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许乃济登场和驰禁严禁之争禁烟行动还在搞着，鸦片泛滥还在进行着，谁能把谁压倒呢？这就要看谁的后劲足、动力强、决心硬。卢坤向道光帝透露说广东有些人正在讨论是否改变禁烟政策，那么这些人就是以广东按察使许乃济为代表的一批人。30年代初的时候，许乃济、何太青、吴兰修等广东的一批士绅官僚就在私下讨论弛禁鸦片的好处，诸如要想禁止纹银出洋并非费力地禁烟，通过“罢例禁”“弛关禁”“听民间得自种罂粟”“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等弛禁手段同样可以实现。 1835年，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各省每年奏报禁种鸦片情况的制度被废止了，这似乎反映出道光帝禁烟热情的消退或信心的减弱。暗藏的弛禁派抓住这个时机，在1836年连上奏折，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先是御史王玥提出弛吸食之禁，说禁吸食导致“胥吏借端讹索，外夷暗中射利，流弊转多”，今后只禁兵丁不禁民众；紧接着许乃济上了两道折子，全面推出他的弛禁论。 许乃济观点大概如下：用烟禁愈严，食者愈众，危害愈大的表面现象宣扬禁烟无效论；赞扬过去鸦片允许进口易货交易，似乎没有导致漏银的好处，批评如今严厉禁烟反而导致鸦片走私，现银交易，漏银巨大；拿禁烟执法中的枝节问题说事，宣扬禁烟愈严，查禁愈力，胥役棍徒乘机勒索百姓，“良民受累者，不可胜计”，夸大禁烟法律的缺点，否定禁烟法律的有效性；宣称食鸦片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轻重，死就死了，完全无视人民生命，从根本上否定禁烟的意义；等等。害人者观点我们就不一一展现了，总归一点，唯有弛禁是解决目前漏银困境的办法。弛禁之法就是，开放鸦片进口，以货易货，同时禁止白银出口；继续禁止官员、士子、兵丁吸食，同时开放民间吸食；鼓励鸦片种植，替代进口。 许乃济的奏折一上，立刻在国内外传播开来，广州、伦敦几乎同步，鸦片贩子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广州许多中国名流都认为许乃济的奏折是奉皇上命令而拟的”“它是该世纪以来令皇帝重视的、最重要措施”“打破中国立法混沌和黑暗的点点微光”“煽成光芒四射的火焰”“既然皇帝朱批令广州官员妥议复奏，表明皇帝已经赞同”“鸦片合法化的直接结果将是刺激孟加拉的生产”。鸦片贩子们正在黄粱美梦中憧憬着鸦片合法化的美好未来。 道光帝看了奏折后，未置可否，而是交付广东当局讨论，提出意见，看来他继续犹豫着，但明显滑向弛禁一面。而两广总督邓廷桢收到上谕后，也倾向于皇帝会同意驰禁，而广州又是驰禁论发源地，他这个新任总督不能不受其影响，于是他更进一步，迅速拟出了一份弛禁九条章程，将许乃济的论点具体化。不过，他的奏折还没送到北京，严禁论的正义声音迅速而起，有力展开反击。紧随许乃济的奏折，礼部侍郎朱嶟、给事中许球、御史袁玉麟诸严禁派官员也连续上折，强烈地驳斥驰禁派观点的荒谬性和不可行，深刻指出其主张若实施，只会导致国家漏银越来越大，社会灾难越来越重，而绝不可能缓解危机。 针对允许鸦片易货进口，严禁派指出这完全不可行，以货易货，难保货物价值不对等，必然以银补偿，鸦片贸易巨大，我们的货物根本不足抵偿，他们实际上拿出商品经济铁律揭开驰禁论的错误之源。弛禁派一手拿着驰禁论，一手拿着禁银论，严禁派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我们如果能做到严禁白银出口，就能做到严禁鸦片入口，不能做到禁鸦片，就不能做到禁白银。他们旨在告诉驰禁派解决烟银问题的正途是严格执行既定法律制度，而非驰禁的歪门邪道。而鸦片贩子的目的就是用鸦片换白银，他们岂会服从以货易货制度，而必然会利用鸦片允许进口更大规模掠取白银，其结果是鸦片愈加泛滥，白银流失更重。 针对禁官弁士兵不禁民众吸食，严禁派指出这完全不可能，在社会上，官弁士兵只是少数，民众是大部分，前者来自于后者，两者不可分割，不禁后者，难禁前者，欲禁前者，必禁后者。若半禁半弛，政令不一，法出多门，必然一片混乱，彻底失控。弛禁者的这种论调完全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针对放开鸦片种植，严禁派深刻指出，目前中国人地矛盾尖锐，老百姓靠几亩薄田勉强养活自己，而鸦片之利，数倍于农，一旦开禁，人们必然趋之若鹜，“膏腴之区，且尽化为鸦片之壤，是夺农功而耗本计也”，必然加剧人地矛盾，加剧社会灾荒，彻底动摇国本。 针对驰禁派否定禁烟法律的有效性，严禁派一针见血指出，这绝不是法律的过错，而是执法者的过错，而弛禁论恰恰是执法者为掩盖自己的无能、推卸自己的责任而抛出的论调。“纹银之出洋，鸦片之入内陆，皆有例禁。惟地方官奉行不力……不责其奉行不力，而欲并例禁而弛之，奸民诚便，地方官诚可卸责矣。”“今日之弊，事事以办不动三字借口，而其尤为因循迁就者，莫如鸦片弛禁之议……凡为臣工，果恪遵严谕，事事求一实字，则天下断无办不动之事。为弛禁之议者……不能实力实心严行禁绝，遂倡此议，以图自便耳。”这精彩的论述无意间向我们透漏了弛禁论恰恰是封建王朝腐败腐朽、无力严禁的反应。 严禁派以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大声疾呼：弛禁就是伤风化、坏道德、绝民命、动国本之举。“鸦片流毒，妨财害小，殊民害大。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民贫尚可变，民弱无可救药。”“今天下人心之陷溺深矣……默者鸩于鸦片而浇漓莫返，臣尝思所以觉之之方而不可问”，但国家尚有禁烟之法，“良懦之夫终有所畏而不敢，俊秀之子当知其非而不为，岂但具文，而隐为防范者正不少也。若一旦废弛，朝廷不以为非，愚贱安知其失，明目张胆，公然贩卖吸食，久之藐视国法，竟如日用饮食之不可少而恬不为怪矣。廉耻尽丧，忌惮毫无，其有系于世道人心者，实非浅鲜。”“当此严禁之时，犹敢私相贩食，若明弛其禁令，公然行之，则父不能教其子，夫不能戒其妻，主不能约其仆，师不能训其弟。其已食者习为故常，其未食者争相仿效，靡靡昏昏，何所底极，是绝民命而关国脉也。”“天下之患莫大于一发而不可收，弛禁之令一下，海内必靡然从风。迨至禁已开，而害益烈，所谓纹银出洋诸弊，卒不能除，而且百弊丛生，日甚一日。然后悔弛禁之非，复思有以禁之，而起视天下，已成一积重难返之势，不禁则横流靡极，再禁则滋蔓难图，是又狃目前而贻后患也。”这一段段深邃的论述旨在告诉统治者唯有立刻警醒，奋发图强，努力禁烟才是人间正道。 严禁派不无忧虑地指出，外夷正在用鸦片弱民、弱官、弱兵，全面削弱我们，“借毒物以疲内陆，实属猾夷故智，今若竟为所愚，是虚捍卫而启窥伺也。”他们说，荷兰正是用鸦片诱使印尼人吸食，“蜂同争趋若鹜，失久遂疲赢受制，竟为所据。”而英国同样“初以鸦片入关，即有削弱中原之念”“彼国不食鸦片，而专欲毒害中华……其处心积虑，不堪设想。近者，夷船竞敢潜来各内洋游弋……窥探虚实，另有奸谋。”因此，对外国鸦片贩子，我们要敢于强硬，坚决驱逐，并告知其国王，如若再贩鸦片，必严惩不贷。如果我们仍“恐生边衅……迁就因循，内陆财力必至日行消耗，及至民穷财细，万一有事，何以御之？与其竭蹶于将来，不若图维于今日。况理直则气壮，该夷不敢存轻视之心，庶无所施其伎俩矣。”他们已经把鸦片与安全外交问题联系起来了，要求强硬起来，坚决起来。另外，他们再次指出伶仃洋趸船问题，要求采取严厉措施，并指名道姓地说出了几个出名的外国鸦片贩子，要求查拿拘守，将其驱逐。 好了，这严正之高论，字字珠玑，句句铿锵，态度鲜明，立场坚定，说理充分，将驰禁论批得是体无完肤，令游移的道光帝耳目一新，思想一震，立刻惊醒，驰禁论完全是害人害己，必须坚守严禁之道，因此，没等邓廷桢的弛禁章程到来，他就立刻改弦更张，一道道严谕梯次而下：著邓廷桢“议奏查拿贩烟之奸商”“随时稽查纹银偷漏”“切实杜绝纹银出洋毋得徒托空言”等。邓廷桢作为一位忠君思想浓厚的官僚，紧跟道光帝的步伐，道光帝转向严禁，他也迅速调整自己的方向，认真展开禁烟行动。 严禁与驰禁这一番较量，反而教育了统治者，使统治者进一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进一步提高了行动主动性和积极性。统治者守住了自己的统治底线，守住了自己的天地良心，也孕育着解决鸦片问题的更大决心。 进入1837年，道光帝明显有加大禁烟力度的趋势，本年的禁烟工作集中在鸦片趸船、快蟹窑口、白银偷漏这几个核心问题上。照例监察官员发起动议，道光帝推动督抚们行动。现在鸦片贩子们已经跳出广东一隅，向整个东部沿海扩张。道光帝不但要求广东加强行动，也要求沿海各省一体行动，全面严查，不给鸦片贩子可乘之机。现在监察官员紧抓鸦片趸船、快蟹窑口问题不放，而在邓廷桢领导下，广东方面也有更大行动了，捉拿了一批快蟹，捣毁了一批窑口，缴获上万两白银和数千斤鸦片，水师巡查不断，全年保持禁烟的高压态势。窑口快蟹们的走私大受影响，不得不有所收敛，于是大鸦片贩子查顿绝望地叫道：“由于当局防范极严，洋药市场一天不如一天”“伶仃船上的交货……寥寥无几”“我们正用尽一切办法用欧洲船只将货物运往沿海岛屿间去销售。”这时候，鸦片贩子们开始用自己船艇取代快蟹直接向岸上运输鸦片。 至于鸦片趸船问题，由于处于在监察官员的不断追问和道光帝的更有力督促下，广东当局不能不有所行动了。实际上，去年的时候，根据严禁派的指名道姓，邓廷桢就要驱逐查顿、颠地、化林治等几个鸦片贩子——不过不是以鸦片贩子而是以英商的名义搞，理由是他们在中国待的时间太长，贸易料理完必须回国，而他们在行商的协助下继续拖延日期，最后离开中国这件事也不了了之。现在义律走马上任，成了商务总监督，邓廷桢则试图利用他驱逐趸船。邓廷桢又是指责不作为，又是批评不负责，又是要求向英王说明趸船事情，又是拿停止贸易作威胁，迫使义律就范。但义律也是从资产阶级闯荡的风浪走出来，而比律劳卑更稳重，轻松化解邓廷桢的一切施压：他或者宣称自己作为商务监督只管正规贸易，管不了走私贸易；或者宣称自己无法向英王禀报此事，因为尚未与中国官方建立平等直接的交往礼仪；或者借口不能接受禀帖和行商中介的交往方式，直接躲到澳门，也玩起了“沉默政策”。而为了鸦片的事情，邓廷桢不得不满足义律的要求，适当调整了一下交往礼仪，首次在下达给外国人的谕令上盖上官印，以方便义律可以传给本国政府。这种自我封闭和虚骄无用的交往礼仪就是个障碍，不接触，不交流、不得罪，如何解决问题？ 邓廷桢最终没有胆量触碰趸船问题，也就不能把义律怎么样。当然这段时间也不能说没有收获，随着对趸船监视的加强，其数量、样子、活动范围、活动规律基本被摸清，就差采取行动了。而义律也并非觉得自己的日子很轻松，年初的时候他还以为清政府加强禁烟行动只是一阵风，对鸦片贸易合法化还怀着痴心妄想，到了年底，他知道合法化基本是一去不复返了，因而不无忧虑指出长此以往，英国整个东方贸易体系堪忧啊。伶仃洋上的抓捕行动越来越猛烈，他要求英国政府从印度派一艘军舰过来，给岌岌可危的鸦片贸易打打气，给清政府的禁烟行动施施压。他更大胆的想法是，既然邓廷桢让他向英王说明趸船事情，英国政府不如乘势派一名特使和几艘军舰，与中国政府展开强硬谈判，或许事情能有转机。外交大臣巴麦尊给他的回复是，从印度派军舰可以，派特使不行，还正儿八经地宣称英国政府对非法贸易不予保护——巴麦尊的表态只是表明目前动真格还不是时候。 二、黄爵滋和中国禁烟运动高潮到来1838年以黄爵滋及其《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载入禁烟史册。黄爵滋曾经也是一位监察官员，时任鸿胪寺卿，为人正直，“以直谏负时望，遇事锋发，无所回避，言屡被采纳。”他早就关注鸦片问题，也不断上奏揭露鸦片罪恶，提出解决办法。随着鸦片问题愈益严重，他的思考也在深入，最终凝结成了《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这本出名的奏折。奏折在阐述了鸦片危害、白银流失、禁烟措施、禁烟困境后指出，尽管我们采取种种措施，但禁烟依然效果不佳，为何呢？“臣谓非不能禁，实未知其所以禁也。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也就是过去禁烟严治供给端，今天我们要改改规矩，重惩需求端，这才是禁烟的根本出路。过去惩治吸食罪至杖责徒，这不足以迫使吸食者戒断毒瘾，唯有实施最严厉的惩罚——处以死刑——才能实现这一点，本奏折也就以对吸食者处以极刑而震惊天下。 当然，奏折还提出一系列配套措施确保这项惩罚有效发挥作用，比如为了防止波及无辜，可以采取熬审之法辨别吸毒者；可以给予一年戒毒期，吸毒者慑于极刑威胁主动戒毒，从而真正判处死刑者也许没有多少；利用保甲，居民相互监督，揭发有功，包庇连坐；官员吸食罪加一等，包庇属下吸食严加议处，而实心任事，积极禁烟，予以鼓励；加强宣传，“使天下晓然于皇上爱惜民财保全民命之至意”等等。 他也向皇帝憧憬了采取这些措施的巨大效果：“在谕旨初降之时，总以严切为要，皇上之旨严，则奉法之吏肃；奉法之吏肃，则犯法之人畏。一年之内，尚未用刑，十已戒其八九，已食者竟借国法以保余生，未食者亦因炯戒以全身命。此皇上止辟之大权，即好生之盛德也。” 黄爵滋奏折的另一不同凡响之处就是道光帝给予了它特殊的待遇：奏折无疑又震动到了他，他决定分发各省，令各省督抚展开讨论，各抒己见，妥议章程，拿出自己的办法，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掀开了一场禁烟运动的大讨论，乾纲独断的皇帝如今也需要一场大讨论来坚定自己的禁烟信心。 这场大讨论持续了三个多月，各省覆奏陆续到位，督抚们站在各自的立场和角度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场大讨论不应只看做是对黄爵滋奏折的讨论，更是一次对鸦片问题的全面讨论。方方面面都谈到了，里里外外也都清理出来了，道理越讲越明白，问题越看越清楚，办法越想越全面。鸦片毒害、白银外流不堪设想，已是无可争议的共识；从趸船到窑口、从兴贩到烟馆、从贩毒到吸毒，鸦片这笔账大家都已经算得明明白白；从杖责到徒流、斩绞，各种刑罚都已经用到了鸦片上；从官员到民众，从兵营到民间，从失察到包庇纵容，对鸦片的人和事，大家更是搞得清清楚楚。 对黄爵滋的解决办法，有同意的，有反对的，同意有同意的道理，反对有反对的理由，辟以止辟、刑期无刑、火烈民畏、情罪持平、轻重合宜、明慎用刑、好生之德等中国传统法制思想都被拿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围绕黄爵滋的办法，大家又拿出了自己的办法：对吸食者处以极刑，对兴贩、烟馆、囤积、运输、种植等同样要极刑对待；对鸦片罪犯要情罪持平、轻重合宜，吸食、兴贩、烟馆、囤积等以其危害性给予相应处罚；重在执行而非修改律法，重治法更要重治人，严查失察包庇纵容官弁；解决鸦片问题依然是拔本塞源，清源绝流，首治广州口岸，其次各省窑口、兴贩、烟馆等；解决鸦片问题还要收缴烟枪烟管、配制分发断瘾药物、完善保甲制度、驱逐外洋趸船等。 问题是明摆着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在眼前，关键是我们拿出多大的勇气去解决问题。这次大讨论不只是一个找问题、想办法的过程，更是一个统治者自我教育、自我升华、自我加强的过程，是一个树信心、鼓勇气、强决心的过程。热烈的讨论展开了，强烈的氛围造就了，更强的勇气建立了，行动也就更猛烈地展开了。这就是这场大讨论的价值所在。 1838年是热烈讨论的一年，更是激烈行动的一年，清王朝禁烟实绩猛烈上升，真正的禁烟高潮到来了，道光帝发起了大讨论，也真正有力领导了这场禁烟高潮。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广东到奉天，从沿海到内陆，禁烟运动全面铺开。各省督抚们积极动作，虽然谈不上零容忍，也许为了国家安危和人民苦难，也许就是为了讨好皇帝，但都努力了一把。 直隶总督琦善根据皇帝指示，积极行动，连破大案，在天津口岸共缴获18万两鸦片，合1.1万斤之多，相当于一百多箱（按1箱100斤算），他还汇报这些鸦片来自广东，有一部分可能运往奉天，道光帝立刻指示广东和奉天方面采取行动，围追堵截，不给烟犯可乘之机。山东巡抚经额布也不含糊，积极出击海面，先后缴获鸦片2.4万两（合1500多斤）。在江苏，总督陶澍和巡抚陈銮亲自督导，战绩不菲，缴烟7万多两（合4000多斤）。福建方面不断出击，抓获80多名烟犯，大破走私网，整肃沿海秩序，局面不断改善。当然，战绩最大的还是广东，捣毁窑口，收缴快蟹，破获两百多起烟案，抓获七百多烟犯，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快蟹扒龙的走私方式几乎绝迹，全年缴烟24万多两（合1.5万多斤）。广州城内，禁烟活动也蔚然成风，断瘾之药，廛肆通行，民间劝善之文，城乡遍贴，不少吸食者在舆论的压力下，自动毁弃烟土烟具，群众性禁烟运动正在展开。 除了上述战绩外，清政府禁烟行动还有如下方面：一是湖北、湖南、山西、贵州等内陆各省也积极执行禁烟政策，涌现出不少优秀官员，收获同样不菲。二是监察官员们也没闲着，或出谋划策，提出新的禁烟方案，或指名道姓直接揭露各地的鸦片窝案，而很多时候正是在御史们的揭露下才行动的。三是沿海各省在道光帝统一指挥下，形成一定的联动机制，一省查获烟案，涉及另一省，道光帝马上要求另一省立即行动，速战速决。四是商贩们利用国内贸易进行沿海鸦片走私，广东商人载着正规货物出海后向鸦片趸船购买烟土，然后北上运往江苏、天津、奉天等地，而所破获的大案要案皆源于此，基于这种情况，广东、江苏、直隶先后制定章程，从严控制沿海贸易，堵塞这一漏洞。五是许多省份在破案禁烟的同时，也利用高压态势，宣威晓谕，鼓励百姓自首，主动上缴烟土烟具，同时配制分发断瘾药，实施对禁烟的综合治理。六是道光帝积极奖励禁烟有功人员，鼓励官员们再接再厉，同时对失察包庇纵容和吸食鸦片的官员严惩不待，这类奖惩上谕充斥于道光十八年的档案中。只要表现好的，他不吝奖赏，只要表现不佳乃至以身试法的，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七品芝麻官，他基本上是严惩不贷，绝不姑息。他旗帜是鲜明的，努力是真诚的。历经这段时间的禁烟实践，道光帝感慨道：“各省鸦片烟渐染日深，流毒甚巨。倘该地方官早能认真查缉，净绝根株，何至锢习相沿，浇风日炽。”他勉励各省督抚“务当振刷精神，力祛积习，勿生观望之心，以副朕意”“趁此整顿之时，同心合力，不分珍域，上紧查拿，毋得稍形松劲。” 在全国禁烟高潮的如火如荼中，道光帝又做出了三项决定性行动：一是罢斥驰禁派首领许乃济：“鸦片烟流毒内陆，官民煽惑，传染日深……许乃济奏请弛禁，朕即以为不得政体……朕于此事，深加痛恨，必欲净绝根株，毋贻远患……许乃济冒昧溃陈，殊属纰缪，著降为六品顶带，即行休致，以示惩戒”，表明他要把禁烟运动搞下去的决心。 二是在全国大讨论的基础上，命令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宗人府会同讨论，制定一部清王朝禁烟根本大法——《钦定严禁鸦片条例》。这部大法于1839年制成，总体体现了“全”和“严”的精神，凡是犯了鸦片罪的，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不论窑口、开馆、兴贩、种植与吸食，一律从重治罪，所治之罪不是斩立决就是绞监候，对于吸食者给予一定宽限，基本体现了黄爵滋意见的精神。 三是——也是最关键的一招，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第一线处理鸦片问题。道光帝是农历九月二十三日召林则徐进京，十一月十五日下达钦差大臣任命，十八日的上谕进一步明确了林则徐的职责，要求广东当局通力配合，并再次表达了自己解决鸦片问题的决心：“朕因近年来鸦片烟传染日深，纹银出洋，销耗弥甚，屡经降旨，饬令该督等认真查办。但锢蔽日久，恐一时未能尽行破除。若不清查来源，则此患伊于胡底。昨经降旨，特派湖广总督林则徐驰赴粤省查办海口事件……林则徐到粤后，自必遵旨，竭力查办，以清弊源。”“邓廷桢统辖两省地方，事务殷繁，若专责以查办鸦片以及纹银出洋，恐顾此失彼，转不能专一心力，尽绝弊端。现派林则徐前往专办此事，该督自当益矢勤奋，尽泯畛域。应分办者，各尽己责；应商办者，会同奏闻。趁此可乘之机，力救前此之失。总期积习永除，根株断绝，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 林则徐，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清王朝解决鸦片问题的真正脊梁骨。他出身贫穷知识分子家庭，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进士及第后步入仕途，先后在多省担任过考官、监察御史、按察使、布政使、河道总督、江苏巡抚等职务，1837年升任湖广总督。他为官清廉，才能卓著，信念坚定，意志坚强，在河政、漕政、盐政、吏治、农业、救灾等王朝大政上皆有建树。他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王鼎、陶澍等经世致用派的学者和官员交往甚密，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他对鸦片流毒深恶痛绝，坚决支持黄爵滋的主张，提出非常时期行非常之法，方能“力挽颓波”“永绝浇风”。在湖广总督任上，他同样积极作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既追查鸦片犯罪，也宣威晓谕，配制分发断瘾药物，引导民众主动投案，主动戒烟，洗心革面。通过这些措施，湖北作为内陆省份也取得了缴获烟土一万多两和烟枪一千多杆的成绩。在禁烟行动中，他既认识到重刑严惩对改善局面的效力，也感受到民众对禁烟成效的期盼，“并有耆民妇女在路旁叩头称谢，据云其夫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等语。是其父子家人平日所不能断者，皆恃国法有以断之……可见民情非不畏法，习俗大可转移，全赖功令之森严，始免众心之涣弛。”在道光帝的人才库中，林则徐无疑排在第一位的，他对林则徐的认识和考察不是一天两天了。当年林则徐在监察御史任上弹劾琦善治河无能而被迫辞官时，是他令其官复原职的。而林则徐五十三岁就当上湖广总督起码在汉族官员里是凤毛麟角的，可见道光帝对他的赏识。 林则徐在离京赴粤前多次被道光帝召见，他们讨论的问题涉及加强海防和向英王檄谕的问题，而任命钦差大臣的上谕有让其节制广东水师的内容、他所办理的事务被称为“海口事件”以及道光帝对他能根除鸦片问题的期望等等，表明道光帝已经允许或要求林则徐解决鸦片趸船问题。只有代表他的人并获得他的亲口许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此时此刻京城舆论场是复杂的，有支持林则徐的，也有侧目于他的。对他被皇帝委以重任和受到如此恩宠，有羡慕嫉妒恨的，对查办“海口事件”能否引发边衅，有议论纷纷的。也有担心林则徐前途命运的，现在他有皇帝背后撑腰，自是无虞，但这一撑腰能持续多久，是个大大的疑问。道光帝无力扭转王朝腐朽颓势，让鸦片问题肆虐十几年，以至于积重难返，如今他有持续的勇气和决心根除这个问题吗？敢冒挑起边衅的风险吗？统治阶级中的正直人士自是希望国家能乘此机会重整乾坤，希望林则徐马到成功，而他们的担忧也不无道理。承担大任时，林则徐自身也有一种“乃蹈汤火”“入于坎窞”的感觉，“侍恐一经措手，而议者即以边衅阻之”，也有打退堂鼓的意思，但皇帝如此信任自己，王朝弊病又如此严重，自己“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惟有竭其愚，冀为中原除此巨患，拔本塞源”。 最后说说禁烟高潮中外国鸦片贩子们的反应。在强大禁烟压力下，广州的鸦片行情一路走低，由过去一箱一千多元降低三四百元，尽管鸦片还从印度不断运来，但卖出去却困难重重。查顿、马地臣等大鸦片贩子继续用自家快艇不顾一切向广东沿海输送，一些胆大妄为者穿过虎门再次把鸦片送到黄埔，不过这片泛滥之势没持续多久。广东当局进一步加大压力，展开更大规模搜捕，到1838年底，鸦片贩子的日子彻底不好过了，“看不见一支烟枪，一个鸦片零售商了……没有一个人打听鸦片，查禁一天比一天普遍”“我们的洋市场已经经历了一次全盘的革命……变化必定会发生，但究竟是怎样性质的变化，却无法预卜。”当然广东当局继续不敢触碰鸦片趸船，对鸦片贩子们的快艇也不敢太过严厉，虽然抓了几个，但只把船主驱逐了事。它只能用另一种方式警告外国人：在澳门和广州商馆广场上处决国内鸦片贩子。在商馆广场行刑时还引发了一场骚乱：一群外国水手试图阻止行刑，对刑场展开打砸抢，围观群众群情激奋，冲了上去，并对商馆展开攻击，外商们惊恐万分，最后还是官府平息了骚乱，这是禁烟运动高潮下群众自发行动的一幕。 身在澳门的义律听说骚乱后，又产生了带兵冲入虎门的冲动——尽管冲动最终没有转化为行动。这段时间，鸦片问题让他闹心不已，烦扰不断。他厌恶的是清政府越来越严厉的禁烟运动，他烦恼的是鸦片贩子们肆无忌惮用小艇输送毒品而与清政府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对抗，他担忧的是长此以往前途不妙。但他又无可奈何，英国政府依然宣称不支持本国臣民的非法行动。在给巴麦尊的信中，有时他也表露一点正义之心，承认英国东方贸易与鸦片搅在一起绝非幸事，自己作为英国官方代表公开支持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合适的。商馆骚乱后，他还把外商兼鸦片贩子们召集在一起，要求他们该收手了——在广东当局强大压力下，不收手也不行了。当然，这不意味着义律就不替这帮人说话了，形势有高潮有低潮，低潮时就得夹着尾巴做人，暂避锋芒，等待时机，而他也坚定表态，如果清政府的禁烟行动“威胁到从事这些职业的女王陛下臣民的生命”，那他也会“对这种激烈措施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坚决对抗清政府的禁烟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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