了疟疾，一病不起。英商内开始分化，一些人与行商私下沟通，谋求转圜，替律劳卑“认错乞恩”，寻找能照顾各方面子的借口。“律劳卑自认因初入内陆，不知例禁……兵船实因护货，误入虎门。今已知错误，乞求恩准下澳，兵船即日退出，求准出口……损伤炮台，深知悔错，即当修复，惟求恩准”。卢坤一看时机成熟，该见好就收了，不宜穷追不放，更不能刀兵相见，闹得不可开交。于是，一方主动认错，一方批评教育，然后向皇帝发一个总结报告：“第我皇上怀远以德，抚驭外夷仁义兼尽，玩则惩之，服则舍之，从不为已甚之举……律劳卑既已认错乞恩，众散商节次吁求，自应宽其一线，逐令出口，俾夷番震慑之下，仍感天朝仁慈宽大之恩。”最后朱批曰：“始虽失于防范，终能办理妥善，不失国体，而免衅端，朕颇嘉悦，应降恩旨。” 好了，皆大欢喜，完满收官。9月21日，律劳卑及其两艘军舰灰溜溜地离开广州，退回澳门。沿岸人民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庆祝胜利。律劳卑怒气冲天，病情愈重，10月11日逝世于澳门，结束了他为资产阶级进取的一生。而卢坤则赏还花翎，官复原职，不过卢坤也从此事得出深刻教训，对这桀骜不驯的夷人，还是能不得罪尽量不得罪，因此后来道光帝再次询问鸦片趸船问题时，他给出了不宜触碰这个马蜂窝的结论。 当然，也不能说清朝方面没从这件事上吸取制度上的教训，首先针对这次事件，广东当局又制定了防夷新规八条，重申了过去的章程，进一步扎紧天朝封闭自守的笼子。其次重振广东水师和海防，撤换了一批无德无能、不理军务的军官，任命良将关天培为水师提督，他到任后，亲驻虎门，增铸炮台，督练水师，使珠江口的防务焕然一新。 律劳卑死后，自是有人发出要为他报仇的不平之鸣，借此向清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但律劳卑的鲁莽之举没有得到英国当局的认可，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也都认为他是咎由自取。继律劳卑之后，德庇时、罗宾生相继接任商务监督，他们原是律劳卑的副手，是东印度公司的旧人，对律劳卑的做法不太认可，因此一上台就奉行所谓的“沉默政策”，即不与广东当局接触，不惹是生非——与广东当局接触，难免自降英国官家的身份，若据理力争，又会闹起来，不如不接触的好，广东当局自然更不会去招惹他们，无所事事才是最佳状态。大家不相往来，彼此相安，无所作为，反而造就了贸易繁荣，日子红火，而繁荣和红火进一步巩固了彼此相安、无所作为的局面。 当然工业资本家、鸦片贩子等侵华急进派依然会不时叫嚣一番，试图打破这种局面。在这种叫嚣下，1836年底，罗宾生被撤职，义律担任商务监督。义律比前任积极一些，主动与广东当局接触，不过以自降身份为代价。他经过不懈努力，在与广东当局接触中取得了一些小进展，比如封禀进事（以前进禀帖不能封口，行商可以看）和紧急情况下不用请红牌即可进入广州城等，但天朝礼仪的基本面纹丝未动。 三、“阿美士德”号侦察事件巴麦尊给律劳卑的训令里有一项是勘察中国沿海，这显然是一个带有战争意图的任务，是为了将来可能爆发战争做准备，此乃两手准备，目前讲和不能忽略将来搞战。其实，这项任务早在东印度公司时期就做过了。1832年2月到7月，在东印度公司资助下，胡夏米、郭士立等一批侵略分子乘坐“阿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沿粤闽浙苏鲁直奉海面一路北上，直达朝鲜，然后返回，他们主要干了这么几件事： 一是侦察沿海经济军事重镇——南澳岛、厦门、澎湖列岛、台湾西岸、南日岛、福州、镇海、宁波、吴淞口、上海、刘公岛等，勘地形、测海道、察炮台、看官兵，对中国沿海形势查了个底儿掉，他们看到清朝官兵武器落后，战船低劣，海防松懈，也看到中国沿海良港众多，经济繁荣，舳舻相属，万里连樯，完全适合于侵略者的宰割。 二是他们登岸上陆，深入城乡，求见官员，接触百姓，还搞了一套印刷品，四处传发，声势搞的很是浩大，据说，“所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结交了几个朋友”，为将来的侵略笼络汉奸。哎，不对呀，我们清王朝除广州外，其他决不允许外人进入，他们岂能如此自由？事实上，他们的侦察活动一开始，有人已经奏报给道光帝，道光帝严令各地督抚、官员、兵弁立刻围堵，不许其上岸，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清王朝对待外人，只能行使君子之道，动口不能动手，如果再加上各地官员兵弁松懈怠惰、麻木不仁，这群侵略者的自由度就大多了。 他们把南澳岛的官兵、战船、炮台数量乃至它吃空饷情况查得一清二楚，南澳岛已经完全暴露在他们眼前；他们在厦门待了六天，游荡于沿海城乡，尽管官员兵弁盘问、驱离、监视，就是不敢动手，任由他们四处活动；他们深入闽江，到达福州，在县衙睡了一晚，照例四处活动，官员们试图限制其活动，他们就威胁把事情闹大，官员们吓得赶快撒手不管；在其它地方，同样他们是威胁加耍无赖，而官员们则只求自己的地盘平安无事，只求把这几位尊神赶快送走了事。也有要动真格的，两江总督陶澍要求登上夷船检查其是否携带鸦片，是否藏匿汉奸，“倘夷人胆敢抗违，即行多派水师弁兵，排列巡船，申明禁令，示以声威，靖其桀骜之气，庶外夷咸知儆惧，而洋政愈以肃清。”而道光帝当即批示道：“不必如此张皇，妄逞材能”，不可“别生枝节，致启衅端”。当臣下要求稍微从严处理时，道光帝马上给出他的不得罪人、不惹是生非的底线。 而道光帝处理此事的原则是“此事总以不准停泊销货为正办，再要明白交替，不可两省推卸”。于是他表面上严令围堵，不许北上，而各省实际上是各管一段，接续护送，水师官兵把尊神们送出本省，下一省就前来接替。如果水师确乎去围堵，尊神们迅速逃入茫茫大海，忽而又在下一省出现，于是道光帝实际充当了英国人侦察行动的护送队长。 侦察行动结束了，英国人拿到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将成为他们实施鸦片战争的重要依据。事情不是一两天造成的，早就在酝酿中了，只待时机一到，才似乎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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